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广场的读后感大全

《星形广场》是一本由[法]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星形广场》读后感(一)：不如跟作者一起做梦

读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都像跟着他一起做了一场梦，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去分析这场梦，看到主人公身份认同缺位带来的痛苦和迷茫，剖析作者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感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作者一起做梦，沉浸式的体验这一切，从反叛的犹太人到融入的法国教师再到投奔以色列失败的法国犹太人，所有尝试的结果不过是精神病诊所的的一句我好累，读罢梦醒后感受到同样的茫然犹疑和不安，我们便也是这场梦的主人了。

借这场梦的氛围回忆一下我读莫迪亚诺的过程吧。第一次读到他是从高中同桌抽屉里借来的《夜巡》，借完那天正好去烫头发了，于是在理发店轰轰的吹风机声下，一大堆法国人名地名喷涌而出，那时候还不熟悉他的风格，努力尝试记住每个人名的结果就是只记住了吹风机的样子。

第二次是在省图书馆，高中的周末喜欢去那里自习，既有一种短暂逃离的快感，以及似乎想去哪就去哪的掌控感，又不会真的浪费学习时间。在图书馆学累了（也可能是想摸鱼了）就去书架找书看，找到《暗店街》的那个下午大概完全忘记了来图书馆学习的事儿，一口气读完，那也是我开始真正感受到莫迪亚诺魅力的作品，到现在都是最爱之一

写不动啦，梦就是这样无厘头的，说结束就结束咯～

《星形广场》读后感(二)：身份危机

“什勒米洛维奇啊，一个人到头来，总要找到自己的人！即使在迷途中滞留了多少年！”

莫迪亚诺版《长夜行》，流浪文学，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的年龄与莫迪亚诺相当，大约是战后生人，60年代末20岁出头，拉斐尔在精神崩溃的影响下开始无条理的回忆与呓语，回忆主要包括了拉斐尔的个人记忆（童年与青年），臆想与现实杂糅的莫迪亚诺父母的经历（走私、演员），犹太人或明或暗的民族记忆（被压迫史和被打磨的民族性格），以及其他现实或虚构人物的经历。

拉斐尔回忆自己根本不可能经历的生前事，好比灵魂转世（P57），前世记忆不可阻挡地向今生倾泻，这是一种隐喻，即我们个人的经历甚至性格极大程度受我们无法选择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左右，而这种背景形成自漫长的时间沉淀，“殊不知要读这些作者，身后必须有两千年遭受暴行的迫害史”（P55），任何个人记忆都是外包装，其内部混合着群体记忆和从祖先继承的回忆。

万花筒就是这份成分复杂的回忆的意象载体。因为这种复杂的回忆不可能是线性的或平行的，只会是碎片化的、波浪起伏的、心血来潮的。

所以小说没有一条明确的主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区分小说中的情节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幻想也无必要，因为这些都是鲜活的记忆，可能对拉斐尔来说是虚幻的内容，其实是发生在其他个体身上的真事。

更重要的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思维状态。回忆是需要调动情感的，无论情感对记忆如何加工，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记忆。

第一章是对犹太人身份的自嘲，拉斐尔和德·埃萨尔虚构的雅各布·X逃兵役事件与拉斐尔创作的辱犹剧本，测探法国民众对犹太人态度的底线，结果以左派（萨特）为首的人显示出对犹太人圣母般的偏袒与同情，带着赎罪心理纵容犹太人可能做出的任何行为，与当今欧洲对东方族裔的矫枉过正、不经思考态度如出一辙。拉斐尔自比德雷福斯，希望自己能受到与德雷福斯一样的不公待遇来证明犹太民族的悲惨，可是这种对扮演悲情英雄角色的向往没有成功，法国民众虚伪的同情并不是对历史正确的反思，也不能给犹太人真正的尊重，他们甚至无法阻止达尼娅自杀，因此拉斐尔失望、恶心至极。

