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1000字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本由[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9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一)：“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

“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历史让普罗菲这样的孩子，从小与政治和战争息息相关，他想站在无比正确的一方，去完成犹太人的梦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赶走所有压迫者，甚至幻想制造能打到白金汉宫的导弹，原料之一竟然来自指甲油。可随着他接触到邓洛普，他开始对敌人和压迫者产生怀疑，因为和邓洛普的联系被伙伴当做叛徒，与伙伴决裂，叛徒的含义让他疑惑，地下工作者的使命让他疑惑，地下室里的黑豹一次次走进他的梦里。“相形之下我自己又算什么？不过是个年轻的希伯来地下战士，其人生致力于驱逐外国压迫者，但其灵魂又受压迫者困扰，因为这个压迫者也来自拥有河流与森林的土地，那里钟楼骄傲地耸立，风标平静地在屋顶上旋转。” 犹太人的历史总是非常吸引我，通过小说，走进那段历史的私人记忆，看到父亲对民族历史的一丝不苟，看到母亲对波兰故乡的眷恋，看到父亲在得知终于可以拥有希伯来国家后留下的泪水，明白这段历史，以及后来的动荡，在他们心里是永远的伤痛。小普罗菲梦寐以求的一场和和气气的茶话会永远没有到来，邓洛普悄无声息离开，儿时伙伴姓名更改，母亲的蓝色百叶窗也再没回来。 17章里描述普罗菲感受父亲藏书时的体会，真叫人心神向往，欲罢不能。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二)：山中少年

“此时，丛林里空无一人。最高指挥官消失了，天快要黑了，宵禁就要开始。我不要回家。我要进山，做山中少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永永远远。没有归属。因此不会有叛变。任何有归属者都会有叛变。”

普罗菲在霍姆组织对他的审判后道出这样的内心独白。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怎样的渴求？怎样的意识？让一位12岁的少年渴望躲进山中。另外，这又引发了他对“叛变”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叛变，如果顺着小说的情节，在第三章，奥罗菲通过查阅父亲的字典，了解到“叛变”的诠释和定义，那么奥罗菲是怎样一步步将“背叛”推到极致呢？

回到现实本身，奥兹在致力于巴以和平的道路上，被极端分子攻击为“背叛者”，在这种情绪下，他写下了《地下室里的黑豹》，通篇来看，奥兹通过奥罗菲在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夕的故事，给读者呈现的，除了爱与泪、期待与恐惧、焦灼与狂热、战乱与和平、民族主义与家园回归外，还有上述的“背叛”。对于小奥罗菲来说，与邓洛普军士的来往，让霍姆组织的另外两位小伙伴是“背叛”，对成年后叙述故事的奥罗菲来说，在小说结尾，他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故事本身呢？我讲这个故事，是否把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抑或与之相反，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把他们给背叛了？”，在穿插回忆与叙述之间，是否可以说成是一种双重背叛呢？也许答案不能那么肯定，但是在小奥罗菲的独白中，似乎找到了一把钥匙：“任何有归属者都会有叛变。”如果躲进山中，那么便没有归属，便不再为“叛变而烦恼”，但是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小说中，普罗菲的妈妈对他说道：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这是妈妈的期望，当然也成为奥兹的期望，在这层意义上，身份认同的重负让同时饱受欧洲暴力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断增强仇意、憎恨和杀戮，永无休止的漩涡。对于普罗菲来说，妈妈口中的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东宫的后屋搞一次聚会，邓洛普军士、爸爸、妈妈、本古里安、本胡尔、雅德娜、大穆夫提哈吉阿明、我的老师吉鸿先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拉扎鲁斯和最高长官，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奇塔、他的妈妈和两位轮流上岗的爸爸，聊上一两个小时，最终达成互相理解，相互作出一些让步、和解和原谅？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往小河的岸边，看看蓝色的百叶窗是都被冲了回来？”

爱，也许就隐隐约约隐藏在这段叙述中，聊上一两个小时，互相理解，作出让步及原谅，一起去小河边，看蓝色的百叶窗。

不知道奥兹同不同意把小说推到较远的这个地方，但是身份认同的忧虑意识，却是通过“背叛”得以细致的展现，普罗菲与邓洛普的短暂友谊也在以色列建国后，变成一段回忆，但是正如小说后附奥兹的答谢辞所写的： “那窗子里的女人，也许是纳布卢斯的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她也可能是特拉维夫的一个以色列犹太妇女。如果你们想在这两扇窗、两个女人之间帮助达成和平，最好读一读她们。读小说吧，亲爱的朋友们。小说绘告诉你许许多多。”

