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声音》读后感1000字

《自由的声音》是一本由[法]米歇尔·维诺克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元，页数：7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一)：傻逼知识分子

傻逼清高知识分子大傻逼傻逼逼傻逼逼。。。。。。工农摸摸摸摸摸胸我默默默默哦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谓我心忧巴巴爸爸巴巴爸爸巴巴爸爸擦擦擦得得得得得得的还好还好哈还好还好哈健健康康健健康康突突突兔兔 兔兔无图再去写写写写马上140大飞机降落伞140140140140140冲啊哒哒滴滴滴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二)：试读 | 《自由的声音》导言

“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罗兰夫人在1793年11月8日面对断头台发出的呼喊，直至今日仍在回响。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别的出路。波拿巴以某种方式继续着在1789年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他只能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日后将宣告其失败的维也纳会议足以表明，欧洲的君主们把这位“篡位者”归到了哪一边。但是，尽管拿破仑在欧洲内使大革命永存，他同样践踏了大革命：自由不再被列入纲领。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1815年的法国，已被波拿巴主义压制了15年，并业已听任欧洲列强支配，却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一没有首领、没有政治局、没有常委会的运动若有似无，但又无法根除。它的组成人员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但有时亦可能成为专职政治家。这些人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

（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发生重大事件之前的紧张准备之夜。在这些文人中，为数不少的人或多或少地满足于此，因为专制者并不缺乏那些讨人喜欢但毫无价值的玩意，用以确保文人俯首帖耳。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弗朗索瓦·德·夏多布里昂之类的人采取一种被视为审慎的方式，而热尔曼娜·德·斯塔尔与邦雅曼·贡斯当之类的人物则为此被迫流亡……自由的捍卫者在这样一种时刻，如同在战场上运气出现逆转，在拿破仑的历程行将结束之际恢复了力量。我们的叙述即从“雄鹰王的翱翔”，也就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以及在滑铁卢“令人沮丧的搁浅”前重新令欧洲颤抖的“百日”开始。

众所周知，复辟（的波旁）王朝是一个反动的政府。作为“复仇”化身的极端保皇派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还要求补发被迫流亡期间的年金。但是，路易十八的登基并非旧制度的简单恢复。法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某些基本原则，尤其是民事平等重新受到质疑。绝对君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王权的限制，已作为宪政标志写入由路易十八“赐予”人民的宪章之中。该宪章保障法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即便天主教重新成为国教）以及表达自由（“只要不违反必须对滥用这一自由予以制止的法律，凡法国人均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的见解”）。此外，《宪章》允诺国民的代表制，虽然这种代表制是一种极为受限的纳税选举制——根据这一严格的纳税选举制，只有几万名最富有的法国人可以在更为有限的够格者当中选定议员——但它依然是与旧制度相异的重要区别。从此以后，选举将使公共生活具有节律。一个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把一种英国特色添加到了整体之中，并维持了一种与得到确认的平等相抗衡的贵族制习俗，但是，贵族院仍是另一个任由人们提出抗议的论坛。

……数年之后，复辟王朝变得强硬。1824年，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成了“王位与祭坛结盟”制度的化身。自由主义运动在很晚的时候才形成，并与极端保皇派政府唇枪舌剑。邦雅曼·贡斯当、弗朗索瓦·基佐，甚至夏多布里昂，皆用自己的方式充当了《宪章》所允诺的言论自由的代言人，对于他们而言，新闻自由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标志。由自由派记者和作家发起的反对政府企图控制报刊的斗争，不久即有摆脱了天主教和王权主义起源束缚的浪漫派作家加入，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无法阻挡的请愿的基础上，查理十世的统治趋于崩溃：由“邪恶的敕令”诱发的1830年革命，首先显得像是旨在反对当局对表达自由的审查。被废黜的查理十世的出逃，使“自由之神”这座稍后时期出自奥古斯特·杜蒙之手，并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七月革命纪念柱顶端的不朽之作臻于完善。

