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对抗读后感摘抄

《东亚货币对抗》是一本由[美] 威廉•格莱姆斯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6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亚货币对抗》读后感(一)：亚洲版IMF总裁之争 中国和日本博弈头把交椅

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3”框架几乎由中国一手搭建，但日本推动此一提议已有10多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袁铁成 实习记者 王琰

对于东盟与中日韩的政府部长们来说，要一致选定一名研究室主任并不容易——即使事先已做充分协调工作，但在年度会议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说是一个研究室主任，本质上则是亚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雏形，因此，利益攸关方都竭力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和日本的博弈则是僵局的根本。

2010年11月，东南亚联盟组织（简称“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即“10+3”）负责财政、金融事务的副部长级官员，在中国西安召开年度会议。来自“10+3”各成员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东盟秘书处等国际组织的1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率领由财政部、央行、外交部、香港金管局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与越南财政部副部长联袂主持此次会议。

审议“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筹备情况的议题，原本并不为外界所关注。然而，由于两个主要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甚至有严重分歧，从而格外引起外界关注。也就是说，原定于此次会议确定该办公室主任的人选，但最终并未出炉。各方遂承诺在2011年的年会上再次讨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对于这个研究室主任的人选，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日本的候选人是一位高层官员，拥有海外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曾领导日本财务省的国际局工作。在过去一年里，日本重点推出的这位候选人得到一些国家的认同，中国一度也表示同意。但是在年会上，中国却表示反对。

从此次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来看，“10+3”国家中，中国和日本是这次会议的焦点国家，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立场的微妙变化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中日摩擦近期持续不断，导致中国改变了原先较为柔和的态度，决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反对日本人担任这个职务。

亚洲版IMF命途多舛

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指的是东亚区域货币储备基金，其作用是为金融危机时需要援助的经济体提供资金援助。截至2010年，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但东盟各国比较倾向于将其发展为亚洲版的IMF，有掌握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实际权力，而日本一直在倡导并试图掌管这个机构。美国反对，中国立场则较为模糊。

AMF从第一次提出到雏形，前后经历13年之久。日本提出这个想法后，遭到了IMF的强烈反对与美国果断的拒绝，主要原因还是担心日元会挑战美元，影响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当日本转向中国寻求支持时，中国选择了沉默。

在13年间，“货币双边协定”和“多边互换”是两大关键步骤。特别是1997年与2007年的两次金融危机，给东亚各个国家都带来极大冲击。IMF在危机中没能及时救助，并且还时常附加严苛的条件，招致东亚国家的不满。建立亚洲自己的IMF的理念逐渐被东亚国家认可。

不过，AMF虽被IMF一票否决，但东亚各国制定的“清迈协议”却得到美国和IMF的首肯。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清迈协议”，通过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提议，允许在亚洲各国资金短期急剧流动时，从邻国获得资金帮助。

这一协议对区域货币合作来说，是重要的第一步，这在当时有效地提振了中小经济体的信心。不过，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可互换的金额额度又较小，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还有，用于救助的资金其实由各国“分别保管”，没有从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独立出来。这也是金融危机产生时无法及时应对的另一个原因。

谁管1200亿美元？

因此，在2007年5月，各国一致同意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向AMF迈出了第二步。变双边为多边的过程，就是建立一个资金储备池。将每个国家分别保管的紧急资金，放入一个共同的“大池子”里，为处于危机时的成员体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同时，这个区域的储备库还将设立专门的监督和管理机构，对区域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制定资金的使用规则。

从2007年到2009年，各国就出资规模、借款条件、监测机制做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央行先后和印尼央行牵头研究出资币种、借款条件等要素，和泰国央行共同牵头研究出资结构和管理人等要素。至2009年，各国就1200亿美元的区域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一致，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份额均为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

区域储备库的设立，带来了新的难题：放在哪儿？谁来管理？钱如何使用？按照谁的利益来设计？

AMRO就是要负责将一整套规则、制度从无到有设立起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说，如果AMRO成为实权机构，将会在目前1200亿美元地区储备库资金的使用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不仅负责执行标准的执行，还将负有评估、监测等职能。

这与IMF的机构组织十分相似，根据出资份额决定各成员国的表决权，并且与该国在申请经济救援时所能获得的资金挂钩。

AMF很有可能将包括两方面的职能，一是对区域经济进行监控，定时出版研究报告等，给出政策性意见；二是资金的使用条件、贷款额度和是否有附加条件等。

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刘军红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在主任的人选尘埃落定之前，这个机构将如何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包括管理机制、委员会设置、管理规则设计等。

刘军红认为，如果谈到真正能够履行AMF的职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不论中日两国谁能够当选AMRO的主任，都意味着将会拥有东亚地区的更大的主导权。一是由于AMF能够指导新构建的东亚地区的区域性合作，二是因为AMRO背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将对未来世界的政治、主权问题都带来影响。

中国的两大劣势

事实上，中日两国在过去多年中，一直在试图影响AMF的形成和发展，使其更利于扩大自己的地域影响。中国“竞选”研究室主任一职最有利的砝码，就是AMF所基于的10+3的合作框架，可以说是中国一手搭建的。

在过去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与东盟从对话伙伴提升到战略伙伴，贸易额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2010年年初，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合作已经遍及各个领域。

据有关专家介绍，中国在这期间的合作政策大多让利于东盟，为了给予东盟进一步深化合作的信心。在这方面，虽然日韩两国也在不断推进与东盟的10+1，但是到现在，其合作的程度，仍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

不过，中国也有两大劣势：日本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份额；人民币的影响力不及日元。

从表面看，中日双方出资额“并列第一”，各为384亿美元，占储备库总额的32%，但中国份额里包含中国香港42亿美元；另外，东盟出资240亿美元里面，有200亿美元实际上是日本提供的贷款，渠道是官方开发援助（ODA）。

