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读后感锦集

《夏鼐日记》是一本由夏鼐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0元，页数：44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夏鼐日记》读后感(一)：勘误一条（或更多？）

重读《夏鼐日记》，捉一些虫，夏先生的日记真是非常有意思，信息量极大。

第二册第21页

Tottenham Court Road 为托特纳姆宫路地铁站点，而非托特纳姆球场路 lol （PS伦敦唯一一个以球队命名的地铁站是我厂）

啊哈，第二册第83页释为托特纳姆·考特路。。。。。。。。。。。。。。。。。。。。。。。

《夏鼐日记》读后感(二)：夏鼐投身考古业的原委

案：平常人关注夏鼐日记，往往是关注他的考古事业，或者有关建国后学界的秘辛。我则十分在意他年轻时从事经济史的经历和志趣。

夏鼐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性人物之一，这想来没有疑义。建国之后的考古工作也可以说他是实际的主持者。不过，夏鼐的早年志愿，并不在考古学。夏鼐在清华大学，师从蒋廷黼先生，毕业论文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所以，夏鼐毕业后的志愿，本是从事经济史研究。1934年，夏鼐考取清华公费留学名额，但却被分到考古学专业。公费留学名额极为难得，自然颇为人艳羡，然而考古学非夏鼐志向，则令夏鼐十分纠结。这段心路历程，现在已可以从《夏鼐日记》中窥其一斑。

1935年5月，夏鼐正在安阳考古发掘现场，得到好友吴晗的来信，夏鼐在日记中记到：

“吴春晗君来信谓：寿民先生与梅校长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梅校长并谓，拟别致函劝兄早日决定，如决考经济史则将去年这考古学取消，今年另增一名经济史云云。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如何？

这”如何“一词，却教我不好作答。二星期未接来信，我知道他必在接洽途中，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

由此可知，夏鼐此前非常希望梅贻琦校长为其斡旋，将考古学专业改为经济史专业。但梅氏以制度限制，认为未可轻易办理。夏鼐遂对自己的前途抱非常消极的态度。四天后（5月8日）夏鼐在发掘现场谒见李济先生，李济询问夏鼐田野工作的感受，李济是一番美意，夏鼐内心却十分苦涩：

”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今日接到王栻君的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

夏鼐此时并不看重考古学，将考古学视作“二三流事业”，而且又认为自己并不适宜考古学，只能做到二三流程度。但是，出于现实考虑，夏鼐思虑反复，最终决定接受“命运”，从事考古学的事业。5月14日，夏鼐写道：

“我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作考古学家，但是命运却偏与作对，今日接到梅校长的来信，谓依校中规定：如欲投考经济史非放弃考古学不可，叫我早日决定。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

5月20号夏鼐给梅贻琦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

“晚间写信给梅校长，告诉自己对于改考经济史的意见，这事恐已无挽回希望，顺便提及拟于6月初返平的事。又写信给祥第及春晗，说自己也许返平一次的事。”

经过将近两个星期的心理斗争，夏鼐最终决定为生活计，为现实计，转去从事考古学的学习研究。

《夏鼐日记》读后感(三)：补充些日记编纂的相关信息

自己正读到第三卷，1944年6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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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4日，凌晨近两点，舍友在看墨西哥和喀麦隆的球赛。一会儿还有西荷大战，估计会继续。我被拖着也睡不得觉，读了阵《李济与清华》，突然想起上午考古学史课上有问王世民先生一些关于日记编纂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来记录一下。

（文字都是我凭借记忆复述的，不全是王先生原话）

问1：卷一日记后面的补充是怎么回事？

答：日记是分成几部分交给夏先生的儿女分别进行誊抄的。由于有的子女不太懂，所以对有些他们觉得实在无关学术的东西不予以抄录。直到每册页码已定、第十册的人名事件索引都做完了，我们才发现卷一的这些内容缺失了，虽然看起来无关学术，但其实可以看出夏先生思想的变化。为了不改变页码，只能姑且加在卷一后面。

在温州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07613/）里也有体现。从简介里也可以看出，专门把夏先生在温州老家的日记都摘出来做的这么一个合集，其实不仅仅是从十卷本日记里摘出的部分，还多出来很多先生记录的有关温州乡土人情的、被子女们认为无关学术就在整理时被省略掉的内容。

