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读后感100字

《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是一本由谭帆 / 杨建波著作，华东师大出版的241图书，本书定价：34.0，页数：2017-09-0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读后感(一)：微型论坛：学会创造话题（三则）

1.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

学校教书育人，当学生说要“做一个好学生”时，上课会很高兴。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呢？不缺勤？好好听话？专心听讲？不玩手机？不讲话？按时完成作业？字迹工整……？这样就是好学生吗？觉得够不在点子上。如果这样算“好学生”，还欠却一点什么。

曾读到旅美学者薛涌曾的一篇文章，针对要去美国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说道：

这就感到薛涌文中提出了一个“好学生”的标准——好学生就是具有“提问题”能力的学生。当学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一堂课就有了充分的起点。在此问题中，会有一组延伸思维、能力的生长平台。这门课有了足够的质量点：一是它表明学生开动了智库，说明他们预先或在此课程中读了足够的书，也证明对课堂内容做了足够的思考，有了足够的了解；二是这门课的进行过程，就不会是照本宣科，老师一人唱独角戏，会是一门讨论课；三是问题的答案就不会只有一个，也不会是一个现成的，这就有逼近真理的过程，就有智慧之光的闪现。

我们惯于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国课堂过分强调启发式，学生失去了提问题的习惯。没有课前的阅读，说什么“老师备课就是备问题”。备课代替学生提出问题，自问自答，都有标准答案。基本一个回合就解决了，根本进入不了论辩、论证或思辨。老师备课设计千般问题，学生知道定有唯一答案，安坐椅中，毫不动容。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道“玻璃”。

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是原以色列总理，说小学放学回家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是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让老师和同学们印象深刻事情。非常者必有令人钦佩之处，或许逼迫“问题”，奠基了小西蒙佩雷斯长大成为一国之总理。

最后，我们说没有提问题能力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也意味着提出了“一个好学生”的标准；也就是提出了“一个好教师”、“一门好课程”的标准。

《中国青年报》有一则“青年话题”栏目，平时爱读，尤其喜欢。栏目谈的都是人们感觉到而没有明确意识到的“话题”。像最近的六月十日的“青年话题”，就刊载有《附着特权的户口本终将被丢弃》、《利益面前，有些“情怀”只是生意》、《两亿多儿童缺药是个大难题》和《高考作文该告别“鸡汤写作”了》等七篇话题。这些话题拓展视野，引导对问题的各种思考，浸透浓浓的对现实的关怀之情。

在校园里，也有另一种话题。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与学生建立了几百位QQ联系。从中可以窥见在校生们的“话题”。 除了晒照片，这几天的“话题”主要有《我和好友们都在玩：公主日记、猜歌王、暴风王座，超过1000万人热玩，立即去玩》、《楚天都市报讯：正在行驶的公交车上，一男子突然亮出刀来，向身边的乘客要钱》、《新款婚纱到货：后续还有新品，亲们快来体验免费试穿吧》、《娱乐八卦：看完这期的“花少”想把许晴这个“文物”交给国家》、《人生最厉害的10句名言！让你大彻大悟！！》…… 这些QQ“话题”与中青报上的“话题”进行比较，高低宽窄立见分晓。美术家陈丹青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名叫《浪漫泼辣的校园记忆已经丢了》，批评了青年学子的视域，提出了“表达意识”这个概念：

陈丹青说的最缺乏“表达意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的时下缺乏创造“话题”的能力。老师也好，学生也罢，课上课下人云亦云，重复陈词滥调。习惯地，顺着别人开启的“话题”发议论，没有自己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话题”平庸化的结果，当然成为了“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的人。 缺乏“话题”能力，从哲学上看是精神能力缺乏。恩格斯曾说，人的贫困根源在精神贫困。从发展心理学看，复述“话题”就是“顺应学习”，环境对个体的压倒远高于个体对环境的创造。过去大学语文教材中，选有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青年毛泽东在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世界是满满的“表达意识”。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同样见过长沙橘子洲头的不下千千万万人；唯独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话题”。这个例子，说明“话题”创造的深度和高度，反映了心理和精神的强大程度。不一样的“话题”，反映了不一样的精神和心理。大语课堂要为创造“话题”和话题“创造”提供机会。

大语课负担很重，但身边有一个微信名叫“水手”的大语老师，也是一个音乐、戏剧的爱好者。每每琴台大剧院的剧目和活动都是参加者。前两天微信圈里，他写一段题目为《A Life in Music》的文字，道“躺下半天，久久无法入睡，爬起来写完这篇文章才觉得睡意来袭”。写的是刚刚观看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何塞·卡雷拉斯的一场演唱会，夜半到家，意犹未尽。这位老师有着纯粹音乐、戏剧的爱好，就很幸福。

据资料，一个人（家庭）在文化体育上的花费收入比，是其幸福指数的反映。网上报道：美国但凡一个中等城市，往往养活了一个NBA全明星队。有人评论，“以波士顿、华盛顿为例，才60万人口，却有多达4、5支职业运动队，而且保证场场爆满。这是怎么做到的啊？相反，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比比皆是，中超、CBA却都难以坐满。”

现在，身边这一位叫“水手”的大语老师，在《A Life in Music》中也说，在何塞·卡雷拉斯演唱时，楼下基本没有坐满。然而，校园里的学生与此针锋相对，他们种种技能赛事和证书考试的关注则要“复杂”和“丰满”得多。学院微信平台外各种招聘、比赛、考试活动，天天扑面而来。飞蛾扑火，从不间断。为什么？这是因为从小牢记一个道理：校园和课堂只是通达幸福的一个手段和桥梁。读书立于这么一个前提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学是为了考，校园是为了进入社会，“明天”和“未来”才是意义和目标。

艾茵•兰德（俄裔美国人）不是这样看。其著名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书中剖析这种寄托“未来幸福”的态度，说“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幸福的有无在于一个人与这个现实的联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你是通过一个“承诺”间接与现实联系，还是直接“痛并快乐”地触摸之。艾茵•兰德警示说幸福的来源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意义，而是一个个具体客观的“形式”。换言之，凡事要理性客观。幸福不是来自幸福的“承诺”，幸福来自“痛并快乐”地触摸：