刘军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上这些都还是体制内的份额，还有很多体制外的贷款。2009年，日本为东盟提供了一个“金融稳定框架”，在各国危机的时候提供经济援助，金额大概是670亿美元。同时，日本政府还以贸易和保险的形式，提供了金融和贸易保险，大概有200亿美元以上。实际上，日本体制外提供的各式援助大约有870亿美元以上。

另外，在区域外汇储备库中，日元能够作为储备货币，而人民币尚且不能自由流通。这对于中国整体上的软实力，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刘军红说，将多边协议中的互换货币变为储备货币，实际上是降低了人民币的地位。2002年，中国与日本所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曾为人民币打造了与日元相等的地位。但是在将其转化为储备基金时，由于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所以地位被削弱了。这使日本在AMF有更大的主导优势。

中日博弈的美国因素

在2010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美国和俄罗斯宣布将于2011年加入峰会。对此，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很可能完全改变原先的东亚合作格局，也对中日之间的主导权起决定性的影响。

1999年，经济学家黄范章曾撰文指出，如果因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立，可以使美日两国因在东亚经济上的利益分歧展开争夺，对中国不无好处。然而10年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难再让美国视而不见。对此，刘军红表示，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国还是更有可能对中国施压。这一趋势从奥巴马的亚洲行，和借朝韩事件高调进行军演，都可以看出端倪。这更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

另一个方面，有专家认为，要警惕日本通过主导AMF而大力推行日元的国际化。在1997年提出AMF建议被拒绝后的10年中，日本反复在各种场合不断推进AMF的建立。

刘军红解释说，推进地区日元和构建日元储备机制将为日本带来不少的好处。不仅能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制约中国的发展力量，还能使日本从美国和IMF处赢得一些独立性。另外，日本希望通过扩大日元在东亚经济的影响，逐渐形成“日元区”，期望能够形成日、美、欧三极体制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

然而，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江瑞平认为，日元的国际化大势已去，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日本想要再实现日元的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加入AMF之后，中国如何更好地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刘军红认为，一方面，中国要加大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扮演更加积极地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构建AMF的过程中，要注重与国际大环境的接轨，搭建的大框架要争取与国际组织如IMF的目前框架相匹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东亚合作的重点仍然在中日合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指出，目前，中日仍未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共同战略阶段，它们的合作和共同努力至关重要。如果中日在东亚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安全战略以及地区机制建设方面不能享有共同利益和彼此联合，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体化就没有可能实现。

由于中日两国都希望自己的代表能够坐头把交椅，主任人选的设定必将经过艰难的角逐。但多数专家认为，东亚合作必须要依靠两国的共同协商，双方都要有让步。

《东亚货币对抗》读后感(二)：中国崛起与东亚货币对抗

法律出版社决定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我感到非常荣幸。中国在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热忱欢迎中国的学者、决策者和对此颇有兴趣的公众阅读并讨论我的著作。

本序言将探讨几个中国读者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我将为中国读者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本书的受众主要是熟悉美国学术与政策讨论的读者，其他读者可能对其中某些思想和讨论产生疑惑。其次，本书终稿完成后的两年半以来，全球和东亚金融体系已发生了多个重大事件。源于美国的这场全球危机对我们的国际金融标准与实践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各方迄今仍未就其警示教训达成一致看法。危机肆虐之时，在复苏全球经济和谋划重建全球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东亚地区金融合作也有了重要进展，包括2010年《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简称CMI）的扩大化与“多边化”进展。因此，本序言将探讨本书所作的分析如何应用于这些新进展。

“现实主义”观点与中国的崛起

本书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英语学术研究中，现实主义分析法关注各国权力考虑对其互动作用的影响方式。一直以来，现实主义分析法都是美国和英国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但许多学者也同时提出批评，认为它无法解决思想和利益对各国国际行为的影响方式。

权力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中的普及程度较低，因为互相依存与共同利益是经济互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各国推行重商主义或自给自足的动因；但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贸易与金融领域的互相依存和国际规则的发展限制了严格意义上的重商主义行为，自给自足也显然会导致经济停滞。本书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法，试图理解地区和全球经济关系中权力的应用。本书不再关注关税和资本限制等传统意义上的重要问题，而是将规则制定与对国际体系本身的影响视为经济领域权力与角逐的主要平台。从这一角度来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项最突出特点便是美国占统治地位，这体现在与几乎各种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规则制定、维护与调整上。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还在几乎所用“全球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在“巴塞尔标准”（Basel Standards）等国际认同还是实际存在的标准中都是如此。美国同时还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这使得它能够以本国货币进行国际借贷，并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最后贷款人。

在多数国家看来，全球美元体系一直具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实行钉住美元制，从而能够稳定中国企业面对的国际价格。此外，中国也在逐步采用全球金融标准的过程中受益匪浅。然而，美国的金融结构性权力有时却对其它经济体造成了困扰乃至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与欧洲政府已试图减小美元及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自身的影响。在欧洲，这最终导致了欧元的建立，而日本在推广日元国际化时却不甚成功（尤其在亚洲）。本书主要探讨了日本利用地区合作来隔绝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

本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还得益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崛起这一大规模力量。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过去，新兴大国的崛起通常导致了破坏性的战争及其它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当代的一个核心挑战。但我依然坚信，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能够和平适应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我要向中国读者强调的是，本书并未采取美国民族主义立场，即中国的崛起具有危害或中国本身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不过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必须设法实现共同利益和对抗的最大化与最小化。幸运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一致谨慎地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人则自觉地通过多种手段来促进这一进程，包括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成员完全参与全球经济体系、20国集团（G20）及其它制度和论坛。到目前为止，在设法最大化共同利益、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的崛起位于史上最为和平、最为互惠的崛起之列。尽管如此，随着中国从“制度接受者”到“制度设定者”角色的转变，某些摩擦也不可避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是亚洲经济体设法善用国际体系的一块阵地，但由于历史记忆、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政策思想及外汇储备模式的差异，东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本书试图提出深刻见解，以探明东亚金融领域的三大关键国家如何为规则和制度制定而角逐，即中国、日本和美国。

