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与家计》读后感1000字

《民生与家计》是一本由黄敬斌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4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生与家计》读后感(一)：一場估量，一份勤勞，一腔誠意

上黃敬斌同學的中國古代經濟史時對他傾倒又絕倒。傾倒因爲他頭腦清晰，說明歷史現象闡釋史學思想梳理學術史都井井有條。絕倒則是因爲他說kenneth pomeranz是個老憤青。

囬到這本書上來。布羅代爾認爲對於三種不同的歷史應該用三種不同的時間來度量：短時短、中時段、長時段。而黃敬斌同學這本書非常明確地以歷史的中時段來考察清初至民國這一歷史時期江南居民，確切地說是江南農戶，的消費狀況。黃敬斌同學主要考察了三個時間段：十八世紀中期、十九世紀中期、和一九三〇年代，從而得出結論：十八世紀的江南農民，通過“勤勞革命”和“斯密型成長”的效應，在人口比以前有較大增長的前提下，人均實際收入反而有所提高，消費水平也隨之提高；作爲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也反而處於較優越的狀態，在某些方面甚至較同時代的英國勞動者也更爲優越。十九世紀以後，隨著家庭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帶來的增長空間逐漸耗盡，在人口繼續增長時，“內卷”的特點就更爲清晰地顯示了出來。至於十九世紀末期的經濟繁榮，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的減少帶來了勞動邊際報酬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對外貿易的發展擴展了江南經濟的市場容量。（頁351-53）

在研究方法上，經濟史研究亦歷史學亦經濟學，而黃敬斌同學明顯站在經濟學這一邊：經濟學方法爲經濟史的研究提供的是一個概念和理論分析的框架，其主要意義是思維性的；而史料、考證、統計等“方法”，爲經濟史的研究提供的是一種分析手段和工具，其意義是技術性的。（頁32）就我個人來說，目睹經濟學在兩次經濟大蕭條中後知後覺甚至後知而依然不覺以及欠缺解釋力的表現，我深刻懷疑經濟學到底算不算得一門學問。反觀歷史學，馬後砲是歷史學的專利也是歷史學的使命。而且，有哪一門學問會比歷史學更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呢？所以，我個人是站在歷史學這一邊的。

這本書最主要的篇幅是以量化的方法考察江南農戶的消費狀況，對於消費性質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影響展開評估。囿於有限的史料，黃敬斌同學的量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估計之上。估計的準確與否，我是門外漢，不能做出準確判斷，可同時我也敢說：這場估計向來就是研究中華帝國晚期經濟狀況的必要工作，而且這場估計還將持續下去並且很難在各史家間達成共識。黃敬斌同學在這場評估中表現出了極好的功力：對於史料近乎竭澤而漁的搜討，分析過程有條不紊而且環環相扣。此書絕對是作者“勤勞革命”的誠意之作。如此誠意今天已經並不多見了。

在第七章和結論中的很大部分，黃敬斌同學將注意力從江南農戶轉向江南市鎭，這對於整本書來說是焦點的偏移，我更願意看到一本緊緊圍繞江南農戶的消費的專著。第七章和結論中的很大部分是對奢侈消費的評估。作者認爲：無論是桑巴特還是貝里，他們理解的“奢侈”，都天然地與少數階層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全社會的普遍現象。民眾一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的增加，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不能理解爲“奢侈”。普通民眾購買奢侈品或者鋪張浪費的情況當然也存在，但奢侈消費的主題始終都祗能是上層社會。所謂日常生活的“必要開支”，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某項消費一旦成爲大眾性的，就失去了其“奢侈”性質，而具有“必要”的性質。凡勃倫所謂的Conspicuous Consumption，也內涵著相同的概念邏輯，因某項消費若成爲大眾化的，也就無可“炫耀”了。換言之，“奢侈的普遍化”，祗是一個悖論。“奢侈”的這種動態性和相對性特點是經濟學對其定義的精髓……（頁274）既然奢侈與少數階層聯繫在一起，那麼以評估江南農戶消費狀況爲鵠的的是著也就不必費神討論奢侈消費了。當然，如果認爲少數階層必定與下層社會成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進而認定要評估江南農戶的消費狀況就必須要考察士商階層的消費狀況，那麼，士商階層的奢侈性消費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與江南農戶的消費產生互動就必然成爲題中應有之意了。黃敬斌同學對於奢侈的界定與評判非常出色，可惜由理論轉戰江南現實時依然不脫窠臼，祗是羅列一些江南奢華的歷史載記，即使搬出陸楫和顧公燮（頁336-38）亦未能挽囬頹勢。推薦作者看看盧建榮同學的聚斂的迷思，應該會有啟發。

而單論對於江南農戶消費狀況的評估時，黃敬斌同學至少遺漏了一個方面：農戶與士紳在生產生活中的互動對於前者消費行爲的影響。當然，可能作者早想到這一層，祗是研究起來難度太大而不得不作罷罷。

全書文字畧顯枯燥。我覺得大家對於學術性文字的洗練與有趣強調的很不夠。內容深刻廣博與文字洗練有趣並不敵對罷，robert hymes的書就是很好的榜樣。

《民生与家计》读后感(二)：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經濟史？ ——評《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

我們需要什麽樣的經濟史？

——評《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

倪玉平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關於經濟史是屬於歷史學還是經濟學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至今尚無定論——這當然不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問題。不過，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從經濟學出身的學者，投身到經濟史的研究活動中來，並發表了不少與從歷史學出身的學者所寫完全不同套路的著作。對繁榮經濟史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好現象。

近日讀到黃敬斌先生的大著《民生與家計：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下文對本書的引用徑標頁碼），生出許多感想。從本書後記可知，黃先生受過經濟學和歷史學的系統訓練（經濟學本科、碩士，歷史學博士），這種學術經歷也深刻地影響了本書的寫作。全書除導論和結論外，共分為七章：前三章分析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費，包括食物（糧食消費、副食消費和調味品）、服飾和住行與燃料燈火；第四章考察婚喪嫁娶及其他世俗禮儀活動中的消費；第五章為娛樂與信仰活動中的消費；第六章系教育、衛生及嗜好品（酒、煙草和茶葉）消費；第七章針對奢侈消費做評析。結論部分，則是分析經濟學透視下的江南消費生活，包括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的量化描述、消費水平變動的社會經濟背景、奢侈消費的社會影響和經濟後果。本書最大的特點是以量化的方法系統考察明清時期城鄉各階層居民的消費狀況，並對消費的性質及其經濟影響做出全面的評價，其優點無須筆者畫蛇添足。這裏，僅就自己讀過全書之後的一些疑惑，提出來向黃先生請教，不當之處，還望黃先生批評指教。