《武汉晚报》曾有一篇报道，《美丽女生计划从北京徒步到广州，现已走到武汉》，讲一位名叫肖美丽女孩，如何从广州步行到武汉过程中获得了幸福的“本真”：

“专注于行走”本身，这就是幸福的实质。阿甘就是跑啊跑啊，他的幸福就是跑，无论意义。于此，对大语教学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大学语文的幸福时光，是在去掉“杂质”的课中，在触摸大语之体而学生们幸福得像开花一样时刻。

（载《大学语文论坛（第2辑）》）

《大学语文论坛（第2辑）》 主编：谭帆 杨建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定价：38.00

《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读后感(二)：书房与课堂：《晏子论和与同》说课

2017-3-9

语文来自叶圣陶的命名，但这是1949年后的事情。更早，语文源自国文，以“国文（国语）”命名的语文教材，起自上世纪20年代间，因与洋文（外文）对举而命名国文。国文源自国学，“中国固有之学”，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国学”一词见于周代，其近代意义据说转借自日本，1902年始就出现：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吾不知爱其学也。”[2] 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主编《民报》办国学讲习会，强调国学意在社会转型中获得文化身份，说“国学是一国立人立国之学问”。总之，国学一词是建立现代国家的产物，其核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学者袁行霈说国学“吸取了西方的理念和方法”，[3] 接引了近现代知识、思想和信仰，在于“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4] 功能和意义在立人立国。

概言之，语文源自国文，其宗旨反映着吾国近现代立国立人的理念和形式。现代大学学科设立的逻辑也表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大知识体系中，后者是以社会（尤其是工业社会）为对象，研究的是社会规律和人类完善的现代知识。因为就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大分工，而分工是以组织形式设计和安排的，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与构建组织（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其技术层面是关于人之间组织的技术。[5] 时下的语文科目，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表现了一种新文化类型。常说语文除了人文性还有工具性，便是言其在现代社会理念和形式上，发挥着组织、建构和联系之社会功能。因此，在我们日常的具体语文篇目教学中，就应当注意到发挥语文构建近现代社会理念和方法的作用。 基

于上述考虑，具体到《晏子论和与同》这篇先秦课文，在文史知识传授的同时，也要“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即从“和”的字意词义，到《晏子论和与同》的历史文化思想，介绍在“和合”“和与同”之核心词义背后，“和”所表现的晏子的儒家个人修养和政治原则，“同”所揭示的据的庸俗君臣关系和官僚习性，还有“合”所包含的治国策略和社会理想，说明儒家善政治的人道主义原则。除此，还要提撕先秦中国的思维文化和知识特征。这个可以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长诗《工作与时日》中，自然知识，正义公正和律法基础的逻辑进行比较，分辨中西文化的不同。进一步，还可以站在现代社会理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君臣知识、儒家思想和“和合”信仰批判学习，扬长避短；既要赞扬传统人格和人际知识智慧的一面，也要批判封建臣子和君臣关系谋略的一面，借以认识到社会理性立于确证性知识，人际关系来自可靠性制度，这个近现代社会知识观念。

对“和”字词的解释和课文主题的阐释，一以贯之上述社会进步的思想。

1、知人论世 介绍先从熟人开始。大家都知道唐代诗仙李白（701～762），李白自视甚高，一生以先秦士人之“帝王师”形象自况，诗作中有两个人提起的次数最多。一个是魏晋名士、位比宰相的录尚书事谢安（320～385），李白在《永王东巡歌》里自比谢安，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谢安被今人何满子称赞是魏晋士人“最后一只天鹅之歌”。[6] 另一个是春秋士人、位比宰相的齐国上卿管仲(？～前645)，而管仲是东周春秋转型期新兴士人阶层的“启蒙”大师。他有思想，儒墨道法，先秦任何流派都能在他这里找到源头。他有能力，治国为相，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东周以来，诸侯纷争，天下不定，管仲是这个衰微周天下的一个说话算数的“带头大哥”。春秋历经五霸，他助推齐桓公坐上了春秋第一霸主位置，维护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中原相对和平。所以孔子有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不是管仲，中原沦为野蛮人。管仲比孔子还早，早生一百年，后人誉为“圣人之师”。

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原因是齐国文化有特殊性。与齐文化不同，鲁文化“有周公遗风”重人格，秦文化“折节为俭，力田畜”重人力，而管仲所以是中国历史第一士人，在于齐文化“其俗宽缓阔达”重人性。[7] 齐政“人性”化，采取实用主义的国策，所以管仲能够布衣为相。他为春秋以来士人地位的提升做出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是文治胜过武功的典型。从此，中国人，尤其是读书士人都在“文”上大显其能。管仲一百年后，就出了这么一个“文”质彬彬，以柔克刚，以“和”助王治国的贤人。他就是今天要讲的晏婴（前578年～前500年）。

文臣治国，武将守疆。可以说，管仲开了一个好头，晏婴演奏了一曲好绝章。周秦至西汉，司马迁传史，将其与管仲合。这说明二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引导君王趋利避害的智慧辅臣。但两个人在出身上有区别，也导致了做事风格不同。管仲起自平民，配相印、剑封侯，属于伏轼撙衔，横历天下的“帝王之师”，表现出僭越齐君配享的待遇，孔子批评他：“不俭”、“不知礼”；然晏子世代贵胄，子承父业，历仕三朝，辅政50年，贵族任官，属于“辅政之臣”。所以，前者张扬，讲大开大阖；后者修养完备，讲策略攻心。

晏子为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孔子力赞他：“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可见“和”为修养，是中国儒家尊奉的人格典型；但“和”为政治也有儒家治国的弱点。后二百年，秦王朝扫合六国，齐国能够坚持得最久，却终是覆国无存。一个“和”字，立人立国，莫不是治世可行，乱世不保？其道理和原因，及传承和发展，下边讨论。

