《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是一本由胡宗刚 / 夏振岱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5.00元，页数：32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读后感(一)：雁过长空

“雁过长空，影沉寒潭。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还端的也无？”

我知道静生生物调查所这个名字是在96年某月，在当时，我以为北京还有一个动生生物调查所。

通过阅读《编纂史》我了解到，《中国植物志》这部书非出不可，就像地主家的房契和账簿一样，非有不可，而且非中国人在自己家里自己写不可。这是《中国植物志》出版历时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植物志》这种书是资本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代表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必须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才能出现，而且会自然而然出现。《本草纲目》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这是《中国植物志》出版历时这么久的原因之二。

《植物志》这种书在自然的树木花草和智人创造的语言文字之间制造了一个锚定关系，是人为的一个框架，他是为了服务于智人的经济活动，因此他是会过时的，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对活生生的自然的认知会有更便捷的工具，成本更低的工具，人人都会成为博物学家。

《中国植物志》颜色绿绿的，就好像过去一个个单位的油漆大铁门，从街道上无法看到里面。《编纂史》像一扇窗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

一整套大书冷冰冰的排在书架上，像一个筒子楼。这个楼和一个一个盖楼的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编纂史》在上面架了一座桥。非得有一个局外人来架这座桥不可。

因为《编纂史》与《中国植物志》完全面向不同的人，想要了解历史事件中一个个个体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可以在其中挖掘到自己需要的证据。不过，凡是以“史”为题的书往往会给人以错觉，“书中一日，地上千年”。应该警惕这种错觉，以想象力体会那些一个个个体漫长的经历，唯有如此，个体才可能变得有一点点意义，个体才能凝聚为“集体”。

思想史的评论没有包含在《编纂史》内，但是似乎也没有必要为一个突变族群单开一门生物学思想史吧？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读后感(二)：《中国植物志》编纂最大的绊脚石——运动

11月份看到《中国植物志编纂史》出版的消息，很是激动。《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这两套大书(还有套《中国孢子植物志》)是很多热爱自然、热爱生物的人很喜欢的书。不过卷帙浩繁，我至今未见过实体书的全璧。

我原本猜想书的内容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们通过攻克各种学术难题，经过几十年努力，然后完成《中国植物志》这么一个理想的历史。

但是事实很不一样，我越读下去就越发现，我国完成《中国植物志》这部学术巨作的最大障碍不是学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且《中国植物志》还存在诸多问题，并非不刊之论，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也不是学术的发展，而是政治运动。

书中有一处，1962年耿以礼想购入美国《禾本科植物索引》一书(此书价高)。先是外文书店不管，后是耿以礼的外国友人惠赠此书却被举报。此中波折让人心酸。1962年还不是十年浩劫的时候，美国的《禾本科植物索引》上能有帝国主义？我们的科学家被整成这样，简直是一种耻辱！

本书作者对胡先骕先生很有研究，自然有篇幅提到胡先骕等民国老前辈们在新中国的待遇。一群自然科学家，研究植物分类学的，这些和政治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学者，本来能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却落了不好的下场。

咱们《中国植物志》的主编吴征镒的贡献是大，新闻报道上也都是正面的，还获得过极高荣誉。但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对于前辈是否有愧？前辈们的工作只有部分卷册里的“献给XXX”是否让前辈寒心？

读者可以在书中对照一下结束前和结束后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史，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咱们的科学家们实在是一批很容易养活，为了学问很有牺牲精神的人。我们的政府在从前不但不能大力推动学者们的工作，居然是在大力破坏学者们的工作。20世纪和以前的世纪都不同，整个人类的发展是指数型的，我们在近代已经落后了一大截，结果又让运动耽误了几十年。中国真得输不起时间！咱们好好办，也许我现在接触的已经是第二版《中国植物志》了。

百家争鸣到引蛇出洞，这种阳奉阴违的事情，完全透支了学者们对政府的信任。刚刚建国的时候，植物所学术自由，没几天，党就是一言堂了。某人看了那么多年史书，却还是学了句践。

