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选择的读后感大全

《人民的选择》是一本由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60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012-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民的选择》读后感(一)：关于拉扎斯菲尔德

拉扎斯菲尔德自称是个数学家，这为他游刃有余于各个社会学科之间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

搞学术也要为生计问题发愁，他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差强人意的市场化方法：办研究所（局），放下身段为企业提供类似洗发水、牙膏的消费品的市场调研。在基金会和政府赞助尚不完全通行的年代，这套做法被很多人所效仿，直至今日仍有此例。

他的广播项目研究正赶在点儿上，合乎时宜。

拉扎斯菲尔德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时期，“那时这是一座知识顶峰，政治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份经历很有价值。

《人民的选择》读后感(二)：拉扎斯菲尔德的幸运?

从作为“工具制造者”的才能、随走随出的概念化能力，到引导结论转向的敏锐嗅觉，你说，“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的意外收获怎么就出现在拉扎斯菲尔德身上呢？且向那些诟病社会科学研究一无是处的外星人证明一次，social research还真是项需要天赋和功底的活儿。根据郭建斌老师撰写的导读，浓缩再浓缩，得如下骨架：

【Research Questions】

副标题“在总统竞选运动中选民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清楚地点明了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问题。从这一问题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于研究现状的种种质疑来看，在1940年伊利调查中他们关注的是影响选民投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应该从对一个固定对象的完整的选举过程的调查来考察。

围绕全书三个核心问题，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本书的内容:

1. 选民具有什么样的自然、社会属性？（Ch. 3,4,5,6）

2. 在选举过程中哪些人的态度（或行为）发生了改变？(Ch. 7)

3. 引起选民态度（或行为）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The rest)

【Method】

1. 为什么选择伊利县

“伊利足够小以致能够对访问对象进行更严密的监督；因为伊利具有相对较小的区域性的特点；因为伊利不被任何大的城市中心支配；还因为，在20世纪以来的近40年的每次总统选举中，伊利的情况与全国的投票倾向没有大的偏离； 因为美国生活的多样化，不可能有“典型的美国县”的情况发生。但也不能说伊利不是一个美国北部或西部类似区域的代表。”

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传播研究中的“哥伦比亚学派”的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类型，即“主要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系统中收集资料”，而“不那么关注将其从一个随机抽样中得到的发现推广到大批人口中去”。

2. 如何选取样本？

由受过训练的当地访员按照四分之一的比例确定了若干个家庭作为一级样本，由此选择了大约3000人作为全县总人口的代表，这些样本在年龄、性别、住所、电话和汽车拥有、出生地等方面与与全县总体情况相似。

3.如何设计分组？

均分四组，其中三组为控制组，在7月、8月、10月分别只访问一次。这个三个时间有讲究：7月份的访问介于共和党大会已经召开民主党大会举行之前，8月份的访问是在两党大会均已召开之后，10月份是在选举即将开始之前。第四个小组即PANEL，5-7月共访问7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检验重复访问是否会对被访者造成影响。

【Analysis】

拉式的团队发现，在激活（Activation）、强化（Reinforcement）、转变（Conversion）以及总体效果（Over-All Effect）等方面大众传媒均未表现出对选民行为的强效果， 那么，促使选民改变态度（或行为）的原因，是否就应该在人际传播的层面上？这才有了伊利调查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人际影响。

【Findings】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两级传播”（The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Comments】

洛厄里和德弗勒将此书的贡献归纳为四个方面：

1.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创造性的调查设计是如何应用于纵向研究的；

2. 它深入考察了总统竞选中媒体的政治宣传所起的作用；

3. 媒介影响并非无所不能，能完全直接地改变无助的受众，相反，它们的效果是有限的；

4. “二级传播”激发了新一代研究者们的想象力

《人民的选择》读后感(三)：《人民的选择》读书笔记

本书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研究选取伊利诺伊县的选民作为固定样本，对他们进行了多次重复调查研究。并在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 “既有政治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假说”、“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

关于作者：

主要作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书中用“市场调查”一词来形容他的早期事业，年轻聪明的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完成了数学专业的学习，这为他今后从事定量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 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使得拉扎斯菲尔德开始接触媒介效果的研究，以上种种都使得他能够出色的完成194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

