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摘抄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是一本由季羡林著作，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页数：19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一)：小读 季先生日记

是谁说的季先生每天看大腿，看球赛，睡懒觉的？！看大腿的那天他有早读晚上还有自习，看球赛那天他也有去上课，睡懒觉？因为他生病了！！！

天呐喏，看完季先生的日记，才晓得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多么纯粹，没有社交网络，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聊文学聊时局，又怎么能是如今的酒桌饭局能比。

我的大学真真是荒废得很彻底，无地自容，若是在大学时读了他的书，念大学时我会不会多认真几分。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二)：我的老师季羡林 钱文忠

季羡林先生在离开清华园一年之后，中德两国交换留学生，季羡林先生因为在学校期间成绩优秀，终于得到了这个难得的出国留学机会。

季羡林先生到了哥廷根以后租用了一个叫欧朴尔（Oppel）太太家的一个房子，在这个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年，从来没有搬过家。所以就跟这个欧朴尔太太慢慢形成一种母子一般的感情，在别离的时候是一幕很凄惨的场景。

梵文是所有语言中最古老，也是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但梵文也是打开东方历史大门的重要钥匙之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语言的古老和神秘，深深地吸引了季羡林先生。后来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来源于这个时刻。

季羡林先生掌握的外国语言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共计十二门，而这十二门里边梵文这一类底下还不只一种。

1945年10月6日，季羡林先生终于离开了哥廷根，坐吉普车前往瑞士，以后历经艰险，从法国马赛坐船，经过越南、香港，于1946年5月19日到达上海，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从此，季羡林先生这个名字就和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再也不可能分开了。

摘自《我的老师季羡林》 钱文忠 著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三)：一位留学生的自我修养

分三天慢慢看完了《留德岁月》的第一部。记录的是季先生到德国前与初到德国一年左右的日子。整本书是流水账的日记形式，内容零零散散，还经常有些重复。季先生也不是圣人，想偷懒的时候，小心眼儿的念头，对自己对别人的抱怨也是经常有的。但他选择一句话都不删得将日记出版，让人在琐碎的日常里看到了一位青年的缓慢成长，真实而立体。在日记里，季先生时不时批判一下不学无术的留学生，还感叹“中国派了几千留学生，学问是一点学不回去，然而在外国替中国丢脸倒丢干净了”。联想到现在各种对留学生的吐槽，简单记下几个感想。

1.语言学习

很多人提到季羡林的时候，总要强调他精通多国语言。这只是一个结果，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也是和很多人一样一路挣扎过来的，还经常失去信心。刚进入清华的时候，因为英语听不懂大受刺激，“简直有成为神经病的倾向”。初到德国的时候，水平并不怎么样。几个月之后，谈起话来还是听得多，说不好。但快一年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诧异他竟然能说得这么好的德语了，让他很是骄傲。

从日记里看来，季先生学语言的秘诀大概就是真下功夫。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网上攻略可以看，他也没法去知乎问：“同时学几门语言会不会造成混乱？”或者去买一些所谓“语言速成”的付费课程。就靠着自己每天背单子，念文法，读报纸，查字典，把字典上的经典例句抄写下来。遇到新的难题的时候，季先生也很懂得给自己灌鸡汤：每次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都是进步的表现。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激励中前进，就这样慢慢坚持下来，日积月累的功夫，终于见到成效。

2.心怀社会，目光长远

虽然季先生总是强调自己“没出息”，没有做政客的能力与欲望，但他是时时刻刻记挂者国家的。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在德国的他通过报纸关注这有关中国的消息，经常忧心忡忡。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讽刺和偏见，他很是气愤，也透露出对当时的政府与国民恨铁不成钢的愤懑。

在做学问上，他的目标不是混个国外的文凭，而是真心想为国内的学界做些事情。不然弄篇英文论文，换个博士学位，多容易。但他选择了自己毫无基础的梵文选研究方向，多花几年也心甘情愿，为的是回国之后能真的开辟一片新的学术天地。不选最容易的路，而是选择最有意义的路，一直满怀激情地做着“将来回国了...”的研究计划。真正耐下心来研究学问的人，和心怀整个社会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而季先生是二者合一。

3.对生活的调节

到了德国之后，季先生没有像他鄙视的那些留学生一样，整体忙着跳舞照相，满世界旅行去，虽然总是在日记里抱怨寂寞，但他总算是坐住了板凳，能够安心治学，基本没有一天不读书的。爱书的他也把阅读学术之外的书和逛书店也当成了日常休闲项目，还感叹“只要有两本心爱的书伴着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种生活也不是自我封闭的一味读死书。去听诗，和朋友聊天、谈学问‘散步的记录，都贯穿在日记里。这些学习之外的部分，也为他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意义。正是这些活动，让他从一点一点浸入这个国家，习得语言，了解文化，成为真正的“留学生”。

