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鸟》读后感摘抄

《不死鸟》是一本由[加拿大]罗德里克·斯图尔特 / [加拿大]莎朗·斯图尔特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死鸟》读后感(一)：看不见的战场

人的一生受很多因素控制，最早是少年时候的家庭，然后是青春及其延伸到中年时期的荷尔蒙，最后是不同时期自我的认知，和与现实世界不断发生的冲突。

一个人的宗教情节可以是冲突的来源，可以是成圣的基台。白求恩最后认同的不过是他想见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能找到很多的共同语言，也就是基于这种情感的共同点，白求恩天生具备圣人的标准气质。布朗对中国时候的白求恩的评价是：不像一名共产党员，而更像个僧侣，像一个同情弱者的圣徒（p321）。

西班牙的白求恩还是那个自我的“恶棍”，那个无法自拔的混乱之徒。他永远不是正统的代表，叛逆的性格不合于群，不合于社会。两年后，在中国，他能改变多少？改变的是中国的落后和隔离，甚至语言的障碍，都利于提供了一个清教徒成圣的战场。而在这里消瘦的圣徒白求恩终于成为烈士，完成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也的命运。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白求恩还是那个混乱的白求恩，脾气暴躁，心直口快。是个自我的强者。但是就是这种急冲冲的精神，带着无我无惧的标示，他被接受被热爱。

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恶徒，在很多时候无法解脱，无法明白现在的自己是否等于未来的自己，无法清楚的表达人的感情。但内心，我们都有光辉的一点一线或者一面，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我们可以奋力一战，从而实现自己。

在日军来袭之前的新绛县，白求恩遇见了天主堂留下的守护神父。他破例的参加了晚祷，神父道别时候说到：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在人间遇到，如若不能，那就在天堂相逢。

让我们在每年双十一的时候，能够心怀怜悯的仰望白求恩先生。

《不死鸟》读后感(二)：关于本书，责编答《博览群书》问

1 编辑《不死鸟》一书的前后，白求恩的形象在你心目中有无改变和颠覆？

颠覆谈不上，但肯定有改变和补充。这是一本非常翔实的书，作者用一种几乎超出常人的执着和毅力在搜集、整合着所有现存的白求恩材料，事无巨细。之所以如此，作者告诉我，他要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白求恩——真实，是作者完成这部书所坚持的最高价值。得益于此，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脸谱式的、复杂、多面、人格不断变化的白求恩。作者很少对白求恩做道德和价值评断，多是白描式的叙述，并且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为几乎每句话开列了资料来源。在作者对史料的钩沉下，我们看到一个兢兢业业的白求恩，也看到一个偏执易怒的心理疾病患者；看到一个教徒般急切奉献的白求恩，也看到一个风流浪荡的花花公子；看到一个批评社会不公、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白求恩，也看到一个偶尔以权谋私的糟糕领导。我相信，这一个个白求恩的形象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中国以往的革命话语中，我们只能看到以上白求恩众多形象的一半：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英雄人物。看完本书后，我们知道，以上毛对白的评价是有偏差的，至少都不是绝对的（他们只见过一面）。在加入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革命时期，白求恩独断专行、利用工作之便与各色女友幽会，绝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谈不上高尚；白在年轻时千方百计融入社交场的虚荣浮华而不得，感情生活朝三暮四，患得患失，算不得是个纯粹的人，遑论道德；再看书中这个顽劣粗鲁的白求恩，时常得意于自己不分场合的下流笑话和粗俗举动，看来低级趣味也并不与他绝缘。

颠覆吗？也未见得。现代政治学中社会有公域、私域之别，公民品格也有公德、私德之分。在白求恩一生的后期，他逐渐找到了承载自己宗教情怀和人道主义热情的事业，品格日趋赤诚，在西班牙和抗日战场上抢救了无数伤员，对改进华北落后的医疗也愈发无私和执着。所以，白求恩在公德、大节处总体上是当得起吹捧的。私德上的污点和劣迹让白求恩圣人的光环熄灭了，但他为人道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并不因感情生活的混乱而失色。这样的白求恩我相信是存在于历史上的白求恩，而不是陈列在神龛上的塑像白求恩。