关于大选：

1940年的美国大选是值得关注的，究竟谁能够领导美国人民走出战争和经济危机的阴影？就在人们以为共和党新人托马斯.杜威即将成为总统候选人之时，脱离民主党加入共和党的威尔基却突出重围。而民主党这边却推出了一个更加让人吃惊的候选人——已经连任两届的罗斯福。自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来，美国总统的任期没有超过两届的，在人们以为罗斯福退休之际他却赫然出现在候选人名列之中，使得此次大选戏剧性十足。

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 样本特点及背景信息介绍（1至4章）

本书的前四章主要介绍了俄亥俄州伊利县的经济政治状况，并分析了该县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人的经济、教育、宗教、年龄、政治倾向等方面的个人特征。第四章中分析介绍了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异。

二、 “选民在大选中的行为模式”（5章至12章）

第五章从两个提问：“是否对大选感兴趣？谁对大选感兴趣？”来展开分析，并详细探讨了最高参与度（意见领袖）与最低参与度（不投票者）这两个不同群体的特征。第六章从对选举的兴趣与选民多重压力角度来论述了造成选民最后决定时刻不同的原因。第七章中详细分析了在大选期间发生转变的这部分选民的特征。第八至十二章，选举宣传对于选民行为的影响，将其影响总结为三种：激活、加强、倒戈（8%）。研究者发现“选战宣传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选民的投票行为根本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倒戈的仅仅占很小一部分，这一发现打破了传播效果魔弹论说法，推动传播效果研究进入有限效果时代。

三、 大众媒介内容及群体影响（13章至16章）

在“选民被告知了什么”描述了1940年大选期间报纸、广播、杂志中有关大选的相关内容的特点。14章比较了广播和印刷媒介之间的不同。而15、16章的内容则从群体的角度来研究了大选信息的流动，提出了“两级流动理论”，发现了群体在传播中的作用，但并未做出深入的探讨。

对传播学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被施拉姆称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194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主要是试图来分析媒介的宣传效果。本书在传播学中的主要的贡献有以下几种：

1、 开启了有限效果论时代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世界大战的心理战、“火星人入侵地球”等现象使得学者们认为受众如同靶子一击即中，“魔弹论”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中的普遍观点。直到拉扎斯菲尔德1940年大选研究的公布，人们发现受众并非是“一击即中”的，反而是十分“顽固”的，选战宣传对受众的影响几乎为零。

2、 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

意外的是，此次研究发现了在意见信息流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意见领袖，研究者们用两个巧妙的问题：“近期，您试图劝服过某人接受自己的政治观点吗？”“近期，有没有人在政治问题上向您征求建议？”来确定哪个人可以被确立为意见领袖。文中提到，意见领袖同社区章的社会名流、最富有者和公民领袖并不是一回事。

关于两级流动的描述则被放置在本书的末篇中，意见领袖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是一个对选战有深厚兴趣的人，这一兴趣又会带动他/她积极地去搜集选战相关信息。书中提到“信息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的。”大众传播流使得信息进入了意见领袖之中，再经由人际传播网络使得信息得以扩散。其中有一个标题“人际交往的无目的性”十分有趣，提及一个服务员小姐选择接受一位顾客的政治观点的原因是这位顾客并未带有目的向她来讲述自己的观点（与目的性极强的宣传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漫不经心才使得这位店员放下戒心，被观点本身所说服。

3、 研究方法

序言中作者就已经提起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以及一些问题，研究采取固定样本进行调查，为了保证客观性，使得研究结果不因调查本身而受到影响，将研究对象分为一个固定样本组与三个控制组。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他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

一些思考：

研究者进行这项调查之时仍然处于一个“魔弹论”的环境之中，他们或许只是想要去探讨大众媒介如何来影响人们的选择，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得出结论却是受众完全不受影响。从“消极的受众”转变到“顽固的受众”，受众的主体性被“发现”，作为本书的后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与学生卡兹一起就受众的主体性展开研究，提出四个影响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四个“中介因素”：选择性接触机制、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内容、受众本身的性质。

