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读后感精选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是一本由侯仁之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49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读后感(一)：城。记

其实并没有看过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前些日子只是有幸拜读了侯老的《北京史话》。那本1980年出版的书没有再版，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收入了整理后出版的这本《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因而在此写评，倒也有些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了之嫌。

不过若是《北京史话》再版至今，恐怕会成为候老的一大心病。这本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尚有十年浩劫的火药味道，带着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色彩的笔法不时会穿梭在纸页间，这或许并非候老初衷。所以不知删减修改了多少遍，才终于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的将这本书付梓，让原来的《北京史话》改头换面，成为了如今《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的摸样。但即使如此，读罢《北京史话》，震撼还是强烈的。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读后感(二)：一本饱含深情的文集

高中时买了这本书，纯粹因为书名和作者。很多有关北京史地的书上都有他写的序，他的文章和他的签名。看了书名，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一个饱含着对北京深情的名字。但买回来仔细看过目录才发现是一本文集，就是一篇一篇的零散文章按主题编到一块去。草草翻了一下，全是学术性文章，有一种被文字淹没的感觉，有的文章像说明文，有的像论文，后面甚至出现了碑记，感觉并不是普及性的书。那时的我还处在以“图文并茂”了解北京的阶段，并没觉得自己幼稚。看了图片，除了几张再熟悉不过的北京元明清地图其余的全是地形图、水系图。说实话，当时觉得它又将成为一本长眠书架的书。

但是，想真正了解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非得好好看看这本书不可。高中的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没看什么书，一是学习紧张，二是觉得自己对北京了解的差不多了，市面上些少北京历史古都风物的书看得越多越发现其实都是相互之间移花接木的产物，并无新意。大学的第一学期，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本来准备带到学校解闷，结果在自习课上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这本书，发现自己原来对北京史地的了解其实真的只是皮毛，并没有真正系统的了解这座城市。

北京城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北京城会在现在这个地方出现而不是在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或者干脆建在永定河边？元明清的城址为什么和金朝以前的不同，就仅仅因为蒙古人不喜欢被火烧过的地方吗？北京的街道为什么是棋盘状的，为什么要修中轴线？北京城当年的积水潭曾有过“舳舻蔽水”的景观，全世界的货物云集在此进行买卖，而如今冠名“积水潭”的什刹西海水面却很小并且异常安静，整个什刹海加上北中南海从地图上看是封闭的，那当年的众多货船难道是从通州大运河飞过来的吗？北京城里面为什么会有许多跟桥有关的地名，难道古代也需要这么多过街天桥吗？其实这些问题可能很难一个个单独得到答案，如果把它们放到北京史地的宏观角度去了解，就很快会明白了。这本书从北京的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入手，系统的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城址转移的过程。

虽然都是些学术色彩很浓的文章，但就像书名一样，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北京的热爱。因此侯老对北京城个改造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对北京城的未来有着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展望。借用电视上看到的一句话“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用在这儿最合适不过。侯老深谙北京数千年的演进，他对北京的展望一定就是最符合历史的角度的，一座有历史的城市不能抛开其历史的规律去发展。因此，他建议恢复莲花池，恢复玉河，恢复万宁桥的历史面貌，他的这些建议和设想都已经实现。侯老也曾为北京城门城墙的拆除和天宁寺周边文物环境的破坏感到惋惜，这点点滴滴的情感可以从这本书的字句中找到。

去年（2011年）是侯老一百岁生日，对于健在的他来说，研究和建设北京的重担放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读后感(三)：小大之变——《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城的生命印记》记录了二千年来北京城的点滴历史，作为一本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论文合集，本书的内容远没有书名那般文艺，处处是严谨繁复的考证，坦白而言，在青年大众之间，恐怕没有太多人会耐心读完全书。北京从一个要塞上升为整个帝国行政中心，与之相并行的，是在非汉族王朝推动下中国由小到大的蜕变。

在儒家学说充满汉族中心主义色彩的“天下”叙述中，周边民族作为“四夷”被挤压在天下的边缘，他们的领土与人口或许可观，但在天下体系之中的地位就仿佛国画中的留白一样若有若无，明智的君主应该“画疆自守，不图远事”，只求一种礼仪性的朝贡。此外四夷-中原又在一种差序等级之中，中原的华夏总要在夷狄之上，无论四夷如何折腾，哪怕是闯入天下的中央，也只有汉化或者再次被驱逐去边缘的命运。这套叙事在北京的崛起面前有着直接破碎的危险。

从军事要塞到行政首都，北京城地位的跃升是内亚，尤其是东北亚与中原对抗的直接产物。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这些非汉族王朝阑入中原之时都保有着塞外的广大土地，这样独特的版图结构，使他们自然抛弃了大规模汉化进而迁入中原腹地的打算。相反，他们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汉唐宋明的中原式国家，并将边缘的众多非汉人群纳入有效的治理之下，进而设计出一套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族群的制度框架。

自然，这些王朝需一个新的都城，联系中原与关外。北京，因为其沟通东北，蒙古和华北的优越区位被选中。北京在五代之前一直充当着中土北大门的要塞，在中原王朝的版图和天下叙事中，它不过是边缘的要塞。在不同以往的版图和国策下，北京城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明清帝国的京师，这一段首都经历与通往现代中国首都的道路直接相连。

循着这一线索，我们不难将这些王朝与五代前的非汉族王朝相比，他们在建立独立政权之前就散入汉地，与故土失去了联系，成为了无根的政治-军事集团，与此同时汉地的士族传统又为非汉族族部落贵族提供了转变身份的天然接口。再发挥一下汉族士人擅长的追宗认祖，“步六孤”和“独孤氏”摇身一变成为陆姓和刘姓，鲜卑贵胄的祖先远至黄帝近至于刘秀。这些“渗透”型的王朝与辽以后的王朝相比，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在国家模式上对中原传统体制的突破较少。在首都的选择上，还是依循汉唐的旧迹，再次落到了长安和洛阳的黄金轴线之上。

上述两种王朝在国外汉学家口中分边为“征服型王朝”与“渗透型王朝”，北京正是征服者最重要的城市。

让我们再次回到北京城的变化上来，从蓟城再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北京的城市面积经历了由小到达的变化，而栖身期间的王朝版图也同样经历了小大之变。在日人上杉正明笔下，则是“中华”从“小中国”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

蓟城时期的北京不过是边塞小城，其辉煌的顶点恐怕是安禄山治下的范阳城。就在这之间的一百年间，唐王朝的疆域膨胀到它的极限，这也是中原式王朝的“小中国”的极限。

小大之变则是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历经金元明清而最终形成，这一过程宛如国画四周的留白不断被涂抹上色，乃至于整个画面都显得饱满丰富起来。

在各色的征服王朝之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定都北京的汉族王朝——朱棣起靖难之役，再次以北制南。与南京的朝廷相比，朱棣的军队保有更多蒙古武装，这是否是其胜利的重要因素？

朱棣迁都北京，固有巩固边防回到固有势力的考虑，实际上却反映出中国国家重心与民族形态的决定性变化。经济重心的确是无可逆转地南移了，然而中国要想继续延续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态，就必须以重视来自北方的挑战。于是乎，自秦以降1000 多年之后，这里最终成为了一国的首善之地。成祖之后明代再度退回长城以内，融合多民族于统一政权的任务最终由清代完成，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其在边疆治理上的成功使得中华共同体在规模上有了惊人的扩大。民国的肇建者，能够以“五族共和”相号召，正是承继了有清一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成果。

后记：胡京可不是白叫的哈哈，打算再写一篇说北京历史的，就叫征服者的城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