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记往读后感100字

《师友记往》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7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师友记往》读后感(一)：师友记往

刚看到这本书的标题，我本以为是散文。事实上，这本书不太像追忆往昔的散文，更像是谈论方法论的学术著作，其中夹杂了一些对大师往昔生活片段的回忆。

虽然这本书所记述的学术领域与我的研究领域差别很大，但是同在纯文科和基础学科的框架之下，文中所谈及的治学方法，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依旧让人深受启发。如果是做历史研究的朋友们，应该能从这本书中读出更多关于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启示。

其实，这本书的每一篇我都想要摘录下来，但是最终摘录下来的部分却很少。因为每一篇短文都是逻辑连贯，论述清晰，论据详细且扎实的，很难从中摘取某个片段。

学术一途，道苦路长，必须要静下心来，扎实地做研究，冷板凳是不可避免，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的积累，加上自己的思考。看看民国时代的大师们的治学方法，反思一下自己做学术方法和心态，实在是有些浮躁，在研究方法上也不算明晰，许多观点都没有想得透彻，更谈不上论证清晰论据坚实。

很幸运，能在新学年开端的时候读一读大师们的研究历程和研究进路，我甚至还称不上“第一线的学人”，所以还要多加努力，静心研究，厚积而薄发。

《师友记往》读后感(二)：一出令人追慕不已的学林正传

新加坡学者吕武吉在一篇名为《坎坷求学路 儒家在中国》的访谈中曾说，“在我所接触的师友之中，余先生的学问文章在学术圈内早已享有盛名，然而最难得的是他性格的亲切自然，市井小民都敢称他為‘我的朋友’，可能是胡适之之后拥有这种气质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

余英时经常被誉为胡适之后，海外最著名的华人知识分子，而余英时的性格和胡适也颇有相似之处，二人都胸怀洒落，乐与人交往，令亲近者即之也温、如沐春风。余英时先生没有像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一样，在晚年专门写一本《师友杂忆》来记叙与师友的交游情谊，但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曾经断断续续地写下许多缅怀师长旧友的文字。这些文字以年代为顺序结合起来看，恰恰折射了余英时先生立体丰满的真生命历程，并且也呈现了一阕令人追慕不已的学林正传，乃至一部肃穆的时代悲喜剧。

余英时笔下的师友，当然包括我们早已熟知的他的良师益友，如钱穆、杨联陞、费正清和张光直等，以及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如洪业，如牟宗三，如严耕望、唐长孺和钱锺书，读这些学者的怀念文字，使硕人形象更加清晰，似乎伸手可触。还有一些是在大陆视野之外但成就卓著的人士，如海外学人刘大中、费景汉、邢慕寰和陈颖等，以及新闻界甚至实业界的巨子，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如新光集团创始人吴火狮等等，后者这些暂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是我们在阅读余英时先生的一篇篇怀旧文字时的意外收获。

可以说《师友记往》中怀旧文章的意义之一，便是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例如余先生的文字让我们知道，留学海外的学人，其实对于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功莫大焉。余英时先生用他的旧文为那一段历史做了脚注，《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一文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 ’，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师友记往》一书中，便收录了六院士与蒋介石或者当时的“经济部长”李国鼎一起工作时的几幅珍贵合影。

对于六院士中的刘大中、邢慕寰和费景汉这三位亡友，余英时都分别撰有专文怀念。其中才华最横溢，命运最为悲壮的当属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先生。这位长期执教于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但刘大中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他指导的学生恩格尔在计量经济学这个领域有极大突破，并于2003年获诺贝尔奖。

余英时先生与刘大中先生的相熟缘于京剧。刘大中先生，是一位“文武昆乱不挡”的名票，一手胡琴拉得尤其出神入化。60年代，余英时在哈佛读博士，恰逢刘大中来哈佛大学访学。刘大中和杨联陞、赵如兰三位名教授张罗组织了一个京剧俱乐部，余英时先生也是这个每两星期一次的周末聚会的积极参与者。刘大中对京剧的痴迷，余先生写于2011年的《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可资佐证，文中提到一段轶事，据说大中先生在长子婚宴上的谈论，都“句句不离京剧中的音韵问题”，此轶事传为学术界一大趣闻。

