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梦华录》读后感摘抄

《刺桐梦华录》是一本由苏基朗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2.00元，页数：4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刺桐梦华录》读后感(一)：补充一句,参加讲座的读者,有图书赠送.先到先得哦

活动免费。参加活动的读者，前20名可获“社会经济史系列”单本图书赠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启真文化讲堂：《刺桐梦华录》——梦回还问清平世

主讲嘉宾：苏基朗

时间：2012年6月22日 下午3:00-5:00

地点：万圣书园 醒客

主办方：北京启真馆公司

特邀嘉宾：

龙登高教授 (清华大学)

仲伟民教授 (清华大学)

梁治平教授 (中国文化学院)

李孝聪教授 (北京大学)

《刺桐梦华录》读后感(二)：追寻逝去的繁华

刺桐，一种来自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植物，又是古代泉州城的美称。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说：“宏伟秀丽的Zai tun（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在当时国外的记载中，泉州的名字远不如刺桐显赫，甚至中世纪一种质量低端、价格便宜的丝织品，还被称为“刺桐布”。

其实，泉州的崛起带有偶然性，因为著名的大港福州就在它的北面，从物产上看，泉州地瘠民贫，远不能和富饶的福州比。

一般来说，商业的兴起往往需要农业革命先行，只有在农业产量大大提升，足以养活更多人的前提下，剩余劳动力才会流向远洋贸易，占城稻的引入，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因为占城稻消耗的人工比较少，这给了泉州腾飞的机会。然而，至少在唐朝，泉州还是比较贫穷的，这里手工业不发达，没有多少可以吸引外商的产品。然而，五代时期的大分裂，地方军阀为了获取收入，与拥有福州港的军阀对抗，泉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但即使在北宋，泉州也还是不起眼的，宋代政府的远洋贸易政策飘忽不定，任意关闭港口，泉州作为新港，经常成为受害者。到了南宋，情况则有所改变，为了榨取更多的军费，政府大力推动外贸发展，但泉州港依然一度衰落。然而，到了元代，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港之一。

作者苏基朗先生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进路，即从地方的兴衰来检讨外贸发展的原因，可以看到，每当权力的中央控制衰落时，地方的积极性便被调动了起来，海上贸易则因此而走向繁荣，此外，更低的关税、农业的支持、商业资本的运作，都为良性而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以农业来说，泉州本地物产不足自养，长年依靠从外省买粮生存，一旦米价波动，则出口贸易就会遭遇很大挫折，如果这种波动持续发生，则经济体的活力将因此消耗殆尽。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一困境，政府行为却总是缺位。

因为，在官家们看来，不过多干预已经是最大的恩典了，至于竞争会不会走向无序化，会不会因公共品缺位，压抑了贸易水平的提升，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他们宁可装看不见。

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所以繁华总难持久，即使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传统中国却怎么也无法越过现代性的门槛。

《刺桐梦华录》读后感(三)：作者苏基朗北京之行讲座:《刺桐梦华录》——梦回还问清平世 (北京万圣书园)

启真文化讲堂：《刺桐梦华录》——梦回还问清平世

主讲嘉宾：苏基朗

时间：2012年6月22日 下午3:00-5:00

地点：万圣书园 醒客

主办方：北京启真馆公司

特邀嘉宾：

龙登高教授 (清华大学)

仲伟民教授 (清华大学)

梁治平教授 (中国文化学院)

李孝聪教授 (北京大学)

讲座介绍：

刺桐为福建泉州古代海上交通史常见的别名。梦华之名本诸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900年前外贸兴家的闽南泉州，固曾长期成为作者梦游之乡。及曲终人散，梦回人间，乃不免对盛世之无常，感触良深。繁荣显示经济表现的成功；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自存；制度和经济表现实亦息息相关。这三个相互贯穿的主题，构成本书研究宋元时期闽南区域经济的基础。宋元闽南经济表现突出，当时可说是海洋中国的拔尖地区。本书把10—14世纪闽南经济的表现视作一个演变过程，进而探讨“繁荣”在前近代中国脉络里的意义是什么。讨论的主要切入点是空间和制度两个层面。前者涉及人口、生业与城乡等空间结构，后者分析法律、社会、文化等行为规范及其对商业的影响。报告会将扼要点出本书的一些重要论点，同时希望探索一下刺桐之梦有何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主讲人介绍：