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最新进展

至少可以这样说，过去的两三年是全球经济的多事之秋。在源自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面前，美国金融体系的某些弱点一览无遗，各方开始希望建立新的国际协调机制来解决金融监管和全球失衡的问题。纽约和伦敦等金融市场体系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已遭到了撼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停滞不前和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经历了多次衰退。

虽然本次危机及其原因和结果大有可谈，但这已超出了本序言的范畴。就本书而言，东亚金融地区主义产生了四项重大进展。在全球层面上，美国与欧洲监管者及金融机构的现有领导地位遭到了削弱，这导致了决策制定权散乱于系统内部。G20（中国与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关键成员）正是此种转变的一种明显体现。至于该过程将如何发挥作用，依然不甚明了。与此同时，现在仍无法断定美国理想中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是否具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各国将继续推动开放的金融体系，但发达经济体将加深对风险的理解，发展中国家则将更注重恰当的安排顺序。我认为，可以将中国充分视为自由化顺序的一个佳例，而非其替代方案。

在地区层面上，东盟+3财长就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简称CMIM）达成的协定或将对东亚未来的货币危机应对方法产生深远影响。以中国为首的部分东亚国家再次在地区内发起了对美元地位的讨论，并对地区选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各方对东亚本币债券市场重燃了兴趣，这是最隐秘但可能最具影响的转变。

《清迈倡议多边化》

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东盟+3财政就《清迈倡议》的扩大化与“多边化”方案达成了一致。根据公开报道，CMIM将建立一个真正的储备池，实行加权表决制而不附属于IMF。如果报道属实，那《清迈倡议》将与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简称AMF，1997年由日本首先提出）大同小异，而本书第三章的分析法很大程度上需要重新考虑甚至根本改变。

然而，现实中的CMIM与AMF支持者的主张具有本质区别。首先，各个成员国继续持有大量外汇储备，资金释放与否在于政府决议。在这方面，这与第三章描述的形势完全一样。非应急决策制定也是一样，因为规则改变的前提是达成共识。决策制定程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体现在应急决策制定这一重要领域，即决定在危机爆发时提供资金。此处采用了加权表决制，中国与日本作为主导国家（两国各持有32%的表决权）。但由于依然与IMF挂钩，受灾国在不与IMF谈判的情况下最多只能获得20%的资金。事实上，加权表决制仅仅确认了IMF谈判正在进行，而CMIM资金不过是现行IMF货币危机管理的辅助。中国与日本支持此种安排的原因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

无可否认，某些重要进展依然存在：参与国政府责任的明确性和标准化得到确立，未来潜在借款国的可用资金数额大幅提高，未来合作框架得到建立。但总的来说，我依然坚信，虽然达成了重大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定，但本书对CMI的评估仍然是准确的。

虽然CMI得到了扩大和加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场危机同样表明该地区协定本身具有弱点。2008年9月底，韩国与危机擦肩而过，这便是最好的例证。由于CMI要求受灾国与IMF开展谈判，这并不是韩国能够用来解决其短期美元流动性难题的合适机制。事实上，韩国危机表明，应将CMI视为一种危机解决机制，针对的是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小型金融体系，例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出人意料的还在于，韩国当局并未向CMI伙伴中国和日本求助，反而强调韩国与美联储之间的美元互换额度具有可信性。虽然那时《清迈倡议多边化》已完全实施，但美联储却必须在韩国问题中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危机的发源地，那时的美国仅仅是风中之烛。

货币问题

在写书过程中，许多学术同仁都对我探讨货币合作表示不解，因为这一论题鲜有人真正涉及。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美元占据统治地位，东亚国家难以抵抗其影响。在本书讨论的多个具体主题与论题中，这个问题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我认为货币问题对本书的理论意义至关重要。

事实上，本书完成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恰恰肯定了我将其单列一章的做法。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在于，虽然危机源于美国，之所以蔓延全球也部分归咎于美国领导的改革，但美元已成为了一个避风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重建全球体系流动性和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当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弱点完全暴露之时，美国强大的结构性权力或许得到了最佳体现，更不用提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所说的由关键货币带来的“超级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与此同时，各方再次对全球经济体系中储备货币地位展开了讨论。对中国读者来说，货币问题应是最为重要的。暂且不论近几年美中双方重点关注的人民币估值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强烈要求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从而不再严重依赖美元。虽然此类改革提议或意向在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内都不具可行性——事实上，我依然强烈希望美元在未来二十年内继续维持全球最主要货币的地位——但美元的批评者提出了限制美国的经济权力，这是有理可据的。正如过去四十年间欧洲和日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所表明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它们越来越有可能演化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我希望，本书能对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这个重要方面提供一些有益视角。

本币金融市场

最后，我将简单论述一下本币金融市场问题。第五章对多数东盟+3新兴经济体（除中国）的本币债券市场表示悲观，认为它们不会对本书所讨论的更广泛的货币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该章同时提出，为建立广泛、具有流动性的本币金融市场，各国必须克服新兴市场经济中此类政策引发的政治困境和经济弱点，放开资本管制并采用全球标准。

迄今为止，本章提出的论点似乎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金融危机肆虐及美国财务模型多处丧失信誉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者并未大肆取消金融自由化或开放性。同样，在G20重建并加固全球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东亚的多数本币市场（除日本和香港）依然存在流动性不足、对债券发行者和潜在买家缺乏吸引力的问题。