2、说文解字 常言：书读百遍，无师自通。这说的是古文，古文要读，要吟诵，要溶于心，而非置于记忆。故时下课件投影流行，但非最好。教古文用古法，背诵、串讲加板书，当是讲授古文课的形式。板书课文，《晏子论和与同》：

齐侯（景公）至自田，晏子待于遄（chuán）台。子犹（国大夫梁丘据的字）驰而造焉， 公曰：唯据与我和夫！ 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公曰：和与同异乎？ 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酰（xī）、醢（hǎi）、盐、梅，以烹鱼肉。燀（chǎn）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犯，违背），民无争心。 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嘏（gǔ，至也。）无言，时靡有争（无言、无争）。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成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故《诗》曰：德音不瑕。 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中国古人讲道理，不用论文，用寓言（故事）；这是类比思维使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典型。古人定“名”，不讲概念讲范畴，论“理”不讲形式讲形象；好处是可以通俗易懂，但不好处是涵义费人猜度，人言言殊。 《晏子论和与同》讲“和”的道理，用讲故事进行。故事讲与晏婴同朝的还有另一个国卿大夫，叫据。国王打猎，本来是晏子值班，据却舍弃休息，也跑来伺候国王。据如此“勤政”，国王很高兴，说我之所急，是据大夫所想，据大夫跟我是一条心（和合）。晏子听了不高兴了！说大王您弄清楚一点好不好？他那叫拍马屁（同），不叫勤政（和）。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君臣治国理政犹如烹汤一样，当是各种调料不同，更是意见相佐。君臣异见掺和至于合，合是互相弥补的结果。而据大夫呢？光摸你国王舒服处，跟你完全一个鼻孔出气。他那不叫烹饪，那叫以水煮水，寡淡无味。这个据大夫把一锅汤煮丢了你知道不？照此求同下去，一国也会丢。

总之，晏婴巴拉巴拉讲美声讲美味，比喻性地讲了一番“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道理。实质上是讲政治，讲的是朝堂上的政治伦理问题。礼失求诸野，孔子将其推及到普通读书人，讲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君子求义故讲“和”，小人求利只讲“同”。孔子讲“和与同”成了衡量君子小人的人品标准，实质上是讲道德，“和而不同“成了正人君子的交往方式。

一般来讲，伦理与道德不是一回事。伦理多涉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道德多涉及个体心性的塑造。同样讲“和与同”，背景不同涵义不同，故要咬文嚼字，仔细分辨。

3、咬文嚼字

1）和，中国儒文化的经典范畴 先看看“和”与“同”有什么区别。简单说，“同”是意见同一，今天的话就是没有反对意见、鼓掌通过；“和”是异质和同，今天的话说就是大家每个人意见不一样，经过讨论过程，在妥协退让中达到统一。所以，“和”是对立中的统一。在同种求异，在异中求同，就是和；这个“和”字所涵盖的，后来成为中国儒文化中的经典范畴；以至于演绎成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词，至连读音就六种之多：hé；hè；hú；huó；huò和huo（轻声）。可以说，“和”字没有单纯清晰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在古代思想、知识和信仰中，拥有的巨大的包容量和使范围，你要理解它的意思，必须靠上下文。其五光十色，看看解释之众就知道了—— hé；动词，如“调和”； 名词，如“和平”、“数字之和”； 介词，如“我和大家讨论问题”； 连词，如“盐和糖”； hè；动词，如“应和”、“附和”； hú；动词，如“胡了”； huó；动词，如“揉和”、“和面”； huò；动词，如“和药”、“掺和”、“搅和”； 量词，如“头和药”； huo；轻声，如“热和”、“软和”。[8] 这篇文章里面的“和”字出现了八处，读音和意思大致分别有如下不同： ●和，hè〈动〉

（1）公曰：唯据与我和夫！———— 一种量变状态，没有质的不同。 ● 和 hé（名〉

（2）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 一种异质之间的合并、集合之并集而非融合状态。

（3）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一种“争”、“言”斗争之后的“无言”、“糜争”和谐关系状态。

（4）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一种旧的对立终结于一种平衡（新的对立）状态。 ●和，hé〈动〉

（5）对曰：异。和如羹焉。—— 一种经过对立统一的运作，进入一种丰富状态

（6）燀之以薪，宰夫和之。—— 一种经过双方磨合，变成一种“正反合”高一层级的状态。

（7）济五味、和五声。—— 一种把多整理为一，把散聚成合、敛聚和收束状态。 最后有一个“和”： ●和，或hè〈动〉，或hé（名〉

（8）公曰：和与同异乎？——读hé为异，读hè为同。

2）“和”是一个充满动态的词 （1）“和”的本义。和由三个要义构成：一是和的对象是异质的；二是和的动作发出是主动的，三是和的结果是抵达更高一级的关系状态或精神境界。总之，和是二种或二种以上的事物处于动态共存的关系状态。“和”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周幽王时史伯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个生命力状态，是异质之间的动态平衡。 （2）和，是一个将杂乱的人事物搅和成一个和谐体的描摹词。和，是一个静中有动，柔中有纲，低级到高级的辩证方法。和，是一个从一味到五味（“和羹”）、从杂音到雅乐（“和声”）的美学范畴；和，是一个调整君臣关系、实现治国理念的政治谋略。总之，和，是一个包括各自分立的人物、事务、决策，至军事、政治、历史，乃至社会、国家，全部达致儒家“礼仁”文化的总范畴。 （3）今天，“和”的最高境界是“人和”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4、晏子谏心，教亦多术 到了述评阶段。《晏子论和与同》一文出自《晏子春秋》，就是晏子一生为人处世的故事集。《晏子春秋》属于经史子集之子部。换言之，子部有小说家的本质，那就是跟《说苑》、《新序》一样，讲的都是“帝王术”。另有一说，《晏子春秋》并非子书而是史书，是社会生活史著作；它提供的史，也是政治学案例。[9] 这一点，反映了先秦文化一个特色：谈经史子集，谈“以德正人，以美和心”，古代先贤的兴趣谈的都是帝王政治。

