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1000字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是一本由殷海光 / 林毓生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张佛泉和殷海光的出现，似乎标志着本土自由主义的成熟。之前的自由主义者，都有留洋经历。有的人留学英美，也没有成为自由主义者，如冯友兰。而张殷二人，分别在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完成学业，之后准确掌握了自由主义，并身体力行之，说明自由主义已非全然舶来，在本土亦可自我繁殖了。只可惜，大部分中国人相信民主和平均，甚于自由与共和。君请看，现在的港台，也是谈民主的多，谈自由的少。华人圈内的基督教会，不也是会众制的多，长老制的少嘛!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二)：作为真诚的自由主义者

书不厚，14万字卖30元，应了殷海光先生主张的高价格高装璜的要求。

这本六十年代的书信录，两位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书信，意义有多大不敢说，意思还是很有一些的。

两人在书信中不时对胡适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归根结底，如林毓生所说，他们认为五四运动的目标——不外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不能由五四思想本身来实现。

其实道理很朴素的嘛：叫《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但李泽厚这篇文章还算晚了，这两位先生老早就在讨论中国的危机和出路，于是他们发现了三个被他们看作明灯的思想家：分别是哈耶克、波普尔、迈克尔·波兰尼。

林毓生去芝大思想委员会跟从哈耶克学习，这在当时语境下确实是远远超过中国读书界风气吧。毕竟直到80年代，这些名字才在祖国大地上叱诧风云；不过在台湾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令人感慨的倒不是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为学抱负和气度（或许有人对我这种态度大不以为然），而是，所谓的“真理”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殷海光视为真经，每天放在案头认真学习，如今这位老兄的这本巨著又有多少真正有抱负、想着“救中国”的读书人在看呢？

似乎，面对当今的两人的讨论，我们要以同情性的历史的眼光去看了。（林毓生本人在再版序中也有类似表述。）但这样一份真诚地记载着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求出路的自由主义历史文献，如今要同情性地理解，这是不是有点儿讽刺？

话说回来，如果有人真去细读两位作者在信中提出的种种理论和说法，那还真是反倒不如“同情性的理解”。说来说去，我又开始觉得，这本书除了树立“榜样形象”之外，好像也没更大的意思了……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三)：负笈海外的不易

当我四处找林毓生的书时，《殷林书信录》再版了，我可谓正逢其时。师徒俩谈的学问，自有学者研究。我从林的信里，看到了他于海外求学的不易。他能幸运问教于海耶克门下，是让人艳羡的事。可他求学所忍受的艰辛，也让常人难以想象。

在来美后最初的信里，林在信里说：“这半年心酸的生活，总算苦出了头（曾先后做过侍者，洗碗工，扫院子工，吊在三楼上的擦窗子工）。”（1961年4月3日信）

如今要是哪个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吊在楼上做擦窗工，可能迅速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林为了求学，能甘愿忍受如此的辛苦，我只能深表叹服。

不久后的一份信里，他又说：“您让我代订的杂志，到我月底拿到钱以后（奖学金的钱被两个朋友临时借去了），一定寄支票发挂号信到荷兰订……”（1961年11月7日信）类似的话，还有一些。我觉得，看到林毓生先生早年留美时的种种窘迫之境，对于我自己而言，若能激起一些奋斗的动力，实在比读懂他的“创造性转化”更有意义。

还有一段：“今天是圣诞前夕，宿舍同学都已回家过节……窗外一片银色世界……街上车子、行人都稀少了，想必都在家围绕着火炉谈笑之中，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实在非常寂寞。”（1961年12月24日信）这样的寂寞之境下，锻炼出了一个学人。

谈学术价值，书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下述两信：一为1967年12月23日林给殷的信，详细谈了自己对思想史研究的看法，同时介绍了自己博士论文撰写的思路。另一为1968年5月9日殷给林的信，殷谈了很多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谈了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的关系等等，个人觉得是他晚年很重要的一部分思考。

全书很温暖，又有些凄凉。从1960年林去美，《自由中国》案发，殷渐入绝境，书中两人书信往还渐多。到1969年，即殷海光在世的最后一年，林在信中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可等到林的论文完成，殷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林毓生1969年8月14日的那封信，再也无人回复，全书戛然而止。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四)：[转载]余杰　书是书，道是道——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说明：想推荐这本书，又不愿自己费力，转载余杰这篇旧文偷懒。余杰读的应是此书1994年的旧版。