尽管如此，已有迹象表明，主要地区和全球金融机构对东亚本币债券市场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银行有意进入崛起的东亚的本币市场，这将促进债券市场产品及其流动性的多元化发展。东盟+3政府将继续面临我所说的“通过国际化来实现隔绝策略”（insul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的矛盾情况，这将同时加重和缓解某些弱点。此外，东亚多数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的本国政治依然复杂棘手。但我愈发相信，盘活金融市场的经济依据正在积聚力量，可能对全球金融地缘产生重大影响。

结语

作为一位政治学者，我知道一切预测未来的努力都将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深入思考当前的趋势与决策在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那将无法有效分析此类趋势或推动政策讨论。在本书中，我试图系统考察权力考虑和利益分歧眼下和将来对东亚金融架构的影响方式。当然还可以从其它角度理解这些问题，本书也有所涉及。但是，在提出了基于大国政治、连贯一致的论点后，我希望已对现实中的地区主义提出了某些深刻见解。对中国读者来说，我希望此种分析法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更不用说从美国学术传统的角度出发和重点关注日本面临的两难境地了。与此同时，我希望这一观点能为抱不同意见的读者带来益处，并推动中国自身就地区主义重要问题的讨论。

威廉•格莱姆斯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10年7月

《东亚货币对抗》读后感(三)：美国开始实施全球货币战 专家建议中国打国债战

全球货币乱战

从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惊呼“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到10月初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的硝烟弥漫，俯瞰全球，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声音此落彼起，响彻云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美国已然吹响了“反汇率操纵立法”的号角。面对兵临城下的全球货币乱战，中国当以何应对？

检视全球矿产资源争夺战 资源民族主义浮现 官方酝酿直接干预房价

供应“断档”导致番茄大涨价 英国200年来最豪华阵容访华 孙亚芳公开亮相回应离职传言 G20财长会议前后的中国牌 中国大陆“盛世移民”现象大调查 [微博]对比中美货币量发现的真相 “货币战”兵临城下

“五字诀”中国应对

■ 中信银行(601998,股吧)副行长 曹 彤

9月末，巴西财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发出警告，称“国际货币战已经爆发”，可视为政府官员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指出国际货币战的存在和状况。在刚刚结束的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货币战”几乎成为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表明世界各方均已置身其中。

9月末的最后一周，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都被IMF怀疑干预汇市，以遏制本国货币的升幅。目前全球货币中，除美元外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中，主要货币如日元升幅已超过12%；欧元尽管刚刚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却也已经迅速升值2%。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

然而，货币升值的国家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像巴西这样稍作干预，甚至日本这一美国的亲密盟友，仅仅做了做干预的姿态，都立即被IMF和所谓国际主流媒体视为“干预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

美国推动他国货币升值、本国货币贬值的内在逻辑

美国是“二战”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成为全球惟一的本位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擅自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议”(“牙买加协议”的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

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基准货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有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有全球一致认可的金融评级机构，有全球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美国自身可控制的国际规则制定和协调机构(IMF、WB、ISB等)，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并可以利用汇率浮动的机制，限制和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事务(如1985年“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金融效果)。

“牙买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一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今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

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的资本来满足本国的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本次金融危机，虽未出现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但对美国模式却产生了阶段性、结构性影响。由于在美国民众利用国际资本享受低息住房贷款的同时，也推高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虚拟资本的放大效应产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支持过度消费的消费金融模式面临着调整。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进而大幅降低美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造成实体经济恶性循环。

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国人民最愿意恢复的，但微观上有两个障碍将导致短时间内难遂其愿：一是金融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无法提供大量的消费信贷。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二是美国居民的借款记录、抵押品、就业率等消费贷款所必需的要素尚未恢复，还无法满足金融机构放贷所必备的一些(哪怕是低限)要求，还需要时间。大部分美国民众并非像有些经济学家估计的那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并不会自愿放弃原有的轻松的消费模式，只是限于外界条件的变化，不得已而过起节俭的、积累了储蓄才能消费的“苦”日子。可以肯定地说，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必将重演。只是在这调整期间，美国必须要找到新的过渡模式。

一旦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靠实实在在的出口加工，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提高就业人口。而美国的生产要素高于全部发展中国家，高于相当部分发达国家，短期内如何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如何吸引新的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调整金融要素价格就成为最简单、最便捷的选择。

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导致资金市场货币供给远远过剩(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真实需求有限，这部分流动性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利率被大幅压低。另一方面是汇率政策，尽管危机前后，美国实体经济相对全球而言，并没有明显虚弱，但推动美元贬值却是美国上下的共识。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的相对价格又有太多的人为因素可以主导，尤其对于控制着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主要评级机构、主要市场评判机构的美国而言，发动汇率战争不必像“战争”字面上那么血腥，似乎是经济规律、似乎是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他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效果。而他国如要进场干预，则要受到指责和惩罚。

通过压低利率价格、通过压低汇率价格，使得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在短期内迅速优于竞争对手，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投资的涌入，推动出口的增长，从而创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从而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是美国所选择的过渡模式。由于需要改变外部需求，这一模式中，汇率的作用无疑要远大于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动他国汇率升值，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货币战”现实一幕，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均未放过，更不用说东南亚、拉美这些原本就虚与委蛇的国家了。

但是美国采取的这一“货币战”模式，对于那些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则无法适用。“牙买加协议”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并非全部的货币都浮动，按照协议，各国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现实情况是，有实力的发达国家的核心货币大多选择浮动汇率，无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货币则多半选择固定汇率。中国就属于后者。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如果不能从中国分得一杯羹的话，美国的过渡模式仍无法进行。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时，丝毫没有金融市场操作的娇羞掩饰，而是采用赤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如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直接通过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等。