那么这种主体性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吗？抑或是主体性是就群体而言的呢？本书第七章：转变的类型对在选战期间左右摇摆的选民进行了分析，尽管这部分人并不多，但研究者用了“易变”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一群人。他们是对选战不积极的，是犹豫不决没有定见的一群人，是消极的受众。然而当他们成为了群体的一员，这种“消极”就可以被“积极有定见”的群体掩饰掉，本书中所提及的“从众现象”就可以看作是群体的主体性的一种彰显。再来看书中一再提到的年轻一代遵循“祖上规矩”的现象，“我选择共和党，因为我的父亲、爷爷都选择了共和党……”，家族的传统成为了人们投出其选票的理由，个人的主体性就掩盖在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的主体性之中。当然有人会选择挣脱家族传统，但却会受到来自家族成员的压力，这也是书中提到的那些延后其最后决定时刻的人们所受到的压力之一。有趣的是，罗斯福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挣脱家族传统的人。1910年，罗斯福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开始涉足政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堂哥大罗斯福之时，对方怒而骂道：“你这个卑鄙的小兔崽子！你这个叛徒……”，他也同样遭受了来自家族的压力。

《人民的选择》读后感(四)：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背后的付出让人敬佩！

我把这本书当做教科书一样来读的，很羞愧地说，即使是这样，第一遍读完对于一些地方还蛮懵逼的。以后肯定还会再深入去理解和学习。 今天就先简单聊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 首先，会选择读这本书，原因在于这是真正的经典学术著作。本书作者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传播学经验性研究大师，其研究开了有限效果范式的先河。 《人民的选择》一书便是经典的有限效果研究著作，也是传播流研究三部曲的首部问世著作。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在各种传播学教程中都学习过书籍的核心理论：选择性接触假说、两级传播、意见领袖等。 书中的理论时至今日依旧适用，也不乏相关研究。加上我本人对于总统选举的议题比较感兴趣，就选择了这本书作为我阅读的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对了，这本书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其中一本，其他学术专著，也推荐阅读相关版本，人大的译丛质量都很不错。 《人民的选择》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针对美国选民在1940年的选举行为，在俄亥俄州伊利县历时七个月所做的一项调查的研究报告。由于数据统计和整理的耗时，该书1944年才得以出版。随后经过一些修正，书籍再版了两次，人大这本是1968年第三版的译本。 全书共16章，前两章介绍了研究方法和调查所在地的基本情况。从这部分内容可以看到，一项研究在选定研究对象以及确定研究方法的时候，都是有其根据的。 伊利县之所以被选择，原因有四：规模较小，易于严密监督受访员；地区特色相对较淡；不受大城市支配；40年来该县选举很少偏离全国选举倾向。 从伊利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看，这座县城各方面都比较稳定。总体上，这座小县城是一座的典型美国县区。 由于研究是为了观测选举投票态度的发展变化，所以实验采用分层抽样，选取4个600人的样本组，通过对固定样本组和对照组的行为分析，来达到研究目的。 在选定城市和方法以后，实验做了研究设定，确认了如何在选举期间的各个时段进行研究调查。 这部分其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课吧，但我还觉得蛮感动的。在接触学术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内容总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精密经典的研究，从第一部开始就需要全面、扎实的部署和计划。 记住一个优秀的研究成果或许只需要几分钟，但得出这样的成果所耗费的心力确实巨大庞杂的。 三-四章介绍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差异。两党区别主要集中在社会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 社会差异主要包括SES等级+宗教+居住地，可概括为政治既有倾向指数（IPP），情况一般如下： 民主党：低SES等级、天主教徒、城市共和党：高SES等级、新教徒、乡下*SES等级：社会-经济地位等级 意识形态差异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态度、政治外向性、对欧洲战事看法、党派性与竞争四个方面。情况一般如下： 在社会问题上，两党立场相反；在政治外向性和社会包容性上，他们存在基于假设范围内的分歧。 民主党人更易于用阶级术语来思考和讨论问题，更喜欢有从政经历的总统，对战争更感兴趣，倾向通过“我们可能卷入战争”的观点来观察战争形势...... 共和党更喜欢有从商经历的总统，更喜欢和朋友谈论竞选，坚持美国应该置身战争之外...... 以上，均是通过完整的数据调查和分析而得出的实验结论。如今已经被我们随口提及的两党特点，在研究中也是需要证实的——再次说明，学术研究真的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理论的呀，呜呜呜！ 书中有完整的每一步推论和验证，个人认为是值得反复去推敲的。（也可能是我蠢，有的地方的确反复看了......） 五-七章介绍了两党差异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这部分内容首先按照兴趣等级划分了参与大选的访员，得出：生活在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以及老龄群体，往往对大选更感兴趣。同时，也谈到了不投票者和高程度参与者——意见领袖。 选民在投票的最后决定时段有两个特点：最后决定时段滞后的人对选举兴趣更低；选战后期才做决定的人受到了更多的多重压力。 第一点来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选举越感兴趣的人做决定时段越早。