一、恩格爾系數的適用性問題

多學科交叉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黃先生對於部分歷史學者不擅長、不熟悉甚至懷疑和排斥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局面，給出了尖銳的批評：“對經濟學理論‘適用性’的深刻排斥和本能拒絕，這種心態使得學者在了解和學習經濟學理論的時候，不是從其理論基礎出發嘗試著掌握它，而是處心積慮地尋找證明其‘不適用性’的理由，結果，一知半解和以偏概全就在所難免。”在他看來，“摒棄這些偏見不談，可以認為，經濟學的概念體系和理論公設，與具體的研究對象和結論不同，並不具有太多文化、歷史、地域、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方面的特殊性。”（第34頁）這種批評當然是合情合理的。

在論證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水平時，作者以恩格爾系數作為核算標準。恩格爾系數由l9世紀的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提出，其內容為：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將越來越小。因為消費總支出取決於收入水平的高低，因此恩格爾系數也可以被表述為食物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簡言之，可以通過考察一個家庭中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來確定這個家庭的富裕程度。恩格爾系數越高，說明家庭越貧困。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中國並沒有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傳統與分析框架，但有些提法卻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倉廩實而知禮節”、“飽暖思淫欲”，都是說人們基本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後，其他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就會增加，這些方面的開支增加後，必然導致食品所占比重的下降。

但恩格爾定律是根據經驗數據提出的，它只在假定其他一切變量都是常數的前提下才適用。其實，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變動問題時，還應當明白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飲食業和食物本身結構變化等因素都會影響家庭的食物支出。只有達到相當高的平均食物消費水平時，收入的進一步增加才不對食物支出發生重要影響。換言之，恩格爾系數畢竟是一個用於考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消費水平的理論模型，且緊密圍繞著食品消費展開，如果我們在使用這個概念時，不註意它的時代性及民族性的特色，就有可能犯錯誤。正如以前被認為是放之四海皆準的GDP發展指標，現在也不得不從多個方面進行修正。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的很多與消費相關的內容，都是恩格爾系數所無法涵蓋的。比如中國農民對於儲蓄的重視、對於為後代積蓄財富的願望，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抑制居民的消費，而這種消費取向與西方並不相同。又比如，清代的社會保障機制，遍設於各地的常平倉、義倉、社倉、鹽義倉，以及遍布城鄉的育嬰堂、節婦堂等組織和機構，都會對當時居民的消費心理產生影響，並會或多或少地與居民消費產生互動。即如作者在估計清代江南交通費用時所提到的那樣：“清代以來隨著紳商士大夫El益加強對地方公益事業的參與和資助，這些渡El和渡船每每成為由慈善機構資助的公益事業，如晚清至民國年間太湖東山的前山義渡、石橋村義渡均由惠安、固安、體仁三善堂置辦渡船，雇傭渡夫，支發工食，不取渡資。”（第177頁）既然已經有了義渡，再按船只折舊來計算居民在交通支出上的費用，是否顯得多余呢？

房租納入恩格爾系數是值得推敲的。住房系一次性投資，傳統中國農民基本都是自建自住，極少發生租賃現象，一般學者在計算恩格爾系數時也並不會列入。作者在此處並沒有以真實的房租支出為準，而是以“機會成本”方式，來折算當時的居住成本。如果按這種思路，只要將房價、教育、擇校，以及醫療費用納入計算體系，現在中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就自然會降低到一個極低的水平，但我相信，這並不意味著時下的絕大部分國人都過著超級富裕的生活。

根據作者的統計分類，18世紀中期、19世紀中期和1930年代的恩格爾系數分別是56.6％、59.9％和60.2％（作者還沒有將婚喪嫁娶等世俗禮儀活動中的食品消費包括在其中，否則恩格爾系數會更高），但一般來說，這似乎只能證明江南農民的消費處於溫飽水平（18世紀中期）和貧困狀態（19世紀中期和1930年代），完全不能說明其反復論證的“奢侈”。同時，在計量恩格爾系數時，作者認為收入“不僅限於現金收入，而且包括農民家庭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的最終產品和勞務在內”（第309頁），但書中明顯沒有將相關的“勞務”收入包括在內。書中更大的問題在於對相關消費項目的分析。眾所周知，列出的開支項目越多，恩格爾系數就會越低，就越能說明當時江南居民處於奢侈性的消費水平。如果為了刻意降低恩格爾系數而采取增加其他消費項目的辦法，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添上買書的開支、逛妓院的項目，就可以很輕松地降低恩格爾系數，甚至可以論證當時江南居民超富裕型的“生活品質”。但問題在於，這些消費項目是否為當時江南居民的正常開支項目？即如書中所提到的交通、房租，還有書信往來等等，不知道有這種消費活動的居民占全體人口的多大比重？

況且，清代至民國時期江南居民的消費，也絕對不會是一種不受外界干擾、自我封閉的系統。重大的社會危機、自然災害、戰爭動蕩和政治變革，例如長期存在的江南賦重問題、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推行的江浙減賦運動、軍閥混戰、世界經濟蕭條等，都必然會對居民的收入水平與支出水平產生難以估計的影響。由於資料的原因，本書選取了三個時段作為分析樣本：18世紀中期、19世紀中期和1930年代。以19世紀中期為例，雖然作者並未明言這個“中期”具體指哪些年份，我想將其大致概括為1850年前後，也就是1840--1860年之間，應該是不會太離譜的。但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本時間段的江南地區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動蕩，頻繁的自然災害、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以及太平天國起義席卷而下，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影響當地的居民消費。在書中，這些劇烈的動蕩都被虛化掉了：顛沛流離、妻離子散、血雨腥風的場景消失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江南，是一塊遠離喧囂的人間凈土；在這裏，普通大眾歌舞升平，閑庭信步，仍然過著優哉遊哉的“奢侈性”生活。

還有一個並非無關緊要的問題，即本書所研究的對象“居民”。所謂居民，正如作者所言，自然包括農民和城市市民、官員和士紳、商人和富民。“考慮到傳統經濟的特點”，作者將研究對象限定於農民家庭消費。但農民並非鐵板一塊，眾所周知，農民中的富戶及士紳的奢侈性消費不僅大量存在，而且相關材料也更容易得到記載和保留。相反，占據著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民，其日常消費資料極為缺乏。如果在史料選擇上出了偏差，就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退一步說，如果本書將標題改為“清初至民國時期江南農民的消費”，對象界定也可能會更準確些。

