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摘抄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本由黄宗智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5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一)：结论

与西欧小农社会经历无产化和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不同，清初的冀-鲁西北地区在经济停滞状态下面临人口增长与农产品商品化带来的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在雇佣关系上出现了半无产化的贫农，形成一个迥异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入只是加速这一变化。 多数贫农的家庭农场没有经营式农场合理运用劳力和土地的条件，出于生存的需要而采用内卷的经营方式：过分集中于单一的经济作物，并在同一作物上投入过量的劳力。这一方式降低了农场收入，所以贫农要依靠佣工补充收入。但雇佣劳力需求集中于农忙季节，使佣工和自家农场劳作直接冲突，导致贫农农场的劳力不足和内卷同时存在。过剩的劳力压低雇佣工资，将贫农同时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上艰难维生，也阻挡了雇农转变为独立于家庭农场经济以外的阶级。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抑制了农业和商业为节省人力而的作出资本投资和技术引进，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家政权的掠夺，三者共同限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据资料推测，半无产化对人口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雇佣劳动使青年男子较早获得自立能力并较早地结婚生育；另一方面，贫困和压力造成的高死亡率又抑制了人口增长。 半无产化对村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一些村庄变成紧密内聚的共同体，村民自我封闭，只和同村人往来；一方面，一些村庄变成松散的里弄，失去土地和外出佣工的村民疏远了村中事务和宗族活动。与此同时，伴随国家政权对自然村的渗透，又出现不同的结果：紧密内聚的自耕农村庄，大多团结起来应付外界；高度分化松散的村庄，则任凭为权势服务的投机分子摆布；半无产化的村庄，则在官僚机构和村庄社团之间拉锯。 过去的宣传把贫农的性质及其与革命的关系过分简单化。小农因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而具有多面性：贫农和中农因受剥削更具革命性；贫农因与村庄宗族疏远而更容易组织动员。在分析他们的政治行动时，不能单纯利用一种学派观点，而是要结合多种复杂因素具体分析。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黄宗智老先生是我极为喜欢的一位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可以让人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中感受到多学科对话的思维愉悦和智识碰撞。去年买了老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包括《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实践与理论》《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一直没来得及读。而且由于是法学专业，对黄宗智先生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等著作也特别感兴趣，可惜都没有时间来得及读。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部著作是黄宗智的成名作，也是认识我国华北农村、小农经济和明清以来的中国史不可不读的经典社科/历史力作。基于大量的资料分析（包括满铁资料和地方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和田野调查，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和观点（如“农业内卷化”以及当下流行的“内卷”一词），并且回答了以下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华北小农家庭农场在与经营农场的竞争中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并最终击败后者？为什么在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华北自耕农农较之长江三角洲的佃农表现了更高的积极性？……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研究的富矿，广阔的田野有太多的理论资源可供提取，这无疑也需要坚实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扎根乡野的实践精神。黄宗智先生的这部著作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挖掘隐藏在我国农村大地之中的理论冰山。这也是一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著作，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细致的农村观察、认真的学术思考，作者尝试进行了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学者，黄宗智先生最宝贵的品质在于实践精神。他也曾说过，不同于理论，实践是生成于研究对象国家自身的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情境、视域和话语之内，由实践出发所发现的问题，更有可能是所研究国家自身的内生要求，而不是西方理论视角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由中国的本土资源所导向的本土实践问题。

正如那句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黄宗智先生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倡导的实践精神，无疑是社会科学所应积极践行的。以实践贯彻“实践”，也是社会科学摆脱大词话语与抽象论证的一条有效进路。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正是一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经典著作。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三)：原来，网络上爆火的“内卷”一词，是从这本书里出来的

女儿刚上初中那会儿，第一个星期回来就跟我说：“爸爸，我们班那群人太‘卷’了！下课不休息加班加点的有，吃饭还在看书讨论的也有，熄灯后被窝里背英语单词的还有……”

一个学期过去，因为疫情寒假提前了，期中考试时候她的地理成绩不太理想，假期里自己网上搜了视频“补课”，她又说，“我要‘卷’死他们！”

……

如今，“内卷”以及它的衍生词恐怕早已妇孺尽知了吧？

但也许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么火的一个网络流行语，竟然出自一本学术著作。

对，它正是今天要介绍的，黄宗智先生成名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该书英文原著198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荣获费正清最佳著作奖，中华书局1986年推出中文版，2000年和2004年先后重印。

手头这本，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品牌2023年2月最新版，并将其纳入“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7号。