而在每一个兴趣程度的人中，民主党做决定时段都滞后于共和党。综上，在末期需要去赢取的是对选举不感兴趣且参与较少的人的选票。 第二点来看，投票决定可以被理解为多重压力的最终效果。处在多重压力的人要比其他受多种相互增强的因素影响的人延迟做出最终决定。这些压力包括宗教信仰、SES等级、职业和身份认定、家庭、同伴......来自家庭内部的不一致是最能影响决定时段的压力因素。 在兴趣与多重压力之间，随着多重压力的增加，选民的兴趣也会递减。 分析完影响做决定时段的因素以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讨论了转变者：在那些偏离最初选择而无法做出决定的摇摆者中，有82%的人回到了原来的选择，并认为它更适宜。 对投票兴趣小，多重压力大的选民，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图——政党转向者往往是兴趣小、不关心结果、不关注传播的人，他们也是最终最容易通过人际交往被劝服的人。 选战的开展就是为了赢得这部分选民的投票。 这部分内容有详细的实验数据以及不同时段下发生的事件，可以从中看到不同因素对于投票转向的不同影响。 八-十一章介绍了大众传媒政治宣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激活效果、强化效果、倒戈效果。最后一部分是对整体效果的论述，即对前三者的总结分析。 激活效果：选战的重要性就在于激活选民潜在的既有倾向。激活力量有两种，一是媒介，二是直接的人际影响。四个阶段分别是：宣传唤起注意；兴趣增大引致接触增多；选择性注意；选意确定。 两党选民的选择性注意数据差异，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选民本身接触的外部因素；选民尚未意识到的心里既有倾向。而总体来看，激活的是原有倾向，并不是改变和影响。 强化效果：伊利调查最初进行的原因是为了验证魔弹论的有效性。但在实验中，研究发现，政党宣传得影响不是改变投票意图，二是保护、稳定和巩固人们的投票意图，使其在最后转变为真正的投票。 选民对于政党信息的接触是带有党派性，这往往也会导致其政党立场的强化。个人对选举越感兴趣，越倾向于接触他们自己政党的宣传；而个人的党派性若越坚定，则越可能拒绝接触对方观点。 基于这种结论，政党宣传的主要工作在于实现强化功能。 倒戈效果：因为宣传倒戈的人是少数。接触宣传最少的人是最容易倒戈的人——他们也是选战经理最想使宣传到达的那部分人。 接触政治宣传具有倒戈效果：带有共和党既有倾向的选民，如果接触了民主党的宣传，则更可能投票给民主党。反之亦然。 这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真正的怀疑者——那些思想开阔并且诚恳冷静地权衡候选人是否对整个国家有利的选民——主要存在于惯于顺从的宣战宣传中，在公民的教科书里，在电影里，在一些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头脑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凤毛麟角。” 十二章介绍了选民对获胜者的预期。一般来说，对选举越感兴趣的人，越少改变预期，其投票意图和预期的关系越紧密。人们倾向于选那些他们预期中能够获胜的候选人。 人们影响彼此预期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来自他人的告知——某个候选人赢得选举的机会发生了改变；来自自己对于周围环境的观察——通过判断形成自己的结论。 十三章介绍了选民所能接触到的媒介的实质。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发现伊利县所有可获得的公共传播信息中，呈现共和党立场的内容是呈现民主党立场的两倍之多。 传播媒介本身来看：杂志是最具党派性的；报纸次之；广播最后。同时，各式宣传都很依赖情感性诉求。 数据结果显示：选战的中心是罗斯福而非威尔基、手段上，每一方几乎都没有意图在如何实现其政策纲领这一问题上，进行更多且更令人满意的讨论，选举人更多地在谈论目标和结果。 十四章介绍了选民对大众媒介的选择性接触及其影响。总的来说，在总统选战中，接触政治传播集中在相同的群体内，并不是分散在大多数人中。 选民接触选战传播信息的程度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兴趣是主要因素，投票次之，最后是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的影响不大。 在广播与报纸中，广播对选民投票决定有着更重要的影响。原因在于：印刷媒体上的政治信息较为雷同，广播报道充满激情；广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富有戏剧性；听广播有面对面交往的紧密联系感。 两党来看，共和党人倾向于使用报纸，而民主党人更愿意使用广播。在投票转向中，转向共和党的选民更多提到了报纸的影响，向民主党转向的选民则更多提到了广播。 从杂志阅读情况来看，这是意见领袖与其他人的标志性区别。原因在于杂志本身传达内容所起的政治作用——大量描述候选人的个人特征；有更多空间就某一点进行细致阐述，做更深入的报道。 十五介绍了社会群体的属性。这一章告诉我们，交往越显密切的人群，越倾向于相似的投票选择，而大多数改变意图的投票者在朝着其所属社会群体主流的投票趋势靠拢。 个人会因为家庭、团队、SES等级等因素，影响自己的投票决定。最终使决定同他们生活的群体保持一致。 十六章论述了个人影响的性质：与正式传播媒介相比，人际关系更具潜在的影响力。原因有二：人际关系覆盖面更广；相比之下具有某种特殊的心理方面的优势。 这一章节谈到了两级传播流：信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 拉扎斯菲尔德谈到了人际关系的五个特点，这也是人际关系为何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无目的性，人们不会怀疑谈话者有说服意图；面对面交往能够灵活地制衡或削减抵触情绪；顺从能够得到一种社会归属感；对于亲密来源的信任；可以拉选民进投票队伍，即使他没有兴趣。 基于这些特点，没有其他媒介比人际交往更能打动其他人。 后文的注释有更多关于伊利调查的验证和数据。总的来说，这本书作为传播学一大经典著作，内容翔实，从中也可以看到一项社会调查需要费尽多少心力。 拉扎斯菲尔德整理数据和得出结论一共花了整整四年，后续还围绕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与修正，令人敬佩。 我们都知道，在后续的《个人影响》一书中，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此验证了理论在其他领域同样适用。如果看完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哦！