二、數值估計的合理性問題

由於資料的原因，導致我們在研究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時，有很多關鍵性的問題均有賴於估計，但學者們對於估計的標準大相徑庭。這是經濟史研究中不得不經常面對的問題。

試以恩格爾系數中最重要的部分——糧食消費為例。關於這一時期江南的人均糧食消費，正如作者已經指出的，從王業鍵到方行、王家範、李伯重和吳建華，他們的估計值從人均1.5石到3.6石不等，“相差竟以倍計”（第61頁）。即便是作者重點征引的民國時期卜凱在江寧縣的調查，費孝通對開弦弓村的調查，中國經濟研究所在吳興、無錫、嘉興等地的調查，馮紫崗在嘉興的調查，以及滿鐵在江南的調查，人均消費量也在1.31石到3.11石之間搖擺（第63頁）。面對這些五花八門的估值數據，作者將人均消費量確定為2.5石；在此基礎上，作者再根據一些零星的記載，回推18世紀中期和l9世紀中期的人均糧食消費亦同樣是2.5石。顯然，這樣的推測，已經徹底拋開了江南居民消費的地區差異、時代差異和家庭收入差異，準確性值得懷疑。

如果說糧食消費難於估計，副食的消費估計就更難了，即便是當時的社會調查資料，準確性也並非白玉無瑕。貧民與富戶的收入水平不同，日常消費與節日消費是否應該分開計算，或者按一定的權重進行折算？這顯然是一個問題。作者在並無分類的基礎上估計出1930年代的肉類消費為每年人均6斤，魚5斤，雞鴨0.5斤，人均葷食消費總量為13斤以上。按照作者一個家庭5口人的情況（至少含一名成年男子，一至兩名老年男子或男孩）推算，家庭葷食消費高達65斤。聯想到現在中國農村地區的人均消費水平，可以斷定，這樣的估計顯然是過於樂觀了。回推18世紀和19世紀中期時，作者又僅僅依據1850年左右人口總數達於高峰，故“其人均生產生活水平不太可能高於18世紀甚至清初”（第91頁），所以將19世紀中期的人均副食消費定為10斤，將18世紀定為與1930年代相同的13斤。這樣的推測，是否一定合理呢？我看未必。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衣飾等消費中的理髮一項，作者估計乾隆五十五年一名成年男子的剃頭花費最少為360文，五口之家全年的剃頭費用至少在700文以上（不知為何不是按3名男丁而推算的900文以上？想必作者覺得這樣的估計過於高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第126頁），按當時的銀錢比價，可折算白銀0.7兩。作者據此再根據米價的變動來推測l8、19世紀中期的支出分別為0.6兩和0.8兩。這是一個什麽樣的開支水平呢？試以本書曾經征引過的、在道光時期由姜臯出版的《浦泖農咨》為例，來說明這一點。姜臯在書中稱：“吾郡田有上、中、下三鄉之別。然三者之中征糧、折糧，其等差又凡三、四十則，吾儕不盡知也。惟上鄉者畝完米一斗六升二合有奇，銀一錢二分二厘四毫有奇，攤征人丁雜辦尚在外。中下鄉者約遞減米二升，銀二分而已。”①這樣看來，富裕鄉納稅標準是每畝約銀1錢2分2厘4毫，中等鄉納稅1錢，下等鄉的納稅8分。如果銀米等價，也不過富鄉約納稅2錢4分，中鄉納稅2錢，下鄉納稅1錢6分。按照這樣的標準，一個家庭的剃髮費居然是每畝納稅標準（以中鄉計）的3倍以上。也就是說，剃髮居然要以3畝田以上的賦稅開支為代價。在該書17頁，作者所引李伯重的估計，“1851年左右江南七府州有農戶366.5萬戶，平均每戶經營的土地面積約為8.2畝”，我們更是會發現，一個家庭每年的剃頭費用，居然要占全部田賦支出的近一半。這樣的估計，自然讓人無法接受。

炭價、柴價，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作者承認，清初的薪柴自給自足可以做到，“但18世紀後期至l9世紀前期，隨著人口的增長，生態壓力逐漸加劇，薪柴供給越來越缺乏，即便農家也往往需要從市場上購買柴草了。民國年間的各種調查資料中，對農家燃料柴草自給率的記載頗有差異：吳興四鄉鎮蠶農柴草幾乎全部自給，而馮紫崗在嘉興的調查揭示農家薪柴的自給率僅為58.2％。”（第185頁）姑且按這個數據倒推，18世紀中期、19世紀中期自給自足的比率又應該是多少呢？熟悉農村情況的人都會知道，這個比率不可能很低，或者至少能做到相當程度的自給自足。但作者估計：“18世紀中期的需要量同於1930年代，19世紀中期由於資源壓力的加劇，且草柴供給的增長有一定限度，農戶的燃料消費可以1930年代的最低水平每月330斤計。”（第188頁）江南地區的鄉間柴薪包括稻稈、麥稈、桑柴、茅柴、棉梗，即便要把它折算成銀兩，是不是每年能達到3.3兩（18世紀中期）和4.0兩（19世紀中期）的高度，還真是一個問題。姑且認為它是可能的，那麽正如上文所推算的那樣，每年薪柴的費用已經相當於20畝土地的田賦開支了。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乾隆元年（1736年）蘇州府的地價為一畝6兩；乾隆十六年（1751年）江蘇南匯的地價為一畝8.6兩。②按本書的推測來看，當時一個家庭兩年的燃料費用就可以買地一畝，這是不是又有點超出我們的想象了呢？

關於房租，前面已經做過分析，這裏還要指出，作者在第三章估計18世紀中期市鎮住房每間每年租金為1.52兩，到19世紀上升到3叫兩；而農民的住宅更低（第173頁）。但最終作者卻給出了江南居民消費中房租的價格，18世紀中期為2兩，l9世紀中期為3.8兩（第308頁），不知這個數字是依據什麽標準折算出來的？

①姜臯：《浦泖農咨》第1段，道光十四年刻本。

②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l45—146頁。

作者曾對交通費做過測算，即18世紀中期的1兩、19世紀中期的1.4兩和1930年代的2.1兩。從第308頁的註釋可以看出，作者認為“交通費主要是船隻折舊和保養的費用”。作者在第181頁中表示：“農村居民主要是依賴自備船隻以及免費使用的航船，自備船只有折舊問題，此外每年還需修繕、上漆。”作者還稱：“居民家中自備船隻以供運輸和代步之用，是普遍現象。"其實這句話可以這麽理解：居民家中如果有了船，絕大多數的目的都是家用；但反過來卻並不能說居民家中都買了船，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很難設想，如果江南地區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船隻，那江南地區的造船業又該是怎樣的一種盛況？!

