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精选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是一本由曹锦清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72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3-6-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一)：客观冷静的农村观察

曹教授深入农村调查，记录了农村的社会现实，包括收入，外出务工等情况。不激进，客观的描述，是现有的调查农村社会现状的最好的著作。与安源工人调查一样，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本书对农村矛盾分析不算很深入，这是田野调查的不容易触及的方面。

本书定格在80-90年度的农村，现在的农村已经变化很多了。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二)：读后简单感想

一

通常而言，工业腾飞之因一在于引入外部资本，二在于大量优质劳动力的供应。于后者，人们通常说到前三十年的一个功绩，教育的普及与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是中国相对于东南亚等更为后发国家劳动力市场之一大优势。

从此书册之中，管中窥豹，我不由对此产生怀疑。果然如此吗？学校之广泛建设当真是一党之功绩，而学校之教育质量又着实较好？我以为和平环境、田地分配以及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妇女地位提升有助于文盲率下降，可是，基本教育的实质性再进一步必与80年代的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相关，无有教育者何来受教育者。而所谓优质劳动力又正是70后以及80后群体，此可着实与前30年无关。

此外。我国之新兴轻工业包括大量机械性重复工作，这些工作又能与劳动力素质关联几多，除却欧美的产业转移及廉价产品需求外，我亦认为文化禀赋是该类轻工业大发展之重要原因，中国人一直被管着，能勤快干活图口饭吃。

二

江浙闽粤之地，某地方常常专门于某门类产品，华北地区如今似也如此，某地域有当地专门产业，譬如蔬菜、大蒜、桃等等。此种产业的形成颇为有趣，如何从各地一窝蜂上马（或行政指令或个体驱动）转变为各有地方特色的，此一过程究竟如何呢？

此一报告亦说明，即使常年运动甚至十年，不论与宣传上、历史上影响如何之宽广、深远，中国之农村在政治环境松懈、政党触手不得缩短后，迅速回归到过去的迷信崇拜、人际关系之中，只是地主们不见了。

三

通读此书，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本国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内地一副民不聊生之状，何以扭转如此之快，税改与WTO如此之有效？又能在短短十年里，爆发式增长。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三)：黄河边的中国

229： 就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社会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继承性远远超过它的表面性。但是在曹老看来，这更多是现代化的人们所必需面对的现实。——只是，当所有人都急切地奔跑进入小康，这些继承性的行动逻辑被放置在落后守旧的筐子里一起被扔掉。——无论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真正需要关注点是习惯行为方式与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不可忘记，所有的改革与发展都是为了具体的人而非数字的变化。发展是为人的幸福，而不是将贫困人口的数字变为零。。。。在这一意义上，老一辈用脚丈量的中国社会或者由于其理论视野的狭窄而过于简单，或者由于个人视野的狭窄导致对于社会的理解存在不足而无法呈现全貌。但是老一辈的诸多问题，可以为如今身处学院之中，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城市里浸染过久的学生，感受到真切的乡村小镇风貌。

233：乡土以家庭为单位并依赖各自建立的私人关系网来获取诸多资源的习惯方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民社会的习惯行为日益成为构建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甚至地方政府关系的一般原则。——但是在曹老看来，这构成了中国经济低效乃至政府腐败的文化原因。 事实上，这个正是韦伯对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与中国在入世，但是无法通过禁欲主义形成组织化行动模式的判断相吻合。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韦伯对于官僚制的批判，如今的我们恰恰要在反思官僚制、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乡村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化，至少农村现代化。——这一点恰恰构成了235页，曹老的困惑：在只计其利而不识其义的市场下，获得古道热肠之人帮忙调研的进行，在情感上感到熟悉与珍爱，但是在理智上由于现代化的视野而对此表示怀疑。

236：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其中弃民该如何生存？依旧需要依托于个体的生活网络。——事实上底层农民深受三害：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市场价格波动。——曾经的国家为此提供的保护伞消失。需要依托于个体的社会关系进行。——在这一问题下，p246.内地缺乏相应的观念与社会关系的积累，因而传统农业县并不能够通过乡镇企业实现脱贫。因为即便这样的企业出现了也无法在商业市场进行竞争。——因此，上个世纪末，内地的脱贫工作依托于”十万农户上项目，十万大军下江南“，依托于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消化过于密集的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现状。 而这一下江南的过程，事实上也依托于地缘与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

255：老农的期待，温饱与安宁。 邓不如毛的问题 就在于安宁——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市场造就的动荡。——xi的问题在于温饱之后富裕，富裕同时安宁。 但是如今的一辈，不再期待与温饱与安宁。