1830年7月那些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光荣三日”当然并非仅仅是记者和作家的杰作。德拉克洛瓦在其涉及1830年革命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以一个街垒向我们展示了种种阶级的融合。目不识丁者有力支持了以写作为职业的人。但是，这些最为缺乏自由的人曾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势必有助于而不是有悖于他们对平等的向往。正是在七月王朝为期18年的统治期间，社会主义获得了它的名字和封册：大量学说、抨击性短文、乌托邦以及某些组织的雏形，向自由派人士提出新的挑战。后者直至那时还在为反对“旧的蒙昧观念”（雨果语）而斗争；自那以后，他们将被一股因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而壮大的年轻力量所否定。不过，社会主义以它的方式恢复了权威原则：为了改变生活，给弱者以希望，解放被压迫者，它要求限制、组织和镇压。直至那时，仍作为进步媒介的自由主义变得令人生疑。共和派枉费心机地调和自由、平等、博爱，蒲鲁东的著作则在徒劳地宣示自由与社会主义重归于好：从此以后，在文学界与政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矛盾。

……

反正这些主要以写作为生的人中，大多数是那些被称为“大作家”的人，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与潮流的考验。不过，他们究竟是大作家还是小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政治观点视之，这些人均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论断亦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担当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三)：雨果|像他这样的伟人和天才，法国没有再出现第二个

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也因此销量大涨，一度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雨果是一代文豪，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维克多·雨果经典肖像照

雨果逝世后，法国政府为他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国葬。在他离世百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85年定为“雨果年”。这些至高荣耀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十分少见。

文豪、巨人、名家，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这些称谓加在雨果身上，却不真正了解雨果之为伟人的原因，这些标签也就成了一具空壳，失去了实质性意味。在雨果逝世134周年的今天，已经逐渐遗忘雨果的现代人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伟人。

雨果葬礼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法国随后为他举行国葬，法国人民乃至全欧洲都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国葬当天，一队人马护送雨果的灵车通过凯旋门，此时四周已聚集起两百多万人，人流从凯旋门所在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周围的每一条大街。

每个人都拼命踮着脚尖，甚至爬上路边的梯子和石像，只为目送这位曾经用理想点亮整个法兰西的老人。如此规模的国葬和荣誉，法国至今没有第二个人享有过。

就在雨果去世的这一年，法兰西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和混乱之后，终于驶入和平的港湾，新生的第三共和国也逐渐站稳脚跟。毫无疑问，这是雨果等几代文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少为人知的是，现今被人们视为“共和国之父”的雨果也曾多次改换门庭，最终从一个反自由派的浪漫主义斗士成长为共和国之父。

雨果的童年在大革命之后的兵荒马乱中度过，经常随着身为将军的父亲四处奔走，平日与母亲朝夕相处，在母亲保皇思想的影响下，也耳濡目染地沿袭了保皇的立场。

他写诗赞颂国王的加冕礼，拥护几经倒台的波旁王朝。当时的雨果离“共和国之父”无疑非常遥远，但仍然是知识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剧本一经写成，就有人愿意搬上舞台，各界名流都云集巴黎的剧院，整个演出过程都伴随着叫喊和掌声。

剧院里在上演雨果的《艾那尼》

但没过几年，雨果所支持的波旁王朝在民众用愤怒筑起的街垒中彻底倒台，中庸的君主立宪王朝取而代之。此时，雨果也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新王朝，甚至进入法兰西学院和贵族院。

但命运弄人，雨果支持的新王朝也没有撑多久，最终在一场新革命中退出历史舞台。在那场革命之中，甚至有人在一片混乱中拿枪对准雨果，高喊着要打倒这个“贵族院成员”。

如果那人真开了枪，那法兰西的历史恐怕就将改写。在这场革命过后，民众终于建起了自己心目中的共和国。看着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兰西带来的变化，雨果也逐渐向共和派靠拢，甚至慢慢地走在了共和派队伍的前面。

电影《悲惨世界》片段

这个天才活了80多年，在他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兰西都处在复辟、战争、街头抗议不断的动荡之中。其中，革命的最高潮出现在70年代的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之后，“革命”一词便在法国历史上消失了。