教育開支是個無底洞，本來就很難做出精確的估計。作者“估計18世紀中期江南普通居民在延師教讀方面的開支人均每年為0.1兩左右，戶均為0.5兩。19世紀中期普通居民的教育投入有所減少，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仍估計為戶均0.5兩左右。”（第252頁）0.5兩是個什麽概念呢？表面上看起來不低，但如果與作者在書中對其他項目的估計參照，就會發現，在教育最為發達、耕讀傳家、科舉獨占鰲頭、被稱為人文淵藪的江南地區，其家庭教育投資還不如一家人在糖消費（作者估計為每年支出0.7兩）和理髮上的支出，僅比禽蛋多出0.1兩，而和水產及在香煙上的支出相等，遠遠低於當時一年的喝酒費用（1.7兩）。這是有悖於常理的。

醫藥費的考核極為困難，它和家庭收入水平、身體狀況、居住環境及疾病發生情況有著密切關系。作者承認：“18、19世紀江南農戶在醫藥巫卜方面的年均花費很難確知，姑且按照米價的比例，估計18世紀中葉年戶均支出醫藥巫卜費用約銀1.5兩間，19世紀中葉隨著農戶收入的降低，醫藥方面開支的平均水平當略有下降，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可認為貨幣開支與18世紀相近。”（第260頁）還是按照作者的分析，醫藥費的開支比當時一年的喝酒費用（1.7兩）要低，也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

嗜好品的消費數據值得懷疑。即以酒為例，作者根據一些資料，推測1930年代農戶年消費酒類的總量折合黃酒為80斤上下，且“不包括家庭成員外出在茶館、酒肆、飯店等場所中產生的消費”（第266頁），自然也不包括婚喪嫁娶、節日禮儀方面在酒上的消費，因為這方面的開支，作者已經做出了單獨的估計和列項。也就是說，在作者看來，一個家庭的日常酒類消費量，已經遠遠超過了80斤。然後，作者再據此逆推：“19世紀中期也許略低，18世紀中期的數字則絕不會低於1930年代，因當時江南的人口規模接近於1930年代，糧食的供給還可能更為充裕，木瀆等地的燒酒制造業在乾隆初就已經具有後世的規模。同樣的，由於城鎮居民戶均消費酒的數量肯定大於農村、富裕階層的消費又遠遠過於普通民戶，就整個社會酒的消費量而言，可以肯定平均絕不止於此數。”（第267頁）然後出現於作者消費表中的酒量，就變成了18世紀中期的100斤、19世紀中期的80斤和1930年代的100斤。按作者戶均只有1人喝酒的標準，且扣除節日、婚慶等方面的開支，可見每家每戶的這個“人”每天至少要喝半斤酒以上。這樣的估計，是不是顯得過於樂觀了呢？

其他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作者推測18世紀中期的家庭衣著支出為5.3兩（按前文例子，幾乎是可以買一畝地的價格），調味品為3兩，副食為5.9兩，酒茶煙的花費為2.7兩。其實，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猜測基礎上的推測，都遠遠超過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與教育、醫療等項開支對照後也顯得極為惹眼。尤其是最終匯總出來的家庭開支，18世紀中期的52.6兩和l9世紀中期的65.1兩，都遠遠超過了當時居民的創收能力。作者曾做過1930年代吳興等三地農民收入的分析，結論是吳興的戶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49.74元，無錫240.89元，嘉興165.07元（第311頁），但這遠遠低於作者估計出的1930年代江南居民戶均消費254.6元的標準（第308頁）。作者承認：“從這些地方農戶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其數字都顯著低於前文對於1930年代江南農戶年消費總額的估計，這對於前文的估計來說是一項挑戰。”（第311頁）我想，不管“技術原因”如何，江南的所有農戶每年承擔著38元至110元的虧欠，入不敷出，卻依然豪放地飲酒吃茶、花天酒地地過著 “奢侈性”的消費生活，這是有悖於常識的。其實，1930年代的江南正經歷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及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衝擊，書中所引馮紫崗的《嘉興縣農村調查》也不得不承認：“近年來因蠶事失敗，一般農民均貧不聊生。”（第312—313頁）與此類似，作者估計18世紀農戶的總收入中，農戶生產費用（包含田租賦稅在內）只占30％，其余的70％收入全都用於消費，這顯然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相符合。

三、經濟史材料的解讀問題

研究傳統社會的經濟現象，研究者常常會面對兩種情況：一方面是材料的極度缺乏，另一方面則是已有資料的準確性讓人頭疼。傳統文獻中的誇誇其談，虛張聲勢，比比皆是，面對“成千上萬”、“不計其數”、“舟楫雲集”、“河塞不通”、“舉國若狂”、“費幾累萬”之類的非確數詞語，研究者常常無所措手足。

清朝中期蘇州人顧公燮在《消夏閑記摘抄》中說：“即以吾蘇郡而論，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院、遊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於絕。”①包括本書在內的很多欲論證江南生活奢糜的研究者，都喜歡引用此條材料作為強有力證據，並進而強調奢侈性消費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②但此條材料中的誇誇其談，難道不是也很明顯嗎？當時蘇州究竟能有多少人口，我想無論如何，是不會有幾千萬吧？當時蘇州的店鋪究竟多到了什麽程度，我想無論如何，也不會是“如山如林”吧？正如我們拿葉聖陶先生的小說《多收了三五斗》作為研究史料，至少也應該先搞清楚，究竟是多收了“三斗”還是“五斗”，或者發現它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如果研究者不察，直接拿過來就進行折中，以“四斗”作為平均值推算當時的總收成，其準確性自然值得懷疑。本書在論證江南人喜飲酒的時候，所引資料中的“每餐必飲酒，饑輒幾醉”，以及“家飲之不足，日至酒店買醉，故市集上之酒店特多，終日酒客滿堂”，能作為估計的依據嗎？

在浩如煙海的清代史料中，要找出上百條甚至上千條完全相反的證據，並不困難。書中第326—327頁所列方誌中呈現的民風記載，就極為有趣。從康熙以至民國的城鎮誌記載中，一方面是有大量“民貧俗樸”的記載，另一方面又都指責當時的百姓人心不古，“漸染奢侈”。這就留給我們一絲疑惑：究竟什麽時候的民風才是淳樸的？什麽時候才是淳樸的起點？難道每個時代都在“淳樸”，每個時代又都在“奢侈”？如果從淳樸的觀點出發，無疑能找到大量的材料；如果從奢侈的角度出發，無疑也能找到大量的材料。如果研究者只選取有利的部分，其結論就會很成問題。

