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1000字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是一本由[俄罗斯]贝科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101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一)：革命是对于强暴的复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顾蕴璞曾主持翻译《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他提醒读者注意贝科夫对帕斯捷尔纳克革命观的独到阐释：“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观中，怜悯作为一种主要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的情欲观念。这种女性观也投射在革命方面，准确地说，是投射于现实：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现代性之于历史，犹如少女之于妇女……在他眼里，革命是对于强暴的复仇。”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帕斯捷尔纳克传》第一章第一句便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译者王嘎认为，在贝科夫看来，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对幸福的追寻令人怦然心动。

翻译此书花费的时间几乎为原著写作的九倍。王嘎解释，耗时长主要出于两个困难：

一是此书的庞杂。书中几乎涉及所有文学体裁，内容则远远超出文学范畴。比如其中有超过3000行以上的引诗，没有任何注解。为此，王嘎在中译本里添加了1300个以上的注释，介绍相关知识背景，力求每句引诗均有出处，并查明准确的创作时间。出自其他作者的诗文及书名，均查对既已出版的汉译本，书名译法尽可能统一。传记中引用到《日瓦戈医生》《人与事》和《安全保护证》的地方，王嘎参考了力冈和冀刚、蓝英年、桴鸣和乌兰汗（高莽）的译本。“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书信也非常难译，大量天才思想火花的闪现非常难以把握。”

二是作者的文字风格。“贝科夫的语言也非常难，有大量跳跃性的思想。翻译的过程当中我跟贝科夫的斗争丝毫不亚于解读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三)：穿过苦难，做幸福的人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帕斯捷尔纳克此前曾数度获得诺奖提名，1958年凭借《日瓦戈医生》实至名归。得知获奖后，他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文，“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然而接下来的遭遇让他不知所措——他的祖国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喜悦。

苏联国内掀起了声讨《日瓦戈医生》的风波，苏联作协决定开除作家本人的会员资格，《真理报》《文艺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更卑鄙的是，当局从作家的身边人入手——如果他决定领奖，那么他的爱人伊文斯卡娅将面临牢狱之灾。在政治压迫和爱情危机面前，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放弃诺奖。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消息传到彼时的中国，却几乎无任何反应——正处于“”时期的中国，大部分人还从未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

“《日瓦戈医生》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的1987年1月，由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读者陆续能直接阅读这本被长期封存的“苏联禁书”。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含泪的圆舞曲》（1988）、回忆录《追寻》（1988）等作品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时至今日而不绝。

作为一个承接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发端的抒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北岛、柏桦、王家新等这些与帕氏未曾谋面的习诗者狂热地阅读他的诗歌译本，王家新曾写下姊妹篇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他和他所属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的确，中俄两国经历了何其相似的沉痛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帕斯捷尔纳克存在一股难言的亲切。帕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沧桑境遇，他作品中体现的对俄国历史的承担意识和“负债感”，足以让中国知识界在作家独立人格的烛照下反观当下的自我。

2005年，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推出作家、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作品甫一问世就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且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超过六十万册。这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超长的篇幅，也因为内容演绎极为繁盛，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那贯穿生命始终的、甚至显得“过剩”的激情。

2016年九月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译者王嘎耗费七年心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这本厚度达1014页的帕氏传记，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打破了传记题材通常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夏天”的季节隐喻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这是一本抒情诗人写给抒情诗人的传记。

从翻译到阅读，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意翻开某个章节，都能感受到一股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一个将“在沸水中越来越好的虾子”自喻的人，在俄罗斯漫长的20世纪苦难中，以生活为姐妹，以体验的姿态穿越加之于个体与民族的苦难之境，以己身捍卫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一个与20世纪俄罗斯民族命运共呼吸的精神符号。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他自己——一个穿越苦难后依然醉心于生活的人，一个不幸的幸福之人。

□新京报记者 柏琳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四)：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个人命运与时代翻覆相互交错，阅尽世间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捩点上，凭借天赋感知这一切，并以诗歌和散文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创建（或开创）自由。

与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风格也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澈、由繁复到简白的发展过程。他用数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漫长的成熟期，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及由此衍生的组诗，即是悲欣交集的生命见证。