1974-1975年，余英时践行诺言回到香港，为母校服务两年，在卸任新亚书院校长之际，身在康奈尔大学的刘大中因“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学术和教育尽一番心力”，而答应接任下一任校长，未料天不遂人愿，当年，刘大中检查出了肠癌。让余英时先生感念不已的是，大中先生在给余英时先生的信中两度引用“君子一诺，重于泰山”这八个字，虽身罹不治之症而仍不忘新亚，不忘为中国人服务。没有想到，刘大中先生的归宿也像出演了一场感天动地的大戏。由于病情蔓延迅速，刚过耳顺之年的刘大中最后选择在他心中的学术圣地康奈尔大学，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际，仰药自杀，刘夫人也殉夫相偕而去，“给人间留下了一幕用至情至性写出的悲剧”。

三十多年前的怀旧文字，至今读来仍然带给心灵极大的震动与洗涤，毋宁说这是余英时先生笔下人物的人格力量所致。正如余先生的忘年交彭国翔教授说，“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

《师友记往》读后感(三)：谈“中国情怀”，兼谈“爱国主义”

读余英时先生的书较少，去年曾通读《士与中国文化》，但因其观点早在其师钱穆那里摆放着，故对其学问并未有较深的感触。后又听闻他发表了某些“不当”的言论，故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之后出版其著作得谨慎些了。

今偶得《师友记往》一书，并非专门性著作，而是余先生饱含真情实感的私人作品，文章时间跨度近四五十年。主要是余英时先生悼念其生前的师友的文章，散见海内外的刊物上。今北大出版社搜集整理并出版，算是功德无量。

钱穆先生曾写有《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让我们了解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深情的一面。而《师友记往》亦让我重新认识到余英时先生的另一面。读罢此书，为我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了解余先生及书中提到的重要的人物的门。书中提到的钱穆、钱钟书、费正清、费景汉、牟宗三等是如雷贯耳、鼎鼎有名的学者，还有一些则此前未曾听过。

在此书中，我们了解到这些人是如何在学问上、人格上影响了他。从文章的长短大致也可窥探。其中怀念钱穆先生的文章数量2篇，分别是《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虽然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亦有两篇，但一篇是悼念文，另一篇则是采访的文章。从分量上完全不可比。毕竟钱穆是他的授业恩师，可谓是从人格和治学上影响其最深的，正如他所说“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他一生受业有多人，但钱穆在他心中地位不可撼动。对钱穆的怀念文字也深情款款，最为动人。

此外本书虽饱含私人情感，但余先生却在怀人的时候对他们的一生作了总结，这虽然只是他的私人看法，但就我粗浅的认识，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

兹举两例说明。

关于钱穆：《犹记风吹水上鳞》更多是怀念二人的亦师亦友的感情，而《一生为故国招魂》则可概括钱穆的一生学问的目的。虽然我只读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为数不多的作品，但从中亦可管中窥豹，了解钱穆先生的为学之道。钱穆先生治史的目的是希望后人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在此处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国”？什么是“爱国”？这也是本书后记中彭国翔先生提出的给我们思考的。

关于费正清：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知名度颇高的外国人，对于他“亲共”无论中美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余先生对费正清一生中不同阶段关于“中。共”的看法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的费正清。尽管费正清一生倾向中共，他并没有丝毫“同路人”的嫌疑，也从来不曾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学院派的自由主义者，具有一切自由主义者的长处和短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他彻头彻尾只有一个立场，即美国的利益。

最后回到彭国翔提到的“爱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余英时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最为人熟知，其中援引“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

余先生曾在中国大陆生活二十余年，也在燕京大学（现并入北京大学）求学，后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文化。虽现居海外，国籍也是美国，但骨子里就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现在许多人误导“爱国”，对于什么是“国”都没有认清楚。照他们所言，两千年前的孔子游说诸国嫣然是“卖国贼”了。孔子心中的“国”概念太大，凡夫俗子是无法理解的。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含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这里对于余英时、钱穆、牟宗三等一批海外的华人而言亦是如此。他们当然爱国，爱哪个文化上的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一些披着“中国”身份却做着卖“国”勾当的人高明多了。

这是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中的话。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