關於江南奢侈消費的材料，本書已經基本網羅殆盡，但是否會有一些相反的材料呢？肯定是有的。即使拋開銀錢比價、人口變化、物價波動這樣一些對於決定消費水平極為重要的因素不談，所有的問題也絕非不證自明。黃宗智為論證江南糊口經濟而使用的材料，就並不是沒有說服力。

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江南處於災害頻發期，相關的資料記載極為繁富。下面試以1850年（道光三十年）江南地區③因自然災害所引發的、直接與消費相關的記載為例，來顯示此間江南農民消費的另一面。此年，江蘇地區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水災，華亭、奉賢等四十八州縣

①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民國l2年印本。

② 本書第4頁稱，顧公燮與明朝中葉的陸楫“同時代”，當系筆誤。

③ 這裏嚴格按本書對江南的定義，即蘇州、松江、嘉興和太倉州全境（不包括崇明），湖州東部（烏程、歸安、德清等縣），杭州東北部（錢塘、仁和、余杭、海寧州）以及常州的南部（主要是無錫、金匱等地），參見該書第9頁。

江海湖河漲漫，“以致秋禾木棉吹折淹傷，收成歉薄”。①據記載，松江縣之大水“拔木壞屋，六畜沒死者不計其數，屋坍下壓死者亦多，禾、豆、木棉不論田之高低，盡在水下，各家水高半壁，望之四野如海一般。是年退水甚速，花豆全無，稻十去其半”②；吳江縣“春仍饑，米石錢六千"③；南匯縣“春饑，民乏食，群出乞，多路斃”④；南通縣“知州金鹹設賑一月”⑤；海門縣則“歲大饑，食草根樹皮盡，道多餓莩”。⑥浙江情況亦極為類似，“本年各屬被災被歉至五十州縣衛之多”。⑦其中，富陽縣“正月，米仍貴，民食草根樹皮垂盡”⑧；嘉善縣“八月，大風雨水漲，田禾淹沒，米貴石六千錢”⑨；湖州“春饑，米石錢六千”⑩；長興縣“春饑，米石錢六千”⑾；上虞縣“歲饑，鬥米五百錢”。⑿

顯然，如果僅依靠上面所列材料，是絕不可能得出江南居民消費的“奢侈性”結論的。但我們也不能僅依靠以上材料，就否定江南居民消費“奢侈性”的存在。只有盡可能多地掌握史料，進行不偏不倚的分析和解讀，才能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觀。經濟史材料的定量，也必須適度而行，切不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定量時還必須兼顧文化與傳統，做到合情合理，否則即便最終的結論或許大體符合歷史，這種定量也只能說是一種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猜測”。

①《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陸建瀛、傅繩勛奏》，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l991年版，第902---903頁。

②楊學淵：《寒圩小誌·祥異》，《中國地方誌集成·鄉鎮誌專輯》第1本，上海書店l992年版，第429頁。

③光緒《吳江縣續誌》卷38，“災祥”。

④光緒《南匯縣誌》卷22，“祥異”。

⑤光緒《通州直隸州誌》卷4，“蠲恤”。

⑥民國《海門縣圖誌》卷2，“政事年表”。

⑦《軍機處錄副奏折》，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浙江巡撫吳文镕折，錄副檔，3—50/2840—l04。

⑧光緒《富陽縣誌》卷l5，“祥異”。

⑨光緒《重修嘉善縣誌》卷34，“祥眚”。

⑩光緒《歸安縣誌》卷27，“祥異”。

⑾同治《長興縣誌》卷9，“災祥”。

⑿光緒《上虞縣誌校續》卷41，“祥異”。

四、余論

任何研究都會有其局限性，對於史學研究而言，只能做到有限度的認識。多學科交叉是學術研究的重要推動力，也是學者們夢寐以求的學術境界。30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績，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功不可沒。但每個學科都有自已獨特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不能因為統計了一份家譜中有多少人考中進士，就說使用了統計學的研究方法；不能因為描述了此人籍貫湖北，後來到過雲南、貴州、山西任官，就說使用了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不能因為引用了一首《紅樓夢》裏面的詩句，就說使用了文學的研究方法；同樣，也不能因為在行文中征引了一句以史為鑒的話，就說使用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吳承明先生說：“經濟史首先是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一切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或者模型，都可以視為經濟史研究的方法。”①一些經濟學出身的學者則堅持經濟史是經濟學的分支。由於學科歸類上的不同，導致大家對於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有不同的認識。歷史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主張經濟史研究的目標是恢復歷史真相，探究社會經濟背後的規律性；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經濟史研究當成檢驗經濟學理論模型的實驗室，成為他們證實或證偽經濟模型的工具。因為研究取向的不同，導致在研究過程中，前者極為強調史實的真實性、可靠性，而後者更強調模型的完美性、適用性；前者更多的是采取歸納的、經驗的方法，而後者更多的是采取邏輯的、演繹的方法。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差異，導致彼此之間存在著一些難以溝通的地方。歷史學者非常反感經濟學者不自己動手發掘史料，而基本靠匯總現有的、可能存在著很多問題的成果的做法；而經濟學者也很輕視歷史學者所做的如同資料員的工作，認為只要大致不差，就足以說明他們所選擇模型的合理性。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雖然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管如何觀察，廬山都只是廬山，不會因為所采取的觀察手段和方法不同，廬山就變成了黃山。從終極目標上來說，歷史學家的經濟史與經濟學家的經濟史，都應該是相同的。因此之故，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史，不能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成為不重視基礎史料搜集整理的借口；歷史學家研究經濟史，也不能因為研究目標的不同，而成為不重視吸收和借鑒經濟學方法的借口。

①吳承明：《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282頁。

[作者倪玉平，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北京，100875。niyuping@sina.eom.en]

（責任編輯：徐秀麗）

《民生与家计》读后感(三)：经济史: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实证主义 一一答倪玉平先生

·问题讨论·

经济史: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实证主义

一一答倪玉平先生

黄敬斌

在拙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①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曾坦承，这本书"肯定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全不敢奢望它的出版真能‘填补空白'或者‘解决'这个疑难课题，倒是在内心准备它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批评标靶"(第 419 页) ，这是笔者的真实想法。一项学术成果的问世，自然希望能为相关研究的整体进步作出贡献，并引起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关注度的提升，无疑也应做好面对批评和争论的准备。

