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锦集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是一本由林磊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一)：几点收获

读这本书有以下几点收获：一、钱穆从苏州到北京大学教学，与傅斯年相识，屡次被邀请至史语所，常作陪宴请重要外国学者。傅斯年意在以钱穆的著作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但最终因史学理念的不同，二人分道扬镳到交恶，以至于傅斯年曾说过，“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来。”二是严耕望自从跟了钱穆游，逐渐掌握治学之道。“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任凭学者才智如何发挥，这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钱穆主张通人之学，以通驭专，很看好严的“专精一两途”，不赞成钱述棠的“屡变其学”。钱穆主张“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到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其间关乎学者的气魄和精神意志，聪明人无毅力与傻气反而不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太缓又易懈怠”，这些闲居时的谈话对于严耕望一生影响甚大。同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具体指导，使得严得以进入史学之门，获得独立研究的能力；三、齐鲁研究所解散后，严耕望在社会上流落两年后，得因傅斯年赏识，进入读书研究环境极佳的史语所工作，后半生治学得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充裕的时间，“”否则但沉浮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宁的社会中，要想在学术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那就绝对不可能离”；四是严耕望晚年对钱穆学术的评价，有些见诸于书信和日记，应该是心迹的表示。论《国史大纲》，认为是通识之作，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不同于考证之作的重实证。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和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留待读者进一步自我探寻，“惊佩钱师思考敏锐，识力过人”，“然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钱穆自己的看法是，此书论述上层政治更重视制度方面，下面社会，更重视经济方面，中间注重士人参政，于历代选举考试制度及时代士风，颇亦注意。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二)：閒來翻書（九十五）：林磊《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

嚴耕望先生是近世史學大家，但因個人興趣，於其著述所讀甚少。惟最初讀《治史三書》，中有《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一節，於自己後來之治宋史頗有推動作用。其他所讀者，亦惟《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等少數文章，於其制度史、歷史地理之作，殊少研讀。先師曾推許之，又以爲錢穆之學生如嚴耕望，如余英時，如逯耀東，均超過乃師。然鄙見實不以爲然。本書中提及楊蓮生許其博通，而錢穆先生以其爲專家，嚴先生自己則知乃師所言不繆。

翻畢本書，於嚴先生多一分了解，印象尤深者有二：其一，先生爲純粹之學人，不計一切名利，幾斷絕一切應酬，而專志於學，實非常人所可及。今之學者，予所見者，二三而已。然且常被指爲不思進取，不近人情，嗚呼哀哉！其二，先生於所作文字，極爲認真，反復修訂，每再版再刊亦再結合新材料而改寫，亦極難能可貴。予心尤覺慚愧，以文成多不願再觀也。此二者，當自勉！

正題已畢，復綴點題外話。最近剛看到陳福康在《中華讀書報》講年譜長編之文章。今人每不知“長編”爲何意，而年譜之作，乃竟以“長編”爲高，至可笑也。又有所謂“編年事輯”者，本蔣天樞先生不敢當“年譜”之作，故藉此謙退之名。今乃有繼此名而起者，是爲中華書局之“編年事輯”系列。

《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前已讀過，當時即指其蕪雜。而此書脫胎於作者碩士論文，本題作“嚴耕望學術年譜長編”，則亦爲“長編”之一，且本爲“學譜”。今改題此名，作者復言多作修訂，以與已有之二種同類相統一，則似此“編年事輯”亦有體例也。

兩種翻下來的感受，是多引回憶文章，有的甚或不嫌其長。此是其同者，則爲“編年事輯”之通例乎？此類文字本非不可用，若作“長編”，本寧缺毋濫之原則，大幅收入或亦不妨（然當此通訊極發達之時代，除少數外，多數亦非難見，皆收似有故意增長篇幅以表其全備之嫌），若求“著述”，則年譜當有所別擇，要言不煩，提示數語，標其出處，似已足夠。

又，日記、書信乃至譜主個人著述等資料，於編纂年譜之際，究當全文引用，抑或刪繁就簡，似未可一概而論，要以見其中要義者爲主。本書於胡適、錢穆等來信全文引入，如全錄胡適與譜主反覆討論《能大師碑》一事之多封信札，即似冗長無當。