同样，课文《晏子论和与同》满满君臣伦理，却又文质彬彬。晏子为相，与虎谋皮，修养高贵，谋略娴熟，是一个懂得君臣之道、臣子之谋和劝谏之术的下僚，是一个有原则又智慧的人。晏子名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历仕三朝，辅政40年，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常青树，廷辩艺术家、非圣贤不能为。晏子做人为臣表现在三个方面：

1）治国之道。“仁政爱民”施政，还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懂得权变。

2）劝谏艺术。劝谏君王于无声处，不是强谏而是“曲谏”或“诱谏”，既达到目的，又不使难堪，显示高度智谋。晏子谏杀烛邹故事，最典型表现了晏子的劝谏艺术： 齐景公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派烛邹养鸟。可是有一天鸟养飞了。齐景公生气要杀烛邹。晏子说先让我宣布他的罪状，让他死得明白。齐景公答应了。晏子说你犯了三条罪：一是大王叫你养鸟，你让鸟飞了，该杀；二是由于你的过错，导致国君为一只鸟杀人；三是这件事让其它诸侯知道了，会认为我们齐国的国君只重鸟而轻人性命，看不起我们。所以，现在要杀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你可以动手了！齐景公明白了自己之失，把烛邹放了说：不是你晏子的开导，我险些犯了大错误。 这是晏子的聪明处，打人脸啪啪啪，打的对方心悦诚服。

3）个人修养。由于其心性修养好，出使不受辱，无损齐国国格和国威。司马迁将其比为管仲。孔丘赞他“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果然是一个真君子！ 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知识传统：国运长久在于国王仁爱之心，故治国基于治心。诸子百家忙的一切知识，根子上都是治心术。且，《晏子春秋》记录晏子出将（外交）入相（国政），宅心仁厚的故事，整理流传至今，已经凝练为经典、俗语和成语，深深影响后人。像司马迁说“不辱使命，雄辩四方”就是夸赞他的专词；像他自己说的“张袂成阴，挥汗如雨，比肩继踵”、“识时务者为俊杰”、“秤砣虽小压千斤”、“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踊贵而履贱”等都成为千年成语、格言；而“二桃杀三士”、“没十有七”、“谏杀烛邹”、“晏子论社鼠”、“晏子谏祷雨”等故事成为典故。

1）“和”的客观性不足 从“济五味、和五声”可见：和，只是一个类比下的范畴，不是一个逻辑下的概念；这就导致内涵外延不清，没有形式可信性，也就没有客观性；没有客观性，难以成为一定之规；没有普遍性，难以作为操作标准。和，是一个自然的遗传编码，不是一个抽象的人造编码。[10] 自然的遗传编码，便如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没有主客观概念，所以在他的知识论中也就没有真与假的问题；有的只是善与不善而已。[11] 反之，抽象的人造编码，犹如柏拉图主客观分界，知识的根本标准是真实与虚假，其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是在真实与虚假的基础上做出的。 “和与同”最早见于《国语·郑语》，是西周末年太史伯讨论周为什么会败亡问题提出来。因此，这个词出自问题情景，涵义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是一个实践理性的产物，没有知识理性，不能够固定为知识对象。《晏子论和与同》是一个春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意志、情感，给出的是历史答案。最终，晏婴以“和羹”、“和声”为例，阐述了君臣关系的理念和主张，[12] 为王权政治服务。和，是一个标准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君王的脸色的情景。

前边说过，和，是一个晏婴辅佐君王的“制衡政治术”。“和”的标准来自王权的意志力；王权的意志力来自何处？全在于“治心”上。和与不和，取决于王权操持者的情绪。这样，几千来来的君臣关系“合理化”极为孱弱。[13] 相对地，与晏子生活比喻和辩证法中开出的一朵德性之花不同，同时期的爱琴海上的古希腊文化，却开出了另一朵居于神祗和劳作之上的知性之花： 赫西俄德借助神世与自然的知识，用言辞为人世创建以正义与虔敬为基础的律法。诗人关注的是，正义不能强取豪夺，要达到正义，必须自给自足，要能富足，必须劳作。[14] 于此赫西俄德长诗《工作与时日》中讲正义，讲正义是建立在“劳作”之客体上的“真”（客观的神世与自然）相对，晏子演绎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辩证法，是在“羹”、“声”之美感中的“德”（心平德和，以成其政）。说到底，“和同”之论是体证，非论证。发源自生生文化哲学，产生之君臣关系中的个人修养。这个可以在一时一事中变通，但不可作为社会理论之依据。现代社会组织理性知识告诉我们，行政管理，尤其是治理国家，还是要靠“制度引导”；要靠组织结构上的客观制约力量。[15]

2）“和”从真移至善 和源自“禾”，在北方是禾、谷、粟（同指小米）植物之名，在南方是稻。禾、谷、粟、稻都是衣食庄稼，最终用“禾”一个字代表了杂多农作物之和。在远古，和凝练成为一个农耕社会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从农业生产之农耕文化中，“禾”生发出和演进为一种观念之“和”。和，是一个转自中国古人对自然和人世生活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视界。[16] 最终，从真假关系标准易移到善恶修养标高。 因为中国自古是人国，讲做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自孔子始“和”便成为君子与小人的伦理标准。伦理观点下没有真假，只有是非褒奖、高低取舍。高低是看人之后天“修为”，而真假是依人之先验的逻辑。先说真假是依人之先验的逻辑。如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先验的伦理起点。从这个起点往下推，人性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再以这先验的伦理原则或所谓道德真理来臆想和构造“大同”“小康”社会理念。如此习惯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这样的社会观：社会是一种内在的超历史的宗法下的君臣父子表现，而真正的社会客观既不需要更不可能。

前边说了，古代圣哲们“往往对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并不大关心，而更关心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再说人之高低是看人之后天“修为”。谈修为就是无视一国之政治经济结构关系中的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由此政治不是为了人，而是旨在算计人。看人是用最高标准要求人？还是以基本标准维护人？一个是站在顶端，以君子标准裁断人；一个是站在地面，以基本权利呵护人。一个人如果站在晏子面前，人格自惭，是永远地被贬损。一种做人的文化标准使人气馁，这个文化标准就有问题。