281：”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要承认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的缓慢与有限··为其如此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耐心而循序渐进。“——290 分散且狭小的农户经济适应大市场的困难，习惯于指令的官员习惯市场经营的困难。 期待一种新的 组织形式完成这两大适应，对内地经济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01： 作为笔记，曹老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涵养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对于陆象山：收拾精神，自作主张。

309：农民具体的落后的精神与现代化的市场关系之间的冲突。

321：乡镇作为中国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义务多，权力少，官位低，责任大。。因此，单纯依靠乡镇某位领导人解决乡镇问题不现实。

书的封底写着”民间的、田野式的访谈，远离官方的身影，村民无须设防。不设防的闲谈，最易获得社会真实；没有任何人为的包装，用的都是乡间的民语，真实可信。“——一直比较反感这种不无窥阴癖式的真理寻求，一种经验主义式的骄傲与无知——事实上，曹老正是通过官员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下到农村之中。——但是用脚丈量中国的一代，用生活记录的一代逐渐为数据所取代。相比对于生活并不充分的理解，宣称可以跳过生活经验而研究社会是最恐怖的。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四)：上世纪内地的农村状况

今天晚上不想干活，来写写这本书的东西。

第一次看这本书是我在学校进行过了暑期社会实践后，当然会有很深的感触。开篇作者就在谈进入现场的困难，我想了想，也是，在21世纪新时代下的农村，我们下乡调查，人们的防范心理尚且够重，何况是上个世纪思想、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中国农村。

记得有位老农说：“你们是大学生，所以才和你们说这些，那些调查的人来了，就不是这么说，你们大学生没有什么权力，如果是记者来了，还得反映更真实一点的东西。”

看了这两本书后（还有半本没看），不过这一点都不影响，因为这增补本其实道理都是重复在说，倒是所引用的实例却在变。我总结出了几大问题或现象，均是这版书的重要思考。

我先列一下吧。然后再说其它的。

1.进入现场难，防范心理重的问题

2.小官上下为难的问题（类似二战的平庸之恶）

3.大量政绩工程失败问题

4.农民容易满足的观念问题（官急民不急）

5.能人的奉献精神

6.村官难选问题（村民难以自治）

7.典型带动一般问题（范例难以推广）

8.贪官污吏问题

9.能人精英俘获，贫下中农需要“代表”问题

10.过重的农负问题（现在已经没有）

11.农村经济发展的合、分问题

12.官职帕金森定律

上面的内容是我随手记的，并没有刻意重新按顺序来安排。但道理是那么个道理，作者总结这么多，往大了说是担忧中国的发展，但其实我们没必要把视野放到这么宏观的层面，而且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实质最终还是要指向农民的利益问题。我认为，看这两本书，还要从小处着手，不能空谈理论，提出一个个看似多么高大上，让谁也难以回答的角度上来，那就变成哲学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作者通篇采用的大概可以所做质性研究吧，而且我认为田野调查最适合的还是质性研究，定量研究一方面并不能提出一个适用中国差异化的农村的统一标准，再者数据能否有效衡量， 可信度有多高，却不得而知，很容易落入到观念牵着数据走的地步，那样数据就白做了。那质性研究当然也需要去收集数据，但我们可以把这当做防止研究者落入偏见的方法。

书中存在很多描写农民贫穷的例子，我们不得不说，现在下乡考察，的确似乎难以见到如此贫穷的人们了。但有时如果你仔细去看得话，遇到那些低保户，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你不禁会被他们的不测遭遇所感染，促使你一遍遍同情他们，于是你可能会不断发问，为什么在高度现代化、文明化程度的人类社会中，还会有这么惨的事实存在。

但我们还是要从中清醒过来，不论是反腐败之前时，农民受欺压的原因，还是市场经济下，由于文化、素质落后的小农被迫选择了最不挣钱的行业，这都是人在情境中所导致的，换言之，如果是你生长在那个环境下，别人即使同情你也都来不及。

倒是在帮助调查的朋友说到的一句话很有道理：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怎么救得过来。当然我这并不是说我们该放弃农村的发展，是，农民会处在满足的状态，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和他们的祖辈类似了，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去重复他们祖辈耕耘一生的生活。

但我们怎么去救？书中其实没有给出方法，但是给过我们路径，那是什么？听说过社工的助人自助吗，听过就知道了，那这是我们要秉持的原则。那路怎么走，我非常赞同里边的观点：一开始先要因地制宜，这看似很普通的道理，你可能觉得我在说废话，但举个例子你就不那么认为了。