《人民的选择》读后感(五)：万众皆媒的时代，《人民的选择》仍旧是经典

《人民的选择》思维导图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民意测验中采纳社会调查方法的首创者，主持了伊利调查。他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后发展为“多级传播”学说），为传播效果、传播机制研究开辟了道路。他还提出了“既有政治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等很有影响的概念。拉扎斯菲尔德对研究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

1940年正值二战期间，而这一年恰好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年。本书对当时美国国内外背景做出了介绍：“希特勒的闪电战攻势正猛。他已经占领了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在美国总统选举开始前的一段时间，希特勒的军队已经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占领了法国。就在选举前不久，他的同盟国意大利又入侵希腊。美国为了换取大西洋上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用一些老式战舰同英国做交易。军队征兵也开始了。”

除了书中所述，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美国实行选举制，一届任期为4年，最多可连任8年，但是这一制度诞生于1951年，在此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全靠自觉来维持这一不成文的规定。本书所展开的调查正处在罗斯福8年任期已满，即将参加第三次总统大选的时间节点，所以彼时不乏一些说他是美国独裁者的批评声。不过，一方面德国的侵略已经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另一方面罗斯福在竞选过程中的演讲不断打动美国民众，选战后期时针对独裁者的批评声已经有所消退。

而说到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我们对他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如若在百度中对温德尔威尔基进行检索，却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宋美龄。他们的之间的故事并不是重点，我们只需要知道在此之后美国对中国抗日给予的帮助离不开宋美龄女士的努力。

拉扎斯菲尔德采取固定样本方法以及基于固定样本重复访问相同的人，回答了诸如以下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决定投票？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社会地位对选举有何影响？宣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朋友和家庭有什么影响？宗教信仰对选举有什么影响？书中最有趣的发现或是最吸引读者的莫过于选民在选战过程中的态度转变，而作者当时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方法恰恰是这一切的基础。

该项调查展开于俄亥俄州的伊利县，当我读到此处时，我便产生了一个疑问：一座小小的城市真的能代替偌大的美国么？而且作者也提到了伊利县并非一个“典型的美国县区”，那么为什么仅仅选择一个城市来做出研究？然而，作者指出：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人们如何投票而是他们为什么那样去投票，我们不是为了预测结果，而是想了解潜在意见的形成和政治行为下的特定过程。由此可见，并不存在用一座城代替一个国家的问题，作者研究的重点还是在于“意见的形成与转变”，所以采样地并不需要具有代表性。

在调查的一开始，作者便提出了一个指数：社会——经济地位分级，也就是SES等级。该指数将那些拥有豪宅、衣着华丽的有钱人分为阶层A，完全相反的人被分为阶层D。在伊利县，该指标大致分布为：A,3%;B,14%;C+,33%;C-,30%;D,20%。