本書於嚴耕望先生所作文章，其初草、修訂、出版等事，極其詳備，雖可見嚴先生之不苟與謹嚴，然亦似過於繁冗。

又書中徑呼譜主爲“耕望”，以爲不敢妄稱“先生”，則“先生”之名，乃僅限於家人弟子乎？徑稱名字，豈見敬意？

又，本書開篇第一年，竟將民國五年作十四年，令人大跌眼鏡。

又，書中略附相關人物行跡與時事，前人之作，或有隨文插入者，或有附於年末者，於格式上似皆未善。惟鄙於此類亦未能有恰當之處理，容細思之。

總之，年譜、學譜之作，非盡搜材料即可之事，要亦見編者之卓識，譜主之精神、學問乃得彰顯。不然，一大雜燴而已。

2016年3月30日草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三)：摘抄一些与学术无关的有趣的内容

【第46页】1941年

在所期间，耕望与钱穆无话不说，乃至初恋情事，也告诉了钱穆。钱穆还代耕望谋划，拟让其能有机会到重庆去一趟。后因女友的一时不慎，而不得不分手。耕望情绪低落，万念俱灰。进而招致长期伤风，精神欠旺。钱穆不时劝解，要为耕望另介绍一女友。然经此打击，耕望深知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著，只感情不免太痴执。故惟愿埋头读书，不欲再陷入情网。

【第55页】1944年

在渝期间，耕望曾听顾颉刚自我评论，深悔年轻时名气弄得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

【第90页】1952年

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研究院的石璋如回忆：……过去傅（斯年）先生安置研究院所考虑的是远离市区，南京的研究成果不佳，就与研究人员晚上多跑出去活动有关。

【第188页】1969年

是年，谭宗义曾将纽约市立图书馆东亚部所藏大陆出版之《文物》杂志，影印寄给耕望参考。耕望去信，告其赴美不久且家累甚重，不当为此花费甚钜。谭乃回信报告，彼处科技发达，所费不多。

【第231页】1978年

指导新亚研究生张伟国完成学位论文《中古黄河津渡考》。

（这位张伟国应该就是后来至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先生的吧？）

【第235页】1979年

谭宗义又为耕望夫妇安排随团旅行华盛顿，并于启程前一日，陪至第五大道散步……未几，严夫人问谭宗义先生去了哪里。谭四处张望，但见耕望于前面行人通道自西徂东走一过，返后告诉二人，东西六十八步，约一百五十尺。

【第282页】1986年

其时友朋间颇关心“九七”后香港之前景者，耕望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不会有大动乱。

【第323页】1994年

致中兴大学历史系宋德憙一信：……一个有希望做学问的人，三十几岁正是猛力充实自己的阶段，任此剧职，损失很大。而且在人事上也会吃力不讨好。本学期已将结束，如果下学期能摆脱此类琐务最好！

此外，书中提到严耕望先生学生李启文。1996年，《历史地理》第13辑刊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对周振鹤先生的观点多有辩驳。据上课听闻，似当时及现在都对这位李启文先生并无了解，故找了一些资料贴在这里。

我一开始检索出《怀念我们的老学长严耕望先生》一文，其中指出“《唐代交通图考》第6册和《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由其晚年钟爱弟子李启文先生整理出版”。我才知道《唐代交通图考》第6卷是由李启文整理（李启文还整理了《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大概是因为平时对唐代关注较少，不够敏感。第6卷前有李启文的《整理弁言》和《后记》（下文作《后记1》）。同时《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也附有《后记》（下文作《后记》2）。除此之外，李启文还编撰过《新亚研究所图书馆简介》。他似乎专门整理严耕望的遗著，如近期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以下为相关编年：

1986年新亚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题为《汉代之物产》，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1991年师从严耕望读博。（据本书）

1997年新亚研究所博士毕业，论文题为《魏晋南北朝水利事业研究》，导师严耕望。（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2000年秋，任教于香港大学。（据《后记》1）

2004年4月离开香港大学，或转入香港中文大学（据《后记》2）。但根据2004年召开的“香港史家与史学研讨会”会议程序来看，李启文所属单位为新亚研究所。

至少在2013年10月，李启文是新亚研究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据新亚研究所网站）。