时值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一度因爱国主义而热情高涨的民众顿时陷入颓靡，加之战时食物短缺，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一齐喷发，众多工人与其他平民走上街头，要求巴黎自治，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并与迟迟不走的德军奋战。

五月流血周

在将德军赶出法国之后，巴黎公社很快又陷入国内的权力斗争，最后在可怖的五月流血周中倒地。在这场血雨腥风之后，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有意让人遗忘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允许这一词条进入教科书，也不允许人们再谈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事情。

偏偏此时，有人不允许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扔进“忘怀洞”中。雨果“不识时务”地站出来，要求大赦公社全体成员。但几乎没人响应，在参议院只获得10张赞成票，反对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

但雨果并未放弃。两年后，他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借题发挥，呼吁博爱，再次要求大赦。紧接着在后一年，雨果在参议院发表演讲，但仍然没有获得通过。最后，在雨果为大赦而努力的第四年，当局终于颁布大赦。

法国议会为巴黎公社平反

对于雨果而言，为争取大赦而奔走的4年只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简直不足为道。但在当时，与他站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曾经与他一起并肩保卫共和国的战友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在近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大赦。

自大革命以来，启蒙之子便将自由、平等与博爱作为法兰西的基本原则。但在19世纪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洗涤之中，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博爱，但雨果没有。

他将博爱视为不可打破的原则，这在那个革命不断的年代略显天真。但就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他不允许当局理所当然地驱逐巴黎公社成员。也正因此，后世将雨果评价为法兰西的良心。

雨果在流亡海外之时，还不忘帮助其他生活更为艰苦的流亡者，为流浪儿童提供免费晚餐。他平日生活节俭，会记下每天的每一笔账，但在帮助人上却从不吝啬，助人的开销甚至占了日常开销的三分之一。

《悲惨世界》也将焦点放在穷苦大众身上

他在议会里振臂高呼，奔走在街巷之间，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遗产。尽管在他的前半生，建立一个共和国还不是他的理想，但一旦他转向共和，便从未离开，并与一群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为法兰西的未来不懈奋斗。

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克维尔，这些同时代的文人无一例外地思考政治，也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在 “知识分子”一词尚未存在的年代，他们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以批判为己任，为公义而发声”。

他们在议会里成立党派，甚至成为首相。有人像雨果一样，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见而被放逐；也有人如基佐，因为立场刚好符合当局需求而手握大权。法国著名史学家、美第奇奖和龚古尔传记奖得主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便细致描绘了这个时代杰出文人的群像。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四)：60年间，38位知识分子共同演绎法兰西的光荣与梦想

今年4月，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法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为这场灾难深表遗憾。

但事实上，这不是巴黎圣母院第一次遭受大规模破坏，上一次破坏还需要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而且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要比这次火灾更加严重。

在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王权的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斩头台，普通民众也血流成河，尸体多到要用马车来拉。

掺着血腥味的大革命

大革命至今也还是轰动全世界的重大事件，它激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首次让穷人明白，原来自己也可以说“不”。

有人说，当时的巴黎人是最悲伤的人，他们为这个城市建了一座又一座建筑，但特权阶级对他们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用微薄的报酬换来他们艰辛的劳动，哪个工人因为重负而倒下，他们马上就能找到新的工人代替。

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没有革命的意愿，也没有将自己的反抗表现出来。但大革命让他们首次意识到，原来还有反抗这个选项。

画家笔下的巴黎穷人

我们都记得，在这场腥风血雨之中，民众奋起将王室推入火坑，但之后呢？

事实上，在大革命落幕之后，法国人花费了一个世纪才获得安宁。在这个世纪中，革命、复辟、战争、街头抗议层出不穷，其中在短短60年间，政权更迭6次，就像是一个病人在短时间内连着做了好几场大手术，每次都救了回来，但也很快再次被推进手术室。

面对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纪，许多文人或主动或被迫发出声音。他们四处奔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担任政府首脑。

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

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乔治·桑、托克维尔都诞生于这个世纪，并且让这个世纪成为举足轻重的存在。法国著名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便生动详细地描绘了这个群星璀璨的世纪。