如前文所述，美国模式的破产，除过度消费外，另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不再流入。那么美国当前推动美元贬值，为什么不担心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呢？对于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而言，为何还要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即使利率接近于0)呢？

这就是当今特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国的超级地位所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全球本位币，美国通过其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尤其是债券)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健全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全球的国际贸易结算、资本融资和交易、外汇交易、衍生产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权国家在外汇储备中必须保有足够比重的美元，才能最高效率地应对各种经济活动需求。因此，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额(其GDP只占20%左右)。即使美元贬值(但终究有个度)，只要其他边界条件没发生明显变化，各国对储备货币结构的选择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美国人才能自豪且无所顾忌地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当今世界惟一能威胁美元地位的，只有欧元。就在美国去年底开始明确推行其过渡模式以来，欧洲却“及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震荡，许多本已经在考虑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此种计划。时间上如此巧合，无怪乎引发世人许多遐想。

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有所共识，如对次贷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贷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等；对危机传导的机理有所共识，如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导致风险迅速传递，并共同面对流动性危机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废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如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的话，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又都参与了全球货币的创造。而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可叹的是，美国恰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元的发行不仅不必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供本国人民消费，何乐而不为)，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是排在获得本国利益之后的，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地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具备了独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MBS、CDO、CDS们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的过高、交易机制的不透明等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的话，他们会去向何方？他们具有如此庞大的资本力量，又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上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和国会所能阻挡得了的？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他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又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他们便结伴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着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Ⅲ、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来展开的，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确有价值，对于缓解金融危机会有所帮助，但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所需，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印钞票，其后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国自身来承担的。

紧随美国其后予以效仿的欧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为他们的货币也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有份额，它们的浮动汇率、自由交易的货币机制，也使得他们的超量货币供给可以向全球范围输出，而不必(暂时)自吞苦果。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无法走出国境，超量派生的货币都反应为本国通货膨胀的话，政府的决策决不会如此轻率和不合经济学基本常识。

近期，美国在经济已经企稳，已经宣布渡过危机的情况下，竟然准备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可见得美国连最后一点道德底线都已放弃。如果说2008年启动该政策还可解释为“救急”的话，那么现在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完全服务于美国急于确立的过渡模式。无疑，“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已经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原本是救助危机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长危机的推手，这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然。鉴于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占比，以及金融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20%以上)，当下一轮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也注定会对美国带来更大、更惨烈的冲击。

本轮美国“货币战”的本质特征

在确立我们的应对策略之前，一定要认清本轮美国挑起的货币战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有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美国的过渡模式。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消费金融模式，美国的过渡模式只能是通过增加出口，增加实体产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民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

第二，调整金融要素价格。

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价格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低利率、形成汇率贬值预期，配合美元贬值策略。

第三，汇率战争针对全球。

在浮动汇率体系中，只针对一、两个货币贬值，则会因为汇率交叉换算而最终削弱贬值效果(如美元对日元贬值，如对欧元汇率保持不动的话，一旦欧元对日元升值，相应美元兑日元经折算的汇率就会上升，则美元贬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国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其初衷。在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英国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有德国和法国，因此这些国家所属的货币，将成为贬值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人民币注定会遭遇“特殊对待”。一是因为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受重创者，本国消费需求已经减弱，即使通过汇率手段调节，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对美国进口的过大需求。而中国在本轮危机中一枝独秀，且进口量持续攀升，只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问题。二是因为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机制，不易为美国通过经济手段所操纵，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胁迫。

第四，美元贬值是一种中短期行为。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一是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导致贸易项下逆差过大，一旦超出资本项下的顺差(国际资本流入额)所能支撑的范围，此模式便破产。二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会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导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此模式也将破产。

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又可以为消费金融机构融资(当然会伴随着新的金融行为创新)，二是美国居民的借贷条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机构的要求。

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施，对中国而言，除了积极应战，别无他法。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

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恢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以其旧有模式恢复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来看，时间不会太久。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大的震荡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除，金融机构的资金量重现宽松之态，资本(股市和债市)市场融资功能迅速恢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稳定。主要的新监管制度，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机构已经可以在既定的监管条件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

从美国国内消费金融市场来看，美国的楼市基本企稳，新开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车按揭和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转。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在达到10%以后，没有进一步恶化，且已经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消费金融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正在恢复。

基于此种判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美国的战略方向随时会发生转变。中美关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会长期处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进程当中。因此，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

一方面，我们何时(至少国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否则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调整一下，在处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在美国没有调整到位前，国际间各种经济、金融、政治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都应在互动中微调，而不是单方面结构性改变。

应该承认，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较大的，会导致境外投机性资金的持续流入。但是，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对社会的震荡要小，同时也存在小幅升值与贬值交替进行的可能，技术上具有与投机资金周旋的空间。

货币升值几乎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时机最为重要。无疑，当美国情况企稳重回旧有模式时，美元将步入升值通道，届时才是人民币放开管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

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

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调参与欧洲主权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日本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脱美入亚”政策虽是昙花一现，却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状的强烈忧虑。日元始终没有完成国际化的战略，虽早已经自由流通和兑换，却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计价货币，仍只是美元区的一个附庸。在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美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惟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如果在“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日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强化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

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言，压力巨大。而东盟相当部分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企稳，国际游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并开始大举购买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计价产品，人民币在资本市场开始受到追捧。如果说去年我们所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像是中国的独角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开始变成众人参与的交响乐章。此时，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到中美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众多方向与内容上，我们应优先选择对美国威胁较大的加以推动。其一，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在国家间(而不仅是商业银行间)的购售汇和清算体系建设上加大力度，将人民币购售汇和清算在国家层面制度化、体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场推动人民币国债的发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只有能买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才导致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才能逐步改变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节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净流出，意味着以人民币的形式对全球负债，当海外人民币积累到一定量级时，就会形成对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的倒逼，就意味着一部分金融自主权的让渡。届时，对金融自主权的维护，既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全球配合。显然，当前以中国国力，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战略手段，单兵突进过深便会四处受敌，只有配合整体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会最终实现。

