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往东来》读后感锦集

《东往东来》是一本由陈力卫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5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往东来》精选点评：

●详实的论证了汉语与日语的词语交流，而不单单是单向的新词输出。相信若没有从日语中借用，现代汉语中很多词的语感跟读法应该截然不同。并且汉语在近代对日语的影响也是巨大，而非媒体误解的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好棒的一本书，值得购买实体书 #2019 第111

●给10星！又扎实，立场也很客观。列的材料也全，而且不止局限于狭义的语言学。绝对是对中日文互相影响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人必备的一本书。

●宣言一章

●词句的变迁背后，是社会思潮的东渐又东渐，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东亚文化汇集。（可搭配孙江的《重审中国的“近代” : 在思想与社会之间》一起看）

●图书馆没有

●有点结论先行

●以往有关西学东渐的研究，多把日本视作中国学习西方的中转站，陈力卫的研究对此进行了修正，指出“近代以来，用中文写成的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成为日本加快对西洋理解的一个便捷手段，一直到明治10年（1877）左右，日本通过大量引进中文书刊，系统地建立了一条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渠道”。陈氏的切入点是汉语西书及相关语词，繁琐却扎实，但仍有不足，如《传入日本的江南制造局西学新书》一章，显然作者对某部重要书目史料尚未涉及，希望有机会把这个漏洞补上。

●已纳入常备书目。尽管部分涉及近现代文学的观点值得商榷，整体却出奇的扎实，令人信服。作者综合中、日、英、法、荷、德、俄等等国家的历史、语言、思想文献，描摹出近代语词在中日间旅行的历史图景，纠正了“大多数现代语词都来自日本”的模糊、错误说法。宏观层面，再现了近代中日概念交流的历史背景、总体趋势，过去不少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今几可谓迎刃而解。微观层面，针对近代部分语汇——如“民主”、“共和”、“主义”、“进化”等，与近代翻译界代表人物——如中国的严复、梁启超，日本的柳原前光、德富苏峰，欧美的马礼逊、罗存德等，展现整体氛围下不同个体、时段、国别、文化的丰富语言、观念细节，宏大叙述与细节分析相得益彰。章节编排也颇具匠心，逻辑层层递进，读起来相当连贯，前后观点、材料多有呼应，整本书也因而更为丰富、细致。

●通览。

●细致清晰，追根溯源。太好看了！！！而且有资料文献索引什么的，一本书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文献体系了。

《东往东来》读后感(一)：东往东来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19/07/09/%e4%b8%9c%e5%be%80%e4%b8%9c%e6%9d%a5/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陈力卫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6

子扉我 2019年夏 季风一次元空间二世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7月9日

《东往东来》读后感(二)：金字塔为什么叫“金字塔”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的汉语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金字塔”这个名称就是中外文化多次交流的结果。语言学家沈国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乃至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分别是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 16世纪的来华耶稣会教士的翻译，晚清传教士的翻译，民国本土学者的翻译。 ”汉语“金字塔”名称的由来与几次翻译活动存在一定联系。

金字塔的英文名是“Pyramid” ，是19世纪英国殖民埃及时所起，本义是尖瓣体的建筑。金字塔的中文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据旅日语言学家陈力卫考证，金字塔这种建筑最早出现在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图说》中，利玛窦是以“尖形高台”来描述金字塔的，他还草创图示说明这一砖制高台建筑。19世纪中叶的晚清，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烈用“巨塔御陵”来指代“金字塔” ，再之后，同样来自普鲁士的传教士罗存德在1866 - 1869年编纂的《英华词典》中，第一次使用了“金字塔”这一指称。关于罗存德为什么使用这一概念，他自己并没有给出解释，但是他的《英华词典》中还使用过“金字架”“金字房”“金字墙”“金字山”等一系列的名称，多是指称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或者地方名物。

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贵族迷恋铜光闪耀的青铜祭祀礼器，将之称为“金” ，赋予吉祥含义的青铜器被称为“吉金” ，刻于青铜器上的铭文叫做“金文” 。东汉时期，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南北朝时，梁武帝授意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陆倕写就名篇《新漏刻铭》一文，刻漏是古代的计时器，该铭表达重定时间标准与王朝正统身份。文中说“宁可使多谢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传，银书未勒者哉！ ”梁武帝是中国古代崇尚佛教的皇帝，“金字”原是指铭刻于碑石、器物上的文字，这里指佛经。自此“金字”这个词与宗教有了关联。汉译佛典也多用金字书写，陈朝的慧思大师便有手书的金字《大品般若经》 。这种金字后来从中国传到日本，奈良王朝有“金字科”部门，专门负责抄写官方经文刻本。

“金字”与贵族祭祀有关后，又有了宗教意味，其含义自此齐备，而“塔”字也要从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建筑进入中国说起。当时高僧去世后一般会归葬舍利塔，塔内还会存放佛经和法器。如果以“金字”指代佛经，金字塔不就是佛塔吗？舍利塔最初是阁楼状的佛教特有建筑，之后变成了石砖堆积的尖状建筑，代表精神的虔诚，塔越高则归葬的高僧佛学修为越高，佛教徒们也通过辛勤修塔来表达一种虔诚。

反观金字塔建筑，是古埃及人的信仰寄托，包含宗教祭祀与皇权崇拜的意涵，它的形状像中文“金”字，建筑结构也和佛塔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利玛窦等基督教士曾使用许多佛教词汇来类比基督教教义，后来的传教士沿用了这种方法。综合以上原因，晚清时罗存德会想到使用“金字塔”这个词恐怕是有根据的。

