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读后感锦集

《本雅明》是一本由[以色列]格肖姆·肖勒姆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页数：2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雅明》读后感(一)：诗性智者本雅明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是索罗姆写的关于本雅明的回忆录，这本书的知识含量并不丰富，没有太多理论建构，读起来也较为轻松。

本书比较真实简略地还原了本雅明思想的演变，从文中显露的两者书信往来的频繁程度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之密切，索罗姆在1915年17岁时第一次遇到大6岁的本雅明，作为受布伯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试图劝诱本雅明学习犹太传统文化，本雅明虽然表露出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兴趣，但其实对犹太文化所知不多，据索罗姆所言，他之所以可以与本雅明成为至交，源于他在与本雅明相处时坚持的三个原则：（1）尊重本雅明的孤独（2）不与本雅明谈论日常事件和战争进程（3）容忍忽视本雅明的故弄玄虚。本雅明一直对历史哲学深感兴趣，有根深蒂固的弥赛亚信仰，相信上帝存在，但反感天主教，而索罗姆根深蒂固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本雅明无法撼动的。本雅明本性多愁善感，欣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莱布尼茨、尼采，但讨厌柯亨，两人都推崇卡夫卡。

1919年时，索罗姆决定改变学习方向，不再研究数学，转而研究犹太学，终成犹太卡巴拉派一代宗师，这当然是后话了。1920年初本雅明首次尝试学习希伯来语，1926年起巴黎在本雅明心目中开始获得一个坚固的位置，告别了之前几年的旅行游荡，而此时索罗姆在耶路撒冷开始了犹太神秘主义研究的教授生涯。

虽然本雅明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但内心对以色列的建国持积极态度。1928年左右对本雅明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年，期间按照和索罗姆的约定，本雅明已经计划去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语，但遭到了拉西斯（本雅明继多拉、尤拉之后的第三位主要女伴）的反对，拉西斯这个来自苏联的女人被索罗姆认为是影响本雅明转向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关键人物，因为这个女人，本雅明失去了继续在犹太传统领域耕耘的机会。直到1938年索罗姆才再次与本雅明见面，之前11年两人只是书信联系。

本雅明的一生颠沛流离，他的个性脆弱、敏感，他的文风华丽、诡异，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暧昧，犹太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千差万别的传统奇异地结合在他身上，一种是形而上的神学，一种是深入民众的革命文化，阿伦特在评述本雅明的文章中认为后期的本雅明已经完全转向到辩证唯物主义，而索罗姆坚持认为本雅明内心始终潜藏着犹太文化的信仰，这也是他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只为力排众议、拨乱反正，还原给大家一个真实形象的本雅明，这一点上我倾向于索罗姆的判断，但本雅明立场的多元和内涵的丰富也不是几个词汇就可以简单概括的。

索罗姆写传记的功力自然无法与茨威格、莫洛亚相比，本书平实的语言还有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无法再现一个风情万种的本雅明，在公众心中的本雅明是血肉丰满，有情有欲，离经叛道却时刻散发天才光环的怪杰，他缠绵反复充满巴洛克风情的文字，让人如坠云雾无法领会但又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没有一本传记可以体现本雅明之万一（当然新近出版的Eli Friedlander写的传记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本雅明的哲学思想，但不知何时会有中译本）。本雅明的一生经历了二战，期间反犹的阴云一直笼罩欧洲，他漂泊不定的状态，他的博览群书和坎坷经历都是无法重复的，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注定后无来者，与上世纪初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相比，这个平庸乏味的时代令人唏嘘。

《本雅明》读后感(二)：一本增强本雅明之神秘性的解秘书

与一般的回忆录或传记不同，《本雅明》一书非但没有减轻本雅明身上已经叠加的神秘性，反而增强了本雅明的神秘性，在汉语语境来说。

《本雅明》一书从1915年本雅明23岁、作者17岁开始写起，以大量的书信摘录、谈话记录描述了本雅明的研究及日常生活；直到1930年本雅明38岁，都没有写到本雅明大规模地阅读及实践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然这有可能是由于作者本人与本雅明后期的直接接触减少，和作者本人对新兴左派理论的不热中有关，但考虑到作者的学术身份及严肃态度，这种遮蔽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始终贯穿回忆的一些细节与习惯，例如本雅明对笔相学与喀巴拉的终生爱好，则从侧面映证了本雅明若干著作已有译本的神秘性之起源。

