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的读后感大全

《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是一本由汪丁丁著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2-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读后感(一)：关心一下我们生活中的切身利益

在青年对话录系列里，这本书的书名最吸引我。是呀！迷茫时就期望有清晰的指引。未来几年该如何做？这是我心底的疑问。但，为什么是八年？而不是三年、五年。进而，我在此又产生了疑问。结果，本书的第一篇就开宗明义了，原来从2012年开始到2020年，大致是新政府的两个任期。下面请让我先引用一下这篇文章，再接着谈我的感受。

“未来八年该如何做才好

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大致是新政府的两个任期，该如何做才好？我喜欢这个标题，因为它让我想起桑德尔的正义演说，并且让我觉得很朴实。

下面是我的引言：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未来八年，很可能由于下列四种因素而感受到更多的痛苦。首先是未来八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引起的两种：因收入极端不平等而有的痛苦感将更强烈，税负的痛苦感将更强烈。其次是以往问题（下列两大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积重难返而引起的两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和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和医疗作为人力资本维护和改善生命质量的主要方式，这两种主要投资方式的费用太高并且机会不平等，将使普通中国人（中低收入的人）在承受通胀压力和资本价格膨胀的后果时，有更强烈的痛苦感。缓解的途径，我认为归根结底要诉诸下列三种：（1）表达的自由，让我们有发表各种哪怕是极端意见的权利，这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well-being by having an opinion。（2）结社的自由，借助于“组织”，我们有远比目前更广泛的机会直接参与社会运动，这种体验，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3）公布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直接参与政治和由此而有的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是幸福感的一个主要来源。

当然，未来八年，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如同以往八年一样。”

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对未来其实充满了迷茫，因为说不好未来究竟会怎么样。现在的生活，让人很难说自己是幸福的，大的几块保障真让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保障。本书相对于该系列的其他两本，更贴近我们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因此相对容易读一些。从开篇文章就提出了问题并提供作者认为的解决途径，一下让我的人生体验和本书内容产生了交集。整本书就围绕这些关乎我们切身核心利益的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宏观些的有官僚政治、医疗、养老、工资等议题，具体一些的甚至还有关于装修、汽车、色情信息的。

这些问题你只要还关心自己的生活肯定就想过，但就我的情况而言，很少有想透的。即便大体感受的到，但也无法归纳总结如此之精确。有很多内容的叙述让我拍案叫绝，因为没有到了真相面前就有所回避。作者说了很多真话，就是这些真话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弦。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的，但明明看见了问题还要在不痛快的情况下装没问题，这样活着太憋屈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有问题要解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欺欺人用别的方式来掩盖问题。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请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的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信服作者描述的社会变好的演化路径，但妙的是上述引用文章的最后一句——“当然，未来八年，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如同以往八年一样。”

希望最好不是这样。

《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读后感(二)：如何做

1：智识与豁达

智识：知识==》智慧

豁达：“过则勿惮改”

2：朱子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

朱子还说：“强恕而行，近仁矣。”

恕-宽容-民主的关键在于得成为被动技能。

3：休谟（david hume):与其接受单一的恶不如接受多种的恶，借助恶与恶之间的对抗关系，社会获得善的后果。

4：米塞斯的《官僚体制》

“...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

如果《WallE》里的现状，是人类发展实际的路径呢？

5 缓解官僚化进程的出路

（1）引入竞争（2）仿汉代吏治（3）寄希望于官僚内部的卡里奇马人物领导的激烈变革。

6 任何一种思想，或任何一项事业，凭着它的历史合理性获得发展的动力-所谓“新生事物”，一开始总是朝气蓬勃的。然后，随着他的影响力范围的扩展，思想和事业的形式化便逐渐要扼杀形式之内的质料的生命力，并最终导致事物的消亡，所以，对我们所珍惜和呵护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它有任何形式化的趋势。长寿之道是返回童年状态，思想之道是恒守批判立场。

7 请注意！群体是可以堕落的，而且可能以远比个体快的多的速度堕落！

8 斯密的赋税四大准则

（1）个人税赋应和国家提供的服务成正比

（2）税收要稳定，少波动。

（3）纳税者的便利性而不是官僚们

（4）税耗 - - 交的税，和收到的税得对得上。

9 奈特（Frank Knight)

(1) 制度与人性是同一层面的概念

(2) 制度与人性只要是真实的，必定源自本土而非外来。也就是说文化属于比制度和人性更深一层的概念。

(3) 制度与人性是演化的，不是静止的，是“历史的”不是“逻辑的”

人类任一群体在历史上能够达到的文明高度，最终取决于这一群体的成员们平均而言能够达到的道德和心智发展水平。

任何一套制度，它的“文化合理性”是以生活在特定文化传统之内的人的心灵能够适应这套制度而感受到的幸福的程度为标准的。

文化有三义，生物的，群体的，个人的

（1）人类整体而言：普世文化要素&本土文化要素

（2）不同人群而言：不同文化的语言表达的“自由”“正义”“效率”三大要素。

自由至上论者：自由-正义-效率

民主至上论者：正义-自由-效率

市场至上论者：效率-自由-正义

权威主义者：正义-效率-自由

西方社会，自由由贵族扩散到庶民，产生民主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效率-自由-正义的市场至上价值排序，当效率排第一时遵循“物竞天择”的理性 - - 西方社会的“文化合理性”。