问2：日记里可以看出先生有时候摘录信件原文，有时不录，这种情况掺杂着编辑的影响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夏先生在留英初阵常摘录曾先生信件内容，而曾先生是我女神……所以心思不免有些紧张地小八卦，但是更多的信息我还没有鼓起勇气去向王先生求证，比如“还君明珠双泪堕”什么的）

答：没有。就是先生有时候录，有时候不录。（所以果然是夏先生个人的选择么）

问3：有没有打算整理夏先生在日记里记录的读书情况，做一个书目出来，配上先生的短评做出一个专刊呢？

答：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对夏先生读书情况做一个梳理，看看先生究竟是怎么成为一代大家的。做梳理的时候还可以去温州老家去看看先生的藏书情况。

今天关于日记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这三个了。关于夏鼐先生的话，我还有问过一些小问题，比如先生的胃病、转行、日记本、外语能力之类的，同学还问过先生的性格与待人接物的问题（因为看到日记卷一里他常写自己太内向、不太适合考古工作），以后若有时间和精力也征得了王先生同意的话，我整理一下再发布到这边来。（还有三四节课，打算抓紧时间读完日记，再多问些问题出来）

另外今天正好说到《古代埃及串珠》（英文版）这个月应该就能在国内外同时出版了。王先生谈及整理和出版经过时，又欣慰又伤感。

王先生近八十高寿了，身体从年轻时就不怎么好。大夏天的每周都来给我们停停讲讲两个小时，我真是心怀崇敬与感激，总想尽量问出恰当又比较有质量的问题。不过虽然先生说话会比较累，可是回答我们的问题时看起来很高兴，尤其是谈起夏先生时非常精神，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夏鼐日记》读后感(四)：夏鼐的两次“转行”：兼与竖子老师商榷

子明案：与夏鼐在日记里面详列了向蒋廷黻问学、求教不同，蒋廷黻在其回忆录“清华时期”一章，几乎没有提及夏的名字。蒋仅仅举了四个学生，即王信忠、朱谦云、邵循正、宋迪夏的留学例子。另，豆瓣书评有竖子所作《夏鼐投身考古业的原委》一文，所叙大致不错，但夏更多醉心近代外交史，而非经济史。

匆匆读了《夏鼐日记》第一册，看到豆瓣书评里有竖子老师的一篇书评，《夏鼐投身考古业的原委》http://book.douban.com/review/5383245/ 略作一辩，不具体引某月某日的“夏鼐日记”，想核实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读《夏鼐日记》。

大体而言，书评里面引的日记里都表达了夏鼐想要“转行”经济史的想法。但是，把这些片段的日记放在夏清华求学的大背景下来考虑，通过比较其他日记片段，则可以得出，竖子老师所谓夏鼐“年轻时从事经济史的经历和志趣”种种判断是不太准确的。

竖子老师谓“夏鼐毕业后的志愿，本是从事经济史研究。1934年，夏鼐考取清华公费留学名额，但却被分到考古学专业。”

此处有几点疑问：

1、夏鼐日记里面记录的当时夏毕业之后的安排中，大致有两条路，一是进研究所；一是出国去。研究所，夏后来也考了，也进了；至于出国，他当时想考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而考研究所一途，蒋廷黻给他定的方向，其中都是清史领域的，也有外交史方向的。

2、夏鼐当时考的就是庚子退款留美招生考试的考古门，并不是考进之后再分到考古学专业的。庚子退款留美招生考试，分门别类，并不能互相调剂。

诚然，夏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后来刊登在1935年第10卷2期的《清华学报》上，题为：《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但是，清华求学阶段，夏鼐更多则是致力于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为此，他还写了几篇书评，其中有对蒋廷黻近代外交史资料辑录的一些评论，还有对筹办夷务始末的订误，更有对萧一山清代通史里面外交部分的评价。特别重要的是琦善和天津谈判的那篇论文。其中一个细节是，夏鼐有一次去找蒋廷黻谈关于外交史方面的论文，结果遇到了某位姓郭的女士，夏鼐胡乱找了个事情搪塞，可见夏也是有些小心机的。

夏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些当时临近毕业的打算，但是似乎没有打算离校求职的意思，以至于吴晗介绍他去广西桂林某校，当文史指导，一个月有160元，但是也被夏婉拒了。夏鼐在毕业之后的打算，一个是进研究所，一个是出国读书。研究所也是蒋廷黻比较赞赏的，甚至某月某日的谈话里面，蒋都给夏鼐列了几个进研究所之后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外交史方面的，似乎还有清代御史对于外交事务的见解研究。（记忆不确，懒得查证）