苏基朗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毕业，澳洲国立大学博士。曾执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等，在中文大学历任系主任、大学教务长、协理副校长、历史学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及学部主任。曾游学剑桥及哈佛。主要编、著书籍有《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1994) 、《刺桐梦华录》(哈佛大学，2000；浙江大学，2012)、《中华世界秩序中的权力与身份》(香港大学，2003) 、《近代条约港现代化经济范式的反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1)及即将出版的《近世江南经济的新视野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及Routledge)等。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法制史及比较法律文化、企业法及企业管治文化史、商业史及制度经济史、历史地理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历史学应用等。

《刺桐梦华录》读后感(四)：繁华泉州的经济制度研究

一般，我是这样向外地朋友介绍泉州的：“泉州，就是首届中日韩‘东亚文化之都’评选在众多城市中胜出，只比苏州多0.07分的泉州。”那到底泉州凭什么赢苏州呢？一位本地的导游朋友提出他的观点：“苏州是中国的，而泉州更多是世界的。”

又有一例，豆瓣上有网友提起景德镇产瓷工艺比德化高，但“世界瓷都”却是德化，字里行间暗示主持评选的社会组织有黑幕。此言贻笑大方，“世界瓷都”与“世界冠军”头衔不同，并非专指工艺最高，价格最贵，题眼在“世界”，古代景德镇官窑居多，专供统治阶层，而泉州陶瓷成本低廉，用途更偏向生活化，对比运输成本尚有大幅利润，因此销往世界各地，影响甚广。

《刺桐梦华录》很好地记录了上述二例中泉州的“世界性”。在宋元时期，泉州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在尚待商榷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为“亚历山大港的十倍”。这本书梳理了闽南地区从10世纪到14世界末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两者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诸多资料可以印证当年此地的辉煌，到处都是抱持各种信仰的色目人，街坊里是香料、药材、美酒，来来往往的客商，蒲寿庚一个阿拉伯人也可以做到市舶使，十足的国际大都会。如今的泉州与往昔对比起来，在全国各个古城中显得特别低调安静，也许这也是很多好古者、文人雅士独爱泉州这座城市的原因。

做泉州繁华两百年的经济制度研究无疑意义重大。一是闽南模式发展市场经济的先驱性很值得研究。泉州多山，两江冲积的平原聚集大量人口，而沙土质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只有走向海外，发展海洋经济，才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新路。海上贸易倒逼资源整合，制造工坊、渠道商、资本方、租赁方、职业经理人、行业协会、保会、金融机构等等串联起丰富又健全的外贸制造产业链，还逐渐升级了金融对商业的支持，发展出简单的契约，政府进而在合法贸易中充当裁决和保障的角色。这在前工业时代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闭环，总体看是非常健康的。二是为城市间发展竞合关系提供经验。1087年对泉州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时任泉州知府陈偁向朝廷提举市舶司在泉州设立，商人们不再需要去广州过关出海，刺桐港迅速发展起来，开启泉州繁荣两百年的序幕，可见政策对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南宋宗室子弟移居泉州为本地注入了资金。另一方面，泉州与广州、明州等的竞争关系耐人寻味。元朝结束后，当地不同势力间的角力，导致泉州再也不复当年繁华。三是为一些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经济中曾发挥的作用正名。闽南地区还保留着中原文化，典型的宗族社会。不少诸如重男轻女、妈宝孝道、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比拼盖房的陋习流传至今，臭不可闻。但基于人脉的社会关系，为不确定性极高、航程较远的海上贸易提供了信用担保和金融工具，加之讲求诚信的商业文化、诉诸民间信仰的商业伦理，保障了商业的快速发展。