如果我们致力于寻求互相认识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却无法在现实中通过呐喊疾呼让对方听见，也许通过虚构的世界，那些声音可以传达到双方的耳朵中。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三)：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

摘自：北青网

我这么猜测，《地下室里的黑豹》里所描述的故事，大概是基于奥兹两段人生经验的叠加：一段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童年记忆，另一段是七十年代投入阿以和解运动之后，被以色列右翼分子斥为“叛国者”之后生发的感触。往昔，是形而下生活里的虚实交错；当下，是形而上诉求里的省思。这个关于爱和背叛的故事，更像是作者本人的一番辩词。

“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次被人叫做叛徒”，阿摩司•奥兹借着十二岁少年普罗菲发声。1947年，英国所辖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夏天，耶路撒冷不像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停在街角，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犹太男孩普罗菲一家移民自乌克兰，他们的周遭大多也是来自欧洲各处的难民，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和激进分子。这个半懂事的孩子，最熟悉的是迫害、灭绝、遣送、非法移民、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社区）、暴乱、抗议、世界良知等话题的争论，深受大人们密谋建国的氛围感染，不由自主地幻想成为犹太民族英雄：他和小伙伴们一起从指甲油中提炼丙酮制造炸药，用废弃的冰箱零件做土火箭，瞄准白金汉宫；他把自己比作“地下室里的黑豹”，准备着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的信念献身。

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是切实无疑的侵略和压迫者，英军驻地的房屋用厚重的石墙砌成，神秘而隔绝，“枝繁叶茂的树木给庭院披上一层轻柔、奇异的阴影，仿佛你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边陲，那里的百姓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你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却不可接近它”。普罗菲的学者父亲是复国主义的信徒，他认为阿拉伯邻居比起欧洲人更值得信仰，是可以与之结盟的对象，因为毕竟“以实玛利是我们唯一的血亲”。当时还无人知道联合国的分治协议将在几个月后出台，英国人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交出这片应许之地。而接下来的数十年，将会是五次中东战争，是犹太和阿拉伯民族间无休无止的冲突。

普罗菲和英国军士邓洛普的友情开始得猝然，结束得仓促。这个来自于坎特伯雷的中年人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想跟普罗菲学习希伯来语。普罗菲无法将此人与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重合起来，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受这个英国人的吸引。在被小伙伴们斥责为卑鄙的叛徒之后，他从字典里寻找叛徒的含义，并且自问：世上可曾有不是犬儒主义的背叛？非自私、精心策划的背叛？可能有不卑鄙的背叛？

1994年，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分子称作叛徒。次年，希伯来语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发表。在奥兹的文学主张里，想象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矫正极端主义和憎恨的情绪。他用一个孩子的思考回答自己的国人：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

这个故事“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在普罗菲一家的遭遇里，它轻轻触探过犹太民族为何受欧洲长久的迫害，这个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描述了巴以两国曾有过却转瞬即逝的平和图景；讲述了一段忘年友情所遗留的永生难忘的缺憾。

奥兹说，以色列人的性格很容易产生双重性。他们了解自身的苦难和历史，但那些过往过于深重，所以只会在评述或呼吁中提及，不便在小说里呼号。他笔下所有的国族记忆，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温和柔情的个人叙述，以及与读者彼此心照微微一笑。这是奥兹小说的特质之一：苍凉和悲痛时常蕴于黑暗之中，流露出来的则是厚实和沉静。在每个小说里，他都会反复表达一个主题：我向往真正的寂静所在，那里没有敌人，没有争斗，不受耻辱和欺骗的约束，不会想到背叛。

阿摩司•奥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一样的海》、《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地下室里的黑豹》等。此外，奥兹还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热情呼吁阿以和平。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四)：书评及摘抄

我这么猜测，《地下室里的黑豹》里所描述的故事，大概是基于奥兹两段人生经验的叠加：一段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童年记忆，另一段是七十年代投入阿以和解运动之后，被以色列右翼分子斥责“叛国者”之后生发的感触。往昔，是形而下生活里的虚实交错；当下，是形而上诉求里的省思。这个关于爱和背叛的故事，更像是作者本人的一番辩词。