等待飞升

站在时代的门槛边耳语

1890年2月10日（俄历1月29日，也是普希金的忌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后来成为托尔斯泰的“御用”插图画师；母亲则是钢琴家，情感异常纤细。这个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家，笼罩在契诃夫所云“所有人都神经兮兮！”的氛围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养成了知识分子冲动的脾性，易动肝火，喜欢悔过。

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少年岁月，正值俄国历史空前的变局，从“一九零五年革命”到一战爆发，是他对浪漫主义艺术最沉迷的时期。其间他先后学习过作曲和哲学，继而开始跟一些未来派艺术家交往，包括与他惺惺相惜的马雅可夫斯基,但他对未来派激进反传统的旨趣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他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发表于1913年末，这是他在文学上稚嫩的起步，但一开始就透散着鲜活的气息，对自然景物人格化的描写更是意蕴深长。

从1917年3月到10月直至内战燃起的1918年，帕斯捷尔纳克接连经历了俄国历史雪崩式的变革，连同无果而终的恋情。他随后在诗中写道：“那旧的一年，时常在窗边/朝我耳语：跳出来吧/这新的，则用狄更斯的圣诞童话/驱散了一切。”（《1919年1月》）

一个新的年份，站在时代的门槛边，向世人许以革命洗礼的幻象，用氤氲在岁末的节庆，给那些惶然失措的人们带去慰藉。个人命运与时代如同平行的链条，让帕斯捷尔纳克初次意识到自己并非这场狂欢的局外人。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历史和命运的复杂体验，投映在《生活，我的姐妹》中，将他推送到一流诗人的行列。

一种泛神论式的奇思异想贯穿于整部诗集：与其说人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万物，不如说万物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人。茨维塔耶娃读到《生活，我的姐妹》后预言：“您将变得非常老，等待您的将是漫长的飞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创作延续到二十年代末，除了几部堪称经典的抒情诗集，他还试图增添散文叙事的经验，而长篇叙事诗对于他似乎具有更大容量，用以包纳宏大时代的变迁，揭示其中的谜题。此类实验很难说是成功的，但一些未完成的篇章日后却与《日瓦戈医生》的构思衔接起来。

落入沉寂

文学还是政治？与时代争辩

1930年，以先锋主义的反叛姿态著称，却被官方指定为头号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尽。对于这位昔日好友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一反批判自杀的社会舆论，写下了《诗人之死》。在他看来，那些在时代威迫下偷生并苟活在流言中的人们，才是真正“怯懦的男女”和“病夫”。他对诗人之死则不吝赞颂，认为这是英勇之举，尽管两人因观念冲突早已貌合神离。

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之死》，无异于对苏联社会的公然争辩。与此同时，面对各种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以及“生活越来越好”的假象，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更多地甘愿顺服，内里则以使徒保罗的训示作为自我持守的方式，即所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相形之下，他的另一位诗歌对手、永恒的“对蹠者”曼德尔施塔姆则如飞蛾扑火，投向绝对自由的烈焰。三十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俨然沦为时代弃儿，越来越像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作出公断，生活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

在大恐怖行将来临的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他偶然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当面诵读了此诗，后者的反应迅疾而冷漠：“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捕，1938年，死于苏联劳改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

许多文献都提到，斯大林本人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有心营救自己落难的“诗歌兄弟”，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道德两难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衷曲。而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论功行赏的舞台，当文学遇到政治，单凭一具肉身与之抗争，未必是合宜的选择。

1933-1943年间，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的沉寂期，未出版一部原创作品，只能根据“订货”，依靠翻译维持困顿的生活，但也因此留下了俄语中最出色的《哈姆雷特》与《浮士德》。

选择幸福

在悲剧中提炼生活美感

《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认为，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实属凤毛麟角的异数，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对悲剧性的认知，早在苏联社会趋于恐怖巅峰的1936年，他就宣称：“离开悲剧性，我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无法接受……悲剧性，喻义人的尊严、人的庄重、人的充分成长。”

帕斯捷尔纳克善于将一切灾祸转化为幸福的机缘，在他看来，只有当灾祸降临，才是事物内在本质浮现于外之际，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我，从非自由的存在状态中完全得解脱，成为一个幸福的完人。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名诗《在医院》。1952年，诗人突发心肌梗塞，死神与他相隔咫尺。病愈四年之后，他在诗中想象和预见着“病床上的结局”，并把感恩的凝望投向窗外：“‘上帝啊，你的这些事业/何其完美,’病人暗自想起/这些床褥、人群和墙壁，/这死亡之夜和夜的城市。”当听到诗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转向上帝发出礼赞，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或造作，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结果，事件将人裹挟，合乎逻辑的选择除了礼赞（“像一声压抑太久的叹息”），并从中获得崇高的美感，别无其他。置身于人世间万般遭逢，诗人始终相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而美是通往幸福的终极道路，引领人在永恒事物中向上飞升。