今时不同往日，政府应该搞清楚你们到底要用什么手段来取得人民、取得学术界。你们应该如何为人民服务。老路子是行不通的，像我昨天看到什么教育部副部长说的什么思想教育要月月讲，天天讲这种事情，一定是失败的。好好地把法制(中国法律系统的确在不断完善)、司法健全了，好好地支持科技(这方面今年中科院的大项目都不错)，好好地治理环境(雾霾)，好好得管管自己的行政效率……这些才是政府要做的。政府好好干，营造出好的环境。我们国家的学术论文才能不在国际上丢脸，外交才能真正硬气起来(而不是靠某人的嘴炮)。

我希望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遗憾的《中国植物志》，但是可以有一个我们少遗憾的第二版中国植物志数据库。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读后感(三)：摘记

但是，中国植物学在1949年重新组合时，则是力图切断历史，消除师承关系。对此所造成学术历史之断裂，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反思。 植物分类研究所在此过渡时期，制定的第一项集体研究计划(河北植物志)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新旧体制之间未能糅合贯通。科学研究本是研究者自由意志的体现，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当然在研究中需要通力合作，但此合作精神是在学术权威的领导之下，于无形之中形成。一旦形成，皆为同人自觉遵循。在过去之静生所、平研院植物所皆有这种合作之气氛，其工作未有年度计划，但是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朝着既定目标。今不利用过去之权威，而采取行政之方式，结果只能如此。新的领导者则把未完成任务归结为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未免将科学研究活动简单化。 此时“工作者”一词已运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各领域，将学术本有高低等级之分，予以取消，让处于学界高端之人，无自傲之语境，统为工作者。 专门委员都是1949～1950年专家调查中的得票领先者(尚在海外未归者除外)，只有极少例外者，即那些已经在科学院担任一定职务的党员科学家，如恽子强、陈康白、吴征镒等。他们或根本不在专家调查报告推荐者之列，或排名靠后，惟因工作关系，被聘为专门委员。这一做法，为后来选聘学部委员时仿效。 中国植物学会之成立完全是学者自发、由学者自行组织之科学共同体。(1933) 钱崇澍如此彻底、轻松地否定了过去，其实，也是在否定其自己及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仁所付出二十余年艰辛工作，不知所言有几分是出自肺腑。(指钱崇澍“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植物学工作者——中国植物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从科联颁发“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办法”，也可见其倡导的便是新科学。要求各学科重新组织成立学会，召开第一届会议，选举理事等。这些举措丝毫没有延续历史之义，无不昭示一切重新开始。由此或可推想钱崇澍之赞扬与唾弃，实是形式之使然。不过这种区隔历史的取向，至为笨拙，造成遗憾和危害可谓层出不穷。 1949年7月中国植物学会重新组建时，新政府对旧植物学尚予以肯定，仅一年时间，即转为否定。如此转变，说明新政府经过一年努力，已掌控对科学绝对领导权。与后来疾风暴雨式政治运动相比较，这种转变，或不足以道，无需细加分析。其实不然，正是主管方可以随意改变其言论，才导致其后许多事件的发生，直至亘古未有之“”灾难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其时，钱崇澍以所长名义所作讲话或所写文字，或者不是出自其手，而是由人代笔。只是主管方借重于他，以达到领导植物学界的目的。 最后由吴征镒运用其所掌握的唯物辩证法、矛盾论予以总结。 (思想改造运动)胡先骕最初之检讨被认为不深刻，避重就轻，属于“恶劣顽强抵拒者”，所以不得不再检讨。……胡先骕再次检讨时，被认为依旧没有进步，植物所在会前组织人员在会上对其进行批判。 这便是批判会的手法，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以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 胡先骕作第三次检讨。