说来自惭，我是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殷海光的大名的。自由主义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最大的异端，更何况殷海光是当代中国罕见的自由主义者。于是，这位西南联大的校友便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殷海光的思想，远溯罗素，近承海耶克。起步五四，却又超越五四；困居孤岛，却又胸怀人类文明。在他的观念活动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反传统思想，第二是启蒙。童少年时，他生活在一个已然败落的家庭里，但长辈依旧虚伪地生活，令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叛心理。西南联大的七年，他受教于金岳霖，严峻的论断，道德的呼吸，铸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五四中人”。但他又不迷恋、膜拜五四，而清晰透彻地看到了五四的几个弊端：一是胡适一批人的学养和思想根基本来就太单薄；二是五四人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求自由”，而是“求解放”，三是新人物反旧，旧人物反新，遂成两极，难作理性的交通。那么，殷海光自己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不难窥见殷氏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与私爱的得意弟子通信，故时时有肺腑之言，写这些信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不设防的。在学人与思想者之间，殷氏选择了后者。“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问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虽然，殷氏敬重康德，但更愿意做伏尔泰。

但是，殷海光所处的时代，既非欧洲的启蒙时期，也不是中国的五四。他的时空极为仄逼：蒋氏政权在岛内为维护绝对统治散布蒙昧与压制，整个社会处于恐惧、伪善、虚脱的状态。自由主义的种子能够孕育生长吗？殷氏在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别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的不幸之源啊!”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脆弱，这便是殷氏脆弱的一面，但他却能扼住脆弱的喉管，挤出滑进生命里的毒素，然后重新上路。

书是书，道是道，道在心中，殷海光的学术研究不是中性的，不是规范的，他绝不放弃价值判断。即使是逻辑学，他也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在五十年代以来整体性的思想崩溃与学术混乱中，他几乎是两岸惟一的清醒者：他是爱国的，但他献身的却是“反思的爱国主义”，而不是以领袖为象征的、以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本能爱国主义”。在阵阵暴风骤雨中，以理性、民主自由、仁爱为旗帜，与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

《书信录》中师生间纯洁的情谊令我怦然心动。我认为，这种感情甚于亲情、爱情、因为只有它是绝对无私的、超功利的、形而上领域的。其他的人类的诸种感情、都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形而下的泥淖。殷海光以“弟”称呼林毓生，不居高临下，不自以为是，而是平心静心讨论、交流，这样的老师，蔡元培之后有几人呢？

最令我感动的是殷海光确诊为癌症以后给林毓生的那封信。人的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哲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死亡问题。一位学界泰斗临死前还嚷着要换到一间更高级的病房里，因为他享受“部级待遇”。这样的人，学术究竟如何，值得疑问。殷海光在信上写道：“如果一个弄哲学的人在平时神智清明，勇于面对现实，可是一旦碰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不敢正视他最不愿想到的情况，那么他的所谓(哲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这种关头，是考验人的关头。我在这个关头，绝未含糊。”无边的黑暗中，惟有金刚石闪闪发光。一个不畏惧死的人，才算真正得道。“我岂是这种人，你们何必瞒着我？”殷海光说话时的神态，比易水怒发的荆轲、奏广陵散的嵇康何尝有一丝一毫的逊色？

对死亡的感受，殷海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他的工作刚刚展开，就将撒手人间，正如林毓生在信中所说：“想想这些年来，您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您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坚持到底，论精神，论风格，论对思想的贡献，五四以来的学人无人能比；而社会却从未给您公正的待遇，您个人精神的寂寞与艰苦也是五四以来任何学人所没有遭受过的!想到这里，悲恨填膺我要诅咒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林毓生性情平和，罕有如此悲怆之音，可见老师身患绝症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震憾!

殷海光花了巨大的精力翻译海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译文自序》中，他把人生比作一支点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燃的蜡烛。“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只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只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只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大地。”在他逝世前的二天，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海光文选自叙》，引用梁启超的《志未酬歌》结尾，那颗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的心灵，何等真挚、何等清醒，令每一个有心闻道的读书人热血沸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以五十岁的盛年离开了人间。同样艰巨的道路，正等着我们来走。

（完）

自己说两句 ：

殷的学术贡献一在逻辑学，一在自由主义思想。他的逻辑研究，从未“入时”过，而其自由主义思想，也被认为早已“过时”。

文法科的学生，一入大学就抱定想法，要么去美国混饭吃，要么退一步将来出口转内销回国混饭吃，这样“过时”的人物、“过时”的思想，倒确实可以忽略。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读后感(五)：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