3）“（心）和”对后世影响一种 中国文化把人的标准放在后天心性修为上，“（心）和”是一种修养境界。和能理政，成语有“政通人和”；和能治国，成语有“鼎鼐调和”；和能通天地，如“天时地利人和”；和能与世沉浮、与嚣杂尘俗相融合，如“和光同尘”；和还能养生，苏轼写《菜羹赋》，说“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和还能致礼，弟弟苏辙写《既醉备五福论》，说：“和而有礼，心和气平”。 和能使人与此世舒倦，致人品性高贵是好的一面，但也对后世有一种负面影响：一是与现世妥协，用现世人生标准评价成为必然，故也会生发出“人生在世，世位富贵何可忽乎哉！”这样，人就不超越，没有能力去虚构绝对“完人”作为向量坐标，顶多只有现世的“圣人”做榜样。二是重今生今世，看后天成功，必将凯撒与上帝混同，人追求与王权主义合一。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天下就是朝廷。人一出生便面对王权一维。三是即使批判反思，也只是愤世嫉俗，也是用此身之心，批判此世之身。还是回到“治心”、“治身”和“治人”的人性论上。同样讲人，西方讲人的本质，东方讲人的本性。[17] 孟子说，一切学问只是做人二字。再加上，儒道原本就是一场信念诚挚的政治运动。故而，中国古代知识实质是政治文化。韩愈《原道》并非真在为写哲学而写哲学；司马光《资治通鉴》并非真在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中国古代的学者，其实都是经世致用的政治家：“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多是政治家，且用之于现实。”[18] 结果一切学术无过“帝王术”。宋人有言曰：“嗜欲杀身，财货杀子孙，学术杀天下后世之人！” “和”所开辟出来的一条德感、美感和智感的心“和”之路，往下一直走进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心性道德修养”知识旨趣中，搭建的满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 当中国知识旨趣不放在社会客观和自然客观上，心性道德文化愈便愈加凌空高蹈，结果是愈不堪现实一击，西学东渐便是结果。心性谋略性质的知识，坑苦了中国学术。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很高的境界、智慧与气象，而一方面又是空荡荡的。前边说过，与古希腊先哲柏拉图知识论比，中国孟子的知识论标准和内容根本不同，根本没有真与假的问题，有的只是善与不善。至于现代社会的实证知识构架，如政治上的制度结构、经济上的商业结构、知识上的经验结构，就都没有开辟出来。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中国现代性由于是外来的，水土不服，至今还在折腾。

回头说说，为什么李白鸿鹄之志不得落实的原因。他仗剑远游，横历天下，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李白一生梦想扮演的一个帝王师形象。但是，在帝国官僚体制完备的唐代，要的是辅政官僚，并不是帝王之师。[20] 李白不低头看路，依然以礼乐弛废的周天下游士想象自己，执着地往“超历史”的社会理念走，“对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样并不大关心，而更关心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这样地理想与知识错位，当然望实用主义的管仲、谢安而兴叹了。

最后，留两个作业：一是背诵《晏子论和与同》，二是找来《中国士人》一书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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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尚永亮 杨建波 编：《大学语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8，下同 [2]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下同 [3] 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十期 [4] 钟肇鹏：《孔子、儒学与经学》，齐鲁学刊，2008年第六期 [5] 参见《大学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是如何形成的》一文，360个人图书馆网，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223/09/27654763_536604826.shtml [6] 何满子：《中古文人风采》，花城出版社，2007-5 [7] 参见 张景芬：《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齐、鲁文化比较》，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一期 [8] 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汉典网， http://www.zdic.net/z/16/js/548C.htm [9] 引自 约翰·鄂尔多斯：“所以你去看《晏子春秋》、《说苑》、《新序》，那都是帝王术”，知乎网，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 [10] 柚声：《审视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新视角》，学灯，第6期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72 [11] 李春青：《人的自我意识与文学观念的演变》，文艺评论， http://wxpl.qikanc.com/ [12] 林存光：《中国古典“和谐”理念及其政治含义论析》，人民论坛，2012年第七期 [13] （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7 [14] 龚敏：《赫西俄德与〈工作与时日〉》，.文史博览，2015年第七期 [15] 朱学勤：《制度的力量》，学习之友，2008 [16] 张法：《“和”的观念在中国远古的起源与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三期 [17] 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8] 转引自 何立明：《中国士人》，上海交大出版社，2016-7，下同 [19]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20] 孙彩霞 魏玉梅：《从参政历程看李白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衡水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8卷第2期

（载《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

《大学语文论坛(第1辑)》读后感(三)：湖北“大学语文”四十年历史回顾和检讨

——兼谈我省高职“一致的母语理念 分层的课堂教学”策略

提要：《大学语文》课是1978年由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全国重新开设至今已经40年了，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应该有一个交接棒意义的结论了。40年来，湖北大语在办刊、办会、办赛、办说课评课、办讲座、办展演的同时，非常注意大学语文的“系统研究”。理论创造有三个特色比较明显：一是对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探索与实践，二是注重大学语文的应用研究，促使大学语文适应社会需求，创新或开设通博致用人才培养课程。第三个是创立建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理论与教学模式。既有理论建树，也有教学实绩，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领军人物和一批坚定支持者、追随者。大学语文要进化到学科阶段，要有统计和量化。比较而言，大语问题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学语文的定位可操作性差，二是教学上有被“人文性”命题弄得华而不实之嫌，三是教材编写缺失现代社会理论底蕴。40年来，高教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扩张，湖北高职高专大语从跟风到自主，形成了“一致的母语教育理念 分层大语课堂教学”的“分层”策略，有了一条“目的不是论证，而是技艺”的实用逻辑。