著名的滑铁卢之战终结了拿破仑的政治生命，也使得一度倒台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再次复辟。

滑铁卢之战

但波旁王朝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统治，经受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洗礼的法国人不会容忍独裁君主统治这个国度。渴求自由的力量在暗中涌动，任何想回到过去的企图都不再可能。

为了安抚国民，波旁王朝颁布《宪章》，声称保障言论自由，但却在后期开始收紧统治。此时，知识分子坐不住了，纷纷起而反抗，就连狂热的保皇分子夏多布里昂，也高举新闻自由的大旗，反对报刊审查制度。

波旁王朝明显已经不得人心。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借主人公于连之口，谴责复辟王朝“卑鄙无耻，崇拜金钱”，控诉那些腰包鼓鼓的显贵竟然要处决一个穷人，仅仅因为他们为了填饱肚子而偷了一件银餐具。

幸运的是，在《红与黑》出版之际前不久，本已失去生存土壤的波旁王朝便在民愤之中轰然倒地，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奥尔良王朝。

民众建立街垒，反抗波旁王朝

但很快，这些不甘被现实蒙蔽双眼的知识分子再次发觉，新王朝所声称的自由、立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工具。正如巴尔扎尔所说，奥尔良王朝的自由不过是为不知羞耻的非法买卖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原则。

巴尔扎克

革命军推翻了这个中庸王朝，紧接着开启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选产生议会和总统的共和国，选举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为总统。但他们的总统很快又亲手埋葬民众的希望，在1851年发动政变，重建帝国，自立“拿破仑三世”。

“共和国之父”雨果厉声控诉拿破仑三世“不只是杀人，还使人的灵魂变得衰退，使人的心灵变得狭小”。最后，雨果的抨击在拿破仑三世下令烧毁圆明园时，达到最高潮。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终结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虽然平日总是在批评国家的种种行为，但在国家独立面临危机之际，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退居象牙塔，福楼拜甚至想上前线保卫国家。

虽然诸多文人热情高涨，但德军还是攻到了凯旋门下。战败后的法国异常衰弱，此时，巴黎公社起义，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曾经拥护共和国的乔治·桑、龚古尔、小仲马都被列入黑名单。甚至有人闯入雨果的家，高喊“绞死雨果”。

德国军队来到凯旋门之下

在革命、复辟、巷战不断的混乱之中，法兰西终于在19世纪后半叶建立起第三共和国。

几乎与新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意义齐名的，是1887年为雨果举行的国葬。在雨果因病去世前几年，曾与他作对或并肩作战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故去，与此同时，法兰西共和国也逐渐站稳脚跟。最终为“法兰西灵魂”雨果举行的盛大国葬，标志了这个动荡世纪的结束。

雨果葬礼

法国19世纪的每一次风起云涌背后，都有知识分子四处奔走的身影。他们比常人更需要表达的自由，也比其他人更愿意为此而斗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以为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

在这个世纪，法兰西成了整个世界的思想试验田，共和、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都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

因而，如果不了解法兰西的19世纪，也就难以理解这些伟大的人物和思想。

而且，相较于18世纪的法国史，风起云涌的19世纪要更加紧张、复杂和精彩，国外针对这段历史的大众读物更是数不胜数，但国内引进的却不多，《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本。

本书的作者米歇尔·维诺克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攻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研究，屡次斩获图书大奖，曾获法国国家级奖项美第奇奖、重大文学奖项龚古尔传记奖、蒙田奖和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等等。

米歇尔·维诺克

国内法国史研究权威吕一民教授也十分看好这本书，称赞这本书让人联想起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并且强调作者维诺克是一位难得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的史学名家。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因为作者的咖位而敬而远之，但维诺克的作品可不是只为专业读者而写。他曾在法国第二大日报《世界报》担任记者，深谙将作品变得平易近人的秘诀。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在首次推出精装版之后，往往还会出专门面向大众的平装本。