第二章延续自嘲，嘲讽的两个对象：犹太人自古以来在欧洲的尴尬处境；通敌的犹太人，犹太人叛徒，“犹大也是犹太人”（P75）。杀死父亲的断念（P39）可能是莫迪亚诺的个人情感与拉斐尔情感的混合。拉斐尔滑稽的父亲并不称职，更像是兄弟，像他们那个民族的化身，给了拉斐尔一个尴尬的社会出身，却无法使拉斐尔彻底抛弃对他的感情（P51）。高等师范学校打人事件是拉斐尔在巴黎社会实验的变体，这实验是对二战时通敌的犹太人和法国人的模仿。德比戈尔的懦弱与占领时期纳粹的跋扈风采的落差，刺激着拉斐尔更卖力地表演通敌者的谄媚。他对德比戈尔的保护讽刺地是种对弱者的保护，鄙夷法国青年只知道反对而不知道明辨是非。现在又高举托洛斯基了？他们真的彻底反思（现在巴黎人如何对待犹太人P60，佐证第一章）、比二十年前的祖先进步了吗（P55）？

第三章走私犯的形象出现。拐骗洛伊佳和侯爵夫人，旺多姆子爵给提供的动力是复仇，对法国文化和法国人添加杂质予以毁灭。这是犹太人通敌心理的一种解读，和出卖本民族的犹太人叛徒一样，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自卑的表现。拉斐尔几乎已经融入了法国乡村生活，却在当历史老师时面对法国历史败给了排异感（P83），之后自暴自弃，与通敌者心理合轨。对犹太身份的自卑逼迫这些人极力融入法国文化，却本能地感到被排斥，因而对犹太同胞进行加害，来换取异族认同与犹太民族归属感的淡化。恨意仍然难消，那就出卖全体法国人。拉斐尔谋害德·埃萨尔，盗取他的身份是缩影，根源是数千年被迫害所形成的强烈求生欲。

拐骗侯爵夫人时，拉斐尔克服了文化排异，表现出对欧洲传统、历史的拜服。侯爵夫人扫除了拉斐尔的过度崇拜，传达肉体与精神的包容：欧洲人的骄傲不过是装腔作势，法国人的卑劣也不比犹太人更高尚（P96）。这种和解是子爵的仇恨所不能容忍的，拉斐尔精神得救的最后机会被扼杀。

第四章是拉斐尔精神的崩溃。肉体的赎罪远远不够（P106）,思想上的错误仍在传递（伊尔达）。于是他铭记仇恨（耳光P116）。可是拉斐尔到了以色列依然被排斥，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被另一种仇恨针对：犹太人内部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竟然是分裂的。以色列思想警察的凌虐和劳改与纳粹在本质上有何区别呢？因此以色列人的刑讯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影像重叠。他们认为欧洲的犹太人矫揉造作，沉湎于被迫害的精神创痛（P139，P140），这对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是严重有害的，它将损害国家崛起的朝气，况且，在欧洲人面前扮演被伤害和侮辱的可怜人角色，欧洲人买账吗？所以他们即使饱含阵痛的热泪，也要把这些不合时宜的犹太世界主义毒素晚期患者清除殆尽。

“我很累，非常累·······”

这场身份危机引发的回忆和追寻以失败告终。

《星形广场》读后感(三)：《星形广场》：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

我的孩子，没有人想害您，大家只想同您和睦相处。现在我们生活在清平世界。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好了，理智一点儿吧，我恳求，我祈求您了，请您…… ——《四》

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是记忆的进口，也是历史的开端，当一个人出生，另一个人已经死去，在这交错的时间里，历史如何可能被延续？那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而从前历史延续到个体生命的开端，再书写一段后历史，前与后其实构成了一种背叛和颠覆：真实是虚构的背叛，理性是疯狂的颠覆，当然，死也成为生的反面。

在这生的反面里，生是不是就变成了妄想？“您并不是犹太人。在芸芸众生中，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不是犹太人，您在昏迷狂乱中，仅仅产生一些幻觉、幻视，不过如此，一种非常轻微的妄想狂……”被否定的犹太身份，被还原的普通人，弗洛伊德大夫摸着什勒米洛维奇秃顶，温情地说，幻觉、幻听是一种病，妄想狂是一种病，当弗洛伊德将他从死亡的噩梦中唤醒的时候，似乎是精神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的回归：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没人会伤害的孩子，你活在清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和你和睦相处。而在被唤醒的时候开始，我，一个名叫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人甚至想到由弗洛伊德大夫精心治疗，一切的病症都会治好，“在诊所门口，男男女女都以热切而友好的目光等待我。世界上处处都是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就在近前，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