从这本书我们似乎可以梳理出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几个必备要素：开放流动的资源，国家和地方权力的平衡，政策制度对经济的保障。

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啊。不管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各个层级的政策影响，泉州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城市化体量不足，更多资金和政策流向了福州和厦门，泉州作为制造业生产基地发挥着配套服务的作用，在价值链中占比不足；又因为要不到更给力的政策，只有自主发展市场经济，自己谋出路。从80年代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外贸活动，到后来的鞋服行业加工厂的发展，进而到最近二十年的上市潮、品牌化运营，泉州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而政府财税收入不足，市政配套建设成为掣肘。厦漳泉同城化提速后，人才资金等资源会更快地流向厦门。爱拼敢赢的泉州人，应该探索怎样的新型经济模式呢。

这本书刷新了我常识上的几个认知：一是我们平日鼓吹的“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描述的不是泉州，而是福州；二是某位福州教授主张的当年繁华的宋元第一大港应为福州，是错误的，因为福州被称为“泉州”是唐代的事情，与宋元时期没有交集；三是当时明州（宁波）的外贸瓷质量跟泉州的没法比。

我还注意到，苏基朗先生在研究这段历史中采取的各种研究方法。在猜想找不到依据的情况下，只能用假说来诠释观点了，从侧面也需求证是否有依据验证其他观点。

我有几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是纵向比较，泉州有很好的港口基础和产业集群优势，为什么在明朝解除海禁之后，仍然失去了原有优势，闽南港口逐步被漳州和厦门取代？而同为四大港口的广州、扬州、杭州，仍然延续了古代的辉煌？

二是横向比较，对比泉州人口集中的输出型经济结构，福州南宋时期仍然是农业经济为主，人口分散在各个县，在港口运输和经济结构上没有任何优势，为什么会后来居上，成为政治中心？

也许这要放眼之后的明清乃至近代历史去一一解释了。

对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也许80%的本地人从未真正走近她，了解发生过的沧海桑田。

这本书其实是一部论文，不时穿插文献综述、侧面论证、交叉论证，阅读时感觉思路被各种论证过程扯得非常细碎，是很消耗精力的。我建议先看书后的《结论》一章，了解下苏基朗老先生的观点，再来看他展开的叙述。而看完维舟和其他老师的书评，难免泄气，即使再读一遍，我也是很难理出这么有条理的思绪，去评价一本这样的皇皇巨著的。这是能力和阅读量的巨大差距：熟悉这段历史的，可能在阅读的同时在原有的思维殿堂里加块砖添片瓦，刷新对一些模块的认知；而我是在空地上新建，格外费时费力。别无他法，只能吭哧吭哧多学习了。

《刺桐梦华录》读后感(五)：盛衰岂无凭

在中国历史上，泉州是第一个面向海外的开放型都市，它在宋元时代对海洋中国的重要性，正如上海之于晚清民国，或香港之于现代中国。泉州的案例不仅证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市场面向和现代市场并非不可兼容，所以中国式的繁荣是可创造的”，其兴衰也能让今天的人们深思：究竟如何才能促成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泉州兴起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国际大都市”——唐代长安就是常被提及的例子，唐末时广州、扬州、交州也是海上贸易中心；然而这些城市大体只是吸引一些胡商前来贸易，其繁荣是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繁荣，而这种对外贸易本身并不伴随整个城市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区域经济整合。与之不同的是，泉州在当时的兴起，是整个地区的转型，并使广大社会阶层都从繁荣中受益。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泉州才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上海和香港的先驱。