近日，接读倪玉平先生的书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史？〉(以下简称"倪文" ) ，感受颇为复杂。一方面，非常感谢倪先生对拙著及相关研究课题的关注，感谢他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细读书评，感觉倪先生对拙著基本结论的理解偏差颇大，对拙著的研究涉及的材料、方法的把握及据此提出的各项批评多有偏颇。倪文论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强调经济学与史学方法的并重，整体上当然不错，但结合书评的细节来看，则多不能契合。

一、《民生与家计》一书的基本结论

倪文似事认为，总体看来，拙著力图要证明的是江南的"普通大众歌舞升平，闲庭信步……过着优哉游哉的‘奢侈性'生活"而且这是拙著"反复论证"的主题。这与拙著的基本结论相去甚远，书中对江南农民的日常消费水平的评价性结论如下"我们的结论是 18 世纪江南农民的消费水平虽非太高，但也不是生活艰苦，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比较，可以说是处于比较优越的状态之下，即使与当时的西欧世界比较，在某些方面可能也较为优越。黄宗智的‘糊口经济'一说，很难站得住脚。"(第 330 页)不认同清代江南农民的日常消费是"糊口经济”，当然绝不等于视之为"奢侈”，二者远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点毋庸多论。笔者还指出，在江南社会内部比较，“王家范关于江南一般劳动者‘贫困型'消费的判断，从逻辑上来说无可辩驳，因为一个社会所

有成员的收人和消费水平，不可能做到完全均一，则必然有富有和贫乏之分，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贫困'的标准或者说底线不同罢了。"(第 328 页)

① 黄教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 仪)9年版。以下引用只注明页码。

实际上，对于"奢侈"这一概念，拙著花了很大篇幅加以剖析，并认为按照经济学的严格定义，奢侈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概念，因此是"天然地与少数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奢侈消费的主体始终都只能是上层社会"。对于将"普通大众"的消费生活定义成"奢侈或者说"奢侈风气

弥漫到下层社会"这样的提法，笔者明确表示不赞成。至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风俗奢靡"现象，今天需要审慎分析以判断其性质:其中有一些现象从社会学上看实际已经构成民众的必要开支，如婚丧和节庆消费，有一些不过是正常的日常消费项目，如娱乐休闲活动，还有一些确实反映着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只有从苛刻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出发，才会视之为"奢侈" (第 270-279 页)。由此认识出发，拙著如果"反复论证"江南农户或"普通大众"的消费是奢侈型的，甚至是"花天酒地"

的，岂非自打嘴巴？

当然，倪先生对于"奢侈"肯定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评判标准，他也许从拙著关于 18 世纪中期、19 世纪中期和 1930 年代三个时期江南农家典型消费水平的估算出发，认为相关的估计数字是如此之高，足可以称为"奢侈"了。对于具体的量化数字是否过高的问题，容在下文展开，这里只需要提出一点:恩格尔系数高达 0.6 的"奢侈消费"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像是一个悖论。

二、恩格尔系数与经济学方法的"适用性"

倪文认为拙著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江南农民消费水平的定性完全是以恩格尔系数为"核算标准"的，这是又一个误解。笔者在作出"江南农民的消费水平虽非太高，但也不是生活艰苦"的结论之前，按照现代食物营养学关于各类营养成分的推荐摄人量对民国时期江南农民的食物消费估计量作过分析(第 105 110 页) ，将 18 世纪江南农民的食物消费状况与彭慕兰提供的 18 世纪末英国劳动者的食物消费量作过比较(第 329-330 页) ，同时将 18 世纪江南农民的各项消费数字与 1978

年的全国农民人均消费量作过比较(第 330 页)。恩格尔系数在这里虽然也是一项参考因素，但绝非唯一的判断标准。而且，笔者明确指出"衡量现代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恩格尔系数标准(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制订的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为贫困型消费的标准) ，不可径直用于二三百年前居民生活水平的评判"首要的原因是"现代居民面临的消费可能性，比 18 世纪的农民要大得多" (第328 页)。因此，任何用于判断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恩格尔系数标准，都是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的，在使用时绝不可简单化，在这一点上倪文的批评意见笔者完全同意。

然而，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倪文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恩格尔系数、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并判定恩格尔系数"是一个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消费水平的理论模型"。实际上，恩格尔系数在今天中国的统计工作实践中，是一个每年都要计算、公布的重要指标，用于衡量城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中国统计年鉴》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如下，可与拙著及倪文所引的相关定义参证:

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支出金额在消费性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消费性总支出金额 x100%①

所谓恩格尔定律，含义无非是随着家庭实际收入的上升，恩格尔系数将逐步下降。在这里，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吟，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第 354 页。

谓"消费'性总支出"是有严格的内涵规定的。拙著在导言部分对何为"消费"从经济学理论出发作了详细的界定，倪先生似乎未加注意，在这里进一步引用目前国家统计局对于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几个大类划分: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其他商品及服务，其中"居住"部分主要包括住房、水电燃料及其他两个细目。①因此，恩格尔系数的计算绝不是倪先生想象的那样，可以通过增减列人计算的开支项目而任意操纵。拙著固然没有将买书、逛妓院之类花费列人江南农民的消费账目之中，这只是因为就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普通农户来说，这些消费即便不能说绝对没有，也可说是凤毛麟角。如果对江南的绅士和商人阶层作类似

的研究，自然就必须把这些消费项目考虑进去，这不是要"刻意降低恩格尔系数而是绅商阶层的恩格尔系数本来就比农民低，这也正是恩格尔定律的表现。另一方面，倪文说"房租纳入恩格尔系数是值得推敲的......一般学者在计算恩格尔系数时也并不会列人也不知根据何在。倪先生也知道"住房系一次性投资因此经济学中估算居民的住房消费，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是针对房屋的租金而言，对于居住自有房屋者则估算其房屋的潜在租金，即居住自有房屋的机会成本。今天中国农村居民的住房仍"基本都是自建自住"租房居住的情况很少，但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开支数字仍历历在目。

倪文又提出，中国居民相对西方人更重视储蓄，清代的社会保障机制很发达，这是"恩格尔系数所无法涵盖的看来这就是倪先生认为恩格尔系数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理由。我们可以做一个数字游戏:假设中国居民和西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等，比如都是100美金，由于中国人的储蓄倾向较强，因此中国人实际用于消费的收人只有 80 美金，其中 60 美金用于食物，因此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为 0.75 ，西方人则将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其中也是 60 美金用于食物，故恩格尔系数为 0.6 。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了"民族性"的差异，但是，显然无法得出恩格尔系数"无法涵盖"中国人的消费行为的结论。根据恩格尔定律，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可支配收人的增长，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其食物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都将下降，虽然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相同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也许始终比西方人的高。非要说"西方资本主义"居民的消费符合这一规律东方封建主义"居民的消费则不符合，是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缺少论证逻辑的。至于社会保障机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今天我们都已知道，社会保障体制越完善，居民的消费倾向就会越高，其效应恰好与中国重视储蓄的"文化传统"相反，跟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的"适用性"同样没有关系。