世界开启了和平的曙光，并且会沿着这条路通向光明的未来，我当然也能茁壮成长，但——我为什么要溜到精神分析医师的背后，对他说：“我很累，非常累……”和光明前景形成了一种矛盾，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拥有一种真实身份之后，也还是难以走出噩梦，难以消除妄想，难以享受清平？或者说，我之出生并没有减少对于时代的恐惧，甚至那个弗洛伊德大夫口中说出的希姆莱并没有真正死去。希姆莱是谁？是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倡导者和鼓动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所以，当我感觉到累，时间仿佛又从现时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出生之前的前历史，回到了和个体无关的虚构历史，而我也成为了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自居的作家，于是，在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再回到出生的“追忆逝水年华”里，那场妄想的梦还在继续，那种幻觉幻听还在继续，或者说，关于战争的罪恶、被审判的恐惧、被枪杀的血腥还没有被抹除，如此，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便也成为时间里不真实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记忆是从第一句开始编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挥霍遗产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在时间内部的一种常态，它构成了身为犹太人的一种“恶”，而当时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在报刊杂志上对我进行了谩骂，说我是犹太人街的烂货，是茅坑里的大蛆，是鸟玩意儿，“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社会都是对犹太人的敌视，我仿佛生活在外省，即使那里有海滩，有英国保姆，有照顾我的母亲，甚至有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对我来说，在一个反犹主义的社会里，依然是一种痛苦的存在。

贵族青年埃萨尔和莫里斯·萨克斯仿佛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引导者，埃萨尔离开法国是因为不想服兵役，所以选择了永远的逃避，而莫里斯做得更为极端，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彻底失踪了，““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持久力。”身上带着犹太人的标记，都逃离了战场，甚至逃离了时间，所以我也仿效他们开始了我失踪的生涯，我化名为“雅各布·X”，给左派报纸写了一份匿名声明：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还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的榜样——当我以如此方式决绝于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的“逃离”，我也成为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后，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

逃离战场，逃离兵役，逃离命运，或许是犹太人对种族主义的某种反抗，之后我厌倦了做记者，开始“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又同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而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战争期间成为“变色龙”的经历，正如莫里斯对我的评论：“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改变角色，改变肤色，改变名字，改变立场，这一切都在我的妄想中轻而易举完成了。

改变是为了一种新的开始，当我完成那一幕悲喜剧的剧本，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那段“前历史”真正的作者，在这个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异教徒的剧本中，我以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而接下去以纳粹的方式反纳粹，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反种族主义，都变成了我的“剧本”：父亲在战争期间将枫丹白露卖给了德国，移居美国后成立了“万花筒公司”，而我却在安德烈·布勒东《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里获得灵感，开始了“杀死父亲”的准备，“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扼杀；在编辑伪文学长达四十年的夏尔·列维-旺多姆子爵启示下，我开始“贩卖白种女人”，按照子爵的说法，这是一种报仇行为——就在T镇，我假装是爱好登山的青年，把佩拉什神甫的侄女洛依佳’勾引到手，然后卖到了日内瓦，把阿莉艾诺·德·阿基坦变成了窑姐儿，以繁荣巴西的色情业，在侯爵夫人家里搞乱每一个女人，兴奋的侯爵夫人说：“今天晚上，法兰西的所有王后，全是你的婊子！……”