……此次他将众人批判他有法西斯思想、反苏反共反人民等问题都一概包揽下来，但他只讲了一个小时。……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深夜十一点半，开了八个半小时。散会后……胡先骕一路无语，可以想见其心情之沉重。……胡先骕被评为三级研究员，再次受到羞辱。 唯吴征镒在清华时是讲师，入中科院则为研究员，且定级时为三级研究员，连升几级，此中审批详情有所不知。 知识分子所持纯技术观念、为科学而科学、个人主义、宗派思想、亲美崇美等思想受到批判，其目的是树立起党所倡导的“人民的科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等。 检索表是识别和鉴定植物的常用之工具，其编制原理是基于对植物形态特征的对比，按照划分不同等级，选择一一对应明显不同的特征，将植物分为两类，然后在每类中再根据其他相对应的特征作同样的划分，如此下去，直至最后分出科、属、种。……尽管该项工作仅为读者提供科、属级的检索表，远不能解决植物定名的问题。但仍然不失为50年来中国植物调查研究的第一次总结，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打下一个良好之基础，对野外调查的工作提供初步定名的参考书，也满足了教学工作的需要。 1953年植物分类研究所已有了很大改观。首先，研究所在植物分类学之外所开展诸如植物生态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细胞学等学科逐渐壮大，研究所已属于植物学综合性研究所，故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当时，党和政府对科学研究指导方向是为生产服务。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 禾本科 2009年10月25日年已九十高龄之陈守良先生在其寓所接受笔者采访时云:当初钱崇澍选拔其与汤彦承追随耿以礼，即要求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跟随学习，并作了承诺。随后加入编写之人，亦以他们为榜样，只顾积极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禾本科图说》出版之后，有1万多元稿费，在其时，相当可观。但每个年轻人仅拿到百余元，也无怨言。其后，“”时期，耿以礼落难，有人劝陈守良出来就此稿酬之事，揭批耿以礼。但是，陈守良说:她没有理由出来，因为不为名、不为利是其当初的承诺。可见，其为人之忠厚。其实《禾本科图说》的编写，还是延续过去旧有之方式，才获得成功；而《豆科图说》采取的是不成熟的新的组织形式，所以导致其失败。 所以革鼎之后，许多科学家对新政府大力发展科学，备感鼓舞。……但是科学事业只能由科学家来主持，政府不能代替科学家，即使政府官员有科学背景，也不能取代科学家。学术有学术规则，行政权力不得干预。然而1949年成立的新政府，为发展科学，不仅仅是出资方，还是领导者，以其主张之方式，朝其确定之目标。如此一来，必然产生矛盾，即领导者成为行政官僚与被领导者为科学家之间的矛盾。但一直以来国家总是具有强大的力量，而科学家只是处于被领导、被改造的地位，故此项矛盾被长期淹没，更没有发生冲突。但是，以行政力量纠集人员从事集体研究，必然导致人的积极性下降，“大锅饭”盛行。在植物研究所开始实行集体研究之时，即已发生这类现象。其后，此类现象依旧存在，只是人们被不断的政治运动触及灵魂，这些现象也就不足挂齿。当政治运动结束之时，科学研究失去规范已久，而名利观念开始盛行，即有不愿作艰苦之研究，而愿获得一己之名利，只有投机之一途。此类现象在《中国植物志》编纂过程中，亦甚为突出。在追述其编纂历史之时，此类事件值得关注。 姜纪五来所之后，即形成以军转干部为主要领导，他们(指姜纪五与杨森)皆无学术研究经历，但对于知识分子甚为尊重。姜纪五之于所长钱崇澍，在所务会上曾言:“民主党派也要有职有权，不能让人家有职没有权，这个不行”。以后，凡是应该由所长签字决定的事，都要经钱崇澍同意后才能执行。杨森对待老专家，如有事总是自己到专家办公室去谈，而不是请人来其办公室。……由于这些措施之实施，姜纪五与植物所知识分子甚为融洽，获拥有较高声望，此后还吸引一些知识分子入党……当然，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命运不可改变，当新的政治运动来时，姜纪五仍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之所以大段引用这些档案材料 只是藉之可以大致明悉在社会发生根本转变之后，科学家们确切之际遇。虽各有不同，乃是为了适应新社会，各自采取策略之不同而已。