《自由的声音》不是历史教科书，一板一眼地书写大事记，而是通过雨果这些人跃动的身影，让你在小故事之中体味到大历史，穿越到那个紧张、矛盾甚至绝望的时代。

《自由的声音》读后感(五)：在废墟之上建起自由之塔：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文/王绍贝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恐怖政治之后的法国是什么样的？1802年，曾经有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却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尽管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虽然公共建筑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君王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观察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威廉•多伊尔《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十七章）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8.3

多伊尔 / 2015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大革命摧毁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残余和各种封建特权，大革命高潮的恐怖主义政治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国式“”，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迫害、残杀、断头台……其对宗教、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和破坏，这也是历史上一切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攻占巴士底狱

经济上，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在整个18世纪，法国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但大革命将两国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大革命的结果是，法国从此丢失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确立的欧洲霸权，并在下一个世纪败给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

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世纪的法国，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不安，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又经历了2次复辟（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和3次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巴黎公社起义），政治体制上经历了保皇主义下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共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第三共和，可以说是各派势力轮番上台，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我国的民国时代，法国成为各种政体的实验室。国家、社会尽管如此动荡不安，19世纪的法国却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知识分子，他们依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坚持奋力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继承大革命的遗产。那个时代写出史学名著《法国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基佐，依旧自豪地声称法国是欧洲的心脏，引领着欧洲文化潮流的趋向，而事实上尽管大革命让法国失去了欧洲经济、军事的霸主地位，但在文化上法国依旧是欧洲文化的核心，而法国知识分子无疑又是法国文化的核心。19世纪的法国在大革命的废墟上，依旧产生了夏多布里昂、贡斯当、基佐、雨果、托克维尔、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勒南、乔治·桑、左拉等诸多照耀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群星，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与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都容易让人联想起我国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是一部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杰作，作品以19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刻画了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作者带着我们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这多么酷似民国！米歇尔·维诺克将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拿破仑“百日”到1848革命，第二个时期是从1848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终结，第三个时期是从普法战争到雨果去世。作者将历史发展的脉络、背景与知识分子的列传紧密结合起来，点面结合，这既是一幅宏观的法国19世纪历史画卷，又是知识分子的群像，对他们跌宕起伏人生、情感经历都有细腻的描写和分析，文笔绚烂，可读性强。

尽管经历了拿破仑短暂的“百日”复辟，波旁王朝的复辟体制最终还是尘埃落定了，复辟面临革命的倒退，但各派知识分子依然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而继续奋斗。

贡斯当具有毫不妥协的自由精神，但对于台上的统治者却是能屈能伸，拿破仑雾月政变上台，他以自由的名义申请职务，得到职务后他冒着法国新主人及其奉承者敌视他的危险，捍卫他真视的自由事业——反对权与请愿权、新闻自由、司法形式的必要性，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拿破仑对这名忘恩负义者勃然大怒。

邦雅曼·贡斯当

夏多布里昂是著名的极端保皇派，曾经在国外流亡七年，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夏多布里昂却坚持认为自由和正统一体的必要性，抵制“世纪精神”纯属徒劳，大革命的遗产已成为事实，人们不可能梦想倒退回去。他认为这种自由只可能通过正统的君主制才能存续，这种君主制在面对派别对立时确保了国家的延续性。当国王决定解散无双议会时，夏多布里昂不惜得罪国王路易十八，写了一篇反对国王滥用宪章第14条的文章，国王立即予以从国务大臣名单除名的惩罚，夏多布里昂因此失去每年2000法郎的薪俸，却赢得了额外的荣誉和无数的崇拜者！

历史学者出身、年仅27岁就当上内政大臣的基佐，可谓少年得志的精英，他不反对君主制，但是坚持不能恢复任何旧制度的“贵族特权”，他认为复辟王朝不仅必须消除一切复仇精神，而且若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建立“国民的”和“现代的”王朝，政治制度的稳定有赖于中间阶层的支持，确认大革命遗产，是立宪君主政体的责任。基佐的言论和著作引起了轰动，左翼拍手叫好，右翼怒火中烧。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这三位分属自由派、极端保皇派和宪政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在整个复辟王朝期间均受命为捍卫自由做出贡献，捍卫自由是他们的激情或合理信念的关键词。