第四、运用好“打”字诀。

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对美国也应侧重“有所作为”，打谈结合，能战方能言和。

一打国债战。

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又通过其政府运转来狙击我人民币的做法。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

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未来五年要增加约12000亿美元的出口，这一目标若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国出口结构中多半是工业产成品，除个别高科技产品外，德国、日本对其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间心态相似，都不敢轻易丢掉对方市场。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最终通过所谓的汇率惩罚关税的话，中国应坚决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计划，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运用其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其贸易政策恰恰是其过渡模式的软肋。奥巴马政府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予以强化，而汇率惩罚关税的运用则大大破坏了其自身的贸易环境，也使美国处于道德的洼地。其结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时，却要吞下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战。

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分和不一。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华尔街金融资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此举会迫使美元贬值，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来看，将影响华尔街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此，我们应大胆利用这一分歧，对于支持美政府意见的金融机构，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则支持和帮助。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和利益诱惑。美国体制的核心是资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会事半功倍。

第五，运用好“防”字诀。

当前，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两年又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由于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容易给有些同志一种错觉，好像物价涨不起来。其实2008年时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也是过剩的，但物价却涨得非常迅猛。通货膨胀本质上确是种货币现象，货币量积累到一定势能时，就会呈现结构性的循环攀升。因此，近一两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其次，要高度关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尽管近些年来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纺织品类的占比已不足20%，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新一代的加工产业工人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农村，还原成农民，而会直接形成社会问题，因此，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要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成为主题，届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

2009年以来，我国内需对GDP的贡献明显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减少带来的压力。但由于投资拉动的效应正在逐步减弱，国内消费能否迅速提升并承担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义重大。这方面有两个要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财政政策要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家电下乡、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廉租房建设等领域应进一步强力推进，缓解农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是建设城镇消费金融体系。围绕汽车按揭、信用卡、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领域，持续引导和推动，并为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创造较好的政策和经营环境，将城镇居民消费潜能有效释放。

3，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

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一方面，欧元相对美元处于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对通胀率的重视程度远超过美国，会提前加息以应对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欧元资产从利率到币值都会获得相对高的收益。相应的日元也处于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终难摆脱趋近于0的魔咒，相对是次优选择。

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计价，尤其是期货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着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即使将来美元重新升值，由于全球货币供给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因此石油价格也不会回跌过多(上一轮石油价格从20余美元涨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稳定在80美元左右)。而对于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则可依据专业判断，在两年左右的美元贬值周期内进行相应的操作，对冲一部分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

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的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质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中国如何在国际间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莫如外。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对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11月于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但是，此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20国领导人不知为何要聚到一起，会议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非常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有鉴于此，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造福人类，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本轮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因为货币超发、虚拟经济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所导致的连锁金融反应。而全球范围内货币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牙买加协议”体系。

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控制，又有赖于对“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在现有基础上，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应针对此焦点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一，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

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地予以调整。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三，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我国是同时参照四个指标，即通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就业率、国际收支状况。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重点关注的指标。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有点类似于制定碳减排规则，各国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国情，只有求同存异、逐步引导，才能最终找到共同认可的参照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四，“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疑义。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有争议，毕竟还有些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美国已无需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只是作为推低利率和汇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悲观、绝望和疯狂下的全球乱战

——世界银行和IMF年会观察

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 《环球财经》总编辑 向松祚

俯瞰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战场硝烟气味十足！“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声音此落彼起，响彻云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0月9日，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IMF)。大会小会，五花八门，让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听来听去，却是越听越糊涂，越听越迷茫，越听越悲观，越听越失望，越听越绝望！东西南北之衮衮诸公，西装革履，道貌岸然，似乎个个胸怀锦囊妙计，仿佛人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到头来却只落得个“战争威胁”不绝于耳，指责抱怨声振屋瓦。吵吵嚷嚷一番之后作鸟兽散去也！

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为何突然象发神经一样相互谩骂和指责？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当然是主要原因。不过依我观察，世界各国领袖(政界和学界精英)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根本原因缺乏深刻共识、各国政治领袖(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领袖)思想心理上极端的“短视、偏见和自私”，才是导致“货币战”、“贸易战”、“金融战”、“经济战”最重要之原因。

全球经济前景确实令人忧心忡忡，说“前景黯淡”还是大大低估了。俯瞰小小寰球，坏消息总是多过好消息。

三大发达经济体面临六大基本困难

两个月前(8月10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对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深表悲观，多家机构将2010年美国经济增速下调至2%以下(年初预测是2.7%)；2010年9月的最新数据，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6%(某些州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5%！)，其中黑人失业率是16.1%，西班牙裔失业率是12.4%，白人失业率是8.7%，亚裔失业率是6.4%；私人投资、消费、信贷持续萎靡不振。

美国经济学者算过一笔简单的账，要想5年内让美国失业率降低到5%水平，那么美国经济每个月必须创造32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10年内将失业率降低到5%， 则每个月需要创造23万个新工作岗位；要想确保新增劳动力有工作，则每个月必须创造10万个新工作岗位。9月份的情况是：私人部门新增雇佣64000人，然而政府部门却裁员159000人，两项相抵，共有95000人丢掉饭碗。