打发时间的另一个方式是写文章、写信。季先生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极大的信心。不过虽然是为文学大家，他的文章也不是每次都能行云流水写完的。更多的时候，他采取的方式是有灵感就动笔，写不完就放在那里，暂且酝酿一下，闲下来继续写。这种方式，对拖延症（比如我），是有一定参考性的。毕竟一次性写完一篇文章，也是个挺大的工程。于是还没下笔的时候就觉得难如登天，也就一直拖下去了。而季先生用他的模式，在学习之余，写下了不少经典文章。

书的最开始部分，是还没出国的日子。那时候季先生还在担心自己能不能获得留学名额。没有人能准确预知未来，所有的人都是蒙着眼睛往前走的，遇到一些生活中的鸡零狗碎烦心事，焦虑不安都很正常。而季先生的过人之处，大概在于不断的自我反思，聪明地利用从过去获得经验，再加上自己的自控力与耐力，一直走在向上的路上。其实都是一些简单朴素的道理，但真正如日记一样日复一日积淀下来，就成了人生的基石。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四)：舌根上的季羡林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编余剩

王彦山

当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历时两个多月的编校终于付梓时，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员，我心头悬着的利剑并没有铿然落地，反而有一种隐忧着的反思，这种隐忧体现在，对于离开我们已五个春秋的一代大学者季羡林先生，当我们以各种方式缅怀先生的同时，该以何种方式来更好地整理并继承他遗留下的各类有形的无形的财富？

关于先生的各种讨论，似乎从新世纪初就没有消停过，我们已在不自觉中耳濡目染很多。当国人在厨房里以近乎穷凶极恶的心态极尽一种食材的食用价值时，也惯于在舌尖上反反复复玩味各类社会性话题，殊不知，真正能品味出食物的精髓，尤其是人生五味中至苦之味的味蕾部分，主要集中在舌根。也只有品到“苦”的层面，才更接近人生真实的况味。所以，当我们大多数时候只是用眼睛，追踪器般跟踪一个公众人物的相关话题时，在多一些用心多一些审慎的同时，还应该去深入地尽可能全面的去了解这些话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此有关的这个话题人物的著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非“看热闹”的观者心态。对于季羡林先生，我们更应该怀抱这么一种态度，去研读，去追溯他体量庞大的学术体系和文学世界的源头，而非浅浏览时代的泛泛盲从。《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正是这么一套真实反映季羡林先生青年时期留学德国经历的全景式记录的文集，为我们品味舌根上的季羡林，提供了一条路径。

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浮沉中，往往充满了吊诡。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1930年，19岁的青年学子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四年后，季羡林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山东济南中学高中任语文教师。打开历史的长卷，1934年，正是民族内忧外患，黎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年份。如果季羡林不出国，或许就只是“过午上两堂课，非常不带劲，教书匠生活真没趣，然后自己又能干什么呢？”（摘自《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1935年正月十日的日记）的高中语文教员。然后一个隐隐约约机会几乎同时就出现在季羡林写完这篇日记的第三天，即1935年正月十二日，中学老师季羡林在日记里写到：“报上登着，德国远东协会致函清华要求互派助教学生，这不是到德国去的一个好机会吗？我给吴宓写了一封信，问问详细办法。我想办一办，大概有成的希望，倘若真办成了的话，我要怎样高兴呢？”又过了“无所事事，也颇寂寞”的时日，“又作了许多无聊的事”。因为对前途的不可把握及和家庭的紧张关系，这个时期的青年季羡林，无疑是煎熬的惶惑的，这期间的日记，大多简短，很多篇都是用一两句话随意记录下来。比如，写于1935年二月八日和九日的日记，分别是“仍在家过着无聊的生活”和“生活单调如故。”甚至直接用“监狱”来比喻在家里和学校的感受，充满了对人事的诸多愤懑的情绪，用我们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就是满满的负能量。留学德国这件事情的明朗，是在四月二十八日，他写到：“接到长之的快信，清华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研究生办法已决定，他已替我报了名。我自己认为颇有希望，但同时又忧虑着路费。”同年七月二日，“回家后叔父不在家，我预备今天晚上到北平去。当然要见一见。”在七月六日的日记里，季羡林在最后写下：“学校议决派我到德国。”至此，季羡林负笈游学德国的岁月的大幕正式开启。

后来发生的一切，几乎人所共知。1935年的八月一日，本来以为“是二年的长别离”的季羡林，“七点半由家里起程，丢开济南像丢开一双破鞋”，意气风发，极像一位充满家国抱负仗剑远游的诗人，开始了连他自己都预想不到的竟长达十余年的游学生涯。

