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锦集

《“自杀时代”的来临？》是一本由海青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一)：案例丰富优秀，收获颇多，但文不对题，章节安排逻辑不清晰

看了以上九位的书评，我也写一点我的看法。首先，必须承认此书还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列举了丰富的案例，解释了很多历史事实和现象，每一章分开看都是大有收获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文不对题，而且作为一本书，整体编排上逻辑不清，每个章节和前后章节的关系不明，个人觉得作者加以修改整理，做成类似专题论文集的形式，就更好了！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二)：雄心与能力成反比

西闪/文

《“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长书名，它向读者预示了一幅值得期待的宏大图景。然而读完此书的读者可能会遗憾地发现，在作者的雄心与能力之间，反差太大了。

按照作者的提示，《“自杀时代”的来临？》要在清末到“五四”这个时间段内，探讨知识群体在面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时，就生死、自我、爱情和伦理等生命问题所形成的意见和想像。先且不论作者的眼界是否过于“宏阔”，作为读者，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把那段历史称为“自杀时代”？

然而令我惊讶的，作者把20世纪早期命名为“自杀时代”，却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更不要说定义了。以书中给出的数据，1916年京师、京兆的自杀者占死亡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3‰和1.0‰。这个数字比1915年如何，比1917年如何，比今天的自杀率（现约为2.3‰）又如何，书中没有交代。这说明作者没有把自杀率当作所谓“自杀时代”的判断依据。

那么，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自杀动机很特殊，足以支撑“自杀时代”这样的概念呢？精神错乱、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庭失睦、畏罪悔恨、负债难偿等等，这些当年统计出来的自杀原因哪一条够特别呢？好像也不是。

于是作者选择性地忽略掉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大笔一挥，就把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与自杀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未免太想当然了。照他这种思路，春秋战国定然是自杀时代，三国混战同样是自杀时代，五胡乱华没得说，那也必是自杀时代。与那些历史阶段相比，20世纪早期的自杀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也许作者会辩称，特别之处在于，当时的自杀是前所未有的热门话题。然而即便这个历史现象很特别，恐怕他也没抓住关键——不讨论报刊杂志这类新兴的舆论载体本身的作用，自杀话题就只能是话题。

不必为那个时代混乱的自杀数字耗费精力，不必为琐细而真实的自杀原因狠下工夫，只需给“自杀时代”四个大字加上引号，难道一切就能解释得通？看看作者接下来干了些什么吧——他在“自杀时代”的后面还添上了另一个标点：问号。这又是为何？

原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发现，自己最初定下的“自杀时代”根本无力完成，他决定知难而退了。在《缘起》中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放弃了为自杀问题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而代之以‘激烈行为’的表述。”在《结语》里他也承认，当这本书写了一半，自己已经与原初设计的问题渐行渐远，无法以自杀为边界写完论文。我想，这大概就是作者在“自杀时代”后面添加问号的原因吧。

可是，这种“标题党+金蝉脱壳”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自杀时代”搁置一旁，“激烈行为”难道就可以蒙混过关？打个比方，我用榔头敲击核桃。判断这一行为温和还是激烈，标准可以大不一样。可以是敲打的频率，也可以是打击的力度，还可以是核桃的破碎程度。可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给“激烈行为”下了什么可靠的定义吗？没有。

含混之处岂止作者的探讨主题。从《“自杀时代”的来临？》的谋篇布局也可见作者思维的混乱。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包含的逻辑谬误，就像把人类分为古人、女人和裁缝一样可笑。它平白无故地为作者自己的研究增添了困难。

像不少近现代史研究者那样，本书的作者也尝试着用“国家——个人”的框架来阐释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群体。近些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20世纪早期的国家状况大致明晰，可是当时的“个人”是什么面貌尚存重重疑云。这本来是最值得着力发掘的领域，可惜作者表现出来的能力实在令人担心。严复当年讲：“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群学肄言》，1903）可是本书作者既没有关注“个人”这个字眼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没有强调“自我”发展的不同侧面。这当然会导致他在具体的故事里打转转，却很难从陈天华、秋瑾、朱谦之、马振华、瞿秋白等等人物身上萃取出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我”来。

在运用社会学理论方面，作者也是生拉活扯。比如他套用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论，来把握当时中国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这显然是过分僵硬了。戈夫曼说过，任何理论框架都是有局限的，他的理论也不例外。他还特别强调，这种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修辞，一种技巧，更适合描述“室内的社会生活”，而文化因素、身份体系和宗教倾向则会制约它的发挥，因此在运用它时要格外谨慎。当《“自杀时代”的来临？》的作者用这种理论去考察自杀、暗杀、革命等行为，我很难相信，他所得出的结论称得上严肃。