总的来说，本雅明是一个神秘分子，虽然他的身份、历史已经被汉语读者翻炒无数遍。看看本雅明一生热中的笔相学——字行高低不平是机智或狡猾的人的笔迹；字迹有棱有角说明书写者意志坚定、观点鲜明，不会改变立场；字迹圆滑者则是性格随和、办事老练，能一唱百合；笔画轻重均匀适中，说明书写者有自制力、稳重；笔画不均匀的书写者多半脾气暴躁、喜欢破坏和妒忌心强；笔划过重的人比较敏感，笔划过轻的人往往缺乏自信……何止是神秘学，简直就是跑江湖卖跌打伤药的。专注、深入地沉迷于此，不是作为娱乐，而是真正的钻研一生，这对于一个学院知识分子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大概多少也是因此，本雅明一生没有以正式从业者身份进入过学院系统）。

充其量，他只是个自由撰稿人（和在下一样）。因此，冲破犹太知识分子们出于种种理由加于本雅明身上的若干光环，说白了，他主要是个有才华并且有意思的读书人（但这绝对不是说他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或意义与价值仅止于此，最起码，他丰富而横野的趣味增加了当代学术的向度）。

本雅明始终没有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接受过，即使阿多诺也只能很有保留地对待他的成就。他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更多地是一种严肃的杂耍，正如阿伦特指出的，“外表上令人迷惑的地方，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他最热中的无非是马克思及其徒众大量隐喻式的论断，是被一个持续的、辨证实用的、理智上可解释的过程所困扰的而在他本人看来明显是荒谬的一种思想，他所着迷的是无需解释、富于直观性的抽象联系——就正如他所爱好的笔相学，或更直接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喀巴拉。

只有喀巴拉才能解释为何本雅明能够毫无障碍地把上层建筑理论理解为隐喻性思想的终极理论。他回避中介。这种回避，在他早期使《德国悲剧的起源》无法被人读懂，在他后期使拱廊研究被布莱希特拒斥。总的来说，世界对于本雅明来说是神秘莫测的，不仅他个人的命运如此，整个世界对每个人都是如此。这种因其全面的荒谬而更加彻底的悲剧感，也在他的研究对象身上体现，比波德莱尔更显明的是卡夫卡——又一个犹太人。

喀巴拉是个复杂的话题。或许可以将本雅明的信仰及兴趣简单地表述为受难意识，这也与卡夫卡一致。总的来说，世界是个神秘莫测的系统，只有放弃得救时，上帝才会出现，其出现也许是于事无补的，但这并不表明上帝或救赎的无意义或无价值。而这种简单的解释当然可以直接导向一种趣味：对细节的无限癖好——正如本雅明一生所致力……

最后说一下这本书的翻译。几个熟人都说这书翻译很差，但在我看来，译者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意思都翻译到了，主要的问题在于编辑：人名、地名不一致几乎每页可见；Kabbala第一次出现在第37页，但只注为“犹太教神秘教义”，没有专门对“喀巴拉”出注，而下文中“喀巴拉”或“卡巴拉”反复分别面目出现并且没有出注——这种处理对读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且不合理的。就编辑水平来说，此书非常给世纪出版集团丢脸。

2009/09《新京报》

《本雅明》读后感(三)：在多重立场标志下的本雅明

英国的文化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在一本书的开头写道：过去二十多年的一大显著标志乃是逐渐发现了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评价乍一看有些大而空洞，但仔细揣摩起来又颇有深意。因为这一“发现”之前，伊格尔顿并没有添加任何修饰语，也就是说，他没有限定在某一专业领域之内发现了本雅明。这种故意的含混反而把本雅明思想中的诸多面向都涵括在内：神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玄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不一而足。涉猎如此多的领域，并且每每都有深刻的洞见，启示性的格言和创见性的文本，也难怪学界中的众多学人都惊呼为天才式的人物。但这位短命的天才留下来的残篇断简，也让后人挠破了头皮。尤其涉及到在犹太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立场，本雅明的变得身份愈加模糊。