三、关于量化研究的几点说明

倪文以很大的篇幅质疑拙著"数值估计的合理性确实，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量化的研究既是一个总的趋势，又是最大的难点之一。特别在近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准确可靠的数字太少，导致学者们在进行估计时只能采取各种间接的途径，甚至是"毛估估"。研究者在进行数据处理的时候，也容易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希望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利的材料和数字。拙著的量化研究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例如，以民国年间的调查数字倒推 18 19 世纪的数字，用米价估算一般物价水

平的变动，从产量数据匡算消费数据，有些场合下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修正等等，都只是缺乏材料条件下一种尝试性的努力，笔者衷心希望学术界同仁能从方法、材料、论证逻辑等各个方面找到更

① 《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 331 、343 页。

好的路径，以推进相关的研究。

然而，倪文的批评却多少显得有些粗疏，在第二部分 多字的篇幅中，除了有两句话不超过50 个字提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材料"准确性并非白璧无瑕"、调查结论"五花八门"之外，倪文对拙著各项量化研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和二手研究成果，未作丝毫检视和分析(倪文第三节专谈"经济史材料的解读"但也没有涉及到任何一条拙著据以作量化研究的材料)，也没有提出任何一项反面材料或研究成果。大多数场合下，倪文所做的只是将拙著的结论罗列出来，然后判断或质问说这样的估计，自然让人无法接受这是不是又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呢"这是有悖于常理的这样的估计，是不是显得过于乐观了呢"……这样的评论，多少有些粗率。

倪文所依据的"常理"或"常识"的标准，看来主要是田赋数额和土地价格，文中提出了《浦柳农咨》关于道光年间松江府田赋征收标准的记载，乾隆元年苏州府的地价、乾隆十六年南汇的地价各一例与拙著的各项估计结果比较。倪先生大概认为，对于普通农户来说，田赋缴纳应该是"不堪重负"的，土地价格应该是"高不可攀"的，因此一旦出现"一个家庭每年的剃头费用，居然要占全部田赋支出的近一半" "一个家庭两年的燃料费用就可以买地一亩"的情形，就不免要惊诧。然而，这

样的"常识"可能是大有问题的，清代以来中国的田赋负担到底算重还是算轻，是越来越重还是越来越轻，王业键有非常精彩的研究①，无须我在此赘谈。这里仅引用一条调查材料:根据 1935 年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调查所得的数据，当地农户每年每户支出的田赋和其他捐税数额共计 7.33 元，仅占家庭年(生产和生活)总开支的 2.5% 。②受调查农户平均"每户自有田亩"即纳税土地的数量为 8.09 亩③，接近倪文计算"一家回赋支出"的基准 8.2 亩④，而且，这还是田赋的实征数，

倪文计算的则是"摊征人丁杂办尚在外"的田赋定额。这样看起来，一家人一年的理发费用占到这个田赋定额的一半，实在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至于燃料花费和土地价格的对比，我们可以举出的实例更多。 1935 年冯紫岗在嘉兴调查当地的水田价格:玉溪镇和渠东乡，田底每亩 25 元最普遍，田面 10 元左右;泰安乡，每亩 20 元已经算很贵了:保大乡，每亩 15-25 元;当地 5113 农户年户均燃料消费开支为 10.86 元。⑤ 1935 年蒋杰在南京郊区乡镇的调查， 113 农家年户均燃料开支为18.89 元，而当地 1934 年的平均地价(农户买地的实际花费)每亩为 35.1 元。⑥这些实实在在的调查结果，难道都是"超出想象"、"有悖常理"的？

在关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讨论中，倪文又觉得拙著的估计太低了，但文中同样既没有对拙著的论证方法和材料提出疑问，也没有提出任何反证。倪文只是将拙著关于江南农家年户均教育、医疗费用与年房均饮酒费用的估算加以对比，说它们"有悖于常理"、"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按照消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倪文既然觉得江南居民的生活水平决不像拙著估计的这么高，那么对于教育、医疗这些"生活改进"费用的估计数字，应该认为尤其偏高了才对。当然，倪文既然否定恩格尔定律对于中国人的"适用性其质疑本身倒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然而，江南农家在教育、医药方面的年户均开支低于饮酒方面的费用的情形，是不是"有悖于常理"从拙著详细征引的社会调

① 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垒论(1750-1911))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尤其是第六章。

②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经济卷)(上) .福建教育出版社

版，第 722 726 页。

③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氏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经济卷H 上) .第 760 页。

④ 需要指出的是，李伯重估计 1851 年江南七府州"乎均每户经营的土地面积约为 8.2 亩并不是说每户的自有土地面积

8.2 亩，倪文径以之估算每户的回赋支出，并不科学。但就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影响尚不大。

⑤ 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经济卷)(上) .第 265-266 416 页。

⑥ 蒋杰:{京郊农村社会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350 、392 页。

查材料中可得到确切的答案(见第 252-253 258-259 264 页) :

年户均消费支出(元)调查者 调查地点及时间 调查户数

饮酒 教育 医疗

H. Lamson 上海杨树浦， 1934 50 2.69 0.59 4. 76

吴兴， 1935 916 1. 45 0.37 4.15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 无锡， 1936 79 4.86 3.57 4.44

嘉兴， 1936 74 4.28 0.49 5.76

嘉定， 1939 13 0.54 0.27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松江， 1940 12 11. 03 1. 29 11. 07

上海事务所调查室

无锡， 1940 20 3.95 6.92 2.05

地区性的差别当然存在，如无锡地方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显然超过其他地方，松江较高的医疗支出是因为当年曾有霍乱流行，吴兴的饮酒费用连调查者自己也承认肯定是低得不真实的，这些在拙著相关部分都有说明。倪先生的"常理"应该是怎样的，文中却并没有说明。教育、医疗的费用一旦发生，当然往往不止于表中及拙著最终估计的平均数额度，但是，即便是"教育最为发达、耕读传家、科举独占整头、被称为人文渊袤的江南地区教育的普及率最乐观的估计也超不过 30% ①，而

