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的读后感大全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是一本由翟学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读后感(一)：一个有魅力的学者，一本值得读的好书！

翟老师为人严谨，治学讲究，文风犀利，可读性与深度俱佳！修订版加了翟老师在北大的讲座，更加生动，近几年读过少有的有趣味的学术专著！

ps.写了这么多竟然还显示字数少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够了吧……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读后感(二)：不断的提升、提高自己（经济实力、各种能力），当你的能给别人带来价值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人脉与面子。

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有普通人都常识般地知道：有时候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和建立起人脉的重要性。

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具有国家形态的社会时，非但没有打破原有的血缘关系，反而将国家形态建立在了原先的血缘关系基础上”，这使得宗法制不仅成为国家的、阶层内部的建构原则，更被平民百姓所效仿，导致了“家”与“国”之间具有同构性，而连接其中的便是连接每个人的家族血缘纽带。

书中段落：

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我对所谓的“人情、面子、人脉”的理解与作者不同。我认为：不断的提升、提高自己（经济实力、各种能力），当你的能给别人带来价值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人脉与面子。

我相信，最终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清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一点的改变，最终会从量变到质变到质变。用“关系”驾驭规则的事情会越来越少。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读后感(三)：逻辑车祸现场

看了头两篇，实在看不下去了，又翻了最后一篇总结，槽点太多以至不知从何说起，选几个关键的吧。（惜乎作者旁证博引，据说此书销量甚好）

一，概念误用

1.意义与定义属于非形式逻辑2.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方面，“概念与外延的相斥”显然是错的，应该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变3.内涵大致就是指一个词项所意涵的一组属性，是一种“限定”，限定越多，所能指称（外延）的必然越少，书中所说的仁礼概念的包容性都是在内涵层面的。

这个太明显了，名词使用不当例子很多，不赘述了，图式论是认知学说里的，偏重于表示无意识的心理结构。

这个太扎眼，后面还提了索绪尔，其实完全无关。所指和能指是符号的两个部分，所指相当于“概念”，“能指”则是一种音响形象（《普通语言学教程》，2007）书里把它们说成特指和泛指显然差得太远。

（摘取两篇中的细枝末节，重点也不是挑错，我看的已是第二版）

二、混淆概念、理论

1.语词运用与概念运用的混淆（学科错位）

作者一直强调中国的社会建构是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与其说是社会学问题不如说是语言学问题。按作者所言，脸、人情、关系都是无法定义的。我认为西方没有完全对应的语词不代表西方没有相似情况。任何具体的语词都无法脱离情境，过于强调特殊性那只能各说各话就不会有如今的人文社科，定义、概念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地平线以便于理解交流。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而非西方文化所特有，更不能说中国人就不会抽象化、概念化。说本土资源无碍，所谓的“本土方法论”我是向来不信的，做研究所遵循的普遍思维模式、推理方法不分中西应当是共识。

2.理论与日常经验的混淆（层次错位）

“冲突理论”是高度概化的，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来阐释社会变迁、社会整合等等，它和“均衡理论”准确地说是相对而不是相反，把“均衡理论”叫成“和谐理论”也无所谓，重点在于他们讨论的都是实质上的泛化冲突或者均衡，而书里列举的都是一些日常层面的、名义层面的问题，完全不相关，类似的还有西方“角色”理论与中国的“君君臣臣”，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3.问题错位

试举一例，书中说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社会格局对其成员的影响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模式，尔后谈起了梁漱溟关于中国缺乏团体生活的论断，并将其归纳为两头大、中间小。

实际上两种论断根本不在一个频道，梁漱溟始终着眼的是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书说的是公权力资源的分配问题。是否重视“集体生活”和地方政府权力演变毫无联系。

⭕️书里多处把制度问题、社会发展水平问题当文化问题讨论，这非常值得警惕。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权力上的优势地位会扩展泛化主宰一切，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就是天生爱官僚文化；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不能说中国人就是迷恋家庭。需要注意——论述文化比较问题时必须确定：有自由选择的前提吗？

