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摘抄

《乡村建设理论》是一本由梁漱溟著作，世纪文景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44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一)：乡村建设的一种视角

梁漱溟先生的这本书，是以三十年代的乡村运动救国的实践为背景的。全书分两部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梁先生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他人的见解，虽然有些看法现在看来并不恰当，但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农村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本书正可以从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常规看法的角度给予读者一种警醒和思考。

《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二)：我的笔记

1. 季风书店买的，其他地方还真难注意到这本书。我也是农民，所以看到这本书很亲切。

2. 自序中说：“中国如无外面力量而欲进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样。” 精辟。如何走出轮回的怪圈，打破所谓的“超稳”结构，外力是必须的啊！

3. 行文朴素，可能欠缺理论的纲要，但是字字关切实际问题，以小处见微，这种踏踏实实的寻找出路的态度让人敬佩。

4. 显然，里面的理论跟执政者的理论离的很远，比如赞同垄断，对阶级的看法，等等，30年代写的书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又现实意义。

《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三)：民主法治之外的另一条路

在看这本书之前对梁漱溟几乎没有了解过，只知道他是民国到建国初期的著名儒学家。因此在没看这本书之前以为是一本乡村规划的书，看完才发现是一个涉及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政治、经济分析与解决策略的大部头。作者在清王朝灭亡，中国处于千疮百孔的战乱时期从一个学者和实践者的角度，提出了拯救这个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方法。

这本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分析部分即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面临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作者认为中国处于传统社会组织崩塌而新的社会组织无法建立的矛盾局面，他提出在缺乏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权的情况下必须根据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特点，从下而上地从乡村开始培养建立自治组织，最终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提出了融合中西的政治策略。以往接触的政治讨论多奉美国的三权分立和法治观念为最完美或者最不坏的制度，给我造成了一种印象：非民主与法治无法治理好国家。然而早在近百年以前就有人提出了继续发挥中国传统的礼治的精华来继续管理国家。作者认为西方社会是以人性恶为前提，因此以严厉的法律来限制人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的礼治是以人性善为前提通过教化来促使人克己复礼。

我不完全相信可以不依靠法律而可以依靠教化来引导人从善，但是也确实看到西方法治和民主的做法在我国实行时的种种不适应。就像很多国家都在实行民主一样，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美国实行的那么好。如台湾如印度。这个问题太大。

《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四)：拯救华夏文明

早先因央视纪录片大师认识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买来此书却一直没有时间拜读，直到前阵子温铁军老师引用的一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大感立意之高，遂取下读完，收获颇丰，聊以此文纪念梁先生

大凡天下事，无非先认识问题再解决问题，梁先生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积弱、人民困苦，作为一腔热血的知识分子梁先生以他的智识勾画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改良道路。虽时过境迁，今日来看没有国家强权统一，无法实现此等改良，大部分想法也似乎有些陈腐，但其中的说理和逻辑今日读来仍旧有可取之处。开篇梁先生论述了乡村建设的缘起，无非因为乡村破坏过甚，继而出现了社会救济和乡村自救，同时也是积极建设国家和重建新社会构造的要求。再梁先生看来中国旧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革命，只有周期的治乱兴衰以理性及其代表：士人来维持社会，而这个理性包括了教化、礼俗和自力三层含义。而随着近代西方入侵，面对西方的强有力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老衰的中华传统文明面临着自毁和他毁的两难困境。而其中尤以中国文化的失调为核心问题，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被破坏，导致整个社会处在旧序崩溃而新秩未立的失范状态，政治上分裂无力，思想上分歧严重，阶级分化的流弊加之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中西精神的不同（向内安和向外争）导致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社会崩溃，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

至此上篇认识问题就已讲完。在我看来，梁先生有其自己的逻辑自洽之处，但有两处我始终觉得不妥，一则是梁先生认为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性是以礼俗为核心，主张建立一种新礼俗来规范社会，却完全将法律弃之如敝屣，殊不知我国自古便有法治精神，只不过礼俗濡化总比严刑峻法来得轻巧些，德治以劝人向善为先旨，而法治则强调使人勿为恶为第一要务。因此今日看来这个理性可以是法治精神为主，而德治的礼俗、教化和自力为辅，两者共同代表了当前条件下的共同意志和集体追求，真理或者理性的定义可不一定只能是他西方所定义的。其二是梁先生关于传统社会无阶级而只有职业分立的观点，我是完全不赞同的，或许是没有现代意义的阶级，但等级概念上的阶层却是一定存在的，不然哪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哪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论何种社会，只要人类开始结群就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权力和不平等关系，进而形成结构上的两极分化，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古代社会可能更家扁平化，大多数人是差不多的。更可况，就算是职业分立，士农工商每一类之内想来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进而在解决问题方面，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进行社会运动教育启迪百姓结成社会组织，在社会力量的实现间接控制中国政治，进而实现经济建设的繁荣，实现积极的、以乡村和农业为基础的，以人和伦理为本的未来社会。细细拆开来看梁先生还是认为应该先从教育入手建设社会组织进而改良整个中国社会之风气和文化。从乡村开始，调和中西思想之差异，建构出一种吸收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新礼俗，进而凭此实现组织化，孕育社会力量，解决中国的乡村腐化、匪患层出、政治分裂等问题。而这个组织则是在旧时乡约基础上改良形成的新乡约，而其中的核心便是乡农学校分别以校董会、校长、教员、学生来实现行政、监督教训、推动设计、立法等功能成为事实上能取代行政系统的乡村自治组织。而在政治问题上梁先生主张社会结合政治力量，借助社会过渡到理性政治制度，无论政权的归属，以一种社会力量去改造政治思想来间接控制中国政治。进而到了似是最要紧的经济建设上来，梁先生主张面对卷入西方工业化浪潮的现状，将农业作为国家复兴的出路，以国家统制经济的手段解决土地和合作问题进而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其中梁先生关于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两个基点，至今读来仍旧十分启人深思：以农兼工和由散而合。