从济南出发后，先是在北平短暂逗留，后途经东三省，进入俄罗斯大地，取道波兰，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习梵文、巴利文和佛学。因为战争的原因，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被征入伍。已经退休的艾密尔•西克教授——吐火罗语的第一代解读者，以垂暮之年，出山上课。季羡林师从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正是这两位恩师，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了季羡林父亲般的关爱和呵护。

1937年，季羡林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季羡林经当时在英国医治眼疾的老师陈寅恪介绍，从德国回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在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期间，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他亲历了这场战争。也正是这段经历，成为了季羡林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季羡林在这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同时，正是这十多年确定了他终生的研究方向，奠定了他学术研究的牢固基础。战争一结束，季羡林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辗转取道回到阔别十余年的祖国怀抱。

在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为了向世人呈现先生求学德国的艰难历程，展示他刻苦律己、发奋求成的可敬精神和心念祖国、心无旁骛的高尚品德，整理和出版先生留学德国期间的日记，也就成了一件势在必行但艰难繁复的工作。又因《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是首次公开出版，也就给编校工作带来很多琐碎的但亟待解决的问题。日记记录了自1934年11月到1946年8月，留学德国前和留德期间及从学成后回国的经过，时间跨度前后近十二年。一代学儒艰难苦恨的如实记录，煌煌一百多万字，洋洋六卷，夹杂了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语种。在有限的原稿复印件上，有很多字迹和断句几乎无从辨识。在语言和语法上，我们尽量遵从作者当时的语境，尽量不作删改，力图呈现当时的表达原貌。

从地域上追溯，先生和我同是齐鲁儿女，当为我辈渴慕的乡贤。先生的文化长卷展开，一片锦绣河山，蘸一管剩墨，写下一点编校过程中的杂感，是为纪念。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1934.11.24—1946.8.12）》读后感(五)：季羡林与王静如在柏林的几次谈话——读季羡林留德日记之一

《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六卷）

季羡林文化基金会

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

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1953页 298.00元

读过季羡林（1911-2009）《留德十年》的人都知道，从他1935年9月14日初抵柏林，到同年10月31日离开，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是在柏林度过的。在此期间，季羡林主要是在柏林大学外国学院的留学生德语班强化口语和听力，为日后进德国大学读书做准备。当时在柏林与季羡林经常往来的同学和朋友，在《留德十年》里只提到敦福堂（心理学）、乔冠华（哲学）、赵九章（气象学）和汪殿华（药学）等人，却漏掉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民族古文字学者王静如（1903-1990）。这是我最近看了《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后才知道的。

与王静如在柏林的几次谈话，对季羡林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显然是起过一些作用的。与尚在求学阶段的敦、乔、赵、汪等人相比，王静如当时在学术上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以说是季羡林在国外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学者。王静如首次出现在季羡林10月4日的日记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同清华国学研究院老同学王静如谈起来。他到法国去研究linguistics，现在来柏林闲住，谈得颇起劲，一同到乔[冠华]处作长谈，约我们明天到他那里去。人极有意思。（《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第88页）

王静如到法国研究语言学（linguistics），是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时间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名义上叫海外研究员。他主要是在巴黎听伯希和（Paul Pelliot）、梅耶（Antoine Meillet）、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人讲中亚语文史地和印欧比较语言学，间赴英、德等国从事学术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季羡林见到他时，正好赶上他从巴黎来到柏林闲住。王静如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1927-1929），是季羡林等人的老学长。王不到30岁已成大名，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人聪明的话，自然“极有意思”。

第二天（10月5日）夜里，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应约来到王静如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长谈：

[晚上]七点同乔到王静如处。他正同人谈佛经。我们就大谈起来，从佛经一直谈到他研究的东西。我才知道他真是专家，他出过两厚册《西夏研究》，能念西夏文，在中国他还是第一人，出过一册契丹文研究。他同时又发表了许多惊人的意见，关于音韵学上的，也颇别致新颖。我对西域的东西本来有极大的兴趣，这样一来，反而把我的旧兴趣引起来了。我于是想到我究竟要研究什么呢？我总想还回过头去研究中国东西，因为研究外国东西根本弄不通。我于[是]把意思同他说了说，希望他能指给我个路。结果大体谈了谈，让别人指路终究是难的。我预备再把这问题彻底想一想，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研究德国文学批评，回去弄文学批评史；一是研究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如西藏史之流的。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这一席谈，实在给了我不少的益处，让我知道了许多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同时，还让我想到自己的路。（同上，第88页）