结语：余不一一了，总而言之，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对本土文化、社会研究得不够透彻，没有很好的理论面世，就说中国人思考问题就是模糊的，连续的，宏观微观就缠在一起分不了了。作者就差说“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没逻辑”了。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列举细节、讲故事谁都会，其实是混淆视听，在学术中是要慎用的。西方社会学经常讨论的是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有普适性，作者列举中国人对具体情境的应对和思维的细节来与之比较，这是我认为本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读后感(四)：翟学伟老师悦读研讨课感想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诠释？首先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直接套用西方既定的理论，概念虽然表面上似乎说的通，但是本质上是缺乏解释力的，这种似通的现象也和西方社会学研究最初就持有的世界性视野相关。其次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本土化研究”，从这个“化”字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的信息，首先“化”本身是承认西方理论的正确性，从而将其进行符合中国本土改造，其次在研究理路上，很容易因为民族情感而具有中西文化二元化概念性对立比较的倾向，而最终的结果，或许也只能是研究对象或者研究方式上的本土化，就有如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型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框架结构，这种分类感情性的多寡与工具性的强弱对立起来，在中国社会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是缺乏解释力的。

我理解翟学伟老师在做的，其实是一种本土性研究，“性”与“化”一字之差，但是在思路上却有由内与自外的天壤之别，就是从中国社会问题为起点，探究适合的方式，进行自身的研究，从而将现象进行提炼成为理论的高度，甚至不必成为精确概念，作为现有学科体系中的一个补充，与西方研究进行交汇。正如课上老师提到的，这种研究一定不是以国界民族而分而是以社会现象的培育土壤而划分的，就算在美国，一个熟人组成的乡村表现出的社会现象，中国本土研究的理论是否会比许多建立在城市观察上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更有解释力呢？我想这犹未可知。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中国社会的本土性研究，我们似乎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但是却似乎不够透彻，从我本专业角度尤其是先秦史来进行探讨似乎很有必要。遍查所有文明的起源，几乎无一不是从宗教开始的，这种宗教往往来自于原始的恐怖情绪，并且会成为神权和统治权合一的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商朝的“帝”的观念就是如此。但是之后的“周武革命，有所损益”却为中国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理性和道德的因素，周朝为了解决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问题，简化了帝的形象，抽象出一个道德性的天的概念，称“道德上帝”。这种道德性成为人的自觉性的源头，从而成为人文精神的起源，经过春秋时期孔子，思孟学派的相继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起源于天，却向下沉淀至人性内化，人需要遵守琐碎的礼的锤炼，以绝对精神“仁”为核心向内探求无止境的道德世界，同时又向外推，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进行上升扩散循环的场。相比于西方外向超越而形成宗教，每个人都要遵守上帝规定的法则的情况，中国人所要遵守的礼，是无止境的日常仪节，故而这一过程既是“我欲仁，则斯仁至矣”，又是“任重道远”，并且礼的实践一定是因人而异，实质需要个人在礼的磨砺中把握尺度感，培养个人价值自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异化之后，就使得古至今的政策执行充满了诠释空间而充满张力。而体察这样一个推己及人，天人合一的连续统，也处处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出现时边界的模糊以及关系的可推延性。所以回看我们历史的源头，我们社会的问题的特殊性从最初精神价值形成就出现的，本土性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而我们最喜欢询问的“我们应当走向何处”的问题，答案似乎也并不那么困难，现代化不应该等于西化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现代化本身也不应该是一个范式，而应该是一些元素，譬如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理性的遵守，中国的价值体系是超越西方的，西方宣扬自由，平等，人权，但是其形容仍然是“self-evident”不言自明，最终的归宿仍然是神，而中国却可以在没有灵魂的情况下做到不朽，从而积极肯定人的价值而促使每个人从内而外激发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这无疑是可以和现代性精神对接的。（这里我还没有想好，真的存在这样的因素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否本身又是一轮文化混乱，但是至少可以明白的是我们的文化脉络是拥有在现代社会的活跃的有潜力的精神空间的）。同样在社会学领域，我们仍然可以以中国本土性研究，做出在原有科学性社会学框架内的理论体系的成果。

一学期的悦读研讨课上完之后，最大的感受还是自己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已经不自觉的沿着分类、递进的逻辑线进行，就好比我们在课上讨论，认为面子和人情在中国人的使用语境中有很大的重叠性，两者的差别的时候，一位同学提出的“人情是面子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的说法，无疑击中了每一个人的舒适区，被大家广泛地认同，没错，在现象层面，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人情存在，一定会至少“敷衍面子”，而不是“撕破面子”，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面子，并不代表着两个人的互动能够达到人情的地步。但是我们在进行理论性提炼的时候，仍然倾向于选择线条式的方法，无疑是不合理的。对于我自己来说，之前在选修胡翼青老师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时经由其推荐，阅读了几本翟老师的书籍，被深深折服。当时也写了一些评论，书评中针对翟老师在《面子，人情，关系网》一书中提出的“自家人”群体概念做了一个辨析，翟老师对“自家人”是这样诠释的：“由家族引申出的自家人群体是家庭向社会的迁移，也是从隶属群体像参照群体的参照群体的过渡，所谓参照群体是指个体不以自己所处的群体作为划分自家人的依据，而是依照心理上哪一认同群体的认同为标准” 当时我认为这样的诠释或许更为倾向于描述这一群体的伸缩性特征，但是忽视了其先定性与稳定性，虽然说人情浇薄，但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自家人群体的伸缩性仍然有其弹性范围，我认为自己在这里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也是和老师在书中提到自家人的一体特征相吻合。但是之后我的解决办法确实试图将自家人群体分类，将其分为核心血缘群体和边际群体，认为核心血缘群体是具有稳固性更多于伸缩性的。但是现在回想，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还是说在连续统的基础下，稳固性的表现与否，其实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比如说恩人应该放在哪个群体中，是将他作为拟血缘关系放在核心群体之中，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是否这种拟态血缘关系可以舍弃？而在另外的场景中，我们分出界限的另一边似乎反而更加稳固。