以何途径去实现集体洪流和个体意志的协调，似是一个极难的课题，以上也是我受梁先生启发而作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大量的现实利益问题。梁先生具体的方案或思路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为国为民的担当和独立思考的勇气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希望能如先生一般，做个纯粹的读书人，一生忠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乡村建设理论》读后感(五)：新礼俗——对中国乡村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读《乡村建设理论》的时候几乎满脑子都在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产生回响。

作为笔者目前读过的两本关于中国乡村的典型作品，实在是忍不住放在一起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几年前读完《乡土中国》便惊叹于费孝通准确的洞察力，仅以较短的篇幅便将中国乡村的组织类型、社会交换形式、性别分层等等特征描述殆尽。

原以为《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乡村的理解已足够深刻，直至读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个人认为《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于中国乡村的讨论深度要略大于《乡土中国》。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写作的时间背景或许是一个主要因素。

《乡土中国》于四十年代整理成篇，而《乡村建设理论》则撰写于三十年代初期的动荡坏境，那时旧中国刚刚结束军阀混战，整个社会也正面临着解组的危险。

而梁漱溟便是在这样盘根错节的时代环境下探讨“以乡村建设来重组中国新社会构造”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探讨势必会逼迫观察者进入到乡村的整体结构中进行深入而准确地剖析。

所以《乡村建设理论》中关于认识问题的篇幅较小，而提出解决问题的试想则占了较大部分。

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

梁漱溟认为中国旧社会有两大主要的社会构造：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

滕尼斯曾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基于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类别提出了“本质意志”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自然的和传统的情感纽带上的一致性和相互融洽。

而所谓的伦理本位也同样是根据情谊联结而形成的一种义务关系，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西方团体生活中那些硬性的，机械的纯理智关系。

在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里人们的情感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以自己为主），这种互为对方为重的关系也是中国乡土社会中极具软性和自由的观念，并且逐渐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中深化为一种强烈的集体表象。

而在职业分立的层级中，梁漱溟则称旧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像西方世界中那样农奴与贵族，抑或是资本家与劳工阶级的对立。

且彼时土地仍具备私人财产的属性可自由买卖而不受制衡；遗产采用均分制度而非长子继承；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整体环境下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工业水平。梁漱溟认为这三点保证了当时旧中国很难形成资本垄断的形势，从而确保建设新社会的基础得以延续。

文化失调

梁漱溟认为旧中国社会组织趋于崩溃的原因正是由于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相继被破坏而导致的文化失调。

且当时西方社会权利本位与个人主义风气的输入增加了旧中国社会的离心力，而在社会建设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这只会加剧旧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重新陷入到‘周期性的一治一乱’的循坏中，而无法建立起新的秩序或发生全面的变革。

社会的分配也逐渐从均衡走向了垄断，例如固定机关的教育成了主流，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也使得旧中国各层级之间的文化水平日渐悬殊，乡村与都市的隔阂只会继续拉大。

除了文化以外，经济方面依靠新生产技术和新经营方式的工商业道路也表现出一种必然的态势。

但大多数从事于旧式的零碎农业生产者在短时间内不具备对生产方式进行转型的能力，于是资本便趋集于工商业者，经济上的机会也将逐渐被垄断。

乡约 —— 一次无政府主义式的尝试

在旧中国国文化功能严重失调，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的境况下，梁漱溟提出通过建设新的礼俗制度逐步治理乡村社会的概念。

而中国的乡土社会向来便有着深厚的礼治基础，例如儒家就曾将宗教、政治、法律、外交等一切日常生活统统化为“礼”，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修养，牵掣均衡的制度。

费孝通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及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礼治秩序是乡土社会公认的合式行为规范：

“而‘礼治’较之于‘法治’的很大一点不同在于礼并不需要有形的权利机构来维持，维持礼治这种规范是千百年中所形成的传统：既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

故在尚未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旧中国通过传统的力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乡村建设道路也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乡约”的提出，正是梁漱溟将礼治概念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

前文已提及传统是对于礼治而言较为有效的一种途径，而社会成员之间经年累月的一种熟悉感便是传统的表现形式之一。

“乡土社会中相互间的信用与依赖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费孝通——乡土中国）

这种以熟悉感为基础所建立起的“乡约”与“法规”的最大不同在于“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既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意思，也符合梁漱溟向来强调的软性的，情谊化的特点。

并且随着乡约理论的持续完善，后续还将创建“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等一系列匹配的文化运动系统与政治组织系统，以此来初步建设起独属于中国乡村的新型组织构造。

而后期由乡约为促动力所衍生出的“自助结社”“区域自治”，甚至是一定范围内的“武装自卫”等建设举措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结合当时的社会境遇，不得不说梁漱溟的思想是非常独到的，在他的乡村建设蓝图中充满了关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致。

他已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中所暗藏的漩涡很有可能将旧中国带入深渊，所以才会竭力尝试建设乡村的另一种可能。

然而梁漱溟对于乡建的哲思终究没能抗住现实的铁拳。

十几年后的土地国有化，经济公有制等操作可以说完全粉碎了他对于建设一个乡土中国的全部想象。

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溯梁漱溟的理论，部分对现实的论述俨然已不适用于今日。

例如当下社会化的浪潮对职业分立的冲击似乎已不可避免，那么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与相互依赖基础之上的有机团结是否将会是另一种更积极的可能呢？

不过即便如此，《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看来依旧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毕竟只有当我们全面地回溯过去才能更好地审视今天生活的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