10 奥莫罗德 - - 社会复杂性

（1）短期群体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2）新性质的不断涌现

（3）同一初始状态可发生多重历史

基于活下去的本能，和过的更好的欲望，每个社会成员只熟悉与他相邻的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情感模式，在这里找“最好的”学，要是分不出哪个更好就模仿“最成功的”。

one-third law里的这one - - 有精英意识的人越来越少，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重，政治经济体制就呈现逆向发展，自我毁灭。

11 古人说：“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12 韦伯（Max Weber)

努力最小化，是官僚的均衡行为。假如你试图偏离这一均衡，你将损害其他官僚机构的利益。

官僚机构的基本原理，是要让官僚成为阉人，无所事事，才是最好的官僚。于是只有财富和权利的炫耀，情感变成财富和权利的附庸...

平庸

《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读后感(三)：汪丁丁：《青年对话录》（下）

《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一书则是从“人生问题”回归到“中国问题”，重新关照转型期内中国社会所处的具体困境和面临的具体问题。一言以蔽之，两股势力一同困扰着中国社会及其吾国吾民而始终不能自拔，一为官僚主义下的官僚社会，二为消费主义下的市场社会，而两种势力相互纠缠的权贵资本则更是集结了邪恶的官僚主义和全面的消费主义而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呈现出魔幻与平庸的特有色质。

首先来看官僚主义，且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官僚主义并不是韦伯意义下的“欧洲理性传统”下基于“法理性权威”的科层制式的“理性铁牢”这一“不恶的官僚主义”，而是基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并随意以私意篡夺众意并取代公意的“恶的官僚主义”。1949年，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结尾处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传统”，而中共建政以来近70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官僚化传统”果然令其难承其重。

进而，从“官僚主义”到“官僚社会”，我们已经蜕化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当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逐渐被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内的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以“公务员热”为显著标志的“官僚社会”则在新千年（大约自2002年起）进一步在中华大地上普遍而深沉地蔓延开来，并呈现出整个社会全面官僚化的普遍病症。

其次再来看消费主义，或者用卡尔·博兰尼于1944年在其《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描绘地那样，“一个原本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可以凭借其力量逐渐重塑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使社会最终丧失对市场的制约力从而任由市场疯狂撕扯母体社会并导致社会解体”，在这个意义上，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场社会”则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下的全面平庸与普遍无趣。

如果将“消费主义”和“市场社会”这一问题的观察放到世界范围内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到盛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散发出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辉，用消费和闲暇魅惑着其秩序之中的、和渴望进入这个秩序的人们，并让他们对自己顶礼膜拜。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劳作控制人，那么盛景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商品图像在社会生活各面向上的“全景式传播”而利用闲暇和消费控制人，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于消费时代患上了“政治冷漠症”，进而沦为盛景的观景者。而究其本质，则是人的欲望通过盛景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幻象被表达出来，尽管这已早已违背了生活的初衷和生命的初心，然而人们仍然在这被兜售的一个又一个的幻想之中留存自己千奇百怪的雷同和各式各样的平庸。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官僚主义下的官僚社会和消费主义下的市场社会的问题，都是同时根植于中国社会崇尚集体生活但缺乏公共精神的历史传统，或者可以概括为东方特有的“特殊主义情结”盛行。东方社会以宗法礼教为纽带，以人情家族为网络，无论是家族生活还是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逐步扩展为的集体生活，都在差序格局的既有框架内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特殊主义”情结。相比之下，在经历过启蒙洗礼和宗教积淀后的西方社会，在崇尚“天赋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启蒙精神的感召下，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情结，则在协商机制的培养和训练中更容易蕴育出职业道德、交往伦理和公共精神。当然，作为社会过程及其评价标准，在自我复制和自身演化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需要首先关注并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恐怕还有在行动和理解之前难以摆脱的“怀特海命题”下的表达困境，尤其是那些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内部的情感表达。

最后，在作为复杂系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演化的过程中，正如奈特所言，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提升该社会的文明水平，取决于那些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并愿意承担他们对社会整体发展应尽的义务。诚然，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射回人本身，恐怕，比官僚社会和市场社会更令我们痛心和悲观的是精英的错位和失灵。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即是具有重要身份的人往往缺乏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而对重要性具有感受能力的人却往往不具有重要身份——当“精英失灵”退化至“精英错位”，精英的内在品质不仅被弱化，甚至比平均品质还要低劣。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思想史的视角下，平民大众与权力精英的关系始终是摇摆不已的秤砣，而其中左右前后的具体分布也呈现出“左”的和“右”的不同划分。然而，无论是平民大众还是权力精英，面对全面官僚化和全面市场化的转型期内的中国社会，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恐怕不单单是“情志的修养”那么简单，或许，留下的也只能是穿越百年的一句慨叹——这个世界会好吗？

（完）

张熙

2016年8月26日

于上海 国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