他们之间只有轻重之差，而无本质之别。胡先骕乃真名士，在1949年他便说:我已赢得身前身后的名，只求继续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无所求者，才能无所畏。胡先骕还是保持过去的风格，不愿跟随潮流，以获得短暂之认可。钱崇澍、林镕之性格本就是谨小慎微，至少在表面上，很快与新社会达成和谐。秦仁昌、汪发缵等由于历史问题，不能获得新社会的信任，在强大的政治面前，无处逃避，只能继续努力，处处表现积极。匡可任、钟补求则又是另一番情形，他们有种种不满，以所谓“自由主义”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希望改善处境。这些植物分类学家无论如何，其内心之痛苦皆极为深刻；只有那些新的权贵或者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受到宠爱。 随即科学界也失去理性，各研究所掀起轰轰烈烈的，纷纷提出跃进计划。植物研究所的跃进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即以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植物志》的编写。 早在1956年，在国务院领导之下，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300多位各学科专家，参与制定国家科学发展12年远景规划草案。此次规划之制定，符合学术民主原则，故体现出远见卓识，对每一项规划内容，包含一份相当明细的执行时间表。……应该说如此考量还是切合实际，作脚踏实地的筹备乃是必要。但是“”到来，这样评估却遭到激进的年轻人质疑，被目为墨守成规的学院式方法，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跃进声浪节节升高，将十年完成，又提前到八到十年完成。 也许这才能反映在“”中，科学家们真实情况。落实到实际编写时，才有问题出现，仅靠鼓吹是无济于事，但是政治运动渗透到科学研究后，科学家能在关键时刻拿出成果以迎合政治需要，即是突出政治表现，又可实现自我价值；对从旧社会过来之知识分子，还是藉此表示认识，改变处境，获得政治资本良好时机。以学术成果实现自我价值，本无非议，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所在；但是应当纳入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不是学术之外的政治。在经过几次政治运动，政治的力量日益强盛，代替了学术本身的评价体系，知识分子底气已荡然无存，如何生存，只有趋炎附势，才是最佳策略。编纂《中国植物志》有其学术自身的需求，此时只有附丽于政治才有光彩。 由此函或可知悉秦仁昌在中国植物志编写初始阶段，为重要组织者。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五个步骤 (1)提交任务书 (2)资料收集、种类收集 (3)资料整理 (4)编写 (5)编辑委员会进行审查 会议所作计划是在1960年完成10卷，至1962年完成30卷。这样的速度在世界各国植物志的编写史上未曾有过。即便如此，尚不满足，编委会认为“如果将高校教师力量组织起来，还可以超过30卷。”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中国植物志》编写进展完全没有如计划那样出版20～30卷册，完稿的仅有第十一卷莎草科和第六十七卷玄参科，且未能及时出版。稿交出版社后，据说因为印刷厂缺乏纸张，不能及时付印。其实未必尽然，与编委会和出版社关系有关，将在下文中记述。 《中国经济植物志》是少有的几项集体研究的成果。 …… 编写工作结束后，大量植物标本，归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收藏，为日后编纂《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吴征镒有“一波三折” 在蕨类组人员中，只有秦仁昌在1960年参与了全程工作。这一年，秦仁昌的研究可谓是丰收的一年，……有如此业绩面世，秦仁昌能不自负，故其总结写得不卑不亢，在那种年代甚为少见。 汪发缵和唐进合编《中国植物志》莎草科，分两卷进行，上卷已交稿，下卷原计划在1960年9月完成。到年底尚未完成…… 汪发缵处境如此尴尬，也许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需面对的。对如何看待自己，需先作自我批评，甚至不惜作践自己。这或许是久经运动之后，大多数人学会使用的一种方式，以求保护自己。这是一份总结，却如同一份深刻检讨，值得吟味。