日本经济第二季度增速只有微不足道的0.1%，全年估计连0.4%都够呛(年初预测是1.7%)。日本经济低迷增长已经长达20年，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能重返快速增长的迹象，公众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200%，财政政策几乎没有施展空间；国内人口结构不断趋于老化；日元长期处于“升值预期综合症”；“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失效；通货收缩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欧元区似乎愈发不妙。希腊债务危机余音未了，爱尔兰债务黑云再度压城。两个月前，爱尔兰中央银行行长霍诺翰教授访问中国，我邀请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表演讲。他的讲话显然经过事先精心准备，避重就轻，没有直接讨论爱尔兰和欧元区债务难题，只是一般性地讨论金融危机如何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霍诺翰深知爱尔兰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央行行长，他承受着巨大压力。可不是吗？自2007年底以来，爱尔兰的名义GDP已经萎缩了17%，CPI目前正在以4%~5%的速度下降，几年之内，爱尔兰的名义GDP有可能会萎缩25%~30%，预算赤字与GDP之比高达14.3%，是欧盟3%上限的近5倍，失业率达到13.1%。

多么严重的衰退！爱尔兰是欧元区的一个缩影，整个欧元区似乎都面临着相近的困境。欧元区新近完成银行体系压力测试报告，结果是超乎预期的恶劣：之前人们乐观地以为整个欧元区银行体系只需补充资本35亿欧元就OK，实际上仅爱尔兰一国就需要补充资本金400亿欧元，更不用说还有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银行同样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去杠杆化”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所谓“欧猪国”(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大规模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的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私人部门对外债务持续上升；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经济长期陷入“准萧条”状态；通货收缩风险急剧上升。

今年二季度，德国成为发达经济体惟一的亮点。2010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换算成年增长率，接近9%。是德国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是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好些论者欢呼雀跃，说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了，德国模式不仅战胜了美国模式，而且也击败了中国模式。他们高声责问：谁叫你们说高福利就必然带来高失业？谁说高税收、严管制、强工会就必然病入膏肓、经济衰退？德国给了你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而，一个季度的高增长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全年和长期的高增长，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我到欧洲参与各种讨论，总是有朋友提醒我：千万不要低估德国的经济！诚哉斯言！德国经济的表现总是好于她的邻国。德国朋友告诉我，金融危机后，德国劳动人民主动下调工资，维持且提高了德国经济竞争力。不过，今年3月1日在德国中央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该行行长阿莱克斯·韦伯(Axel Weber)教授的悲观预言，却把大家都吓傻了。他说未来10~15年内，德国经济增速可能只有0.75%，远远低于IMF预测的2%~3%。悲观预言的根据是什么，行长语焉不详。他简短讲话之后起身离去，留下满屋子与会者乱吵一气，没有结论。

概括起来，三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面临6大基本困难：1，经济增速长期放缓；2，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3，货币政策持续维持“零利率或低利率”，短期内却无法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或“重新通胀”；4，私人消费和投资持续萎靡，个人和家庭“去杠杆化”过程才刚刚开始，个人和家庭对信贷的需求持续下降；5，银行体系“去杠杆化”过程远未完成，补充资本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信贷供给短期内没有可能恢复快速增长；6，三大经济体系内，政府部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同样面临“去杠杆化”过程，至少，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继续大规模增加了。以美国为例，9月份失业人口之所以大幅度增加，主要是地方政府“去杠杆化”，被迫大量裁员。

上述六大基本困难环环相扣，相互强化，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过来成为原因，形成典型的经济体系“负循环过程”，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内在机制。

1，经济增速放缓负循环。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下降，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必须相应缩减，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缩减反过来加剧经济放缓；

2，失业上升负循环。失业意味着收入减少，收入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少，需求减少意味着企业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则意味着失业进一步增加。

3，预期收入下降负循环。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持续增加，让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前景持续悲观，悲观的收入前景迫使人们进一步收缩消费(根据弗里德曼和莫迪格利安利的“永久收入学说”，消费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取决于长期永久收入)，收缩消费恶化经济前景，反过来进一步恶化预期收入之悲观预期。

4，信用萎缩负循环。经济放缓、失业上升、预期收入下降，迫使经济所有部门“去杠杆化”，整个经济体系之信用总量(信用需求和供给)持续收缩，真实利率持续增加，社会财富(私人财富和政府财富)持续缩水。

负循环机制里面最重要的是“信用萎缩负循环”。根据笔者提出的“信用体系—真实经济—虚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国际货币评论》2010年第三期)，信用增长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力量，不是传统理论所强调的货币供应量。

然而，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旦经济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货币政策则完全失效，无法将经济拉出“信用萎缩负循环”稍微深渊。

“信用萎缩负循环” 与凯恩斯当年所描述的“流动性陷阱”并不相同。如果经济只是陷入“流动性陷阱”，那么中央银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则完全有可能将经济体系拉出“流动性陷阱”。

然而，一旦经济体系陷入“信用萎缩负循环或信用陷阱”，宽松货币政策或零利率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因为货币创造机制并不等同于信用创造机制，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扩张，并不等同于信用扩张。日本长达10多年的“低利率或零利率货币政策”早已证明此一重要论点，全球金融危机两年来的惨淡现实再一次证明：一旦经济体系陷入负循环，货币政策就无济于事，货币和信用不是一回事。

难道我们就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吗？

围剿人民币：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日全球经济界，最令人揪心和抓狂的是：面对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悲观的就业数据，决策者似乎早就黔驴技穷。举世那么多高人雅士、教授专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新的对策。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细听世界众多要人的高谈阔论，遍读世界主要媒体的财经评论，预测推理，分析建议，皆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简直给人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样绝望的感觉！

