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的故事读后感锦集

《新药的故事》是一本由梁贵柏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一)：很好的科普

很早之前就久闻这本书，一直没有找到。这次微信读书有了电子版，一天之内看完，大呼过瘾。

药物的研发设计很多专业的知识，所以我的理解，在药厂一线研发的朋友，往往被实验数据，细节琐事缠身，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研发。我觉得这本书的优点，在于不是干巴巴的讲新药研发，而是加入了很多人文关怀，和作者的亲身体验感想。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细菌的耐药性，自然选择学说；黑天鹅事件，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讲的很有耐心；高血压，糖尿病，乙肝这些常见病的药物是如何开发的；艾滋病药物研发中，不是为了利润，但是利润会随之而来，从来不失约；还有很多如果不经历那个年代，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比如药企直接面对用用户在电视广告，澳抗等等。

当然这不是一本普世的药物研发科普，如果叫做我在MSD的新药研发历程，可能会更贴切。

读过之后 ，对于MSD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当时转让疫苗生产线，给非洲提供药物等等，也对药明康德这些国内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充满期待。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二)：但愿世间人无恙，宁可架上药生尘

今天赶去外地参加一个医学学术会议，途中有四五个小时的高铁旅途，我带上了家人送的这本新出版的书《新药的故事》准备打发无聊。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医学史料类书籍，没想到阅读体验相当有趣，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以至于差点错过下车。

作为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而言，本书的内容并不显得太过肤浅，在我看来，所谓的“良性高血压”、内源性外源性胆固醇的代谢以及“河盲症”的征服史看起来都挺有新意，算是弥补了自己专业知识上的盲点，人类研发HPV疫苗和新药研究的章节不禁让人感叹人类为了生存(也为了一定的利润)与大自然的一次次死斗。如果你是一个医药界的圈内人士，相信你看了这本书会发自内心的一笑；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合上书本的那一刻，相信你对于那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和冗长拗口的医学名词的了解也会多了几分，不失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书的不足也非常明显，作者作为以前在默沙东制药公司工作过的研发人员，通篇都是对老东家发家史的娓娓道来和拳头产品的如数家珍(尤其是最后几章)，这些不加掩饰的赞美之词或许会让读者疑惑，本书是不是应该改名叫《默沙东公司新药的故事》更为合理？(笑)

谈到这本书，就不得不聊一聊去年国内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把中国目前病人看病贵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荧幕上某某国际制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西装革履，以几千甚至上万一盒的价格售卖着成本只有几块钱甚至更少的特效药，并不停的向zf相关部门施压要严惩代购国外仿造药的主角们。我身边的朋友看完电影对这些药企恨之入骨，为什么成品药这么便宜，却卖的这么贵？奸商都不带这么玩的啊！

任何一种药的诞生都是近乎小概率的奇迹，一种不起眼的特效药往往要考虑到失败率普遍为九成以上的研发实验消耗的成本，以五年为单位的漫长的研发之路以及在这期间大把大把丢水里的真金白银，甚至还要为公司后续研发的前途未明的药物买单。谁也不容易，药企更不是慈善家，相信看完这本书。你会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小小的一片药能卖出比同质量黄金更贵的价格。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句老话:但愿世间人无恙，宁可架上药生尘，中国人在多年前常说起的这句充满哲理的话，或许就是人类对药物的真正看法和美好宿愿吧！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三)：矛盾的新药

新药其实是种很矛盾的东西。遇上某种病无药可治，总能听到患者家属哀求医生想想办法，人命关天，花多少钱都可以；而遇上某种能治病的药呢，人们又会想要让药价便宜一点。看起来同样矛盾的还有医药行业：说起来为了治病救人，药企盈起利来可一点也不含糊。也难怪《我不是药神》里把药企塑造成了唯利是图的反面形象。

这种矛盾其实很好解释。研发新药的人，和真的使用新药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卷，说什么样的药是好药，答案无外乎有效，安全，便宜这三个词。而对新药研发人员来说，有效和安全听起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都说新药研发九死一生，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指出，让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10年时间，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开支。

为什么新药研发的成本那么高呢？本质上还是我们的疾病了解得不够，对药物本身的预测性也不够。《新药的故事》两册讲了大约20种新药的诞生故事，让我们能对新药研发的流程略知一二。

理想的情况下，研发人员应该知道哪个是导致疾病的关键蛋白（也被叫为靶点），依照这个蛋白设计新药。现代的这个过程依然像大海捞针，放到几十年前，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运气，比如发现太平洋紫杉树皮里的提取物有抗癌作用，又比如发现美洲蜥蜴里的毒液能治疗糖尿病。