在罗存德给金字塔命名之后，中国人并没有将这一名称普及开来，反倒是日本人率先使用“金字塔”指称了埃及的国宝建筑。日本明治时代，教育学家福泽谕吉率代表团到埃及参观，见识到了金字塔的真容，对巨大工程赞叹不已。此时的日本主动吸收西方科技文化，急需合适的词汇普及知识，恰好从中国传到了日本许多传教士词典，福泽谕吉便是从罗存德版本的《英华词典》中第一次借用了“金字塔”这个名称。此后，随着日本普及读物世界史读本《万国史记》热销，让“金字塔”一词家喻户晓。后来日本学者将“金字塔”一词实意虚化，常常用来比喻项目工程量巨大，或者是可以让人生走上巅峰的不朽业绩。梁启超也深受《万国史记》的知识熏陶，他后来在《少年中国说》中借题发挥写道：

梁启超将老人比喻为金字塔，是在金字塔得名之后，对东方文明源头之一的象征建筑进行了一次重新定义。

本文是关于陈力卫先生所著《东往东来： 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一书的第十八章 《“金字塔”的认识及其意象形成： 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的读书札记一篇，发表于《中国艺术报》 第2223期第8版，2019年9月13日发行，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于本人联系。

《东往东来》读后感(三)：剪不断理还乱啊

汉语和日语在语词上的纠缠，用这句“剪不断理还乱”表达可能再贴切不过了。这就是我此次读这本《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的总体感觉。此书很好，让人长了很多见识，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很是通畅而有趣。

历史地看，中国文化曾经深刻影响日本，但进入20世纪则反过来，日本以各种方式对中国产生影响，故而可以用“东往东来”概括。但此书不是泛泛讲这些老故事，而是基于近代以来（19世纪起）欧美文明（政治、科技、思想）在东亚传播过程，仔细追踪中日两国在语词上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实际上其中包含一个“中-日-欧美“三角关系。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绍介和学习西方经典，中日两国经历了这样的筚路蓝缕，中文和日语出现了这样的反复纠葛碰撞，又怎样最终改变了中、日两种语言的语词面貌。

“从词汇交流史来看，中文和日语的关系可以整理归纳为四种情况：1）近代以前进入日语的汉语词，2）近代以后日本经由中国渠道来接受西洋知识，3）日本直接吸收西洋知识，4）新词由日本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扩散”。此书所说“东往”和“东来”主要是2和4。第一编“西学东渐再东渐”讲西学通过中文书籍和英华字典两条渠道从中国进入日本，汉语词汇随即被日语吸收。所谓“东渐再东渐”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17世纪以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洋知识的过程，编英华词典，译介西方科学和思想著作，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学者（比如严复）自行译介西方著作的成果；第二步发生在19世纪，是上述中国既有成果向日本转译的过程，转译者是日本朝野知识阶层的各类学者。第二编“东学激起千层浪”则反过来，讲甲午战争之后西学经典以及经日本改造的西学知识借由日本读物大举进入中国的过程，于是日语词汇泛滥，对中文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其中相当部分被保留下来成为我们现在口中的常用词汇。借助的载体同样可以大体概括为词典和各类读物，传播主力主要是留日学者。

所以，从中国视角看，引入西方经典先后有三种方式：西方传教士的译介，中国学者直接译介，最后是从日本的译介；同样，日本接受西方经典也有三种路径：直接从西方译介，对在华传教士译介作品的译介，以及对中国学者译介作品的转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译”，为什么词典在转译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自然是因为中日文字之间具有“同文同种”的便利（至少表面看起来）。书中前后两编各自都专门讨论了词典在此过程中的重要性，一是在“东往”过程中各种华英、英华字典如何直接被引介到日本进而形成变种发挥作用，继而是在“东来”过程中梁启超如何煞费苦心编辑《和文汉读法》，作为读懂日文的速成法大行其道，以促成大量日文读物快速传入中国。

词语传播常常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此书借助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特设第三编“语词概念定尘埃”，讲了一系列的“故事”，我这里说其中的几个。

有关“民主”和“共和”。面对democracy和republic，中国早期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尽管“民主”和“共和”两个词老早就出现在中文古典里，但作为上述两个英文词汇的对译，“民主”出自中文语境，“共和”则来自日文语境，前者是日本从中国借用，后者则是随后从日本传入中国最终被接受。

有关“主义”。“主义”在日本原本是单独使用的，对译的是principle；关于-ism，中国早期用“理”和“道”对译并传入日本，但最终由日本人井上哲次郎在《哲学字汇》中把主义作为-ism这一词缀的固定用法，随后一发不可收，“～主义”词汇流行泛滥，随即传入中国，话说当年胡适曾写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半句实际上就是对各种主义“烂大街”的一种反应。此后数十年虽几经整合至今仍然是显著的存在，书中说，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仍然“收录了206条主义”。

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提到这句话自然绕不过鼎鼎大名的严复，坊间都以为这两句话都是出自严复之手。但事实是：”物竞天择“确实出自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但因为过于”雅驯”（说白了就是“拗口”），不仅”天演“这个词被”进化“所取代，”物竞天择“也替换成更加通俗的”优胜劣败“，后者和”适者生存“一起，都来自日语的表述。

在终章，作者提出并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中文里的“日语借词”究竟有多少。坊间有很多说法，最典型的一种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此书直面这一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工作，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在4000常用词的政治、法律、经济领域内，日语借词的比例可高达38%，但若涉及所有领域的话，仅占约7.2%。如果将词汇量扩大到5.6万个，日语借词就有4032个”。这个结论当然和什么是日语借词的定义有关，如果“将日语借词的范围放宽，数量还会增多”。也就是说，有关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