2 在编辑过程中对你触动最大的情节是什么？

有几个情节打动了我。一个是西班牙内战时白求恩加入国际纵队，组织了流动输血队为前线伤员救治。1937年1月，国民军攻占了马拉加，造成大量难民潮涌向附近城市阿尔梅里亚，公路上难民载饥载渴，扶老携幼，不绝于途。当时白求恩等人正开着自制救护车赶往阿尔梅里亚给伤员输血。但眼见路上的惨状，白求恩决定暂时放下输血的事，让妇女儿童上车，自己和朋友下车步行逃难，遭遇飞机扫射。车到了阿尔梅里亚再次折返接送难民，来回数次。抵达阿尔梅里亚后白求恩带着一车孩子去吃东西，看他们恢复了活力，他很高兴，说他们“像蛐蛐儿一样活蹦乱跳”。后来知道，他们是马拉加公路上唯一帮助难民的几个外国人。

还有一个是白求恩来华后，在一个小村庄里，在日军的轰炸中不眠不休，连续40小时，给71个八路军伤员做了手术。书里这一段故事描写得非常生动，写他如何不时地把头扎进冰水里让自己清醒，如何在两台手术间隙抽一支烟，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罐缴获的罐头。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英雄的壮举，更多的是一个亡命工作的战地医生，还有《西线无战事》中那样赤裸和残酷的战争。我的感慨和触动大多来源于此。

3 据你所知，你的同龄读者和年长读者对这本书里的白求恩形象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八零后，我的大多数同龄人还是对白求恩不了解，也不关心。我做过一个小调查，同龄人中不知道白求恩是加拿大人的不在少数。但我们都乐于见到教科书上正面人物的花边新闻，并津津乐道。

年长的读者不同。成长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对于革命人物抱有崇高的敬意和亲切感。有五零后读者看过这本书后总结：白求恩精神是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对信仰的执着，二者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为稀缺的两种品质。

毋庸讳言，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对白求恩的认识不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国际主义奉献式外交让位于利益外交，这与国际共运的式微有着莫大的联系，大环境变了；第二、白求恩远非重大历史关节的重要人物，这是其历史价值所决定的。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宣传了某种工具化的价值，不在于书写了某个关键先生的传奇人生，而在于平实、真诚和偶尔触动内心的叙述。我把这本传记当作观察西班牙内战和华北抗日战争的窗口来看，也把它当作像《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那样中国社会的白描图景来看，当然，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部反对战争，呼唤人道和医德的作品来看。白求恩的精神并不过时，看看联合国难民署对苏丹、索马里、伊拉克的援助，人类是需要这些温情的。

《不死鸟》读后感(三)：在余烬中涅槃

2019年正好是白求恩逝世80周年。在80年前，依然年轻的白求恩医生在一次做手术中不慎划伤了自己的左手中指。由于他长期高负荷工作，加上在边区的饮食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并且在伤口还没好的时候又接触了伤口化脓的病人，最终让他染上了败血症去世。

对于不了解他和当时的情况的人来说，很难想象为何一个小小的伤口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况且，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本人不可能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知识。而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时间地点和白求恩倔强性格共同导致的一个悲剧。

白求恩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具有完美人格和高超技艺的医生。他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者，只是他把医术用在了和那时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同的地方。这也使他成为了近代以来最知名的加拿大人之一。

医学，这一个和人类生存和健康息息相关的学科，在从哲学和神学独立后，便成了一项格外神圣的技艺。在医学模式转变以前，医学还是哲学这一大学科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哲思是它重要的一部分。在经历了将疾病归结于鬼怪、辩证的四液说等模式后，医学被纳入到科学的体系。其实，无论在什么时候，治愈疾病的能力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正如巫师驱鬼、神父祈祷那样，但由于医学的力量是亲眼可见的，因此将其成为当代的神圣技艺一点也不为过。