图1

根据这张图可以得出本书的第一个发现，SES等级越高的的阶层越倾向于选共和党，反之则倾向于民主党。用书中的话说就是：更富有的人、拥有更多财产的人、有商业股份的人通常是共和党人；比较穷困的人、生活水平较低的人、自我认知为工人阶级的人通常投票给民主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考虑因素仅仅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地位。

图2

这张图加入了第二个因素——宗教。大致结论是：天主教徒中以民主党人数居多，新教徒则以共和党居多。但是显然这个结论也不尽然，在第四列当中，也就是SES等级为D的阶层，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更倾向于民主党。这组数据也就引出了我最感兴趣的第二个点：多重压力。

通过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大致知道了新教徒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天主教徒更坚定地投票给民主党；处于更高SES等级的人（有钱）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贫穷的人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疑问：一个有钱的天主教徒会给谁投票？那个贫穷的新教徒又会给谁投票？这样的结合便是书中最有趣的问题。由于对美国宗教和经济都不是太过于了解，我选择先跳出这两组数据，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多重压力，在课堂上我以NBA球员举例让大家理解了这一概念，现在我想到了一个更好方式也正是现实中更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来自女朋友和妈妈的压力。

在与这两个人中的任意一位单独相处时，我们都不会感受到压力，但是两人同时在场时，多重压力便自然产生，比如两人在晚饭吃什么上产生了分歧：女朋友说不吃主食，妈妈说要吃主食。这便是生活中最简单且最常见的多重压力，且我们会经常处于压力之下。

基于多重压力，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的概念便浮出水面，女朋友和妈妈分别用她们的道理来劝说我，并且试图改变我的态度，女朋友说她读了健康饮食等等的书籍，说无主食晚餐才是健康；妈妈说她又看了某个公众号，说晚上还是吃一些主食比较好，双方均试图说服我，在此过程中，她们的身份是意见领袖，她们劝说的过程是两级传播。

作者这样解释：女朋友和妈妈代表着社会中活跃的那部分人，他们分别来劝说我，试图影响我的选择，他们便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选战中读得更多，听得更多。意见领袖接触报纸和广播的平均频率是普通民众的两倍，但是阅听到选战信息最多的人最不可能受到影响。对选举兴趣越高的人，所承受的冲突性压力越小，他就越倾向于早做决定，并且一次定型，后期不会发生改变。像“我”这样对选举兴趣很低而同时承受着很多冲突性压力的人，才会在两党之间摇摆。但是选战本身之所以要有成效的开展，就是为了赢得“我”这种对选举的兴趣低、参与最少、目光狭小而采取回避态度的选民的选票。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女性在大选中的表现，我摘录了一部分：

女性不仅感觉不到大选的强制力，而且她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把这种冷漠看做是一种美德。这种想法并不少见：

“我不关心投票，那时男人们的事。”

“我觉得男人应该去投票，女人就应该在家做她们自己的事。”

“我绝不去投票，将来也不去，女人的义务就是在家，把政治留给男人们吧。”25年前（1916年前后）法律就不再限制女性参与政治，她们在观念上的改变滞后于法律本身的改变。

在本书第十五章还提到了“女性妥协”，可见，80年前的这场大选，美国女性的参与度或者说主动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社会总会有一批人谈“女”色变，总是会觉着别人有意无意侵犯到了女性权利，但事实上并不尽然。与1940年如出一辙的是，我们还是会放弃一些身边的权利，无论性别，所以，这部分人所谓的“丢失掉的那部分权利”究竟是被男性剥夺了还是被自己放弃了，还是说习惯性的放弃已经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后者，譬如这个社会默认男性驾驶员更加靠谱，男性政客更加有深度，男性科学家更加权威。在生活中女性的权利已经在不断扩大，这些对女性的不公也逐渐在纠正，遇到不公时收回那句“算了”，拒绝习惯性放弃权利。

即便作者在本书开篇就说明了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关注态度转变，所以选择了伊利县，不过我对采样地的选择还是存在一些疑惑，我仍然认为单个城市的采样具有特殊性。第二个疑惑在于80年前的传播媒介只有覆盖率不广的广播、一些报纸和杂志，但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书中的一些结论在今日可能不再适用，且当前美国选战中的选民每天都要被信息狂轰滥炸，在态度的转变层面也许会有不同的现象出现。万众皆媒的时代，意见领袖门槛降低，见风使舵的现象也频频出现，所以我比较期待新时代的《人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