与广州、扬州这样曾被官府严格控制并赋予特殊权限的港口不同，泉州是从一个相当卑微的起点发展起来的。从任何角度来说，它都是一个边缘之地：泉州所处的闽南地区直到中晚唐才陆续得到开发；在当时朝廷对各地丝织品的评估体系中，泉州所产只得最低一级；数百年后成为福建重要市场的菲律宾群岛，在当时还极为落后；更不必说泉州港在当时也远不及广州等大港。事实上，北宋初期的海事管理规定：所有来中国的外国船只都只能在广州、杭州或明州缴纳关税和接受检查，这对吸引外国商人前往泉州无疑是不利的。虽然1087年朝廷设立市舶司以承认泉州的竞争成功，但正如本书中所言，“闽南人与其他强大对手竞争时，一直受制于不利的体制”。

按苏基朗的分析，泉州的兴起有几个关键要素：晚唐时由于中央控制衰落，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活动逐渐落入地方控制手中；出口关税低下刺激的出口增长；农业部门发展出来的新生产力，创造出商业资本，对跨区激烈竞争的商业部门提供持续扩张的前提。但这些原因只能解释宋元商业革命的宏观前提，却不能说明为何是在泉州，而不是别处。另一个他提到的因素倒具有特殊性：南宋初年朝廷在泉州安置了数百皇族宗亲，这些人可观的薪俸无疑会刺激当地奢侈品消费的需求，而当时的远程海外贸易主要就是质轻价高的奢侈品。不过，考虑到在此之前泉州就已经繁荣，因此，南宋皇族迁居泉州恐怕不是泉州繁荣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结果：正因它的繁荣，才吸引了皇族到此安居。

我们或许早已无法确知泉州之所以兴起的真正原因，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谜团。不过在此或许还可以补充几个要点：闽粤自古以来的航海传统；福建河流短急，又多东西向，导致福州往南的南北向陆路交通在古代甚为困难，相比起来扬帆出海反倒更方便，而且相比起北方各港，从泉州下南洋显然也更近便；虽然唐宋时官府严格控制对海外的私人交易，但在泉州这样的边缘地带恐怕控制力就要弱得多了，这为活跃的民间经济带来了便利；此外，在泉州周围区域就有瓷器、茶叶等可供远程贸易的重要商品。

从唐代到南宋末期，泉州城规模扩大了六倍多。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力量的带动下，泉州催生了苏基朗所说的“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因为“这一时期，闽南的经济表现十分均衡，整个区域分享着空前的繁荣，经济机遇向闽南广大阶层敞开了大门”。海上商业力量引起区域的劳动分工和高度整合，区域的不同部分各有其经济功能，如德化渐渐以瓷器著称。以出口为导向的窑厂迅猛发展，形成一个高度整合的生产与出口网络。与此同时，经济繁荣又拓宽了社会精英的社会基础：从北宋到南宋，闽南考中进士的人数和姓氏数量均增长了48%。虽然其中不少精英被吸收进国家政治，但总体上南宋时大多数地方精英是不断介入地方事务的。其结果，在南宋灭亡前夕，国家权力日趋地方化，泉州知州和市舶使都是泉州本地人，后者还是外国人的后裔。

海上贸易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因此古代很多文明最初都只有神庙和皇室才有能力进行这类活动。这也意味着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条件：巨额投资、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和熟练水手、复杂的组织与制度、顺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苏基朗令人信服地证明，泉州在当时的繁荣奠基于一系列制度框架和商业信用，最终按照宋代市舶条例和相应的非正规制度，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非法贸易的交易成本。

吊诡的是，在唐末五代，地方自治权力的增长曾是闽南经济起飞的原动力，但到南宋末年，这却成为泉州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过境迁，现在国家权力的地方化加剧了地方精英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各个组织起来的势力集团在动荡时期相互竞争，结果是大规模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当然，正如它的兴起一样，泉州的衰落也有复杂的原因。而且即使在明初一度衰落之后，闽商也仍是明清时中国三大商人集团之一（另两个是徽商与晋商），泉州安溪茶叶的生产销售是在明清时期才迟迟达到巅峰，可以证明宋元泉州的商业遗产仍不可小觑。