作为一名社会意识天生敏锐的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从不排斥人与人的交往，反而时常身处各类遭逢的核心，众多人环绕着他。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形成一幅惶然而不失美感的画面，早在近百年前，这种景象就已浮现于帕斯捷尔纳克笔端：“讲完可怕的故事，/它们留下准确的地址，/敞开门，相互问询，/像在剧场里一样走动……”（《夏夜群星》）。

【帕斯捷尔纳克主要作品年表】

1913年12月，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出版。

1922年4月，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出版。

1923年9月至11月，长篇叙事诗《崇高的疾病》首次发表。

1928年7月，长诗《一九0五年》和《施密特中尉》单行本出版。

1929年秋天，完成长篇诗体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

1932年3月，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单行本出版。

1932年8月，诗集《第二次降生》在“联邦出版社”出版。

1946年1月-1955年，创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6年春，完成自传体随笔《人与事》。

1990年2月-1991年2月，俄罗斯“文学出版社”出版五卷本《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文集》。

□王嘎（《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五)：他们，成为彼此的镜像

该如何在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这几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明星之间一较高下？也许这是个伪命题，正确的做法是——听从另一位“白银时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那句话：“不应拿伟大诗人们相互对比，应当为我们拥有如此之多了不起的诗人们而喜悦。”

虽然不能对比，这些人却成为彼此的镜像，显现出迷幻的映照风景——其中，帕斯捷尔纳克仿佛一颗恒星，不由自主地吸引同时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围绕在他周围。

马雅可夫斯基

固执地寻死VS热烈地求生

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帕斯捷尔纳克热烈地求生，马雅可夫斯基固执地寻死，后者在1930年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抒情命题。但二人的共性——“博大的形式和宏伟的诗学体系”（德·贝科夫语）让他们相互亲近，但这只是短暂的蜜月期，二人很快就分道扬镳。

狂暴的激情

当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坛初露头角时,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诗人正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年时代，曾把浪漫主义当做感知世界的方式。自从与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年轻的鲍里斯就为他夸张的诗歌朗诵激动得“神魂颠倒”，“我被马雅可夫斯基迷住了，见不到他大有一日三秋之感”（引自《安全保护证》）。马雅可夫斯基曾为帕斯捷尔纳克朗读自己的诗歌《悲剧》，那股“狂暴的激情”让鲍里斯“震惊”。

渐行渐远的爱

20世纪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此时他对浪漫主义愈发排斥，“它那不适合我的华丽风格会限制我的技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加重后,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逐渐疏远。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从造反派变成一群空谈者的头领”，写了很多混乱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那近乎疯狂的革命激情忧心忡忡，他公开劝说马雅可夫斯基离开“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离开未来主义圈子，未果。

20年代末，马雅可夫斯基日益失宠，帕斯捷尔纳克却走向舞台中央。1927年3月的讨论会上，马雅可夫斯基引用批评家阿勃拉姆·烈日涅夫的一篇文章：“当时代推出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便隐没在阴影中。”1928年4月，为了安慰被国家抛弃的马雅可夫斯基，鲍里斯给他写信，“我理当更加热忱地以更加实际的行动来爱您”。随后，马雅可夫斯基退出“列夫”，两人却深陷冲突。

未达成的和解

1929年12月30日，两人最后一次尝试和解。在文艺界一场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对马雅可夫斯基说，“不管怎样自己都爱着他”。但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整个争吵中，马雅可夫斯基说：“不，就让他走吧。就这样他还什么都不明白。”四个月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徘徊在卢比扬卡路口的一间屋子里，对着马雅可夫斯基的灵柩放声痛哭。之后，他写下《诗人之死》。

二十七年后，帕斯捷尔纳克越来越想撇清两人的关系，他在自传性散文集《人与事》中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亲密的交情”。随着与自己过去的梦幻告别，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终于从他心中淡去。