核心词：湖北大语四十年 特色历史回顾 大学英语比较 高职分层策略

先说说语文（语言文字）是怎么来，有一个寓言性解释：奥古斯丁认为某种源于天国的“直觉”高于语言本身，在人类堕落以前，语言是可有可无的交际工具，因为在天堂中，人们的思想是彼此澄澈透明的。语言中介是人类堕落以后的事，所以圣经文本中的任何一个词语除了它所展示的字面义之外，还包含着多层意义。语言符号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交流真理的工具，就是因为它自身就蕴藏着真理。通过文本批评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语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对《圣经》的研究诞生了语文学，其宗旨是正确理解文本之本来意义。[i]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语文学是偏重文献研究（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研究语言文字，准确理解文本“本意”。同样，语文也是对经典作品的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以获得文本的本义、隐喻义和象征义的活动。不同的是，语文学以“阅读”为主，面对“历史”文献，依靠的是“研究能力”；语文是“听说读写”并重，面对“现实”交流，培养的是“人文能力”。另外，在交流中有符合规范问题，还有说的得体问题，前者是语法，后者是修辞。故而，大学语文是一门关乎语言文字，关乎文本意义，也关乎语法和修辞技术，即关乎听说读写之“人文素质”的大学程度的语文课程。

对这门课程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以湖北大学语文学会为平台一起走了四十年。今天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不足的教训？这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题目为“湖北大学语文四十年历史回顾和检讨”，题目有点大，旨在宏观视角，抛砖引玉。

《大学语文》已经走过已经40年了。值此，提出这次年会主题是《总结我省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以来的成绩回顾和问题检讨》。理由如下：

第一，《大学语文》课是1978年由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在全国重新开设的，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是两代人的时间，提出大学语文、建设大学语文、形成大学语文规范和自觉伦理，应该有一个断代性的结论了。以至于给出一个评价：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败在哪里？功在何处？可以作为遗产，为后一代大学语文人提供一个经验平台，指明一个努力方向。大学语文如果匡亚明、徐中玉算第一代人的话，杨建波会长率领的我们这第二代也都退休，有的已退休多年，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要有一个历史的和学术的交代。大学语文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而逻辑线索模糊地搞研究。我们湖北省的大学语文做了些什么，做到了哪一步，大学语文的教学、教研成果和目标有哪些，做到了哪一步，形成了一条怎样的线索？好坏如何？后来者该如何发展？第一代第二代大学语文人要有传灯，而不能稀里糊涂走了，要留下湖北大学语文的遗产。既留下历史知识，更留下结构知识。这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湖北风格的大学语文学派之愿景，便代有其继，董道直行。韩愈说学问的传承，有学统：

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这是中唐古文运动后世不湮灭的真理。孔子也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的庞大传教团。耶稣是来自加利利湖一个渔夫，第一次自称上帝的使者进到耶路撒冷就被处死，死时三十六岁，试想如不是保罗在地中海东岸20年积极宣教，不会有今天覆盖一半信仰世界的基督教。往大里说不敢想象，望小里说，我们湖北大语学会研究一路下来，形式不错，但到了交接棒时期，不能狗熊掰玉米，边掰边丢。这是回顾与检讨的必要性之一。

第二，如何清理湖北省大学语文的四十年来成绩和遗憾，路径有三：一个是从1978年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的目的出发来检讨；二个是从大学语文背景下，语文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来衡量；第三个是从语文制度、伦理规范和秩序风格是否建立，是否落实为社会共识，是否建立了一个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语文规范社会标准，并能够引领社会语文之风气来检讨。

先从学校开设目的出发来检讨。用匡亚明先生的说法，是由于“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首先要使大学生能普遍（通过语文学习）掌握（汉语言）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如何评价它的成绩和问题，就是看大学问语文这门课是否肃清了语文的遗毒，大学生是否不再“普遍语文能力差强人意”，是否语文断代中的“拾遗补缺”任务已经完成。[iii]这几天在看一本名为《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朱子家 著）的长书，里边读来文白辉映，平和如斯，比如：

除了字香满纸，如“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烟视媚行”，还有文贯哲史，如“间关万里”、“湔（jiān）雪前耻”、“无愧衾（qīn）影”、“颇韪（wěi）余说”，都可以说文质彬彬。今天我们一般学校走出来的成年人的语文能力，不及这本书中反映出来的五四白话文养成的那一代人。再从语文的社会表现出发来衡量。只说一个表现，今天在国家各个岗位、社会各种行业中的佼佼者，正是当年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二代人。他们的表现怎样呢？一般来说，名人和领导人的语文水平能力最能说明问题，然而镇池[v]、鸿浩之志[vi]，黄门[vii]……比比皆是。这是语文远远没有恢复到《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期望之纯洁语文水平。自由、理性、平和与优雅的新文化运动语文没有成为日常语文习惯的主体。又再从是否建立了一个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语文认同的社会规范来看。郭绍虞时代的语文，是以《毛泽东选集》为语文标准，影响社会表面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实质内容是语文形式，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结晶和成果。从毛选编写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可以看出——胡乔木、钱钟书、朱光潜、郭绍虞……均受西学东渐的洗礼，毛著语文语法文法蕴含着五四文化的底蕴，成为1911年以后共和国制度下的社会语文范本，发挥着标准化功能。现在有哪一个领导人的著作可以作为今天语文的规范标准呢？

第三，大学语文历史四十年，哪些问题是大语无力的？哪些问题又是大语份内的？什么是好的要坚持，什么是缺憾要弥补，什么是大语的虚妄要清除，什么是一个合格大学语文的基础标准？四十年来，大学语文高扬人文性、坚守工具性。但人文性中，从外部塞进来的政治、历史、文化和伦理的“如何让语言说的得体”的东西太多。应该缩小外延，扩大内涵，就是落实工具性的一面，落实“使语言运用符合规范”。比如，可以搞一个合格考核的工具标准——听说读写按照本科、专科和高职的分层水平要求，整理出一个大学语文用词的数量、质量的标准。就是大学英语也有专门词典，故这个是实用可行的，作为大学语文能力中的词汇掌握硬指标，至少可以保证大学水平的常用语词不再“鸿浩”之志了。