纵观白求恩的一生，他经历了基督徒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在这看似不可能的变化的背后，医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加拿大和美国的医学界能够容得下白求恩，他还会如此毅然决然地加入援助共产主义事业的队伍中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做任何假设。白求恩保护弱者的天性、不易满足的性格、犀利的眼光和暴躁的脾气似乎注定了他无法在名利场上很好地融入。他终究是这场戏中的局外人。

然而他的神圣技艺却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上发挥了重大用途，数不清的手术和治疗、对其他医生和护士的指导，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白求恩的外科技术不能算得上最好，但适合战地手术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医学成就了白求恩，却也让他在追寻理想的途中被手术刀夺去了生命。但如果再次重来，他会后悔当初来到中国的选择吗？我想是不会的。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对他而言是巨大的人生折磨，因此，他会选择去体验，去感受，去改变。这种体验的结果不是目的，而是体验本身。因为死亡是必然的，但日期并不确定，而意志却可能获得重生。于他而言，在患上肺结核修养的那几个月里，就是他思想重生的开始。

白求恩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或牧师。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宗教对于白求恩有什么影响呢？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世界上大多数主流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是教人向善的。宗教唯心主义人士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道德是神灵意志或神秘的“天”的启示，是天意的产物。《圣经·旧约·出埃及记》里就记载了著名的“摩西十诫”：记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摩西十诫作为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个道德标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它独特的地位。

道德同政治、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一样同属于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性和极强的实践性。它既指一定的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包括伦理关系、伦理原则、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又指个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实践，包括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品行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而白求恩生于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宗教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即使他最后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却依然深受父母理念的鼓舞和激励。他谨记父母的教诲：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善与恶。他深谙福音派信徒的职责，并用它来对抗邪恶。这种非善即恶的世界观和摧毁恶势力的使命感从未离开过白求恩。很久以后，当白求恩正式走上医学的道路时，他会把解救病人、扶助弱者、接济有需要之人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能让他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行业中。

宗教家庭带给白求恩的还有性格中强烈的正义感。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保护弱者一直是他的天性。这种正义感最后将他引导到了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为了救助无数在法西斯主义下受到压迫的人民。

白求恩的祖父老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他在多伦多学习内科和外科，在伦敦和爱丁堡相继赢得同行的赞誉，并获得了这两地医学院的研究员资格。他不仅专业精湛，而且还是以为颇具天赋的艺术家，在绘画和写作方面都享有较高的声誉。或许是受到祖父的影响，白求恩后来的人生轨迹也渐渐地朝祖父靠拢：他不仅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还在绘画和写作方面有所造诣。像祖父一样，白求恩很有艺术天赋。他喜欢素描，也喜欢阅读。他思维敏捷，很有灵性。如果说手术刀是白求恩作为医生的武器，那大脑就是他作为思考者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如果想要保持锋利，就必须要用书本作为磨刀石。白求恩喜欢阅读和写作的特点在他在中国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在边区没有新的书可以供他阅读，他便把旧书反复看了好几遍，甚至用来包装东西的旧报纸也不放过。一台爱马仕牌打字机更是如影随形。

但生于严苛的基督教家庭，以及早期在户外伐木工作，也助长了他性格中相反的一面：白求恩个性固执，不畏反抗，脾气火爆，任何与他相左的意见都会让他更执拗地去坚持。最开始，这种反抗是针对他父母强加于他的宗教信仰，反对宗教信条给他设置的诸多限制。后来，这种反抗变成了反抗权威、反抗常规、反抗诸多繁文缛节，并最终与其他许多因素一起，促成了他的信仰的转变。

世界上的事物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宗教，它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不是全盘否定的。宗教给信徒设置了许多道德上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是来自于某种更高的存在，相比其他道德起源论，宗教的“神启论”或许更有束缚力。

这种非二元论同样适用于人。白求恩的品质也并不能用一个“好”字来简单概括。由于个人的道德主要是源于他早年的社会、宗教、家庭环境以及个人教育，因此，白求恩的早年经历，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他往后的人生轨迹。