李启文目前的具体情况暂不能知晓，但本书作者后记称“感谢香港大学的李启文先生”，且这篇后记写于2014年5月，那大抵李启文目前在港大，但我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另香港《大公报》副总编名李启文，虽然照片看来年纪不小，但新闻说这位分管经济新闻，应该不是。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四)：取舍失当

原本仅仅翻翻解闷，不料此书之问题远远超过预料。先说一个短评提过的问题。称谱主之名，虽然说是“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指名道姓则不够恭敬。若‘严先生’、‘耕望先生’、‘严耕望先生’之类，用于怀念文章则可，用于年谱或编年事辑却略显隔阂”，于是“必须明确行为主体之时，则径以‘耕望’二字出之，此亦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以上皆见撰者《后记》，p383）。这实在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第一，“仿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之例”径称“耕望”，请问是否是“不够恭敬”的“指名道姓”？（虽然这里指名不道姓，不过指名就更不应该是随随便便能指的吧？）第二，作者自认“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今检王懋竑《朱熹年谱》、江标《黄丕烈年谱》，撰者与谱主似皆无直接之师生亲友关系，而称谱主为先生。记忆所及，今王川《李源澄年谱长编》亦称谱主为先生。而王川更不可能与谱主有何关系。先例具在，敢问何为“因撰者并非谱主的弟子或家人，直称‘先生’有些冒昧”？尚记初翻本书，触目竟是“耕望”如何如何，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怀疑是谱主所写文字。直至翻见后记，方知系撰者所为，当时真的是惊诧莫名。顺便一提，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记得是径称谱主之名，但谱主既为两汉人物，且撰者纯为史学而作年谱，固无妨碍。严耕望先生则不然，论世则为学术前辈，沾被尚及于世，论撰著之意则有致敬之心，二者不能混同。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只是细节，虽然让我读来极为不适，倘若内容不差，也尚可忍受。然而撰者的材料取舍，实实在在是彻底惊呆了我！试看如下一例：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十五岁

钱穆执教燕京大学……“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竟至有“上课几于登辩论场”之势。【案此处叙钱穆字数计有两段12行，其中2行不足五字。】

继《三国志》后，耕望又自修《左传》……并不真懂。【案此段叙谱主共7行。】

钱穆至北平……傅斯年给钱穆的印象是：（此下9行引钱穆《师友杂忆》评述傅斯年处，此处从略。）【案不计引文，此段6行。】

让我们对比一下，且不算引文，此年叙与谱主此时无半点关系的钱穆行止共18行，减去字数不足五字的2行尚有16行，谱主居然才7行！居然才7行啊！这还是《严耕望编年事辑》吗？

此例还是随手检得，颇为极端，虽然有见微知著之效，不过这里再举一统计数据：自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3月29日钱穆始定于乐山武大开课日为止，记叙与谱主无直接关系且超过3行且第四行至少超过半行者，共有十三条（上引二十年事以中间严耕望事隔断，计为两条）。这是尤为过分的部分，中间行数不多但完全可不必记的，依拙见，最保守估计也绝不止五条，请问，一个编年事辑有这么多痈瘤何用？作者《后记》所谓“加强了参考线索的叙述比重。包括与严氏一生密切相关的学人、学术机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此次改订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将这些参考线索尽可能向两端延伸……”，且不说“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把“参考线索”延伸到这样的地步，请问这到底还是不是《严耕望编年事辑》？简直可以改名《钱穆、严耕望师生编年事辑》了！（事实上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三十年，已经几乎年年有记叙钱穆，更令我无言以对的是：几乎全部与谱主毫无关系！如此繁琐的记叙，难道就不能在二十九年处置一小传简叙？像这样写编年事辑的撰写体例何在！）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史语所上，然而史语所的繁冗相对于钱穆真是小巫见大巫，此处从略。

对于前面书评已有朋友提过写年谱类著作应该看看王懋竑的《朱熹年谱》是怎么写的，确是实情。《严耕望编年事辑》如此撰写，体例上实在是惨不忍睹。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五)：杂感

书本身编的不够好。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治史三书》里的，不如直接去读原书。

一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读到第2页就觉得有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原文如下：