说“历史回顾”，不单单是一般的“回顾”，“历史”意味着是人民创造的，意味湖北大语人有一条主观能动性下的“必然”之路在里边。尤其是杨建波会长和湖北大学及其一批大学语文老师，他们坚强的意志力和不折不挠的韧性，带动着湖北大语学会运行；加上一批兄弟院校中对大语教育的有志者、带头人，和遍布全省的大语热心人，这才有了四十年的湖北大学语文走过的历史。在湖北大语同仁的大语研究和实践中，刘颖老师是这样概括湖北大语几十年主要成绩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十年前， 2008年10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杨建波会长《谈谈湖北风格的大学语文研究特色》的专题发言，就开始了归纳和小结湖北大语研究和实践的特色性历史轨迹。到了2015年8月19日，在湖大举行的首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会上，杨会长又全面总结了学会“近五年来……组织和团结全体会员开展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进行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振兴母语教育、弘扬母语文化作了积极的贡献。”[ix]正是这样，实践—小结—再实践—再总结，我们“湖北暨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个究平台上，成为了湖北大语同仁们交流教育教学心得、分享学术研究成果、联络感情和加深友谊，越来越发挥湖北大学语文人文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孵化器功能。

早在2003年12月20日，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吴天明老师就提出大学语文要做“系统的研究”。研究一些问题，如与中学语文的关系、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关系、与专业课程的关系，这些问题“零星地讲是不够的，是不能应对对大学语文地位的挑战的，而是需要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x]进入大语四十年中的下半期，湖北大语在各种办刊、办会、办赛、办说课评课、办讲座、办才艺展示演出等的同时，非常注意大学语文的“系统研究”，一直以各种形式在做大做强。例如：

概言之，湖北大学语文的“系统研究”项目，有个人的，也有一批人的，更有学会平台的，各有其层次范围的影响力，这个奠定了湖北大语四十年来最值得回顾的教育教学价值基础，呈现的是湖北大语人学识、学风、学养、学术和学品。以学会为平台，坚持“系统研究”，百花齐放，这是我们湖北大语一根值得传承的红线。

第一个不足方面是定位，可操作性差。大学语文要从课程学科化，基础建立在分析统计和科学量化上。但大学语文定位止步在哲学阶段，留恋于“论理想”的大学语文愿景[xii]，总是用价值真理去评价它，所以新成果往往表现为“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的形式，可以说语文教学动辄“模式”、“范型”、“工程”、“体例”，此类 “规律论”看似高大上，实际停留在用概念解释概念，语言解说语言的抽象命名阶段，难以操作，评估效果模糊。何二元老师说：

我也觉得这就是大学语文的一个整体现状。比较而言，大学英语就不一样，上海交大郑树棠先生有一篇《探索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历程》文章，总结了大学英语几十年来的务实历程。其之所以如火如荼，“大学英语的教学与估评”“规范化、系统化、全面发展”是重要原因。一有部颁大纲，二有随出国留学人员归来而引进的英语教学“先进理论”（郑树棠 语），三有明确单纯的课程教学目的，四有有效的运作制度。其“先进理论”以他们争论的话题为例：

这些都是有实效的真问题。同时，制度上建立三大公共组织——教材编审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引入标准化考试方法）、教学研究会。

再回过头来看大学语文。没有部颁大纲不说，从2004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大语第十届年会上，提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人文素质教育”相关联，“使之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程中发挥基础核心作用”开始，大学语文定位就被“人文素质工程”牵着鼻子走了。至于什么是大学语文的“人文素质教育”？大家都拎起头发往高拔，扯到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公民素质、审美素质、博雅素质……，大学语文成了百衲衣，几乎无所不包。

到底什么是“人文素质教育”？答案是“素质”就是“能力素质”。“能力素质”有“人文能力素质”/“学术能力素质”；“教育”有“人文教育”/“学术教育”。这样，“学术教育”是培养文献研究能力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培养文本听说读写一般能力的教育。一个属于语文学，一个属于语文。所以，“人文素质”就是“听说读写能力”。故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能听说读写”这一“人之所有”的能力教育。大英教学搞听说读写，大语教学搞的也是听说读写，区别是一个读英语，一个读汉语。但为什么人家搞得兴旺，我们这么辛苦？这就是大学英语讲分析，分到再也分不出去剩下的东西就是素质，就是大英，而不是讲综合。2005年5月，大学语文第三届研讨会上，前会长有过一个讲话，说大学语文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各方面的知识，具有综合性。当时听了脑子一亮，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感到一本语文书如果综合到什么都包括，那它就是百科全书，等于说它什么都不是。真知识是简单纯粹的，可以分析统计才是科学。大学语文“人文性”要去概念化，直到净化到“听说读写”这一“人之所有”的能力素质。于此，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方从“工程”回到 “课堂”。而能力是可计量的，可以统计。大学英语就做到了这点，有一个4、6、8级客观标准，就可以知道英语能力的高低。那么，大学语文能力也要可以统计、计量，要有自己的数据库，再崇高的“属性和地位”也要靠统计数字和可操作性效果去说话。

第二个不足方面是教学，课堂被“人文性”弄得华而不实。从2004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大语第十届年会开始，大学语文就被“工程”牵着鼻子走了，渐渐远离了“工具”属性。回过头来看自己，从昆明会议回来之后，汉宋之争，义理一面就开始了天马行空，以“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xv]的方法讲课，动辄道德、思想、文化、人生。2017年7月西安年会上论文，提出“大学语文不要以文解文，要从历史、法律、人文、哲学中寻找阐释的力量”。[xvi]这样一来，课堂上皆大欢喜；因为讲语法、文法学生不爱听。这实际是把“自然本身”讲成了对“对自然的感觉”。结果是，当我们讲授或学习《论语》，学生不知道它到底是春秋的《论语》呢，还是于丹的《论语》？清人阮元四步读书法：1.句豆，2.评校，3.抄录，4.著述。说“读书首在识字”，考证功夫之后才“有所发挥”。[xvii]所以，还是要回到以文解文。大学语文的家是语文学、语言学；而不是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