从此份总结我们还可以知悉汪发缵与唐进之间的友情，令人称赞。 编委会与出版社(指科学出版社)的矛盾越结越深。 《中国植物志》 编委会第二次会议 三个学术报告 ①林镕:苏联及东欧各国植物分类学发展情况。 ②秦仁昌:中国植物志编写中有关种的概念。 ③吴征镒:中国植物区系分区。 陈焕镛在北京主持《中国植物志》一直到“”爆发前后有6年之久。 植物分类学不同于物理学、化学具有普遍性，而是具有较多地域色彩。 1953年哈佛大学有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计划，胡秀英于1955年首先出版了其中之Malvaceae(锦葵科)。此对国内同行刺激很大，认为中国植物志怎能让美国人编辑出版。胡秀英本想与国内同行合作，继续编写其他各科志。其时，当然是没有合作基础。 1962年美国有《禾本科植物索引》(Index of Grass Species)一书出版，对于耿以礼而言，这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即要求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予以购买。……购置此书，几乎用尽植物研究所全年购书外汇指标。尽管如此，植物所还是向外文书店申请，但外文书店未予以代订。耿以礼知此情况后，担心此书售罄，难以再得，遂向其美国老友美国植物学家和嘉(walker)去函。1964年4月英国植物学家Hubbard致函耿以礼，说此书已经由伦敦转寄到中国，请收到后复函告知。 其实，美国学者联合赠书之事，本是一段学术佳话，值得称颂，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有问题，遭此举报。 其时，王文采年龄尚不到四十，正是研究学问最佳时期。……首先他没有旧社会过来之知识分子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受传统文化教育形成旧的价值观念，而被列入新社会改造的对象；其时，也无往后经无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分配来所的大学毕业生那种革命热情；再加上其本人的性格，不求张扬，只谋内秀，故在研究之中，按部就班，不断深入，故其与国外联想也渐多。 王文采与外交往，皆在允许范围之内进行，自然没有出现波澜，未曾发生令人揪心之事，这在其时，并不多见。 笔者在此不是探讨“”此项运动之本身，而是梳理此运动对编纂《中国植物志》之影响，假若避而不谈，则留下一段空白，与本书之体例不符，何谓“编纂史”耶？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被撤销，会址被改作托儿所，整个编纂工作自然陷入停顿。 胡先骕 陈焕镛 郑斯绪 《图鉴》(指《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借助中草药运动开始出版，《图鉴》又为在逆境之中重启《中国植物志》，增添信心，“在中草药运动蓬勃开展的促进下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一册出版的鼓舞下，广大群众更感到需要植物种类更全的资料。”便是作为继续编辑《植物志》的一个理由。故有人曾言:是中草药救了中国植物分类学。 重启《中国植物志》编纂 1972 其一，恢复“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工作。此时编委之中，已有6人故去(钱崇澍、陈焕镛、胡先骕、裴鉴、张肇骞、陈嵘)，1人调离(姜纪五)，1人为历史反革命(秦仁昌)，共有8人缺失，建议重新组织编委会。 以植物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徐全德为植物志编委会党核心小组组长，林镕为编委会主任，吴征镒、简焯坡为副主任，并由此三人组成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其二，召开《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 其三，建立全国植物标本馆。 一次学术工作会议(指中国动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前后用时17天，也令人匪夷所思，但在“”中并不鲜见。 1973年《植物分类学报》批准重新复刊。 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植物分类学报》复刊之后，还是小心翼翼，实行边整顿、边改进。改进之结果，与当时其他科学期刊一样，已不是纯粹的学术期刊。 