新出版的《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是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撰写的回忆录。他们最早结识于1915年，当时本雅明23岁，肖勒姆17岁。他们从共同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感中建立起了一生忠诚的友谊。肖勒姆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犹太神学家，他对本雅明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神学方面。在他看来，本雅明虽然对希伯来语一窍不通，但他却能感觉到本雅明“周围有某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一种对宗教的献身，像一位犹太教经师，他漂泊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寻找他的‘经书’”，因此他一生笃信本雅明是一位“放逐凡间的神学家”。本雅明的这种立场从1925年开始有了变化，逐渐从神学思索转变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让肖勒姆感到惊讶和不可理解。对于这段现在还无公论的争议，肖勒姆在书中提供了一个直觉的个人的认知印象：“当我1923年离开本雅明时，我带走的是一个被创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率直冲动所推动的男人的形象，他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的才华，他知道他想去哪里”，但是，当他们在1925年重逢时，“我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处于强烈的发酵过程，他的封闭的世界观炸毁了、瓦解了，他处在突破之中，通向新的彼岸，他还不能够确定彼岸何在”。

毫无疑问，肖勒姆是反对这种变化的。从一个神学家的立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法信任的，它们永远都是对立的两面。按照他的说法，本雅明陷入了辩证法的分裂，他满怀激情的狂热想调和这两种立场。本雅明始终没有放弃这两种立场，最终陷入了困境。他所做的关于十九世纪法国拱廊街的研究计划，因为不够“辨证”，融合了神学的意味，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被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次次驳斥修改；另一方面，肖勒姆对本雅明文中时时闪现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概念也持有一种敌意的批评态度。本雅明成为了一个“双重意义上的局外人”，似乎没有人能够再理解他，这种尴尬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0年，他在流亡途中无法脱困而自杀身亡。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后来的汉娜·阿伦特分析的最为透彻。1968年，阿伦特编辑了《启迪》文选，这是本雅明的文集第一次以英文形式面世。阿伦特在那篇流传甚广的序言长文中说本雅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作为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论，而对它的历史或哲学背景几乎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他的地方在于“精神及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能适当地把二者联系起来，它们就能互为印证、互为解释，到最后它们不再需要任何说明或解释性评论”。在我看来，阿伦特的这段话抓住了本雅明精神世界的核心，在本雅明的众多学术兴趣中，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不过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而已，一旦解决了这一困境，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能完美地融合为一体。

不仅仅是在神学和马克思主义方面，本雅明曾经想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但这一理想被肖勒姆粗暴地斥责为“虚荣”；本雅明一直痴迷于收藏图书，他曾多次向好友炫耀收藏的稀有版本的图书，他生前撰写的关于图书收藏的文章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些图书收藏爱好者的必读之作，但随着战争和流亡，他所有的藏书丢弃一空；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从论歌德的文章开始，他就一直这样做了。但是这样写出的文章与其说是不符合当时学术界的规范被各大高校拒之门外，倒不如说是这种怪诞的文本让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感到不安和威胁——那些学者们使用引文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本雅明不是使用引文，他著作的主体就是引文组成，论述反而成了某些次要的东西。这样搜集得来引文只能证明本雅明那种独一无二的天赋，让其他学者相形见绌。

肖勒姆在《本雅明》一书中提供一个真实的维度近距离地观照到了本雅明，这个生前不被多数人欣赏的天才式的人物——自从他死后，他的名声传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肖勒姆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本雅明从神学到马克思主义转变中的困惑、焦虑、忧郁以及那种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暴虐、受虐和脆弱的真实。正是受到这本书的激发，苏珊·桑塔格才写下了《在土星的标志下》这一向本雅明致敬的长文，这也是我读到的少有的能深刻领悟和体味到本雅明那种独一无二的精神特质的文字。桑塔格在文中称本雅明的书籍是“思想的马刺”，在文章将要结束的时候，她说：“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不一而足。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做出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味”，所以，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只能“占据着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思郁

2009-9-23书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以】G·肖勒姆著，朱刘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