如果把这本书作者比作厨师，那么我的整体印象是：他宣称准备做一道风味独到的清蒸鲤鱼，中间变了主意，决定把清蒸改成糖醋。结果佐料放得太多，糖醋成了酱烧。最终，他把这道菜端到桌上，试图说服我，它仍然是一道清蒸鲤鱼。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三)：致尊敬的另一种学官by海青 (zz)

致尊敬的另一种学官

□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一书作者）

西闪先生评拙著《“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书评读后，谨提三点：

书评认为不能用“自杀时代”来言说那段历史，因为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同理，“激烈行为”也说不通。

关于“自杀时代”提法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可以借助它来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书中已有相应交代。如果必须以计量化定义为研究前提的话，历史会丧失很多面相。况且从数量上看，自杀人数一直只占人类全体的极小部分，何以人们对自杀问题的关注没有被忽略，反而越来越焦灼和强烈，这是统计学不能解释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进行数据分析时很清楚地统计呈现问题的边界，即把自杀当做外在于个人的现象来处理。

“自杀时代”描述的是历史中的精神现象，民国早期知识界从自杀事件中看到的问题、对自杀作为隐喻的使用方式，体现了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独特过程中个体面临的难局，很多问题仍在积累延续，但在全面物质化的时代反而不可能产生当时言论那样的生动样本。“激烈行为”的提法同样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到后来的中共，都曾被当局和一般民众称为“激烈派”、“过激党”，直到后来台湾动员戡乱时期的清共宣传中，仍可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人们将不驯服于现状、颠覆既有秩序、有时甚至仅仅是引发某一议题的人或事以“激烈”目之，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并非作者独出心裁。

拙著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冠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识分子”的标题，书评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包含的逻辑谬误，就像把人类分为古人、女人和裁缝一样可笑”。历史写作的章节安排取决于研究方法、处理题材和叙事策略等各种因素，有的按时间、有的按专题，有的按叙事节奏，像小说章回一样铺设悬念，跌宕多姿。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著所论三个部分是民国时期常见且重要的三个议题，涉及话语、案例、心态分析等层面，书评硬要把这种安排说成是对人群的“分类”恐不合适。显然西闪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章节必须构成互异的集合，这是个不错的设想，但不是标准答案，已有无数经典的史学著作不是这样做的。

书评认为拙著套用理论，因此结论不严肃，但西闪先生所提出的论据竟仅仅是理论家自己曾说过理论有风险、使用须谨慎。难道有“万金油”式的理论吗？拙著是否如书评所说套用理论，最简单的办法是看论述是否游离事实，必须依附于理论提供的线索和框架才能进行。作为作者，我敢说自己的行文叙述相对独立和完整，使用理论比较节制，是“套用”还是学术援引，可留待读者公论。

报社转来批评，建议回应，我很感谢。这或是出于厚道，因书评措辞严厉，断定拙著毫无价值，这时似应给作者一申辩机会，又或是出于促进交流与争鸣之考虑。其实我读西闪文后，已感交流之不可能，行文至此更发现，所回应之内容书中实已交代。可以肯定，西闪先生与我在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之基点与取向等基本问题上毫无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良性学术互动的可能性是零，或许只有古人的智慧“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供参考。

西闪先生所执著的定义、数据、计量等指标确为现代社会科学体制所强调，借之可以分析许多问题，也很容易快速批量地对学院产出的无数课题论著作出裁定。然而在社科体制大行其道的今天，历史研究恰恰是受此伤害最深的一门学科。对我来说，历史最大的魅力仍在于呈现，研究者在基本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将自身独特的天赋和体验带入研究对象，讲一个有温度的鲜活故事。

西闪先生书评中，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标题———“他的雄心与能力成反比”。的确，在整个研究写作过程中，史料搜集拣选爬梳之难、提炼观点布局叙事之难、汲取经验规避窠臼之难，都时刻提示“雄心”与“能力”之间存在的落差。研究者在提出一份案卷的同时，诚实地陈述自己遇到的困境是一种责任，接受来自各层面的质疑与批评也是本分。遗憾的是，看西闪先生为文，不能不让我怀疑是否真读了这本书，比如书评中说“作者选择性地忽略掉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大笔一挥，就把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与自杀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未免太想当然了。”而拙著原文写得很清楚，“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等大背景”只是“反映了当时民众最容易猜测和归纳的死因”，接着分析了舆论将死亡与国事政局相关联的思维惯性，恰恰是这些言论还过于浅层和粗糙，才有必要深入到精神层面探讨（参见“缘起”第4-5页）。