1982～1984年，发表新分类群有新目1个、新科1个、新属8个、新种286个；1985～1989年发表新分类群论文129篇，占五年发表论文总数的36.4%，其中新属(含亚属)17个，新种(含变种)374个。新分类群的及时发表，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在国际上争得优先权，从一个侧面，支撑起《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同时也推动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 学术研究无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且要高度赞许政治之正确，并接受政治指导，方能苟延残喘，但此时之学术还为其学术否？政治随便指责学术，乱扣帽子，让不学无术之人参与学术。而真正研究学术之人，别无选择，为了能研究学术，只得容忍政治之干扰，甚至是人格之侮辱。这是其时中国学术和学人普遍之境况，编写《中国植物志》也概莫能外。 1973年计划完成10卷，实际只完成4卷；1974年计划完成8卷，实际也只完成4卷。计划中的这些完成之卷册，还是“”之前已基本撰写完毕，或有相当基础；而那些新近组织编写的卷册，几乎没有进入状态。 中国夹竹桃科、萝藦科专家首推蒋英。 尚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之中，陈封怀率真依旧，不失大家风范。一句“政治方面没有不恰当的地方”，将自己与时代潮流拉开距离，可见其与同时代大多数人之不同。 1949年郑万钧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即开始从事森林植物调查，积累资料，经不懈努力，终成裸子植物专家。其一生最为辉煌之事 当以1948年与胡先骕共同发表“活化石”水杉新种。 方文培为槭树科、七叶树科、杜鹃花科研究专家，其在《中国植物志》中，却只完成槭树科和七叶树科的编纂。 四川大学批判方文培所采取的策略，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贬低其专业水平来打倒其专家称号。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即其有精深的专业知识，为大多数同行难以企及；假若专家还犯专业常识错误，岂不斯文扫地人们对于专家的崇拜便会顿然消失，这是羞辱专家最好之方式。 方文培于1983年11月去世，享年八十有四。杜鹃花科于1994年12月出版 在书名页上 他们写有“献给精心指导我们工作的老师——杜鹃花专家方文培教授”，以作纪念。 学术问题，以投票方式解决，成为笑话。 我(指马毓泉)的资料和小标本都是公开的，供给大家使用，以便早日完成工作。在昆明植物所标本室工作过程中，又补充了一些昆明所新采的标本上的小标本。我的错误是取小标本时，没有得到昆明所领导的同意。却有人告知昆明所领导我偷窃小标本。 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研究领域大多仅限于中国植物，而扁蕾属植物主要原产地在北美，马毓泉从中发表一新属，在中国学者当中，仅此一例，实属难得。 一般而言，在植物标本馆查看标本，经管理人员同意，是可以获得标本上所附之小标本；秦仁昌在欧洲各大标本馆，查看蕨类植物标本时，就得到不少孢子囊和小标本。在无法得阅某类标本时，也可向其管理者函索小标本。 运动之久之盛，必然带来学术成效更低更下。 国外许多来函不作回复，或者将原函退回。拒绝的理由，让人匪夷所思。 1972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有所松动，但是还是极为有限。 1949年后，原本交往频繁的中外学术，变得稀少；1973年重新编纂植物志，而原先稀少与国外的学术联系都已中断。得不到研究文献与标本，影响志书质量，也影响研究进展。 这份草案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从其所用词语，可知“”结束后，植物学家的视线从空洞的政治转向学术本身，学术话语开始代替笨拙的政治口号。 在政治运动中，学术研究虽然受到极大冲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彻底放弃学术，依旧有人在跟踪国外研究进展。 对于唇形科志发表许多新种之诘问，秦仁昌认为应本着“百家争鸣”之学术方式，该科编著者应作文予以回应。 两文一并刊出，意在活跃学术空气，使存在的问题及早发现和解决，使《中国植物志》编写回归到学术的轨道上，提高质量，逐步赶上世界水平。 不过，这次讨论，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加强与国外学术交往，对提高研究水准，无疑有所裨益，则是普遍认识。 