这些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但大自然的馈赠永远不会做到最优——毕竟这些神奇的药用分子不是为了治疗人类疾病才存在的，治病仅仅是一个巧合。于是研发新药的科学家们需要不断优化这些分子，提高安全性和疗效。

有时，我们还需要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寻找最合适的剂型。比如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进入人体内，半衰期只有4-6分钟。只要一个小时，胰岛素就会被降解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只有在出现高血糖的时候才能注射，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发人员们在胰岛素上加上两个精氨酸，再用甘氨酸替换其中一些残基，就可以巧妙解决这个问题——注射入皮下后，甘精胰岛素会自动聚集，形成沉淀，随后缓慢溶解。这就有点像冰糖溶解起来，要比松散的砂糖要慢得多。最终，能让胰岛素得到缓慢释放，长效控制血糖。

这并不是新药研发的终点。为了尽可能了解安全性和有效性，新药研发人员还需要做一系列临床试验。我们最近很关心新冠疫苗的开发，它就按标准新药的操作，做了1期，2期，3期的试验，在大规模的人群里评估了效果。

科学之外，新药研发还涉及到各种专利保护，各种商业策略等，为整个流程又增添了不少复杂度。

说到商业，可能又有人在医药行业里问到了一些铜臭味。其实除了恶意哄抬药价，医药公司赚钱本无可厚非。一方面，它们要收回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它们也要为未来的研发进行投入，以及购买新的技术等。而且别忘了，从事医药研发的，大部分都是一个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从工资上看，医药领域绝非最赚钱的行当——在北美，博士毕业之后，再有10年研发资历，做到主任级的管理人员，年薪也不过十几二十万美元。相比之下，硅谷像网飞，脸书，谷歌这样科技公司，普通博士毕业生入职的薪水就可以不相上下。而前者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岂是后者可以比的？

前几天看到中国2020年新生儿的数量，其实和几年前比下降已经蛮严重了。未来我们正进入一个不断老龄化的社会，健康会是我们这代人关心的重中之重，这次新冠疫情也让我们更加看清了这点。也希望人工智能等创新的技术，能不断加速新药研发的速度，减少试错的次数。美国FDA历史上最高产的一年，也不过批了59个新药，不少治疗的还是同样几种疾病。而据估计，全世界起码有一万种以上的疾病。要把它们挨个攻克，显然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四)：（转载）抗艾滋病更多是国家政策，一款新药是怎样诞生的？

在为自己的新书《新药的故事》到各地做讲座时，梁贵柏遇到好几位用过默沙东公司药物的听众。其中的一位活动组织者盛赞2型糖尿病药西格列汀，说它比之前自己用的药疗效好，这让梁贵柏感到十分高兴，“作为一个制药人，药物最后能够让患者获益，并让我遇到他们，这对我的工作满意度来说是一个超重量级的事情”。

西格列汀从早期研发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梁贵柏的参与，但这位低调的科学家只在书中提到了华人科学家团队对此药有贡献，只字未提自己。直到记者询问，他才说：“我直接参与了研发，做出了贡献，但不能说是我做的，任何一款药物的研发，都是成百上千人的努力。”

5年前，梁贵柏的高中同学因癌症去世。当他去医院探望时，同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们公司的药，如果不是这个药，我可能熬不过化疗。”这是一款缓解化疗期间呕吐的药物，也是由默沙东公司出品，梁贵柏并未参与其中，所以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但同学说这句话的情景实在令他印象太深了。

从事新药研发几十年、常年泡在实验室的梁贵柏，深感人们对医药企业太不了解。制药公司不是“活雷锋”和慈善家，但也绝非有些电影里刻画得那么冷血无情；新药的诞生，很多时候系于偶然，但只有常年在研发道路上不懈探索的人，才可能妙手偶得。他希望让民众了解研制药物的过程，《新药的故事》就是他的一次尝试。

在书里，梁贵柏讲了好几种药物诞生的故事，它们大都出自他供职的默沙东新药研究院，比如1986年对艾滋病药物的研发、伊维菌素、HPV疫苗、乙肝疫苗以及糖尿病药物西格列汀等。这是一系列单纯的科研故事，讲的是科学家们如何孜孜不倦地攻克最新疾病。偶尔，也会提到医药企业对利润的考量。比如1986年，也就是艾滋病被发现5年以后，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就专门成立了艾滋病研究室，研发抗艾新药。由于当年艾滋病常常流行于吸毒人群、同性恋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公司的财务部和市场部预计新药很难赚钱，即便研制成功，最后也很难在专利期内收回成本。但默沙东还是决定投入巨资，研发抗艾药物。“你可以说研发成果对公司的宣传极有好处。制药公司肯定不是活雷锋，但是，从事新药研究的都是科学家，他们本身就有征服新疾病的欲望。”