我在这里还是想说相比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翟老师的本土性研究似乎是易懂的，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基模，但是真正上升的理论性的思考，就很容易坠入形式逻辑的窠臼，真正理解它仍然需要更刻意和自觉的训练，这也是自己之后的阅读打算，希望能够借由这节课读过的翟老师的书，先将从费孝通，许烺光到杨国枢，黄光国的本土研究进行通读，再阅读翟老师书籍中屡次进行对比而提到的譬如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米德的《心理自我和社会》等西方社会学研究著作，并以此入手进行西方社会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和了解，以期可以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本土性社会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此门研讨课的作业要求发布较迟，彼时已经临近考试周，故遗憾无法写出一篇高质量论文作以学术研究，仅仅写下自己上课的感想与心得，同时亦期待后续能够继续与翟老师多多交流，聆听教诲。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读后感(五)：本土研究之必要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古文仍然记忆犹新。稚龄之时，学校便分发了几大本蓝色的教材，内容不外乎是四书五经，要求我们每日诵读。及复初中，从大陆来的班主任许是感慨小岛人民生活太过闲散，不知尊师重道为何物，便用班费为每人购置了一本《弟子规》，作为额外的背诵作业。多年过去，当年牢记的词句也早已忘却，遗留下的只有当初对语文应试教育的厌恶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感。若不是机缘巧合下有机会重新学习，或许现在也仍然是“谈儒色变”吧。不久前听闻政府有意振兴国学，复又搬出积尘已久的《弟子规》，有意作为典范大力推广，只得为当今的小学生感叹一声“命苦”。

上位者的焦虑可以理解。自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起，中国便被强制走上转型之路，如今磕磕碰碰地过去一百多年，仍然连未来的雏形都看不到。处于这两千年未见的巨大转型期，一方面是经济强国向综合大国转型时产生的巨大文化建设需求，另一方面是新旧秩序交替时暴露出的种种矛盾无法被西方理论解释的困境，人们的目光自然打了个转儿，再看回古时，希冀着几千年前的老祖宗能继续充当精神偶像，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可惜，这也只能是黄粱一梦。

在政策制定者、基础教育工作者亦或是被教育者，三方对国学的了解恐怕都只有一鳞半爪的情况下；在传统的乡土中国被工业化的浪潮拍打得支离破碎、士族阶层消失殆尽的今天来谈论国学的复兴，总觉得像是潜藏在每个国人血液中那个天朝上国的幻影的临死反扑，而不是一剂能修齐治平的良方。

西学无法起效，国学又不能倚靠的情况下，我们的出路应在何方呢？在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反省、批判中，翟老师选择了“本土研究”这条道路，意即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中进行学科性的自生性的研究。所谓的不离学科框架，是指现有的学科对象、领域、范畴及基本问题不变，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由研究者自行开发出概念、方法和理论的自生性研究。这既区别于生硬地对西方学术的“套用”，又不同于遵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与流派，而只是单纯得出和西方研究不同结论的“化用”。本土研究，不单是“一个转换和重构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参与改变学科框架或推动这个学科框架进一步扩张的问题。”

不可否认，对西方学说的采纳弥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许多不足，仅是对这些庞大的文化财产进行囫囵吞枣式的接收便能出产许多成果。如同建国后剧变的几十年为大陆作家提供了数不尽的素材，“贴着现实写作”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美妙的初始阶段已经走到尽头，继续满足于制造学术垃圾无异慢性自杀。其实先哲大家中不乏有成功的本土研究，如林语堂先生的“官、绅、富”（社会等级）与“面、命、恩”（社会心理）两组三位一体概念；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 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伦理本位”等。