由此可知，编委会对此前在编委工作中，采取反对专家权威之做法，还是持肯定态度，而对类似桦木科署名抹去胡先骕之事，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漏洞。此时之编委会，尚没有建立科学研究之知识产权观念。须知知识产权是激励人们从事研究和著述基本动力之一，《中国植物志》这样一个庞大工程，若不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价值之上，必然会造成许多事端，其最终势难获得成功。此前几十年中反反复复，即是抛弃这一基本价值，最终如何，无须再述。 对于这些尊师重道致谢之语开始写入植物志，感喟前后变化之巨，颇令人心酸。 会议(指1981年广州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扩大会议)将《中国植物志》完成截止时间确定为1985年，还是沿用1975年所制定的目标，则令人不解。因为整个任务此时仅完成五分之一，全部124卷(册)，此时正式出版仅25卷(册)，有些科还未落实到具体编写之学者，无论如何，这在四至五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此前或者是革命激情所赋予之历史使命，让人对问题缺乏正确判断；此时本应该回归于理性，却未作修改，说明回归需要时间。 尤其是北京冬季寒冷，南方来京人员衣物不足，且物资供给需要布票、棉花票，无法从在京购置。编委会办公室人员倾其家有，予以借助。此虽小事，却予来京人员以温暖。 中科院植物所之设立，即有面向全国，负有领导中国植物学界的任务，自有接纳四方之胸襟，而没有地方畛域之划定。在中国其他各地或多或少皆有地方色彩，故而各地学者到北京后，受到热情接待，超乎期望，往往令其感动。《中国植物志》也属该所重要任务之一，自然得到全所支持。 在“”之前，科学出版社与植物志编委会并不和谐，在第二章中已有记述。“”末期以后，责任编辑主要由于拔、曾建飞担任，与编委会合作才渐入佳境。 整个《中国植物志》编写人员多、出版时间长、编辑人员也多，无论是编辑体例，还是封面、版式设计、纸张及封面漆布等基本做到全书统一，几十年内一以贯之，难能可贵。 《中国植物志》每一卷册出版之后，科学出版社发行部门皆积极发行，预订基本做到各研究所和大专院校不漏订。出版社有关人员出国，也必带上新近出版的《中国植物志》样书，以作交流或展出，广泛宣传，从另一个途径扩大了与国外学术文化交流。 为确保任务之完成，按国家基金委管理要求，编委会与各卷册编辑签订项目合同书，以合同方式相约束。不仅如此，编委会还决定每位常委分别负责若干卷册，以保证其按计划完成，并达到出版要求。要求常委会对所分工的卷册实施跟踪检查，定期评议，提出报告及下年度计划和拨款意见。…… 对于承前，他(指吴征镒)说:“我把我的老师的老师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他们开创的事业继续下来，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任务。”此说有些牵强，阅读本书可知，在编志过程中，老一辈开创之事业不仅不被认可，而是被贬损，直至他们大多数悲惨地离开人世，谈何继承。 政治狂热之后，国家之经济已是提襟见肘。 1978年5月20日应中国科协邀请，美国植物学代表团访问中国…… 第二年5月1日至6月1日，由汤佩松、殷宏章、俞德浚、吴征镒、徐仁等十人组成中国植物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几十年之后，中国植物学家第一次走出国门，受到热情欢迎…… 此后来往逐渐增多，与国外主要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正常学术关系，与主要标本馆可以进行标本交换与借阅…… 该卷名为“总论”，实应对中国植物整体性以概述，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历史以全面回顾，对整部《中国植物志》79卷 124册编写以评述。但事实与此有较大距离，尤其是“被子植物区系”中，将吴征镒等创造的“八纲系统”编入其中，占据全书近一半篇幅，因而出现许多《中国植物志》中没有的科，即使有的各科，其排列顺序也与各卷册不一致。……因第一卷编写者之随意，引起中科院植物所年轻学者傅德志强烈批评，2004年5月12日在该卷尚未出版时，其向全国植物分类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更改这些内容。傅德志的意见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映，但并未被编委会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