书中的案例分析多次揭示“那些具体的自杀原因”，被西闪先生“选择性地忽略掉”也就罢了，只是不知西闪何以“大笔一挥”，把作者列举之观点当成作者本人观点，以此批评作者“想当然”？如此明显的误读，或出于无心，但效果已近栽赃。西闪先生跳过文本体贴这一步，直接上升到对作者意图、能力的指摘，可能很过瘾，但不像个书评人，俨然是高坐于机关大楼办公室里的学官。毕竟历史写作体现的是作者对一个逝去的经验世界的理解与诠释，如果抱过多先验偏见读史，不能明智，徒增误解。

新京报 2010年11月20日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四)：自杀的历史反思zz by 张华

1919年11月16日清晨，一名身穿长衫的青年，骑着自行车独自来到寒风萧萧的万牲园，在“环溪别墅”边，脱下身上的长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岸边青石上，然后毅然投入了水中。

这名自杀的青年是当时北大法科三年级的学生林德扬，在今天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名字，这种自杀也显得平淡无奇，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在林死后第三天，《晨报》便刊登罗家伦《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一文，此后，又相继刊布蒋梦麟、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意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自杀论》的长文，《时事新报》、《新潮》、《曙光》、《新社会》等也纷纷呈文讨论林德扬自杀的原因。一时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讨论自杀问题的热潮。

青年为什么要自杀？当时北大教授蒋梦麟在与几个外国朋友讨论五四学潮后青年心理特点时，认为五四后的青年，他们事事都要问为什么，对事事都怀疑；思想自由；人生观发生改变。这是导致很多青年自杀的原因。蒋的观点大概能代表当时的普遍看法，青年的心理特点似乎预示着一个群体自杀时代的来临。

而把时间稍微拖后至1928年4月，在上海，你常能听到一个名字：马振华，她于3月16日夜投黄浦江而死，此事非常轰动，记者蜂拥报道，据说当时这些报道“非常利市”，印刷一出，就抢购一空。据称此事引起舆论大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名马姓女士获得一个新称呼：“马处女”。

“马处女”死时31岁，半年前与一汪姓男子恋爱，二人订婚后发生了性关系，汪怀疑马并非处女，马竭力辩白，并血书盟誓，在辩白无效后，毅然绝命。在外界看来，马是以死明志，洗清被怀疑为“非处女”的耻辱。

围绕马之死，上海的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马女士的死是因浮荡成性、狡猾无耻之拆白汪姓男子始乱终弃造成的。“在满足肉欲与破坏处女膜的目的达到后，就把她抛弃。”而伤心最甚的马父则认为自己女儿是死于五四女性解放之新思潮，因为新得不彻底，新思潮与旧道德相混，遂酿此剧变。这番新旧之论很快招致反驳，有人认为马父之言有将新思潮等同滥交之嫌，马之死是因追悔失身，完全是旧礼教的问题。“岂彻底的新文化，失身之后尽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身不足，尽可二次三次失身乎？”在他们看来，彻底的新文化，是不怕失身。随后围绕着新旧之争，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那么青年人生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女性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突是怎样出现的？它如何导致了自杀的激烈行为呢？围绕着这些事件，作者海青在其新著《“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生动再现了二十世纪早期知识青年、新女性的自杀行为，分析在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剧变下人们的价值选择。

本书共三篇。上篇《新青年：生命价值的重新解析》，主要讲述了从清末到五四时代，富有创造力与责任意识的知识群体，在国家衰颓与民族危难的情况下，为何常常诉诸一系列的毁灭生命的激烈行为。这种行为如何影响到青年的人生观，如何影响到五四及其以后各种社会运动。中篇《新女性：爱与死之传奇》主要讲述了近代以来，思想剧烈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女性气质的变化，社会剧变如何牵引出来女性解放运动，解放运动如何导致女性的激烈行为与实践。下篇《知识分子：“自我”的盟现与消解》主要讲述了五四之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青年在个体上如何理解他们的革命运动与回应所处的时代,并从微观角度透视革命价值的不同形态，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传达方式和消解过程。

实际上，对自杀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1897年，涂尔干出版的《自杀论》一书一反诠释理论的传统，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实践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学原则与分析方法。然而涂氏这一独到思考，让自杀问题的解释逐渐流于机械。外在的社会结构强势地压抑个人灵活的能动性，使得自杀个体在自杀过程中丰富的精神与心理活动也隐而不彰，因而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对其精神生活轨迹分析的可能。