除非是流行病爆发的年头，有医疗费用开支的农户一般也只是少数。②单项的开支有可能较高，如上海杨树浦一家"有媳患热病死去，致共用去医药费 150 元"③，冯紫岗在嘉兴的调查也显示，较富裕的地主阶层年户均的教育支出达到 1. 96 元。④但是平均下来，每户的年均开支终究是有限的，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倪文尚多处误读拙著的论证过程和结论，如拙著关于江南农民住房消费支出的估计明明在第171 页"乡间住房的年支出，每间约银 0.4-{).7 两，农家住房……以平均三间半计，年花费在1.4-2.5 两之间" "1820 年左右江南普通农家住房消费的支出成本可达每年 2.8-5.0 两"在表

8-1 总体考察江南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时，遂取中值加以估算。而倪文只看到拙著后文关于市镇住房租金的估计(第 172 173 页) ，遂率尔质疑表 8-1 中相关数字的由来。倪文又称拙著估计"18 世纪农卢的总收人中，农户生产费用(包含田租赋税在内)只占 30% ，其余的 70% 收入全都用于消费，这显然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相符合"。实际笔者的这项估计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无锡、嘉兴等地的实地调查(生产费用占扣除自产原料之后的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25%-35％之间) ，而且只是说剩下的家庭收人构成农家的可支配收人，并没有说其余的 70% 收入"全都"用于消费，如果可支配收人足够多，自然也可用于储蓄。倪文既然认为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相符合那就应该提出一个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的生

①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页。

②Lamson在上海杨树浦的调查，50 家农户中有 22 家有医疗费用支出，见《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一上海杨树浦附

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 250 页。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的调查，916 户农家有

384 户有医药卫生支出，(吴兴农村经济) ，第 747 页。

③ H. Lamson: (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 ，第 250 页。

④ 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经济卷 上) ，第 416 页。

产费用和收入之比来，并说明依据何在。此外，倪文说笔者有一个"户均只有1人喝酒的标准"笔者自己都找不到，拙著在哪里提出或暗示了这么一个标准？

最后，对于笔者估计的 18、19 世纪中期江南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平均支出水平，倪文认为"远远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当时居民的创收能力也多少显得武断。倪文所能列举出来证明居民"创收能力"的材料，仍只是拙著征引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该项调查

数据显示，吴兴、元锡、嘉兴等地接受调查的蚕农，年户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其年户均消费支出水平，呈现出入不敷出的状态。对这种情况，当年的调查者提出过自己的分析，指出这只是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生丝出口受挫导致的短期局势(各调查地点均为蚕桑区)。笔者也从调查时间和质量、统计技术等方面提出了解释，尤其强调决定居民消费开支水平的乃是居民长期平均收人水平，而非当期收入水平(第 311-315 页)。倪文并未讨论这些分析的合理性，只是断定笔者的估计"有悖于常识"。对于 18 世纪江南农户的收入状况，方行先生曾作过估算①，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分析(第 315-319 页)，倪文也未加以讨论。

至于笔者的具体估计数字:江南农民年户均消费支出， 18 世纪中期为银 52.6 两，19 世纪中期为银 65.1 两，1930 年代为 254.6 元(第 308 页) ，是否有过高的嫌疑，当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但这需要以实证的态度，进一步发掘各个时期的相关材料，加以比对、综合，才能将研究向前推进。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单从年消费支出的货币额来看，以上估计数字当然显得颇高，但是实际上相当部分的消费项目并不是以现金形式支出的，而是从农家自己的实物收入中支出的。如在总开支中占据最大份额(40% 以上)的主食，即使清代江南每年需要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对于农家来说，粮食消费大部分还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另外如副食特别是蔬菜、布匹、燃料、酒等消费品的自给率也较高，房租基本上是机会成本的估计，并不发生现金支出。因此，年户均消费支出五六十两的规模，并不意味着农家每年"花钱"有那么多，完全不必看到这个数字就惊诧莫名。

四、余论

倪文最后部分的"余论"中，讨论了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两种理念及其冲突"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主张经济史研究的目标是恢复历史真相，探究社会经济背后的规律性;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经济史研究当作检验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实验室，成为他们证实或证伪经济模型的工具。”倪文认为，归根到底，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强调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并重。就方法论的探讨来说，这一提法并不新鲜，吴承明等前辈学者都就此作过详尽的阐述。②然在倪先生看

来，史学方法固然是基础性和第一位的，经济学方法则只是"吸收和借鉴"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学界前辈显然比他看得更远，如吴承明认为，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能成立，正是因为 19 世纪后期"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③，李伯重也指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④从吴承明的话中，我们或可理解美国学者罗斯基和李明珠关于"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但中国的

① 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期。

②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1{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

研究)2001年第3期:等等。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③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页。

④ 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 181 页。

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①的意蕴所在。

拙著导言部分曾经对经济学方法与史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地位表达过如下意见"经济学方法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的是一个概念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其主要意义是思维性的;而史料、考证、统计等‘方法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手段和工具，其意义是技术性的。" (第 32

页)即以对消费史的研究为例，到底哪些经济活动属于"消费这些消费活动又受到哪些经济因素或变量的影响？不通过经济学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厘清，研究者的史学功底再深厚，也无所着力，甚至会得出错误结论。更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提到过的王业键关于清代田赋负担的研究，传统史学的研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是搜集一大堆赋税定额和实际征收额变动的材料，征收额的绝对数字增加，即下结论说人民的负担加重。而王业键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经济学的眼光厘清了赋税负担和赋税额、国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在税额绝对数字增加的情况下，由于收人水平同样增加、或者物价水平上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居民的实际税负完全有可能反而下降。②因此，不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不了解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单凭史料的搜集考证，作出的研究只不过是"经济的历史往往很难真正"探究社会经济背后的规律性"。

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史学方法对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史学方法的根本要义——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精神，也应当是经济学本身的基本精神。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也罢，研究当代经济活动也罢"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都是基本的要求。而对于材料(无论是原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的出处、性质、真实性、可靠程度的分析与探究，更应当是整个学术研究的起点，建立在错误或不可靠的材料之上的任何"模型"和"理论"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实证主义的并重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对于相关的学术批评来说同样如此。笔者认为，无论理论问题还是实证问题的讨论，都应该对对方的基本观点、方法和材料有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并围绕这些观点、方法和材料来展开，否则提出的批评意见容易不得要领，或者无的放矢。最后，以此与倪先生共勉。

【作者黄敬斌，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200433。jb_huang@163. com】

(责任编辑:徐秀丽)

①Thom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Introduction: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 in Thom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s. ), Chinese His 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1992) , p.1.

② 王业键:《清代田赋金论》 ，第142-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