书中有个细节，插图都标注了从中华书局版影印，原版方看见，应该会有小小的感动吧？

还得补充一下：“内卷”的出处，据百度百科说最初来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后来格尔茨在他的《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黄宗智书中也提到这本书），但我认为百度说的其实都是英文“involution”。把这个单词翻译成“内卷”，则是黄宗智的首创（尽管这个翻译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作者在书中自序部分注释里也说这是他“发明”的中文关键词——想来，这么大一位学者，不至于去争个词语玩儿。

“农业内卷化”是《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关键点之一，尽管网络流行语的含义和作者书中的“内卷”已经相去甚远。

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作者先对“小农经济”做了一个总体概括：他们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

20世纪30年代，在生态环境、人口压力、阶级分化、帝国主义入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华北农村以两种生产模式为主：“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使用雇佣劳力，后者主要依靠家庭劳力。

经营式农场比家庭式农场更成功，因为它可以很灵活地通过雇佣和解雇，让劳动力数量和生产所需基本相当。而家庭式农场，即便面对劳动力剩余的状况，也总不能“解雇”家庭成员吧？

照理，经营式农场应该越来越多，且规模不断扩大才是。

可现实情况偏偏很吊诡：经营式农场只占了约10%，其余90%以上都是家庭式农场。

和经营式农场的理性、均衡耕作相比，家庭式农场要么像赌博一样种植单一经济作物，要么过度投入大量劳力。由于不少人需要在农忙时节外出佣工，还不得不在自己农场急需的时候放弃劳作。

问题来了：这些人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自己的农场以打工为主业呢？为何家庭式农场的模式会如此牢固？

其实原因很简单：以当时的工资水平，被雇佣的“长工”只能养活自己，无法顾及家庭——所以很多长工连结婚都是奢望。

可想而知，小农们如果连自家的那点点土地都放弃了，他们的境况只会更糟糕。

说到底，“家庭式农场”的关键在于，它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对一个有剩余劳动及挣扎于饥饿边缘的贫农家庭式农场来说，只要边际劳动报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继续投入劳力”。

作者少见地用了句很文学的句子来形容他们的困境：鼻子快被水淹没的人，会用尽一切方法，以求冒出水面。

所以，他们不得不“内卷”——在单位面积上投入远远超过经营式农场的劳力，维持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

那么，发展势头良好的经营式农场为何不会继续扩大规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

作者进行了精彩而又极具说服力的分析。

先看这样一个数据：19世纪，一个经营式农场主全年收入可能有200两礼银，而一个总督平均一年估计有180000两，一个县令30000两。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如果你是一位经营式农场主，当你拥有足够经营更大规模农场的实力时，何不干脆改行——经商或从政——呢？

并且，当时的条件也不利于经营式农场扩大规模。

一方面，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让使用畜力的成本都比人力还高（遑论机械），农场主又何必舍近求远进行资本投资？

另一方面，为了生存而借贷的贫农，支撑起了一个高利贷市场，并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利率，即便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企业出现，也会因资本利率过高而难以维持。

其实经营式农场仅仅只是比家庭式农场在劳力配置上更优化一些而已，他们根本不具备“发展”方面的“先进”性，也不会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采用更先进的技术。

这如何能说得上是“资本主义萌芽”呢？

作为一本研究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绕不开”的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学术价值显然不是我这种外行读者所能“透析”的。

从“看热闹”的角度而言，我更喜欢书后附录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一文，从文末落款时间为2013年猜测，以前版本里应该没有这篇文章。

如果说正文部分让人感觉“重剑无锋”的话，那在这篇文字里，黄宗智先生可谓锋芒毕露。

这篇文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在深入论述农业和工业经济的不同之后，很直白地指出，“把农业想象为一种（无机工业）产业……是对中国农业史和经济史错误的认识，也是对中国现实错误的判断。更要命的是，它提倡的是个错误的改革方案……令人担忧的是，上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整套理论今天居然已经成为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其中也包括农业经济学”。

第二部分“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里，许多话语更是相当尖锐——恕我不敢引用，感兴趣的可移步至读书摘录部分。

第三部分则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一些看法。

黄宗智主张，“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好奇而不是简单的信条，真诚的求真而不是懒惰的接纳，系统的探讨而不是时髦的答案，质疑而不是给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

尽管我不做（也做不了）学术研究，但对这样的态度，深表钦佩。

他直接点明，其实一些聪明人会很快掌握“游戏规则”，采纳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做法，因而容易获得本行“权威”的认可，更容易在“核心刊物”上发表。

但他却不屑于走这样的捷径，坚持自己“从经验证据出发，由此提炼概念，而后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

正如这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样，那些基于满铁调查、地方政府档案的翔实数据分析令人叹为观止，由此得出的结论掷地有声、难以辩驳。

这样的研究，当然很苦，却也很酷。

明明可以“那样”，却偏要“这样”，用我姑娘的话来说，真是太“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