茨维塔耶娃

书信中相遇VS生活中相会

两人都不能抗拒诱惑，“渴望尝试一切，然后才加以拒斥”（德·贝科夫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存在一种神经质般炽热的亲近感——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足以说明一切；然而，由于彼此异质的热度，两人始终不能将梦幻的通信转化为美好的相遇。

十三年书信诉衷情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流亡国外17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她需要精神和文学上的双重支柱。1922年到1935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了她慰藉。他们起初不了解对方的诗作。1922年6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她，称其为“亲爱的、可贵的、无与伦比的诗人”。随后鲍里斯给她寄去了自己的抒情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茨维塔耶娃评价这是“光的骤雨”。

此后，两人展开13年的书信往来，逐渐从探讨诗歌转向互诉衷情。

两人的书信罗曼史在1926年有了新插曲——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给崇敬的里尔克写信，里尔克感动于帕氏这封“无比惊奇”的信，于是给茨维塔耶娃写信表达快乐。由此三人展开了书信交流，却横生枝节——茨维塔耶娃此后绕开了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和里尔克通信。

1927年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通信越来越少，其中原因复杂，除了与女诗人“不论实现与否都要绝对掌控一切的愿望密不可分”外，“不再有相见的期盼”是最关键原因。

迟到的尴尬邂逅

1923年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帕斯捷尔纳克向茨维塔耶娃提出建议：1925年5月在德国魏玛见面，此后两人又想出许多相会方法，却始终未能实现。茨维塔耶娃对是否见面一直内心矛盾。蓝英年在《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中分析：“一旦有了相会的机会，茨维塔耶娃却又失去相会的兴趣。因为相会对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生命的结合，如无法结合相会便多余了。”

1935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两人在回廊里“尴尬地见面了”，他们敷衍了几句，未等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巴黎，茨维塔耶娃就走了。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彼此却由于不知道对方的惨淡加深了误解。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写：“如果两个诗人只能在书信和手稿中交谈，而不能在生活中相遇，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挥手道别，各走各的路。”

曼德尔施塔姆

要自由VS非自由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之间该如何比较？德·贝科夫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援引了阿赫玛托娃一道著名的简答题：茶还是咖啡？猫还是狗？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代表了两种诗人的选择——“咖啡、猫、曼德尔施塔姆”和“茶、狗、帕斯捷尔纳克”，在各方面都相互对立。前者需要自由，后者需要非自由。

一封“侮辱信”

他们于1922年1月相识于莫斯科，此后却甚少见面。由于气质和经历上的迥异，两人关系并不亲密。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曼德尔施塔姆所有的诗，但后者对前者所知甚少，尚未完全认识到他的价值。漂泊不定的曼德尔施塔姆缺少日常生活，他追求的艺术之美是“面包圈中的窟窿”（曼德尔施塔姆《第四散文》），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不过是做面包圈的“面团”。

1928年到1929年，曼德尔施塔姆深陷一场意外事件的争斗——他和翻译家霍恩菲尔德由于新出版的《蒂尔·乌兰斯匹格》译者署名错误，在报纸上抨击对方，被文坛好事者议论。在此情形下，帕斯捷尔纳克1929年在一封写给吉洪诺夫的信中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困境，建议他对“触手可及”的体验加以利用，“欣然接受集体的公正，而不是沉湎于公正所带来的‘痛苦的妙处’”。曼德尔施塔姆将这种言行视为粗暴的侮辱，他们几乎闹翻了。

在1932年一场《文学报》为曼德尔施塔姆办的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忍不住对他道出肺腑之言：“您需要的是自由，而我需要非自由。”

来自斯大林的神秘电话

1934年前夕，他们的关系破裂。这一年，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被认为是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诗句中有“肥胖的手指”这样的字眼）而被流放。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到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消息，马上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天才吗？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斯大林谈“生与死”的大问题。斯大林又问，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营救他？帕斯捷尔纳克想做出解释，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营救失败了。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没有多谈。但据公开的资料看，帕斯捷尔纳克终生都在为当初的辩护不够有力而自责，在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仍能感受到他的道德压力。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期间，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两封信，请他去看望自己，但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向他暗施援手——由其妻子代转一些钱财。至于为什么不去看望曼德尔施塔姆？德·贝科夫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帕斯捷尔纳克那“难以释怀的愧疚”。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