样板村是很多人想学习的，但其实它们一直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今都大搞旅游业，那游客哪里来？你可能会认为，你去过的地方游客都挺多的呀，水泄不通，甚至挤得自己再也不敢去第二次了。但我告诉你个方法，你肯定就不会这么感觉了，你上网搜一下一些样板村，例如一些主打红色旅游，新乡村等等的地方，你可以去参观一下，看完你会觉得是新乡村没错了，非常现代化。

可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为什么和你一起参观的都是旅游团，就你是一个人？很显然，这些村子所谓的旅游，确实很大一部分是靠上面要求的学习活动支撑起来的，你所看到的现代化建筑，除去那些参观团，几乎被闲置下来了，而这肯定不是我们振兴乡村的最终目的。

但我们需不需要悲观？我觉得没必要，作者在书里边写得观点大多是担忧的，但现在我们发展得看似也还不错，并没有所设想的那么糟。只是问题还是问题，被搁置起来的不少，但终究还是解决的多。

那方法呢？能人，适当的利用合，善用合作、集体经济，我觉得是出路。但作者也一直在担忧一件事，这是不可推广的呀，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忧虑，近年来涌现出不少真实的合作社，联合社，农民真实幸福起来的不在少数，不可推广这个情况不会变，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可以去相信可以涌现出千万个不可复制的村庄来，这在能人辈出的当代不是不可能，只是快不了。

另外一个能人不可持续问题，南街村的王洪彬等等？这个真的需要更加担忧吗？解决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是能力和个人魅力，不是武功，不能直接运用内力传功，也不是遗产，可以继承。但现代教育制度下的人，真就产生不了这样具有领导村民致富的人吗？我看未必。虽说人们更加热衷追求自由和个人利益，但人才的更新必然会向加进盆里的热水一样，充斥到各个领域。

暂且写到这儿。

《黄河边的中国(增补本)》读后感(五)：一位社会学家的望闻问切

在中国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应当很容易联想到“忧国忧民”、“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古诗文。体恤这片广大的国土，寻找国富民强的终极治理之道，从来都被知识分子视为己任，无论其身居庙堂之高，或隐逸于山林之野。孟子在两千多年前道出四字“民贵君轻”，至今听来依然觉得振聋发聩。为何？民贵君轻，纵容从来都被无数人反复提及，然而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这样的述说丧失了其本意，失去了约束权贵的功能，甚至反而变成了权力在自己的棍棒镶上的合法性的金边，成为了一个沉重而虚假的冠冕，压榨劳苦大众的武器。由是，即便在由官方编撰的正史之中，能流传下来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历史时期也屈指可数，而绝大多数时期，往往是横征暴敛，民如草芥，及至天灾人祸，战火纷飞，改朝换代，兴亡反复，总都是，百姓苦。

可以说，曹老师这本书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人文传统脉络源流的现代传续的背景之下的，一个社会学家对于祖国大地的望闻问切之实录。

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说来有趣，这本书中调查研究开展的时间基本与潘毅进入打工工厂研究中国女工的时间重叠，更便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角度甚至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了解和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种社会现象），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富带动多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用改革来解决，等各种概念、观点、理论纷纷出现。

尽管邓小平已经在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澄清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很难说完全祛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动式”政策的典型风格（这样的风格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处处有迹可循）。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一方面眼睁睁看着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先锋并从其中赚到第一桶金，开始了朝向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和形态转型的经济起飞过程；一方面局限于当地的自然地理、资源环境、文化思想、人口结构等各方面多种现实因素，意欲腾飞而脚步始终局促不前；由是在地方各级政府官员观念层面形成一种“不得不动”的势能，用曹老师的话说就是“穷而急富”之病，也就是中原大地凡有墙的地方都有的标语：“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的口号，也就是那些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行政手段控制经济运作的领导阶层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再度盲目干预经济的行为体现（尽管这样的行为因为机缘巧合，或因为少数领导者对经济规律的远见和把握，在某些地方真正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从整体而言，更多是因为对市场经济的陌生与不熟悉，以及对于这种陌生和不熟悉的不自觉，而导致巨大损失以致让原本温饱不定的农民百姓陷入更加贫穷的局面）。