艾滋病之后的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是默沙东公司没有预料到的。“那些药最后都赚钱了”，梁贵柏说。在美国，相比于其他行业，药企始终处于道德的显微镜下，经常受到媒体的批评，也是总统竞选时的热门议题。造假药的行为会令公众愤慨，研发新药以后漫天要价、见死不救，同样会受到谴责。梁贵柏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但他听几个朋友谈起电影对一位制药企业管理者的刻画。“医药公司有非常冷血自私的人，哪个行业都有，但这是个例。整个行业的发展还是相当健康的，而且对不同群体患者的考量，也会作为药物定价和捐赠的依据。”

距离上世纪80年代梁贵柏赴美留学，已经30多年过去了，但他一口上海腔一点儿都没变，说话直接又实在，那语气，不像“精英范儿”十足的科技弄潮儿，倒像是在老城区偶遇的一位上海“爷叔”。谈到制药企业所面临的道德监督时，他总会很注意把话说得朴实明白，一旦发现调门高了，就要找补回来。“不要说是造福人类，我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攻克一些科学难题。”

第一财经：你对于抗艾滋病的仿制药怎么看？有报道称，目前不少HIV携带者会通过代购渠道到海外购买仿制药。还有一些人因为饱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需要去国外寻找价格低廉且效果更好的药物。这其中的过程，和《我不是药神》中的描述有些类似。

梁贵柏：艾滋病的事情和医药企业的研发无关，更多是国家政策。整个药物定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大家都会拿这个来说事儿。默沙东向中国捐赠了很多艾滋病药物。艾滋病人在今天的情况，依然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政府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够有所照顾，这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第一财经：目前，在美国，艾滋病控制的程度如何？

梁贵柏：艾滋病的病毒有一些很特殊的性质，要完全根除，目前还找不到好办法。我们现在的药物能够做到控制病毒。现在从未满足的需求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同时，艾滋病病毒还会出现很多变异。在美国，还是能够控制得相当不错，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影响不是很大。这和当年艾滋病刚被发现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第一财经：你也在书中提到，制药行业因为直接面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更容易被放在道德显微镜下。在美国，医药企业会面临更严厉的媒体监督吗？

梁贵柏：要是买不起LV，不会死人，但如果买不起艾滋病药物，那是会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制药企业的一些行为会引起大家不满或者不安。这里头，一方面是因为新药研发真的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体系，有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成果做支撑。我希望写一本科普的书来让大家了解，但是真的要深入了解，没有生命科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点，我也希望让大家明白，药物的定价和生产的直接成本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定价由多种因素造成，我写书就是希望大家把其中地来龙去脉了解清楚。目前，只能说是做了一点小的尝试。

第一财经：你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后抗生素灾难”，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梁贵柏：人类和细菌的“军备竞赛”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不是悲观，你要放到很长的时间维度去看。细菌比我们早来，也肯定会比我们晚走。人类总有离开的一天，细菌肯定消失得比人类晚。在这段共生的时间里，竞争不会停止。目前，是我们略占上风。但是对于一些细菌，我们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用。如果遇到这些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目前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解决不了。 药企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商业回报。但这不是马上能够得到回报的事儿。你不知道这些细菌何时会威胁到人类，也许会是10年，也许是20年。如果它们来了，一定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是不是需要坐在一起做一些研究？整个生物医药界都在讨论。我觉得这是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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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刚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五)：《中国科学报》：这11种药是如何研发的

这11种药是如何研发的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只是个别现象。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每个人都免不了和药打交道。小小一片药，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在诞生之初却经历过一段段复杂、曲折而艰辛的过程。现代药物研发背后，早已不是小作坊，而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支撑这个体系不断前进的则是人类与疾病抗争、捍卫自身健康的不懈努力。

一种新药是如何从无到有的？那些里程碑式的药物是如何改变个体命运、改写人类历史的？高价药的“锅”应该由药企来背吗？中国在未来的新药研发中将扮演什么角色？面对这些问题，你或许能从这本《新药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新药是如何产生的

药物研发的历史写出来必定好看，因为它既关乎人类健康的宏大命题，又充满了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的细微情节。然而，要把它写好却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爬梳历史的能力，还需要拿到许多准确的一手资料。但这项工作对于梁贵柏来说，无疑是合适的。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的梁贵柏，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对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他转向独立咨询，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并进行医药科普。