正如严先生的同门余英时所言：“像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学术史研究者很难评价严耕望当年的决定，虽然从结果来看，《中古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代交通图考》同时成为了无可接续的断编，严先生当年放弃一条更容易两者兼得的捷径，似乎与他一向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格略相背驰。但在一个“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学人而言，“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引号里面都是余英时的话，虽然作者是截取原文，不过余的意思还是清楚的。可引号之间的补充就有点夹缠了。什么叫很难评价当年的决定？当年的什么决定？从正文推测，似乎指的是前往香港教书一事。不过，对于读者特别是不了解严氏的读者而言，这一句话就是莫名其妙了。再者，严耕望离开中研院，确属无奈，不过这就和他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格略相背驰么？科学工作者也是人，也无法完全规避社会性的、事务性的工作。而且严先生没有能够完成两书，也和他的身体状况和寿命有关。作者想表达的固然是惋惜的意思，可是读起来真是十分别扭。放在余英时的评述之间，也感觉文气不连贯。

二

序言第六节（8-9页）对前辈史学四大家的评述也颇有可疑。作者说：“陈垣列于陈寅恪、钱穆之上”，吕思勉“跃居首位”，意思好像是严先生还给四大家排了个座次。这大概不可信。

《通贯古今的史学大师》一文中说：“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作者根据的应该就是这段话。

不过，这篇文章主要是为吕先生而作，自然把他放在前面，并没有轩轾四家的意思。因此，到《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就说：“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次序又不同了。

再看正文里面引的几处：

173页：建议谭多读钱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四家的著作。

214页：最为推崇之师友分别为钱穆、吕思勉、余英时及”史学二陈“——陈垣及陈寅恪等五位。

270页：（谢兴周回忆，此条只可作为参证）其他学人，如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吕思勉先生、梁启超先生、顾颉刚先生等，严师都常称赞他们的史学成就。

因我只读过严先生的《治史三书》，现在也记忆不清了，不过从残存的印象看，大概严先生心目的前辈史学四大家是各有擅场，难分高下的。当然，他本人治学的确更近于陈援庵、吕诚之二位先生。

三

近年出了不少年谱和编年事辑。编年事辑之名就近来说，应该是源于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得他老先生的意思是觉得搜集材料不多，嫌于简略，不敢称年谱，因而以此名之。因此，编年事辑在本质上和年谱是相近的。那么，它的体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梁任公当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面，花了很大篇幅讲年谱的做法，可谓是言之谆谆。为什么呢？就是想借年谱这一体裁延续传统史学的”义例“。换言之，年谱除了本身应该体例严谨之外，还应该通过对谱主行事的记述寄寓某种精神。蒋天枢先生是任公亲传弟子，深明此义，只要看文末对陈氏一生的总结就可以知道了，话不多，句句都在点子上。不过这一点在今天说来，的确是很难做到了。但体例严谨却是起码的要求，可惜近些年出的年谱和编年事辑感觉大多数都是抄撮材料，简单排比。

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该写的应该怎么写？作者的行迹应该怎么叙述？作者撰写的论文应该怎么安排？作者和别人的通信应该怎么处理？作者和师友的关系应该怎么叙述？作者同时代的重要事件或学术机构的情况哪些应该写，又放在哪里写？个人觉得都需要仔细斟酌吧。四库馆臣盛称王懋竑的《朱熹年谱》，如果自己要编年谱，大概先去翻翻古人怎么写的也是好的。

而读这本编年事辑的感受就是重温了一下《治史三书》、黄永年先生的《唐仆尚丞郎表和著者严耕望先生》，又读了一些严先生后辈的追忆文章，大多出自稻禾出版社的《充实而有光辉》。也许与其读这本《编年事辑》，不如直接去读《治史三书》和《充实而有光辉》了。

这样说好像一下抹杀了作者的功绩，不过话又说回来，严先生一生平淡无奇，都是书斋生活，本来可以写的东西就少，作者写成这样实属不易。而且批评别人永远比自己动手容易，所以我只是耍耍嘴皮子罢了。

附：《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杜佑《通典》

刘义庆《世说新语》

慧皎《高僧传》

钱穆《国史大纲》

吕思勉《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三书选一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附：影响我一生最深的五本书）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

《中国分省地理图》

司马迁《史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摩尔根《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