以下简单总结一下本书（至今仍然记得）的几点观点：

1， 政策的强制性牵引导向，民众的文化背景现实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独立性，如同三股各自为政的力量，在这个时代互相纠缠扭打，如图一根根皮鞭，狠狠的抽在华夏大地国土之上，而最受伤的也当然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依靠一两亩薄田生存或生活着的农民。同时也形成了政府（管理阶层）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支配者以公共意志之名，强力推广其缺乏验证的、未经商讨以达共识的政策规定，而官员考核制度的缺陷又为这样的政策规定的强制推行提供了制度化背景，农民的无权，以及缺少权利意识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对于这些政策规定的无力抵抗，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会考虑以上任何一个因素，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往往让一哄而上种植经济作物、养殖牲畜的农民置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的现实情况呈现出日益加剧的情形，对社会稳定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2， 与上一点紧密相关的一点则是当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限于当时的国力财力，地方政府财政多为“吃饭财政”，农民有限土地上的有限收获，要供养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要致富各种政策推行、各种政绩工程的建设成本，有时候还要承受某些因行政干预导致的经济损失。沉重的负担让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紧紧生活在温饱线之上，尽管纵向对比上的生活改善可以让许多人依旧保持某种安稳，但时代的发展，各级干部的作风腐化，在某些政策如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形成的对立局面，以及民众对与现状的无力感，给社会的安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政治权利脱离现实，凌驾于社会主体之上，从顶层政策的制定，要中下层的推广执行，及至到乡村政治体系的运作模式，都亟待调整。

3， 中国究竟该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内地农村该不该追赶东部沿海地区？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体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呈现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巨大，持续时间最久远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增长，尽管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与战争的摧残，资本主义依然依靠自己巨大的生产力建立了全球范围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浴血奋战的苦难之中艰辛站起的新中国受到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摧残之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信条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开始动摇。资本主义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被包装成各种不同的说法与观点此起彼伏。而谁也没有正确答案。曹老师否认了那种面对中国社会，只向下看和向内看的视角，即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西方的社会思想理论来观照具有极其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也不能不顾现实情况，简单粗暴的在全国各地推行大一统的政策措施。学者必须要深入祖国的腹地，深入社会的肌理，深入百姓的生活，悬置自己的的价值预设，以客观的求实的观察的视角，总结归纳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交汇、冲击之下的中国的具体国情，甚至即便是中国之内，也要根据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稳健的，合乎发展规律合乎百姓需求的具体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如何制定，则不得不依靠广大的学者，或官员，真正秉承“实证”的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习惯性思维，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如何约束权力掌握着做到这一点，作者分析了流行于各阶层群体的许多观点，包括发动群众运动，恢复“四大自由”（前后政治术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设置独立的纪检部门，甚至采取三权分立等等，但仍只能留下一个至今尚未结局的问题给我们思考。至于中国该不该追赶西方，内地该不该追赶沿海这些问题，其关键在于我们是以意识形态的角度处理问题，还是以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处理。式、观念式、口号式的目标最终只能被证明是百害而无一利，真正的追赶是立足本土，立足国情，稳步前进的健康发展。

4， 河南农村出现的朵朵金花经验能不能复制，某些村庄乡镇出现的杰出企业家，能不能产生于广大农村更多的地方。通过对一些如同干涸大地里突生涌现的成功案例的考察与了解，曹老师试图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发展经验，但最终同样未果。朵朵金花在各种风光表象的照耀之下，却都具有一个隐晦而敏感的内里，即便是当地大学的经济学家老教授也对此嗤之以鼻，可以管窥其出现的核心因素实乃政治推动的目的大于对市场规律的遵循。而对于第二种杰出人才，他们首先必须具备杰出的才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备某种卡里斯马魅力）可以带动村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他们必须具备一颗服务村庄的心。曹老师不认为“善分而不善合”的传统农民可以自己走出一条团结致富的道路，因此寄望于某种具有奉献精神的传统道德的回归，寄望于杰出人物的出现，引领乡村走向繁荣。

除了这些之外，对于农村干部的选拔制度以及村民自治的实际推广情况和民众基础、家庭责任承包制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趋势、农民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及权利意识的培养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而本书中还有一点令我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是调查中对于贫困家庭情况的调查归纳。在农村，真正陷入贫困（此处贫困可理解为家庭收入无法维持家庭成员最低限度生活需求的绝对贫困）的家庭往往具有这样一些情况：生产型劳动力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过小、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病、家庭成员中含有影响生产的肢体或精神伤残情况、家庭成员拥有的人均耕地面积过少等。有这些情况，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极端贫困产生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劳动者个体无力改变的不利因素，而非劳动者本身的意愿、能动性等因素。这让我们对于贫困的产生以及维持，可以产生一个更为清晰的观点脉络。绝大多数的贫困产生实乃根源于社会性的因素，这样的社会性因素会进一步造成贫困者对社会资源获取的障碍，并导致其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生产渠道，或无力积累任何原始财富，更不用说扩大性再生产的可能。将贫困产生的原因归结到贫困群体的不思进取、不务正业等主观性，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而这些同样也值得引起我们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社会政策的倾向性、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合理制定等进行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