夏鼐也去考了研究所，也考进了。但是，用现在的话说，夏鼐有点为了出国而出国的想法。于是乎，在庚子退款的留美招生考试里，尽管只有一个考古门，他也依然去考了，而且考进了，于是乎，稀里糊涂就转行考古领域了。

至于竖子老师所谓夏的志趣在经济史，可能是因为日记里面记载第二年庚子赔款留美考里面有经济史一门，而夏鼐自己在日记里面表现出很大兴趣，甚至求助梅贻琦，试图转到经济史去留学。至于之后，梅贻琦因程序问题及怕被外校非议，坚持夏鼐必须放弃已获的考古门留美资格，参加经济史门的选拔。而夏最后还是坐船去英国读考古了。不过，后来在看到南开某位考进当年经济史门留美的时候，他在日记里面不忘愤愤了一番，还说假如自己参加，今日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这里，只能说，考古实在不是当时夏鼐所喜欢的，退而求其次，经济史只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专业。从后来夏鼐去英国之后，看到某处图书馆东方资料室里面有大量中国近代史资料，他日记里面写到，本来志向在此，可惜转行了，遂不花费时间来记录了种种，可见他兴趣实在还是在近代外交史上面。以及，英伦某月某日的一处日记里面有写，夏鼐还是抄录了一些太平天国时期的外交方面的史料。

以上，昨天下午才读了一册日记，多数未一一核实某月某日。只是有一点疑惑，夏鼐从光华大学附中考进燕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第二年转学清华，之后又转系历史系，再之后转行考古领域。日记里面多数没有记下夏鼐这些转变的心态，不过，细看一下，也是能梳理出他如何做决定，做决定之前的种种踌躇。当然，更多地是夏本身如他所说，就是个“矛盾的人”，基本上并不是一开始就锁定某研究领域的，就像他骑驴上香山，也是走着瞧的。

《夏鼐日记》读后感(五)：领袖傅斯年

领袖傅斯年

——《夏鼐日记》中所见“代理史语所所长”事

1934年夏，夏鼐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稍后参加了公费留美生的考试并被录取为考古学门。因为夏此前同时被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录取，故而当其同学吴晗得知他考取了留美考古学之后，颇具预见性地指出这将是他“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夏鼐日记》，1934年10月2日）。随即，傅斯年和李济被确定为其专业指导老师，而这两位导师恰好都出生于1896年，夏与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四岁。1935年，夏鼐远赴英伦攻读埃及考古学，至1941年初，返回阔别五年半的祖国。

夏鼐归国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1944-1945年与向达一起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新疆两地进行考察。1947年，傅斯年由于高血压病前往美国就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职交由夏鼐代理，但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何傅会在“大牛”云集的史语所把所长之重任交给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关于这一事件的周折，我们可以在《夏鼐日记》中略窥一二，现把日记中涉及此事者摘录如下：

“午饭时遇及傅所长，嘱饭后来谈。饭后往谒，适傅所长正与胡适之先生谈话。傅先生为余介绍后，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谈考古组问题：(1)旧账必须先清，二年内不做田野工作；(2)二年内充实内部设备，建立实验室；(3)帮助一大学设立考古学系；(4)出版报告。最后忽云：“你知道我预备过年后即出国，出国期内，要你代理所长职务。”此事吓得我一跳，我连忙退让。傅云：‘这事是我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虑才决定的，所中的事，本来希望你们年轻人以后多负点责任，我当所长的时候比你们不年轻。现下所中的各研究院，不是书呆子、老学究，便是糊涂虫。我曾同萨总干事商量过，他也赞成。朱院长不知道你的为人，经我说过，也无问题。所有所中的重要的事，我都会事前布置好，所中的人事，也颇简单，董先生明年出国一年，与我差不多时候才回来。李先生如果是由你代理，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旁的人更易说话。’但是我始终退让，以自己入所年限不久，资望过浅，成绩未显，难以服人。如果不自度量力，一定失败。并非不肯负责，实以如果此次一失败，众怨所集，必至以后欲负责而不可得。但是傅所长要我再考虑三、四天答复，不要拒绝，稍作牺牲，余答以如果牺牲于己人皆属无益有害则可不必尝试，傅仍劝余考虑三、四天后再谈。余答之：‘三、四天后，恐仍是如此答复。’”（1946年11月22日）