“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次被人叫做叛徒”，阿摩司•奥兹借着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普罗菲发声。1947年，英国所辖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夏天，耶路撒冷不像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停在街角，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犹太男孩普罗菲一家移民自乌克兰，他们的周遭大多也是来自欧洲各处的难民，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和激进分子。这个半懂事的孩子，最熟悉的是迫害、灭绝、遣送、非法移民、基布兹、暴乱、抗议、世界良知等话题的争论，深受大人们密谋建国的氛围感染，不由自主地幻想成为犹太民族英雄：他和小伙伴们一起从指甲油中提炼丙酮制造炸药，用废弃的冰箱零件做土火箭，瞄准白金汉宫（这些眼熟的情节在《列维先生》出现过）；他把自己比作“地下室里的黑豹”，准备着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的信念献身。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是切实无疑的侵略和压迫者，英军驻地的房屋用厚重的石墙砌成，神秘而隔绝，枝繁叶茂的树木给庭院披上一层轻柔、奇异的阴影，仿佛你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边陲，那里的百姓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你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却不可接近它。普罗菲的学者父亲是复国主义的信徒，他就认为阿拉伯邻居比起欧洲人更值得信仰，是可以与之结盟的对象，因为毕竟“以实玛利是我们唯一的血亲”。当时还无人知道联合国的分治协议将在几个月后出台，英国人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交出这片应许之地。而接下来的数十年，将会是五次中东战争，是犹太和阿拉伯民族间无休无止的冲突。

普罗菲和英国军士邓洛普的友情开始得猝然，结束得仓促。这个来自于坎特伯雷的中年人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想跟普罗菲学习希伯来语。普罗菲无法将此人与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重合起来，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受这英国佬的吸引。在被小伙伴们斥责为卑鄙的叛徒之后，他从字典里寻找叛徒的含义，并且自问：世上可曾有不是犬儒主义的背叛？非自私、精心策划的背叛？可能有不卑鄙的背叛？——类似故事，使人想起雨果的《九三年》。在情绪酷烈、战火横飞的对立中，试图理智的判断一个概念，这是件何其困难的事。而且一如普罗菲遭受的指责一样，主张这一点的奥兹自己，也得为“理智”付出被误解的代价。

1994年，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分子称作叛徒。次年，希伯来语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发表。在奥兹的文学主张里，想象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矫正极端主义和憎恨的情绪。他用一个孩子的思考回答自己的国人：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以孩子口吻来叙述当然聪明而取巧，但结论却是正面对抗、一毫不让的：爱与理智，并不互相违背。

这个故事“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在普罗菲一家的遭遇里，它轻轻触探过犹太民族为何受欧洲长久的迫害，这个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描述了巴以两国曾有过，却转瞬即逝的平和图景；讲述了一段忘年友情所遗留的永生难忘的缺憾。

实际上，小说家总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个。帕慕克被土耳其极端主义者认定是叛国者，博尔赫斯对皮诺切特的一句讽刺被认定是献媚。小说家的语言对炽热的民族性来说，太温柔太平和了。但奥兹没有为此就肆无忌惮的狂舞。他生长在最有资格喊痛的民族，但他没有。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了解以色列民族性的人。

奥兹说，以色列人的性格很容易产生双重性。他们了解自身的苦难和历史，但那些过往过于深重，所以只会在评述或呼吁中提及，不便在小说里呼号。他笔下所有的国族记忆，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温和柔情的个人叙述，以及与读者彼此心照微微一笑。这是奥兹小说的特质之一：苍凉和悲痛时常蕴于黑暗之中，所有的敌意也都蕴藏在黑暗中，并不做一一描述。最后流露出来，在我们所见范围中的，则是厚实和沉静。在每个小说里，他都会反复表达一个主题：我向往真正的寂静所在，那里没有敌人，没有争斗，不受耻辱和欺骗的约束，不会想到背叛。（发在哪个媒体的我忘了= =）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五)：幻想中的黑豹与“叛徒”暗影

1994年，主张巴以和平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人士称作叛徒。同一年，他写作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开篇即说，“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显然，“叛徒”的暗影缠绕着阿摩司•奥兹，以至他深入思考个体身份与民族命运交织所产生的矛盾与悖论，不仅仅为了辩诬，而是试图追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然隔绝与弥合尝试。