回到自杀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与“真实”语境，自杀者的暧昧意图并非那么幽微难测。在自杀者留下来的遗书、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自杀者的心理轨迹，以及时代在何种程度上成就了自杀这种激烈行为与话语。

相较对自杀的社会学与哲学探究，海青的《“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把自杀问题引入了丰富多彩的历史领域，通过再现中国20世纪初知识青年与女性的自杀行为，以及知识分子、新女性群体对自杀行为的理解，描述了不同群体在具体境遇中的历史选择，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独特景观与社会心态。

如今，时过境迁，很少人在心理上再有新思想、旧道德的冲突，人们的思想是越来越追新，而道德底线却愈来愈求低，在个人理想、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屡屡屈服于社会现实，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生命面前的主动选择，也无法理解在苟且地活和庄严地死之间，人们都毅然选择后者的心态。也许这本书会重新带给大家对于个人价值，生命价值问题的启发。对何种生命价值更为合理，值得追求？何种生存形态更有意义，值得拥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法国哲学家加缪曾说：“仅有的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也许自杀的问题真的需要认真关注。

《“自杀时代”的来临？》读后感(五)：《“自杀时代”的来临？》与你讨论自杀by 西闪（zz）

《“自杀时代”的来临？》与你讨论自杀

2010-12-02 15:13 南都周刊

每个人的自杀原因都是具体而微的，不能大而化之。其次要有理论高度，没有统摄全局的视野，讨论就没有意义。比照此两条，《浮生取义》称得上是自杀讨论的杰出范本，而《“自杀时代”的来临？》则为此提供了一份经典的失败案例。

文_西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新近推出了两本专著，所讨论的中心话题都是自杀。一本叫《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著），另一本题为《“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海青著）。同时阅读这两本书，就像观察门对门的两户人家，十分有趣。

人为什么自杀？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加缪曾经讲，自杀是惟一严肃的哲学问题。这一论断对存在主义者来讲或许深中肯綮，对其他人则未必。比如有人就认为，快乐才是现代生活的铁律，一旦失去快乐，不如了断生命。这样的想法不能一律视为轻浮。任何生活都是复杂的，同样，任何死亡（包括自杀）都不简单。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讨论自杀呢？首先，我觉得这类讨论必须要讲实证。每个人的自杀原因都是具体而微的，不能大而化之。其次要有理论高度，没有统摄全局的视野，讨论就没有意义。东一榔头西一锤子，那样还不如去帮忙抢救自杀者，起码不白耽误工夫。最后，还要有多元的眼光。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尝试着多换几个角度去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

拿以上几点要求作标准，我发现《浮生取义》称得上自杀讨论的杰出范本，而《“自杀时代”的来临？》则为此提供了一份经典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自杀问题往往是正义问题

《浮生取义》虽说是一本以田野调查为主的社会人类学著作，但是作者吴飞的理论能力也相当出色。比如他对涂尔干以降现代社会学的自杀理论很熟悉，对19世纪以来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也不陌生。不但如此，他还抓住了“自杀违背人性”这个核心观念，把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约翰·洛克等哲学家对自杀的理解梳理出一个大致清晰的脉络，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自杀是人类的普遍困境，却不意味着它在各地的实际状况也是一致的。中国的自杀率为什么这么高（现约2.3‰，世界水平约为1.0‰）？农村的自杀率为什么高于城市（西方各国城市自杀率均高于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的为什么比年轻男子的多（其他国家男性自杀率比女性高2到3倍）？吴飞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杀问题。

那么，西方的自杀理论够用吗？不够用。吴飞发现，中国的自杀现象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的自杀问题往往是正义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或社会失范—这个重大的区别需要更合理的解释。他敏锐地指出，东西方对“人格”或者“自我”的认识迥然不同，导致了自杀现象的差异。其关键在于，中国人把家庭置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而西方人不是。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人的生命必须在家庭中展开，人格必须通过组建家庭方能实现，最好像“全乎人”（没病没灾、受人尊重、父母公婆丈夫子女健在的妇女）那样，过上幸福的日子。

既然家庭是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场所，那么“家庭政治”就不可避免。它要求家庭成员围绕情感、人际和财产，玩起“家庭正义”的游戏。而成员如果在游戏中感到严重不公（用作者的说法叫“受委屈”），自杀现象就滋生了。这时候有生活经验的读者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自杀现象那么有“特色”，因为在家庭政治中，失败的往往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成员：妇女、小孩和老人。