“上午向傅所长请假返里，傅又提出代理一事，余仍拒绝。傅恐余一去不返，傅已定2月底起程，余允许2月初旬返京，但请其与周一良先生商量，由周先生代理，傅仍不允。余恐因此碍及返里事，只得允加考虑，待余返京后再谈。”（1947年1月3日）

“午后至傅先生处，仍极力要求余承允此事，自谓对一事已经生心，则非达到目的不止，余只得允再加以考虑。”（1947年2月12日）

“返所后，至萨本栋总干事处及那廉君处讨论此事，皆允以全力襄助，劝余不必固辞。乃至傅先生处提出两条件：(1)如果代理结果怨声载道，使余不能在所中继续工作，则余提出辞职，应加照准，不必再询理由；(2)此次代理之后，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再要求余做此类之事，以免碍及研究工作。傅先生一笑置之，谓此不成为条件，一项几乎想入非非，事实决不如是严重；二项可作为一声明，将来视情形再定，实则纵使提出要求再做代理，如坚决辞绝，亦无法强迫。余云声明在先，以免将来见怪。”（1947年2月13日）

“上午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做最后之决定。……下午参加本年度之院务会议，以傅先生欲余代理所务，故预为介绍也。”（1947年2月17日）

“上午开所务会议，傅先生对于使余代理一事正式提出，又讨论经费及出版事。”（1947年2月24日）

从以上夏鼐所记录的情形来看，傅斯年在1946年年底就开始劝说夏鼐在来年代理自己的所长职务，但夏鼐自知资历尚浅，始终不肯应允，并且请求傅斯年让周一良代理，而傅则一直坚持让夏代理，最后夏终于答应。 其实，从日记的其他地方中我们可以知道夏鼐本人对傅斯年提拔自己的意图应该是了然于胸的，例如1943年2月3日的日记就写道：“收到曾昭燏君来信，知调入史语所系傅先生之意。”而值得一提的是，夏鼐晚年的一次偶然机会，又间接地确认了当年傅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下午赴王天木同志处，他家正在粉刷油漆，他搬到楼上去暂住，正在为《大百科》写条目。闲谈中，他说起当年在南京时，傅斯年力排众议，要我代理所长。在家中时，当着王天木等数人的面前，大发脾气，说这些人以老专家自居，不知要提拔青年人。他自己也觉老了，精力不如前了，写不出像《夷夏东西说》那种文章，等等。”（1982年7月14日）

遗憾的是，这位由傅斯年亲手提拔的中国未来考古学人才并未能够追随他赴台。夏鼐在1948年的日记中曾两次记录傅斯年对自己前途的关照，一次是11月29日，傅询问夏的个人计划，夏答曰“决定返家”；另一次是12月1日，傅问夏能否押运古物往台，被夏拒绝。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猝逝。海峡对岸的夏鼐得到消息已是十天之后，他那时正在河南辉县进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考古发掘，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他平静地写道：“下午河南省文管会韩维同君由郑州来参观。晚间阅27日上海《大公报》香港通讯，知傅孟真先生已于20日以中风卒于台北，年55岁。”（1950年12月30日）同月，曾与夏鼐同为史语所成员的陈寅恪写下一首《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基本被认为是悼念傅斯年之作（从余英时说，后胡文辉、谢泳另有新解，可参看）——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自1928年成立以来，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达22年。以今日之学术标准回望，史语所当之无愧地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这除了归功于各位成员的辛勤工作外，当然还要得益于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杰出领导，“在这个研究所里，他坚持历史研究是集众的事业，创造一种制度性的遗产是现代学术的首要目标。他的企业家管理方式和他的私人关系使史语所取得了巨大成功。傅斯年敲响了钟声，一批有能力的学者们群起呼应，聚集到这个研究所一起工作。史语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页229）

1948年年底，正当时局变换之前，夏鼐在日记中记录下傅斯年对蒋介石的批评，那是一位成功的学术领袖对一位失败的政治领袖的失望言辞：“傅先生纵谈时事，批评蒋公之领袖才能，实属不称，颇多缺点，谓作领袖者不仅须巨眼识人才而提拔，并须能造成所需要之人才；又对于各方及属下之敷衍，决不能以地位（或位置）为应酬；第三赏罚须公平，人乐为用，所谓置于生地而后死，虽死无怨。此三点皆为操行政之权者所当知也。”（《夏鼐日记》，1948年11月8日）

2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