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怀读后感锦集

《中国情怀》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情怀》读后感(一)：道统中西

中国文化中最具吸纳能力的就是道家了，它统一阴阳，覆盖东西。道德自是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艺术、宗教甚至科学都在道的名下，它们的最高境界就是“艺进于道”。这个道，大概在西语中有“taste”可近似。书中一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自觉在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的大家庭中，也有taste的高下之分。而日常生活中，味道更是个体现。《中庸》云：人莫不饮食，而鲜知味也。味是用来辨别道的，而后出现味道一词。

中国文化经过五四的破，使得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中上层崩裂，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独立之思想，凡是自问个”为什么？“，而不屈服于权威。可惜破之后立的过程多有波折停滞。根深蒂固的学术次于政治的思想，加上商业文化带来的消费主义推波助澜，促成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似乎人人谈起浮躁和功利主义都义愤填膺，但是自己确也不遗余力地投身其中。这既是骨子中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学术功利主义和近代西方消费文化的切身冲击打造而成的。短时间，难以有所改变。

现代的表现是短暂而声色犬马，消费的特性是娱乐和消耗，因而现代出不了经典。看现代艺术的作品，一方面感到名目繁多，如同超市里的巧克力品牌；另一方面感到大同小异，如同工厂流水线制造的商品。最后，看完了就遗忘了，因为已经在看的过程中将它们消费了。

作者在书中提到培养文化趣味，至于怎么培养，没提，估计也没想出个好方法。这交给看不见的手吧...

《中国情怀》读后感(二)：我是一名打酱油的读者

拖拖拉拉翻完了余英时的《中国情怀》，是学术生涯中的散文集。说是散文，实际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学术文章的通俗化，一部分就是拉拉杂杂说过去和身边的事情。儿子说余英时就是钱穆的传声筒，不看也罢，但我实际上也看不动那些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大文章，也就是通过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增广见闻一下而已。果然，有一些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里试举一二。

78年余英时参团战后第一次回大陆，其中到西安霍去病墓前，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西汉石雕，发现正式名称被改为“马踏匈奴奴隶主”，“尽管再三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第一涉及如何看待汉族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第二牵涉到大陆主流的以阶级划分的叙事方式。两者交叉起来，就是可以将匈奴奴隶主踏在马下，而不是其他。典型的“以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

有关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士”的概念，原来属于贵族，“士大夫”的组成部分，然后到战国下降到“士农工商”这个组合里，充当第一个。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主要出现在近代和现代，不仅政治上而且文化上均被逐渐边缘化了。

《大学》八条目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根本，进一步地延伸：修身之前所谓“内圣”，后三者所谓“外王”。但这两种是否是连续的？古代就是这样认为，“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前者是后者的精神内核。但逐渐地开始出现怀疑：修身是否本身就是目的，修身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吗。到现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尽管不是连在一起的，但其间关系显然也不是可以一言能够概括的。

《中国情怀》读后感(三)：品味大家的境界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很多，多是专业性颇强的长篇大论，而先生“小文章”的精彩，往往被人们忽略，这两本书应是补足了这个缺憾。

《卮言自纪》是余先生各种自序的集合，他著作等身，大作写竣，往往自撰一序，将全书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介绍，语言平易中，将复杂的学理娓娓道来，极有趣味，堪称是将先生思想的凝聚，将这类文章集成一书，有尽览其胸中丘壑之妙。

《中国情怀》则是散文，余先生学术之余，常于此道中寄托情怀，本书囊括了先生几乎所有的代表性散文，从中可见其深厚的情怀。

成为大家，原因不外乎三点：

首先，是传统的丰厚积累，在治学之路上，余先生先后得到了钱穆、杨联陞两位大师的指点，在他所成长的背景中，传统并没被当成是时代困境的替罪羊，所以他能相对完整地获得传统智慧的滋养。余先生的学问框架是西方的，但他的情怀、趣味与感受却是东方式的，他同样有戏墨的趣味，有小中见大的蕴含，这份典雅，在这两本书中展现最充分。

其次，是对现代学术的熟悉，余先生的历史解释框架来自西学，中文典籍往往只是注脚与例证，如果没有思辨与理性的约束，对传统理解越深，就越容易走入滥情，越容易失去批判的能力，结果便淹没在古典的丰富中，成了守财奴，而非化古为今的创造者。

第三，是自信。一般来说，求学的过程往往是挫折自信的过程，学问越大，便越不敢下定论，便越会慎言，如余先生这样主张鲜明的学者，其实并不多。毫无疑问，余先生的自信既有师门的原因，又有氛围的原因。

融汇中西，且能找到自我，近现代许多大家都是如此取得成功的，但应该看到，在“找到自我”方面，依然是融合者多，会通者少。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太大，此外，自1840年以后，东方文化屡屡遭遇现实的挫折，既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能回应时代的紧张，事实上处于了停滞的状态。而西学则不断推进，几乎每过10年，风格便有陡变，这就加剧了会通的难度，易给人以拿西学的旧观点来补东方学术之穷的观感。