王静如比季羡林约大八岁，在出国前已经出版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三辑《西夏研究》（1932-1933）。季羡林说他“出过两厚册《西夏研究》”，显然有误，三辑《西夏研究》应该是三厚册。季羡林提到王静如“出过一册契丹文研究”，这应该是指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的《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一册”云云大概指抽印本而言。王静如在音韵学方面发表的“颇别致新颖”的意见，当指《跋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通过与王静如的这次夜话，季羡林以前对西域的旧兴趣又被重新引发出来，早先已有的在外精研西方学术后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意向也变得更加明确。王静如发表的累累学术成果，对还未跨进学术之门的季羡林无疑也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告别王静如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快十二点，由于思索过多，季羡林一夜辗转难眠。

10月8日，季羡林向乔冠华谈到自己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决定：

今天同乔谈到我究竟要研究什么，最后决定研究philology和phonetics，把西洋的原理弄透彻了，再回头整理中国的音韵文字学，第一步先读希腊文。回想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时在变迁，外界稍以影响，就要跟着变迁，实在不是个好现象。这样变来变去，终于不过一事无成，然而两鬓白了。（第90页）

季羡林的这个决定，大体上已经靠近王静如走的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和音韵学（phonetics）的路数，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天前的谈话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他很想从王静如那里继续得到一些启发和建议。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说：

出汪[殿华]家访王静如，又不在，我倒愿意同他常谈谈，他能给我许多启示。（第92页）

10月14日夜，他终于又得到一次同王静如长谈的机会：

晚上，王静如来访，陪他出去吃饭，我们又大谈起来，我的目的是在向他学文字学同音韵学，应该读什么书，但他开头就劝我不要读文字音韵学，因为倘若想在这方面有成就的话，需要机械的帮助，现在的音韵学已经不是纸上谈兵可以研究的了，完全要实验。机械贵得很，在中国也弄不到，他劝我读西洋古代史，如埃及史之流，而着重在发掘考查方面，回国后，可以治中国古代史。我想这样试一试。

饭后，又回到我这里来，仍然大谈，一直谈到十一点，他才走。（第92页）

王静如说的用实验方法研究音韵学，指的是他当时在法国接触到的由卢赛洛（Jean-Pierre Rousselot, 1846-1924）开创的实验语音学。这门学问研究起来确实不易，我们只要看看刘半农（1891-1934）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如何辛苦就可以想见了。王静如劝季羡林读西洋古代史或埃及史，回国后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季欲学希腊文，然后回头再来研究中国的想法不谋而合，自然引起季羡林的共鸣：“我想这样试一试。”

此后从10月15日到10月29日的日记中，王静如没再出现。10月30日是季羡林在柏林住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在学生会看报时，他“遇到王（引者按：原书误作“汪”）静如。本来礼该到他那里去，现在不必了”。（第105页）这是季羡林和王静如在柏林见的最后一面，王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就要到他回国后的1946年8月9日了（“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王静如，原来他还没来”（《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第1952页）。1935年10月31日中午，季羡林乘火车离开柏林开赴哥廷根，此时的他离终生要研究的东西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但已经逐渐走上适合他自身特点的道路上了。

有人会问，既然王静如是季羡林在柏林遇到的唯一真正能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上给他做出指点和提出建议的人，那么为什么季在《留德十年》里只字不提王的名字呢？我推测这可能同王静如性格独特，在学术圈内部风评不佳（主要指性格一面，与学术成果的高下无涉）有关。有关王静如性格的评论，以前只在《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等材料中有一些披露，最近则逐渐多了起来，也比较公开化了。像聂鸿音就在他的新书《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里非常坦率地说：

王静如具有良好的传统国学基础和现代语言学素养，只是性情略微显得乖张。他进入中年后本应该取得更高的建树，人们甚至指望他建立一套完整的西夏语音和语法体系。然而遗憾的是，王静如很快就被国内连年的政治风波折腾得心灰意冷，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只写了几篇出土文献的介绍和一篇西夏语音研究的概述，尽管学术水准依然很高，但成果数量之稀少实在让所有的同行为之惋叹。当然，后来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王静如依然我行我素，在研究所例行的年度科研计划申报当中，他年复一年地把编制‘西夏字典’作为次年的任务，一直申报到他逝世为止。（第81-82页）

这在以前有关王静如的回忆文章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是只有圈内人才能了解的真实情况。和这样“性情略微显得乖张”、“我行我素”的人扯上特殊关系，就算是季羡林那样地位的人，可能也怕得罪对王静如有意见的同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罢。

《留德十年》出版的时候（1992年12月），王静如早已去世（1990年10月2日）。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了季羡林在书里没有特别提自己一笔，会怎么想季羡林呢？

（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4-11/16/content_3344767.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