10月11日年会散场，英国《金融时报》头版标题是：“各国围绕经济政策炒作一团”，坦承2010年IMF和世行年会“口水喧嚣，不欢而散”，焦点却是抱怨与会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达成一致强硬立场！评论版标题竟然是“是时候对中国强硬了！”文章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破口大骂，说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抱怨和指责完全正确。毋庸置疑，中国的汇率政策就是保护主义。中国刻意且持久将汇率低估，效果就等于是进口关税加出口补贴。”文章公开叫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和欧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依照一些英美人物的偏见乃至敌视情绪，好像人民币汇率升值真的成了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者是搞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如此厚颜无耻的货币战争叫嚣，如此充满帝国主义霸权心态的丑陋文字，真的不由得让人回忆起当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滔天罪恶！难道真要“八国联军围剿人民币”？

还是邓小平老人家多年提醒得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358页)。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谈到国际金融、货币、经济政策乃至一切政策，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骨子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偏见甚至敌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思考货币汇率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那么多富裕发达国家联手来指责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操纵汇率，天底下怎么能有这样的经济学道理？除了发达国家的“自私、偏见、短视、遏制中国”之外，理论上的诸多说辞，纯粹是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我说过很多遍，美国联手盟友高调施压人民币，主要是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考虑。其中的逻辑基础和相关理论问题，容我以后文章详释。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个关键要点，奉劝同胞们千万不要天真！2005年人民币被迫单边升值之后，我曾警言：“尽管人民币已经走上缓慢升值和有管理的浮动之路，美、日却不会善罢甘休，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压力将长期存在。”当时好些人认为我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结果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演变到今天赤裸裸的剑拔弩张！

这一切，皆因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出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困境所致。

发达经济体今日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既不同于1930年代“大萧条”，也不同于1970年代“大滞胀”，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未来的经济学者和历史人文学者，估计要忙乎许多年才能理出一个头绪。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在多个场合指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三个最基本的“两难困境”。纵观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经济政策，皆面临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三个“两难困境”。

1，财政政策：持续大规模财政刺激(继续扩大赤字和债务)之需求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无法持续上升之“两难”。

2，货币政策：持续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避免资产价格泡沫、抑制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防止虚拟经济暴涨之“两难”。观察多国最近两年之经济局势，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经济，实际上已经基本失效。

3，汇率政策：渴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来刺激出口与打击外汇市场投机、避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期望全球贸易稳定增长之“两难”。譬如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的之一，就是要以弱势美元来支持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也希望欧元贬值来刺激出口；日本中央银行干脆大规模入市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好一幅“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乱象！

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希望货币弱势或贬值，怎么做得到呢？大家将矛头齐指人民币汇率，岂不是缘木求鱼乎？

先说财政政策困境。过去40年来尤其是过去20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之“高杠杆经营”愈演愈烈，债台高筑成为常态。日本高居世界之冠，其政府债务总规模与GDP之比例超过了200%。欧元区多数国家之政府债务与GDP比例超过100%甚至150%，连素来以财政稳健著称的德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例亦越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60%“红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80%，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当然更高，所以美国地方政府最近拼命降低债务规模、“去杠杆化”，结果导致政府大量裁员。

以年度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衡量，发达经济体系形势更不乐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今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都要超过10%，“欧猪国”甚至超过15%，美国亦不例外。

货币乱象源于财政放肆

第一大问题：债务规模、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究竟多少合适？欧元区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和3%两条红线，依据何在？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欧元区各国纷纷突破“红线”，要求或证明“红线”无理或需要提高之呼声时有所闻。

有经济学者说：你看日本债务规模早已超过GDP200%，不是也没有天下大乱吗？所以如今好些经济学者鼓励政府继续大搞财政赤字开支以刺激经济，不用考虑什么“红线”或未来还不起债的问题。譬如以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驰名于世的英国人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和近年炙手可热的美国人克鲁格曼，就分别大声呼吁本国政府不用理会什么财政赤字和债务难以持续之论调，继续大规模财政刺激才是上策。

反对继续大搞财政赤字之声音更大，道理更足。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借债早晚要还，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亦如此。还不起钱就要赖债。赖债对国家信用、货币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稳定打击之大，后果之严重，史有明鉴，历历在目。

国家与企业和个人当然有所不同，享有一些特权。除了公然宣布赖债不还之外，还可以大搞通货膨胀间接赖债。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赖债不还的“斑斑劣迹”，英、美、日概不例外。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之惨烈，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我曾经私下请教多名欧元区高人雅士，他们认为绝对不能排除希腊和其他“欧猪国”赖债的可能性！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一国一旦陷入赖债危机，信用崩溃，与一个企业和个人一样，许多年都无法恢复元气，不能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经济金融货币体系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说是“灾难”绝不夸张！

有鉴于此，各国对内债和外债都规定有必须遵守的“红线”，实在是明智之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发达经济体系“高杠杆负债经营模式”之危机，自然也包括各国政府“高杠杆、高负债”，伤疤还没好，怎能忘记痛？

经济理论和历史一再证明：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定之必要条件。法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政治家李斯特讲过一句名言：“民主扼杀了金本位制！”意蕴何其深远！民主制度下，政客总要迎合选民的各种“非分”福利要求，选民又要高工资、高福利、舒适工作，又要少工作甚至不工作。目标当然美好，而且无可非议，可是天上从来没有掉下过馅饼，“鱼和熊掌”如何可以兼得？政客们为了保住权位，只好大搞财政赤字和“寅吃卯粮”大肆借债，暂时满足选民愿望再说，总想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高赤字、高债务早晚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任何良好的货币制度也不可能守得住。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就证明：民主总是意味着财政赤字和高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的货币乱象，无一例外不是起源于财政放肆。民主、赤字、债务不仅扼杀了金本位制，而且扼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自然也就扼杀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若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此大难题才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正因为如此，我才说发达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说是两难恰如其分。

有鉴于此，囿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