嫁接，往往是不容易获得生命力的，会通中西，这是几代学人不断奋斗的目标，到目前为止，这一伟业依然只现一道曙光，在未来的百年中，我们需要不止一代的大家，他们不断地发挥其创造力，不断地去完成这个修补工作。

余英时先生做出了他们这一代学人的贡献，后来者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品读大家境界，可知方向所在，该怎样继承。

《中国情怀》读后感(四)：读《中国情怀》一

读完《师友记往》，又翻开余英时的《中国情怀》一书，一篇文章的题目令我瞩目良久：《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1999）！ 老先生—— 中国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已于2021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岁。

我是用手机在“新浪读书”上，用电子阅读与听的两种方式，开始拜读他的这个有着九个类别、43篇文章的巨幅文集的。还在阅读之中，已经感触颇多。

“精神上先富起来”，提法特别，对应的是40多年来中国一直流行的提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指的当然是金钱与财富收入的富足，精神上富起来，则是专指思想、文化等精神内容，而这方面要富起来，你首先就是要有足够的知识，特别是足够的文化基础知识。余先生的文集《中国情怀》收集的是他最早从1957年，至70、80、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文章和讲演，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人文、社会、教育等众多方面，非专门的学术长篇研究著述，生动好读；对我这个教了一辈子电影导演的老知识分子来说，也还是觉得收益匪浅，获得了不少知识，精神比过去“富”了一些！

比如，它在70年代在香港新亚书院的两次演讲“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史学、史家与时代”，就使我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有了具体、清晰的了解；新世纪以来的“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两篇，更使我得到了不少“科举”与“中日交流”两题目的不少资料与见解。有了电子书，可看，也可听，在每天的散步或跑步锻炼时，听着这些充满知识与见解的文字，也是我晚年的精神享受！

隔行如隔山，再加上上世纪后半期的“冷战”隔离，我们在知识和精神上有许多需要融合与补充的地方。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古典文化基础太差，“四书五经”、古典诗词曾经是我父亲一辈的强项，但我们几个儿女中似乎没有一个“古文过关”的；中学大学学过些俄语，基本也是没有达到能够使用的水平，80年代近40岁的我开始自学英文，也只能做到个简单口语交流，读写都不可能。失去了读懂中国古文、外文经典著作的中文和外语这两个重要手段，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想自己获取知识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所幸现在的出版物（特别是电子版）很多，可以为我们补课。阅读余先生文章的一个大体会，就是由于他在青年时代的扎实、全面的中外历史文化的教育与研究，讲什么题目都是有根有据，条理清晰，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相互对照、联系着去梳理，去阐述，外行人读着也会获益。

又扯远了，只是阅读中一点离题的感触。人到晚年能把过去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的知识补足一些，“精神上富足一些”，我还是很高兴的。

《中国情怀》读后感(五)：品味余英时的“有我之境”

余英时这个名字，在大陆当代读书人心目中早已矗立为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符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2006年，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余英时，可说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盛事。有评论者认为，余英时在西方学界已成为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思想家。克鲁格奖评委曾写下了这样的赞美之辞：“余英时的学术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专业、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

进入21世纪以来，步入不逾矩之年的余英时仍然凌云健笔，胜义纷呈，着述不辍。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余英时作品系列”，既是对余先生思想生涯的一次回顾，也是其新撰的重量级篇什的结集。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并加上一部访谈录，共四种。串起整个系列的主线，用余先生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着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本次问世的两种为《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和《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下半年则陆续会推出《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以及《学思问答--余英时访谈录》。

如果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那么余先生的文字中则可谓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英时曾借用庄子“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一语，将中国文化比作大河，视自己为所饮者止于满腹的偃鼠，“水既已入我腹中，我之所在亦即此情怀之所在”，并为此曾专门写过《我的中国情怀》一文以表心迹。这便是《中国情怀》书名的由来，而本册所选文章中，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眷眷情怀俯仰皆是。由于深厚的国学修养尤其是古诗词修养深厚，余先生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式古雅，带领着我们返回中国文化那天光云影、莺飞草长的家园。余先生还酷爱弈棋，和吴清源等围棋大师交情不浅，《中国情怀》一书中专辟“坐隐篇”，收入余英时论围棋之道的数篇文章。这几篇文字，大陆读者素来无缘一睹，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余先生的中国情怀。

至于《卮言自纪》书名中的“卮言”，语出《庄子·寓言》：“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意为自然随意之言，或支离破碎之言。本书收录的是余英时历年着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自序，以“卮言”为名，当然是余先生的自谦。着作等身的余英时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的着作都花非常大的心力去撰写自序，因此其自序往往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其中，最着名的例子当然是《朱熹的历史世界》成书的传奇故事：本来余先生只是要为新点校的《朱子文集》作一序言，不想因史料、文献的阅读触发了问题意识，最后竟从一篇序言发展成为一部五十多万字的巨着。因此可以说，薄薄一册《卮言自纪》，恰恰总括了余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书中还收录余先生在大陆尚未出版或尚在酝酿中的新作的自序，以飨读者先睹之快，如2008年明报出版社的《会友集》自序，以及即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最新着作《论天人之际》的自序等。这些都是对余英时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略加留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