不过《浮生取义》很不适合概括，它的精彩更多地来源于作者笔下所呈现的丰富细节。这是我想格外强调的。

“自杀时代”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相比之下，《“自杀时代”的来临？》一书的阅读感受简直糟透了。在这本书里，海青向读者描绘了一幅远比《浮生取义》宏大的历史图景。然而我遗憾地发现，作者的雄心与能力之间反差太大。

按照海青的说法，《“自杀时代”的来临？》要在清末到“五四”这个时间段内，探讨知识群体在面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时，就生死、自我、爱情和伦理等生命问题所形成的意见和想象。先且不论他的眼界是否过于“宏阔”，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把那段历史称为“自杀时代”？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海青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更不要说定义了。以书中给出的数据，1916年京师、京兆的自杀者占死亡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3‰和1.0‰。这个数字比1915年如何，比1941年如何，比今天的自杀率又如何，书中没有比较，也没有其他交代。这说明他所谓的“自杀时代”，没有统计学上的特征。

是不是那个时代的自杀现象很特殊，足以撑起“自杀时代”这般大概念呢？好像也不是。精神错乱、生计艰难、疾病缠身、家庭失睦、畏罪悔恨、负债难偿等等，这些当年记录在案的自杀原因没有一条是特别的。

可是海青不管不顾，笔锋一转，就把自杀跟社会动乱、民生困苦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未免太想当然了。照他这种思路，春秋战国定然是自杀时代，三国混战同样是自杀时代，五胡乱华没得说，那也必是自杀时代。凭什么单单只有20世纪早期获得如此“殊荣”？我想也许海青会辩称，特别之处在于，当时的自杀是前所未有的热门话题。然而即便如此，恐怕他也没抓住关键—不讨论报刊杂志这类新兴的舆论载体本身的作用，自杀话题就只能是话题。

不必为那个时代混乱的自杀数字耗费精力，无须为琐细而真实的自杀原因狠下工夫，只要给“自杀时代”四个大字加上引号，难道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作者想得通，读者可能想不通。

“标题党+金蝉脱壳”解决不了问题

谜底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已经发现，最初定下的“自杀时代”根本无力完成，于是决定知难而退。就此他在《缘起》中这样解释：“我放弃了为自杀问题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而代之以‘激烈行为’的表述。”在《结语》里他也承认，当这本书写了一半，自己已经与原初设计的问题渐行渐远，无法以自杀为边界写完论文。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在书名上玩弄引号，继而“附赠”问号的原因吧。

可是，这种“标题党+金蝉脱壳”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自杀时代”搁置一旁，“激烈行为”难道就可以蒙混过关？打个比方，我用榔头敲击核桃，判断这一行为是温和还是激烈，标准可以大不一样。可以是敲打的频率，也可以是打击的力度，还可以是核桃的破碎程度。可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给“激烈行为”下了什么可靠的定义吗？没有。

含混之处岂止作者的探讨主题。从《“自杀时代”的来临？》的谋篇布局也可见作者思维的混乱。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新青年”、“新女性”和“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这种分类方式本身包含的逻辑谬误，就像把人类分为古人、女人和裁缝一样可笑。它平白无故地为作者自己的研究增添了困难。

像不少近现代史研究者那样，本书的作者也尝试着用“国家—个人”的框架来阐释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群体。20世纪早期的国家状况大致明了，可是当时的“个人”是什么面貌尚存疑云。用严复当年的话讲：“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群学肄言》，1903）这本来是最值得着力发掘的领域。可是海青既没有关注“个人”这个字眼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没有强调“自我”发展的不同侧面。这当然会让他在具体的故事里转圈圈，无法从陈天华、秋瑾、朱谦之、马振华、瞿秋白等等人物身上萃取出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人格来。

在运用社会学理论方面，作者也是生拉硬扯。比如他套用欧文·戈夫曼的自我表演理论，来把握当时中国知识群体的自我意识。这显然是过分僵硬的做法。戈夫曼说过，任何理论框架都是有边界的，他的理论也不例外。他特别强调，他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修辞、一种技巧，更适合描述“室内的社会生活”，而文化因素、身份体系和宗教倾向则会制约它的发挥，因此在运用它时要格外谨慎。当海青用这种理论去考察自杀、暗杀、革命等行为，我很难相信，他的结论称得上严肃。

即使门对门的两户人家，差别也在云泥之间—这就是我读完以上两本书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