白求恩生来就是一个斗士，基督教家庭原本赋予它的福音传道者精神逐渐转化成强烈的社会责任，直至后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医学应该有国界吗？这个问题同样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希波克拉底誓言里这样说：“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纳粹分子医生在人类身上实施了难以想象的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了纳粹分子医生的罪行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重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48年世界医学会 (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

《日内瓦宣言》里是这样说的：“我一定要保持医生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待同事亲如弟兄。我决不让我对病人的义务受到种族、宗教、国籍、政党和政治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的干扰。对于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之下，我也决不用我的知识作逆于人道法规的事情。”

由于白求恩的政治立场，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会将西班牙和中国战场上的另一方一视同仁，义无反顾地担起医生的责任。但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作为一个国际人道主义者，他会不畏困难地为弱者服务，无论国籍、种族和宗教。宋庆龄也评价他说:“白求恩属于加拿大, 西班牙和中国, 在更广泛意义上, 他属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白求恩本可以在北美或西欧安逸地当一个医生，可以生活地稳定又舒适。但他并没有这样。他喜欢冒险，喜欢危险带来的感觉，他需要险境给肾上腺素带来的变化。白求恩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只不过他的武器是手里的手术刀。这种爱冒险的天性转化成一种极度的热忱，使得他一次又一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去帮助那些濒临险境的人。

中国是他将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地方。在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对白求恩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白求恩把中国的医疗建设看得甚至比中国人还重。他不止一次地为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务人员的懒散而发火，不止一次地尝试建立战地教学示范医院，希望培养出更多具备专业水平的医护人员。这些事情早已经超出了一个加拿大公民的责任范围，而是上升到了无国界的医学关怀。

将时间线从二战往后延，1971年，一群医生和记者在比亚夫拉战争和饥荒之后，在法国成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主要为医生和其它医务人员。全体成员遵循以下准则：无国界医生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以及天灾人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无国界医生遵循国际医疗守则，坚持人道援助的权利，恪守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并要求在其行动中不受任何阻挠。全体成员严格遵循其职业规范，并且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之外。

在这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医学无国界，医生有国籍。但医学的最高目标仍然是为全人类消除病痛，这是医学建立以来，自始至终不应该改变的终极目标。我很高兴，仍然有像白求恩这样的人投入到为全人类福祉而奋斗的战斗中来。

白求恩在经历了加拿大、美国和西班牙的挫折后，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造成的严重后果。来到中国后 ，他决心不给他人留下挥霍公款、耽于资产阶级享受的印象。所幸中国的条件远比不上他之前去过的地方。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文化的长期疏离使得他像关在深院内的僧侣，远离酒色的诱惑，而这些东西恰恰在过去损害了他的崇高理想。在中国，他全心投入到这场他选择的圣战中，这只从以前的经历中涅槃重生的不死鸟在中国的战火中显得熠熠发光，而他在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来助燃这些火焰。

他也的确实在燃烧自己。超高强度的工作，一连几十台手术，通宵成了家常便饭，却一直坚持和他人一样的饮食。从著名摄影师沙飞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河中游泳的白求恩十分消瘦，与他还在北美时截然不同，看上去比他的真实年龄老了二十岁。但他似乎不太在意，似乎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他在汉口时，一个记者是这么描述他的：“我觉得他定是个很有活力、很有天赋的人，但看上去相当自负，他的内心一定受到强烈的欲念驱使：或者成为英雄，或者成为革命的殉道者，不惜任何代价。”

为了达成自己的夙愿，白求恩燃烧了自己，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从欢愉的毁灭中获得重生，以干净、纯洁和自由的新面目展翅飞翔。他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加拿大人之一，他将这种国际人文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医生的道德标准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经历水与火的洗礼，在出生时，他经历了基督教的水的洗礼，在西班牙和中国，他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华丽蜕变。如果说结核大病初愈是他的第一次涅槃，那么在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次重生。正如他当初在圣诞节前夜向加拿大医疗界发出的公开信里说的那样：“我们作为医生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因政见不同而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缺少医药，身处悲惨境地。解救人类的痛苦是医者的历史使命。我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