虽然泉州在南宋末年确实一度因地方精英的矛盾而短期衰落，但考虑到它在元朝时仍相当繁盛，直到明朝中叶才真正趋于没落，导致其漫长衰落的或许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泉州港的泥沙淤塞；活跃的民间贸易导致走私和海盗的兴起，而这些非法贸易者通常会避开兴盛的大港（事实上1567年取代泉州成为闽南新商业中心的漳州月港，原本就是一个走私贸易港口）；此外，或许最重要的、也是本书遗漏的一个因素是：泉州地方精英在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经济利益后，将投资转向科举和地产。荷兰在17世纪的衰落也是如此：当时的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得收益。最终，它以不同于崛起时的价值观结束了自己的霸权：中产阶级变为贵族，从海洋转向陆地，从企业家变为食利者。

苏基朗在本书末尾坦言：“我不是泉州人或者上海人，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观察上海和泉州，对我都有启发，都是建基于我对香港的关心为出发点。”他的这一关怀自然无可非议，历史也因此而显得更有激发人的活力；不过如果是这样，那么，或许更重要的是了解清楚曾经支撑泉州的那些繁荣的机制和最终导致它没落的因素。毕竟，作为中国首要的开放性都市，泉州曾享有400年的繁荣，这一纪录比上海和香港迄今为止的现代历史都要长得多，足以激发更多耐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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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中译本序p.3：这方面的专家人言人殊：当作“言人人殊”；同页“把统传革掉”：当作“传统”

p.27：关于泉州的《清远志》最初编写于1201年：当作“清源志”

p.33：鉴赏于吴越统治者积极参与海外贸易：“鉴赏于”当作“鉴于”

p.34：1015年考拉国王（考拉王国是11世纪早期印度南部地区兴起的政治势力）派遣的第一个朝贡使团：按当系Chola（注辇），事见《诸蕃志》卷上：“大中祥符八年，其主遣使贡真珠等”，本书p.69又译作“卡拉”，同改；p.242：可乐国王（Cola Kingdom）：注辇王国

p.54：泉州城南郊的西拉夫裔阿拉伯商人：按《诸蕃志》大食国条作“思莲”

p.60：真腊、文莱、爪哇：文莱当作“渤泥”

p.64：四野方多垒，三间欲簿邻：按“簿”似当作“卜”

p.69：塞丁普拉（Satingpra）：按当指泰国南部古国“单马令”，《诸蕃志》单马令条：“土产……酒、米、盐、糖”亦与本页所概括的相符；又本页“佛罗安”当作“佛啰安”、“文莱”当作“渤泥”

p.78：闽南完工的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木兰坡”……《北宋的水利工程木兰坡》：按“木兰陂”

p.101：大公们（Maharajas）：当作“大君”

p.126：官方称这些外族群体为“色目人”，意即“长有色瞳孔的人”：按乃指“各色名目”

p.127：夷人虽暴，敬公德行，火敢有犯：按“火”当为“不”

p.135：泉州路的南安和安吉县：安吉县在浙江，此处显然是“安溪”；同页下“兴华路”，误，上文均作“兴化路”

p.145：地图上“南宋”当作“南安”

p.147：在闽南海岸的众多海湾中，兴化湾和梅州湾淤泥充塞：按“梅州湾”当作“湄洲湾”

p.161：表上“靖江”当作“晋江”

p.195：表上“惠安”当作“怀安”，系北宋时福州南郊一县

p.207：地图上“兴华军”当作“兴化军”，“安吉”当作“安溪”

p.217：表上“归山”当作“归善”、“龙泉”当作“龙川”；p.218地图上两处同改，另“珠江”须改为“曲江”，“眉州”当作“梅州”，上一页明明译对，这里又错了

p.220：在越州的余姚县（现在的绍兴）：括弧中的应修饰“越州”

p.292：詹姆斯•理雅各布布：James Legge中文名即“理雅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