第三个不足方面是教材编排，篇目结构没有现代社会理论意识。文艺复兴意大利方言取代拉丁文和新文化运动中白话取代文言文，从这二者的历史目的来看，通过语文的改造和学习是为了更方便人们接受近现代社会知识。[xviii]这样来看一本长达百年，当地再版不可计数的《美国语文》教材（马浩岚编译，同心出版社2004 年）的编排。据署名缪佳芹的《美国语文教材编排结构特点研究》[xix]一文介绍，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丰富多样的文学体裁穿插在整条历史线索中”。即教材将美国两百余年的历史划分成了六个阶段，并用能体现各个历史阶段特点的词语对它们进行命名，能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本国历史，了解国家发展进程。反观中国语文教材篇目编排，惯于按文学体裁编排，使得语文成为文学的附庸。即便按主题编排，也是“家国情怀”之伦理主题。即便按时间编排，也是作品问世先后，不是历史安排。

历史是有目的的，中国传统史学以“载道”与“羽翼经训”为目的，而西方史学“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xx]应该按照“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选排作品，尤其是大学语文。因为语文（国文）是现代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就像文言文是中华帝国、拉丁文是中世纪的组成部分一样。学校语文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大学语文教育发挥构建“现代社会共同理念”的“组织”功能，[xxi]这一社会“组织”功能过去40年里没有显性地发挥出来。

四十年发展的过程，是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全面铺开的过程。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从模仿普高到正视现实、改革高职大语，认识到应该有自己的大语实用逻辑。英国近代经验论的创始者培根在《新工具》中质疑了那种“思辨、静观性质的研究”，提出一个“归纳的、实证性质的研究”原理。由此原理，人类知识体系不再被设想为一个静止、封闭、完满的体系，而是被认识到是一个随着人类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体系，“衡量知识的标准应该是实用性”。[xxii]

十几年来，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体系”的知识观和方法论，高职高专渐渐明确了大语“分层”策略。“凡在动作（工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以我们武城职大语为例，2010年11月全国大学语文十三届年会（宁波）后，我们提出了“一致的母语教育理念 分层大语课堂教学”[xxiii]这个高教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学的“分层”策略。根据专业取向对大学语文“行动”功能的需要，去按照院校层级分层地填入教学内容，“在过程中而不是在理论中”获得高职高专的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效益。从此，大语教学教研效果成倍增长。[xxiv]夏惠敏老师对五年来武城职大语教学教研活动特色概括道：

对此，湖北大语学会杨建波会长评价道：“高职大语研究属于‘应用研究方面’，武汉船舶工业职业学院有其意义，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很有特色”。

218-8-25

注释：

[i]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ii]【清】吴楚材，吴调侯 编：《古文观止译注》，李梦生，史良昭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94页

[iii] 徐中玉：《大学语文·序言》，华师大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1页

[iv]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春秋杂志社（香港）1962年，第58页

[v] 来源：“在12月28日的的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云南代省长阮成发发表了讲话。 据现场人员爆料，他从头到尾都把著名的‘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见《云南新任省长把“滇”念成了“镇”》，亳州视听网http://app.bzntv.cn/news/rd/content_34306.html2017年1月2日）

[vi] 来源：“刚刚过去的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花絮’，校长林建华在致辞中将‘鸿鹄’一词中的‘鹄’字念错，迅速在网上引发讨论。”（见《北大校长为念错字发文致歉》，北京晚报2018年05月06日第3版）

[vii] 来源：“演讲过后，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请连战先生题字，连战先生挥笔题写了‘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结果，这位学法律出身的朱崇实校长当场念了白字。把‘黉宫立东南’错念成了‘皇宫立东南’，台下还一片掌声……”（见《一流大学校长为何总是洋相百出》，新浪财经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904298558/15fec723e019006fcx）

[viii] 见“湖北大语QQ群”，2018年7月30日

[ix] 杨建波：《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大学语文研究网http://www.eyjx.com/view.asp？id=7561

[x] 见《湖北省既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第二届研讨会）部分发言纪要》，大学语文研究网http://www.eyjx.com/view.asp？id=3207

[xi] 杨建波：《创建湖北特色的“大学语文”》，载《抓住时代机遇 深教学改革》（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xii] 参见《论理想的大学育人目的与大学语文教学》一文，载《大学语文研究: 首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武汉）论文集》，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月，第58-65页

[xiii] 何二元：《大学语文要重视历史研究》，载《大学语文研究: 首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武汉）论文集》，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月，第2页

[xiv] 郑树棠：《探索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历程》，《外研之声》2008年第1期（总第5 期），第8-13页

[xv] 张远东，熊泽文：《经学大师廖平》，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第10-11页

[xvi] 何立明：《跳出以文解文从社会学看大学语文教学》，亚太教育2016年第17期，第195页

[xvii] 参见《阮元：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https://www.douban.com/note/683071637/

[xviii] 葛兆光：《一个历史事件的旅行——“文艺复兴”在东亚近代思想和学术中的影响》，《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第120-127页

[xix] 缪佳芹：《〈美国语文〉教材编排结构特点研究》，《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 年第4期，第68页

[xx] 引自曹洪洋：《经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诠释学》，《东疆学刊》2012年第2期，第35页

[xxi] 详见何立明：《大学语文的课堂和书房》，长江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xxii] 赵晓莹：《浅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西江月》 2013年第2期

[xxiii] 见何立明：《一致的母语教育理念 分层大语课堂教学——谈谈高教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学的“分层”策略》，“中华大学语文网http://www.hbdxywyjh.com/index.asp”。

[xxiv]《一致的母语教育理念 分层大语课堂教学》一文在“中华大学语文网”刊载后，形成了一定影响。据百度检索，计有全国各地一批杂志、论文引用了该文。如，《中国大学教学》2014年1期，张富贵：《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语文学刊》2015年第8期，孟羽中：《让大学语文成为公安院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阵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２期，郭海军 张旭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广西教育》2011 第12期，兰君毅：《高职语文教学困境与突破策略》；《长江丛刊》2016年第8期，吕晓洁：《大学语文教学创新问题再思考》；《课外语文》2015年第8期，肖梦琳：《试析“灌输式”与“先学后教”文言文教学的优劣》；《课外语文》2015年第8期，普布昌居：《浅析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语文学刊》2015年16期，李小莉：《构建开放性的普通话教学模式》；《语文学刊》2015 第11期，刘天胜：《关于高师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思考》等。

（载《大学语文论坛（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