因为有着多年的切身体会，梁贵柏深知一种药物从科学理论到可安全使用，这背后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在支撑，这中间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又需要经历怎样复杂的过程。但普通公众对此几乎不了解。

这种反差成为梁贵柏写作《新药的故事》的动力。在书中，他书写了11种药物研发的故事。“选择这11种药物，首先考虑的是药物的重要性和对公众的意义。”梁贵柏解释说，“我选择写的都是对人类健康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药物。其次，我试图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写。”

比如，书中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抗艾滋病药物。“抗艾滋病药物是在不挣钱，甚至赔本的预期之下做出来的。”梁贵柏介绍说，当默沙东计划研发抗艾滋病毒新药时，它的市场和财务部门对该药盈利的预测是负值，也就是说，这是个赔本买卖。因为艾滋病常见于吸毒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弱势群体，市场有很大局限，且新药价格会受到很大挤压。当然，如果研发失败，就更是鸡飞蛋打。“但即便如此，默沙东仍在做，其他美国的大药厂也都在做。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有企业形象的考量，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人类健康带来了福祉。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和科学思想是贯穿在这11个故事中的核心理念，梁贵柏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读者能对创新药物研发的风险、周期和社会效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看到这背后的精神内核。

怎样平衡利益与公益

书中11个故事全部来自默沙东的案例。对此，梁贵柏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是他最熟悉的故事。“在默沙东工作近20年，我知道这些药物的来龙去脉，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

挖掘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梁贵柏看来，只从公开发表的文献和报道中收集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而医药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又极其严格。“离开默沙东之后，我也一直试图深入了解其他公司开发的重要医药产品，但进展缓慢。因为这需要有正当的渠道，随便找个熟人打听，可以了解一些小道消息，获得一些线索，但作为写作素材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在正式场合获得的信息，也要得到这家公司法务的核准才能发表。”

尽管如此，梁贵柏的努力还是有了结果，他的第二本关于新药的书中就将不再是默沙东的案例。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只是个别现象。“的确有不良商人通过涨价、卖高价药来赚钱。但大部分药企的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有自身的制衡机制。”梁贵柏介绍说，首先，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药物研发的成功率还只有10%左右。所以，药厂必须考虑它的专利保护年限以及市场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药品价格就会断崖式下降。”梁贵柏说。

那是不是因为药企有了定价权，就能漫天要价了呢？“也不是。”梁贵柏说，这还需要综合考虑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他们通过考虑国家医保政策、商业医保等因素，通过计算定出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价格。国家医保政策实际上是对药企定价权的一种制衡。另外，一种新药研制出来后，往往同类机理的第二种、第三种药物很快也会诞生，产生竞争，这是来自市场的制衡。”

在书中，梁贵柏也讨论了药企利润的问题。他在一开篇就引用默沙东制药公司前总裁乔治·W·默克的话：“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健康领域有不断的投入、良性的产出，这是一个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问题。”梁贵柏说。

中国能否“弯道超车”

在书中，从二战前夜的青霉素研发到如今的抗艾滋病药物研发、抗癌药物研发，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向前发展。

“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突破紧密相关。”梁贵柏说，二战后，分子生物学在多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完全改变了新药研发的模式，使其从细胞层面深入到分子水平，也就是“靶向治疗”。在锁定分子靶标的基础上，医药界开发出了许多重要的药物。

如今，从技术层面上看，梁贵柏认为，新药研发最主要的新特点就是人工智能（AI）。“只是目前，AI在新药研发领域的应用仍旧在非常初步的阶段，而且主要是A（automation，自动化），并没有多少I（Intelligence，智能化）。虽然也有一些‘学术范例’，但与实际应用还有些距离。”但他相信，“AI制药一定会来的，而且肯定比我们预料的快。”

人类仍在与疾病赛跑，在这个跑道上，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梁贵柏的观察来看，中国新药研发的发展很快，资源投入增长迅速，而且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医药界的“创新性”还有待提高，“Me Too”和“Fast Follow”是目前的主要模式，这与中国基础生命科学的水平密切相关。

“面对起步晚的现实，很多中国制药人正在力图‘弯道超车’。”梁贵柏说，“我很希望有人能成功，但这肯定只是个例。中国创新型药物研发的整体水平要提高，需要国家对于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源的投入要加大。这是一项长线投资，随着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成为制药强国指日可待。”

《中国科学报》 (2019-09-27 第6版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