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读后感摘抄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是一本由熊逸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9.00，页数：19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读后感(一)：熊逸老师让我懂了不能尽信书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是指那些能提升你能力和价值的事情，比如学习，健身，早起，早睡，节食，友爱，悲悯等。 这些事情不是特别紧急，需要马上处理解决，但是却需要时时坚持，日积月累。 回顾今天一天，我做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那就是阅读。《资治通鉴》熊逸版第二辑今天看了不少页。 合上书回顾一下，我还记得内容是： 苏秦，这个人在燕国时和别人媳妇私通，逃到齐国，本来是自己待不下去了，但是他跟燕国国君说我去齐国给你当间谍去，帮你搞垮齐国，燕国君很是感动。 他到那边之后，确实一直鼓动齐国兴建土木，想借此消耗齐国国力。因为他精于算计又口齿伶俐，很快得到齐国国君的器重，结果引来其他人的妒忌，就派刺客刺杀他。 临死前，他跟齐国君说，反正我也要死了，别浪费我的尸体，你直接车裂了，就说我通敌叛国，死的活该，要重赏刺杀我的人，你就可以抓到刺客了。 齐王这样做了，刺客一听说还有重赏，立马来领赏，齐王抓到刺客就地正法。 苏秦死后也报仇了。 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其余信息很乱，熊逸在解读时也说到很多资治通鉴是从史记或其他书籍里抄过来的内容，很多时间不对，人物事件也有对不上号的 。 这让我对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历史是后入记载的，既然是后入记载就会多少有资料不全或者和实际状况有出入的地方。作为阅读者，不能尽信书，要有客观辩证的眼光看书中内容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读后感(二)：匡章的孝和忠

匡章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发生在他身上有两件极端的事情。

第一件事，他父亲打死了他母亲，还草草埋在家里马厩地下。父亲死后，他安葬了父亲，但并没有把母亲的遗骸刨出来妥善安葬，任凭母亲含恨九泉之下。这一行为让全国人们都以他为耻，骂他不孝子。

但匡章在父亲打母亲这件事情上，是做了劝阻的，因为他的劝阻引来父亲的愤怒，从此不理他，不见他。这让匡章很苦恼，不能侍奉父亲，也是不孝。既然不能侍奉父亲，他把自己的妻儿也赶走了，理由是如果他不能侍奉父亲，却要享受妻儿的侍奉，那就是大不孝。

既然这样尊崇孝道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给自己母亲安葬呢？

匡章说：因为父亲临死时没有留下遗言说要和母亲合葬，所以，他必须尊重父亲，不能欺骗死去的父亲。

古人，是非常讲究诚信的，诚信不仅是指和活着的人之间讲究诚信，关键是对死去的人要讲究诚信。

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有点迂腐，但是那个时代，父权制，女人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无论对错，都是女人的错；男人做了什么都是符合社会规范的。

第二件事，齐王派匡章出征迎战秦国。匡章让侦察兵扮成秦兵去打探消息，有小人给齐王打小报告说匡章叛变了，说第一次，齐王没说话；第二次还是没说话。接二连三有消息传来说匡章叛变，齐王都不信。最后传来匡章胜利的消息。有大臣问齐王，为什么这么笃定匡章不会叛变？

齐王说，一个不背叛死去的父亲的人，有何理由背叛我呢？原来，在出征之前，齐王鼓励匡章，说你是英勇无比的大将军，等你胜仗归来，我会好好安葬你的母亲。匡章却说，父亲临时没有留下遗言说要重新安葬母亲，我不能欺骗父亲。

君王选将，必于孝子。当领导的选的不是孝子，而是忠臣。对父母忠臣的人必是诚信之人。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读后感(三)：《熊逸讲透资治通鉴》是我的心心念念

不求甚解地去读《资治通鉴》并不难，但要从这部历史巨著里汲取智慧以为己用，就要走很多弯路，于是寻找一位与自己脾气相投的领读者和陪读人越发重要。

这里，我只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人，就是熊逸。

只想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辅助阅读，就是《熊逸讲透资治通鉴》。

从第一部看过来的我，深刻感受到熊逸老师的点、线、面立体视角，通过一个点，他讲一个面，顺着这个面，回答一张网。一个小小的历史节点，铺开一张网的答案，最后又浓缩成一个点，真是让人豁然开朗。

这一部中讲的是从公元前320年到公元前210年，也就是战国中后期到秦朝二世刚即位时的历史。在这一辑中，解决了一个我困惑许久为问题，就是战国史为什么是先秦史。

熊逸老师结合着1964年陕西出土的一个秤砣——高奴铜权，告诉我们，铸造这样一个铜权，在程序上已经形成了三级责任制，完美体现了在秦朝传承下来的商鞅变法的精髓：量化，标准化，可溯源，可追责。诠释着“没有什么历史是孤立的，它是古代史，也是当代史，它是物质史，也是观念史。”

秦始皇“责任到人，奖惩到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出个人的生产和个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齐国一度和秦国东西对峙，势均力敌，然而秦朝“极简管理”，胜负之势，不言而喻。秦始皇得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是制度的强大惯性，让百姓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让辉煌霸业成为不可复制的奇迹。

直到秦始皇下葬，我才明白战国史，不是“战国七雄”争霸史，也不是周王朝的衰亡史，而是秦国的征服史。其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周威烈王，不是秦始皇，而是商鞅。

“想读懂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个人表达，我们得尽可能把他还原到他参与过的所有棋局之中。”之所以迷恋《熊逸讲透资治通鉴》，另一个原因则是熊逸老师说，要用几百部书带我一起学习《资治通鉴》。他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所用到的材料，有学者做过统计，超过300种。为了做好这门课，司马光读过的材料，熊逸老师几乎做了穷尽式的耙梳。

他隔了1000年的时光，尽量去揣摩理解司马光如何取舍，如何剪裁，又因此会有怎样的得与失，乐与怒。

比如我们都知道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罪证，已经盖棺定论了两千多年，在儒学成为主流知识体系的时代，得罪了儒家，秦始皇就再也没有了翻身之地。焚书铁证如山，秦始皇确实逃不掉了，可是，通过熊逸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坑儒这件事却明显是被人为放大了，当然，放大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秦始皇在文化上的罪恶。

焚书表面上打击的是《诗》《书》等诸子学说，实际损失最大的是六国史书，造成了战国史料的大量空白，但站在秦国角度考虑，六国史书中对秦国的记载必定不会有好话。也许焚书令只是一个政治手段，而不是李斯站在法学立场针对其他学派的对抗。从人性角度来说，人在天性上就是一元化思想，熟悉的总是好的，是评价一切是非善恶的准绳。秦面对多元的观念与想法，要么除之，要么逃避，也难怪要焚书。

熊逸老师想借着跨度广大的经典，融会贯通读《资治通鉴》，让我视野更开阔，让视角可以自由切换。其实，当年阅读《资治通鉴》纯属是为了满足心底的好奇，而在过程中慢慢感到，每一个学科，每一部经典，都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套或一件利器。熊逸老师说，在头脑里营造瞭望塔，不断添置大大小小的望远镜、显微镜，还有各种一般人连名字都叫不出的镜子，你的世界也会因为视野的不同而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