夏多布里昂

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平等”方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他们用行动在19世纪的法国不断摸索人类平等的方向，为消除社会不平等，改善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引领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

《自由的声音》除了介绍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外，还介绍了比他们影响更大的其他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法国报纸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这时候报纸连载小说成为大众娱乐的新宠，1842年，当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人间喜剧》首次出版时，它的风头完全被刚开始在《论战报》上新发表的连载小说掩盖掉，这个小说的作者是欧仁·苏，小说的名称是《巴黎的秘密》。欧仁·苏当过外科医师助手，后来因为名医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使他得以献身文学。小说采用了通俗小说一整套已经经过检验的技艺，描述底层贫民窟、巴黎平民、工人的生活状况。随着连载的获得成功，他每天收到读者们雪片般的来信，他们给欧仁·苏指定了一项社会使命：揭露民众的苦难。这使得不久前还是花花公子的欧仁·苏突然被逼没有退路；他不再是一个逗大家开心的普通人，他成了悲惨者的代言人。城市的失业问题，贫困与治安关系的社会问题，都写入了小说里面，他还在小说里面引入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改革家的教导。尽管马克思痛斥欧仁·苏是“伤感的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也决不可能看得上琼瑶这样的小说家一样，但客观上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欧仁·苏的小说影响巨大，使得全社会开始重视解决贫困、失业、童工、社会救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拥有一种质询权，可以与社会统治阶层唱反调的“对抗势力”，尽管是情势所逼，但欧仁·苏终于成为符合民众要求的代言人和社会活动家，为实践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而不停奔波。

除了知识分子群像，米歇尔·维诺克也在书中写了一位贯穿19世纪终始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就是维克多·雨果，作者为雨果开辟了不同时期共计4个章节，全书最终章正是雨果的逝世。

维克多·雨果

在作者看来，雨果可以说获得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至高荣誉。同时，雨果也代表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集中体现者。1848年，由于创作出《克伦威尔序言》《艾那尼》而成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雨果，他是显贵中一员，并且颇为富有。他在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制宪议会代表，拥护立宪君主制的他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感到恐惧，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在革命的浪潮中也加速了他的转变，他努力为新闻自由、废除政治死刑犯进行努力，他总是坐在右派的席位上去投左派的票。除了提倡自由、反对压迫，雨果也非常具有关心弱者的博爱精神：“社会主义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以及一切时代的部分悲惨现实”，因而，应当从社会主义中提取其真实的东西，消除其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消除贫困！是的，这一切是可能的。”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雨果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3天时间里，他四处奔波，跑到大街上向人们呼吁，印制传单，和左派代表以及不愿意接受政变的右派代表商议。然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个事实：巴黎人民没有起义。雨果开始了在国外被通缉、流亡的生涯。1859年，尽管获得大赦，但雨果拒绝回到法国，1862年，雨果发表了奠定他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作品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大量读者。1876年雨果当选参议院议员后，他努力为巴黎公社成员争取大赦、维护妇女权利等，推动社会和解、进步。共和派向他表达了感谢：“对于具有知识和道德的法国来说，你永远是伟大的诗人，充满勇气的公民、雄辩的思想家、那些最伟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则的代言人，你同时也是当代堪与伏尔泰和莫里哀媲美的最杰出的天才。”雨果还在民主派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有共和国的纪念日，以下就是打碎枷锁和链条的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识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对死亡的解脱；自由的人，自由的灵魂。”1885年5月22日，雨果去世，6月1日，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葬礼非常隆重和壮观，遗体安放在先贤祠。

米歇尔·维诺克认为，雨果并非只在文学方面不朽，同样不朽的是他赋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自从他在1848年转而赞成共和制后，他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奋斗。他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今天再看19世纪法国的文学和政治，觉得那些浮夸的言辞，还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之类的词汇，总是容易嘲笑他们的天真烂漫，但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法国人依然要感谢他们留下的遗产——法国人还需要自由的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法国人。

原文刊于2019年8月8日 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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