前人已开创道路，后人又岂能止步不前？

开展本土研究，则需要我们能“出入于东西方学术之间”，既不因缺乏严谨的西方学术训练而脱离学科框架，也能深谙本土文化而不致落入“套”“化”的窠臼。想来是极其艰辛的。关键也正如第二版自序中讲的那样“我们模仿、吸收、批判乃至摧毁一些西方的学说、理论、流派并不难，难的就是我们能立起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而在二十余年的研究中，翟老师立起了一套精准地观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方法。

学者在研究中或许会发现，很难去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孕育出来的一些特色的本土概念下定义，比如“礼”、“孝”、“人情”、“面子”等。若想明白个中缘由，我们还得回到这些概念如何被提出、又是如何被我们思考并应用于生活中这个问题上来。

一方面，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具有国家形态的社会时…非但没有打破原有的血缘关系，反而将国家形态建立在了原先的血缘关系基础上”，这使得宗法制不仅成为国家的、阶层内部的建构原则，更被平民百姓所效仿，导致了“家”与“国”之间具有同构性，而连接其中的便是连接每个人的家族血缘纽带。该特点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国家”一词本身，它的本义为氏族社会解体前统治各国的那个家族（如西周的“姬”性氏族），随后逐渐发展为如今的含义。

另一方面，同中国的宗法社会紧紧相扣、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地参与指导了社会建构的儒家思想，其一大特点便是“概念的操作和概念的抽象混合使用”。每个核心概念的提出者本身就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而是通过一连串应然的叙事，提供了不同情境下具体的行为规范的方式，辅以类比或隐喻形式的推理（而非逻辑推理），让受众自身形成一个总体而模糊的理解后，再回到生活中，使每个个体可以根据自身的特异性，在儒家设定的大框架中去调整自身具体落实这些概念的方法。以“仁”为例，“上下相亲谓之仁” （《礼记·经解》）；“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解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对“仁”这一观念进行了论述，不同理论系统之间能够互相支持、互相解释、互相补充，形成连贯的整体。“仁”等概念不仅是抽象的总结，更成为日常行为中的行动准则，需要亲身体会。

由此，中国人便形成了一种叙述性的、整体性的、连续统一（太极、五行、八卦）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偏重逻辑性的、个体性的、二元对立（唯物与唯心、感性与理性、个人与集体）的思维方式有所差异。有些比较文化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汉人的故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叙述，而不是各种可孤立理解的学说和意识形态”（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

综上所述，因了中西在思维方式、学术研究传统上的差异，若想用一两句话便对某些概念进行精准定义，不说是痴心妄想，怕也是需举数代人之力方能完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翟老师完成了一系列对国人日常生活中占据极重地位的关系、脸面与人情的研究。比如以下对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关系的理解：

“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又比如在《中国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平衡模式》一文中提出的“平衡性原则”：面对三个人以上的关系时，为了避免一切可能的人际关系冲突，平衡性就成为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常以从众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三人的关系拆分开来，是多个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两人的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又强调人情往来的不平等性，以此加深彼此的联系。于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明面里人们不敢与其他人不同，私下里又总是想要走后门、拉关系。

凡此种种，不多赘述。

昨日的世界或许离我们真的已经太遥远了，像是云遮雾绕的群山，你远远望去，只能看到自己脚下这条河从哪个方向过来，却分不清到底是从哪座山头发源，又流经几块奇崛的巉岩，越过层层的壁垒，最终抵达如今的方位。以至于人们几乎都已经要忘记了，一两百年前，生活完全是另一幅风貌。如今它改换颜面，若要叫前人看见， 怕是真真认不出来了。

我们都已习惯中国今日的模样，却不曾想过它接受过多少西方的改造。

西方文明近代以来的突飞猛进，是以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锐减为代价的。美洲的三大古文明，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非洲的部落文明等等。如今虽说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都说世界形势是“一超多强”，但仍未能出现一股能与西方文明有力对抗的文化力量。长此以往，怕是要像中国的儒家文化一般，因为过早的成熟与过度的强势，在缺少对手的环境中不断僵化，失去了进步的可能。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位科研工作者，能做的或许就是进行本土的研究，将本国文明中宝贵的可能性提炼出来、留存下来并传播开来。

借书开头翟老师的一段话说就是：“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我自己的感 受是，我还是看到了西方社会学中没有言说过的部分；我终于发现，还有一些‘学术余地’深藏于中国社会之中；我也领悟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使命应该是把这一宝藏做成同西方社会学理论一样好的东西，并让它们不只属于地方，而只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