《地下室里的黑豹》中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建国前夕，处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十二岁的男孩普罗菲与小伙伴们成立秘密组织，热望把英国人赶出犹太人领土。一天，普罗菲因为违反宵禁被英国士兵邓洛普抓住，非但没有受惩罚，而且被护送回家。自此，两人建立了友谊，邓洛普教普罗菲学习英文，普罗菲教邓洛普学希伯来文。但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友谊是不能持久的，不久后，小伙伴们就斥责普罗菲为“叛徒”，并要对其进行审判……

普罗菲对自己的期望与在现实中遭遇的羞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深深困扰着他。“地下室里的黑豹”，意谓潜伏等待时机，一旦机会到来即冲出为信念而牺牲，这是普罗菲拟作自身的譬喻。而他在现实中，却被同伴书写标语于自家墙上：“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让他苦恼不已，不仅翻阅百科全书查找叛徒的含义，还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是否长了一副叛徒的模样。

其时，英国人是生活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敌对面，整个民族都致力于将其驱逐出这块土地。小普罗菲不例外地处身于这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中，“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直到他遇到英国士兵邓洛普。敌人是一个宽泛的集体概念，而邓洛普是具象鲜活的个体，小普罗菲发现这个“敌人”并没那么可怕，且宽厚直爽，与自己心目中的敌人完全两样。在这种情形下，糟糕的是，普罗菲不恨“敌人”，且为其所吸引。所以后来的审判尽管有一种儿戏般的黑色味道，但其判词却有着歪打正着的微妙实证：“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嘛，普罗菲，比泄密还要糟糕。比出卖给他们武器还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们那一边、替他们打仗还要糟糕。爱敌人乃叛变之最，普罗菲。”应该说，这一段话尽管是以少年语气说出的，但其充满悖论式的深谋不似孩童可思虑获得，毋宁说是作者阿摩司•奥兹的深切反思。

爱敌人是严重的指控，为小普罗菲难以接受，但其心底，未尝不认为这些指控有着某种真实性。他没有提供任何秘密给邓洛普，甚至都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名，但他的确不恨“敌人”，且有相吸引的感觉。在他看来，这是极糟糕的，因为与其他人的心态相异，足以使其无法完全推翻对自己的指控。普罗菲的纾解之径很奇异，是对叛徒的定义进行重新解释，在他看来，叛徒应该也有卑鄙与不卑鄙的之分，后者是非预谋的、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这种背叛并未造成实际的损害，主要导致的是心灵的挣扎。如果普罗菲逃脱不了指控，他显然属于后者的情形。

如果不是处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与民族主义情绪中，小普罗菲的问题本不成为其问题，不过是一个孩童与一个成年人的忘年友谊而已，但一旦“个”与“群”的理念交缠在一起，单纯的事物亦清晰不再了。这一切不要说未成年的孩童想不明白，就是许多思接千载的学者、知识分子也无法厘清。而愈发吊诡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撤出后，昔时的敌对关系不久就消融了（普罗菲的叛徒称谓也即无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人；不过讽刺的是，此时犹太人站在了以前英国人的位置，而阿拉伯人处于原来犹太人的弱势地位，反抗他们的“敌人”。

这是现实开历史的一个大玩笑，亦为小普罗菲当年难以预料。那个“叛徒”的羞辱粉碎于岁月的尘埃中，是不是流转到另一个民族的内部？矫健敏锐的黑豹，这一象征物是否移形换影，在弱势群体中栖身？书中的女孩雅德娜说，“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说这番话时，地下工作者的“有害”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待到时移世易，大约不少人会幡然警醒；而当初一心一意地要赶走英国人，大家未想到“敌人”真的走了，地区形势竟会到达一个错综复杂的僵局，不仅持续至今，且终局遥遥无期。

阿摩司•奥兹对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持质疑态度的，他剔抉出其间的悖谬之处，证实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是盲目狂热的，对于一个民族的自身发展以及与他民族的关系处理上，均有害而无益。单纯的仇恨是简单的，对同族中持异议者厉声指斥不单毫无风险，且政治正确，但于人性的宽容与历史的进程却是一种断然的阻碍。在某种意义上，阿摩司•奥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们从《地下室里的黑豹》中流露的一团矛盾的焦灼感，以及不乏温情包容的梦想场景可自然而然感知，他试图以书写的方式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裂痕，即使在严酷的形势面前未免理想化，但终是隐然的可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