自称是普鲁斯特，仿照着他的作品我写作了《在富热尔-朱斯加姆家这边》，但是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没有童年的仙女，没有林中的睡美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贩卖，是肉体组成的田园诗，是贵族沦落为街头妓女的绝唱，“侯爵夫人不断地换装，以便唤醒他的欲望。除了法兰西那些王后，他还强奸舍夫勒兹夫人、贝里公爵夫人、埃翁骑士、博须埃、圣易、巴雅尔、杜盖斯兰、贞德、图卢兹伯爵和布朗瑞将军。”而这一切仿佛是我“前历史”剧本的一部分：混乱、淫荡、消除一切的等级和出身。而当子爵的地位受到威胁要把我开除，我更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按照子爵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的实体，非犹太人就是畜生，所以，“凡是犹太人，每天要诅咒三遍基督教人民，祈求上帝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国王和王公统统消灭。一个犹太男人强奸或者腐蚀一名非犹太人女子，甚至杀了她，也不应该判罪，因为他仅仅残害了一匹骒马。”犹太人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者，那么他所要清除的是非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异教徒；而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有真正的作为，就必须成为刽子手，必须学会纳粹的那一套——于是，我成为了爱娃·布劳恩的情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成为被第三帝国官方承认的犹太人。

成为种族主义者，成为纳粹，这是犹太人在“前历史”的转身，而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其核心是消灭爱，“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我惹了母亲致使她忧伤而死；女友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埃萨尔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却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车祸中丧命；而我和妓女伊尔达鬼混，在她的私人公馆里，开设了我的“什勒米洛维奇公司”，从事“淫媒业”……一切都是疯狂，都是极端的，都是为了让犹太人这个标签在反其道而行的“前历史”中成为反犹太的强力武器，甚至成为一种暴力的代名词。

在真实的历史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是战争带来的罪恶，而在我书写的剧本里，我打着种族主义的旗号反对那些非犹太人和异教徒，成为一种虚构的历史。但是这样一种狂妄真的能消除战争的阴影？或者说，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能在虚构中改变历史？当国家秘密警察布洛克将手铐戴在我的手上时，我依旧是“法国犹太人”，依旧是种族主义下的牺牲品——在星形广场，我以一种被献祭的方式成为前历史的死者：他们在凯旋门前给我拍照，把我的头按进冷水中，当我的头脑中闪过那些我深爱过的面孔，我杀掉的那些爱人，似乎反过来又对我实施了精神上的杀戮。

而他们对我的处罚，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纳粹式的犹太人——这是一种背反，犹太人是被纳粹残害的民族，犹太人成为纳粹无非是妄想的产物，甚至是加剧了前历史的残酷，“那您就向我保证，永不再读普鲁斯特、卡卡及其一伙的作品了，别再垂涎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复制品，别再想卓别林、斯特罗海姆，也别再想马克斯弟，彻底忘了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军想要我清除和犹太有关的反对声音，但是身着党卫军服装的我却又被反犹者侮辱：富热尔-朱斯加姆伯爵夫人将水貂大衣裹在我身上，对我说的是：“这将是你的裹尸布。别了，我的天使。”而子爵则把枪口对准我：“您就穿着党卫军服死吧，您很感人，什勒米洛维奇，非常感人！”

枪响了，死亡降临了，前历史的剧本似乎也合拢了，“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夹杂着痛苦和兴奋而死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一段历史被埋葬了，而“追忆水水年华”中，我有着和艾娃·秘密的爱情，有着身穿党卫军服在巴黎散步的情景，有着用装甲车碾过乌克兰麦田的记忆，有着跟随隆美尔驰骋沙漠的故事，有着在斯大林格勒受伤的经历，也有着在追随纳粹领袖的荣耀——这一切其实和犹太人的身份无关，而是一种身份被取消之后对于历史的颠覆和虚构，唯一的意义是：当历史如此被书写，是不是恐惧就会消除？

反历史，是一种妄想，是幻听和幻觉，是生之前早已发生的死，在一种没有了真实记忆、真实身份、真实历史的故事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星形广场”里成为一种祭祀：一九四二年六月，当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他问青年：“星形广场在哪儿？”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当青年把德国士兵指向了“左边”，那是被占领巴黎的一种密语，沉默而有所指向，谁都无法预知战争会带来多少伤害，带来多少爱的死亡，而所有的妄想症即使在前历史已死的时候也变成了无法挣脱的疾病，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世界已经变得清平？人们开始和睦相处？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看见“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不正是那个无法被改编的历史的真正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