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驾斋养新录》经典读后感有感

《十驾斋养新录》是一本由[清] 钱大昕 / 杨勇军 整理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的451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201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十驾斋养新录》读后感(一)：竹汀氏的思考回路

卷十三“史通”條——

劉知幾沈潛諸史，用功數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為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於監修，又見嫉於同列，議論鑿枘，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輒加彈射，又恐讒謗取禍，遂於遷、固已降，肆意觝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誹議上聖，陽為狂易侮聖之詞，以掩詆毀先朝之跡。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後人大聲疾呼，目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論，要之蚍蜉撼樹，言匪由衷，柳翳隱形，志在避禍，千載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經三史，楷模萬世，夫豈不知叔孫之毀，無傷日月也哉？然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為科律，誰為著書無益哉？

大抵說劉子玄之作《史通》、無非見當時官修六史的不好；而為避彈射祖宗所敕之書的禍、不得已將《史》、《漢》乃至六經一起拉下水、“陽裝”為非圣無法之徒、以申明自己“才不是特地要反對官修史書”的立場。

案竹汀慕劉子玄多矣、不僅於它處屢屢稱引、更於此條中為之回護；相比之下另一個疑古惑經的王充、在同書卷六的領了“名教之罪人”的帽子、則顯得冤枉了也。此段中的劉知幾、亦仿佛是爲了屍體手指上的戒指痕而不得已碎尸一般。竹汀一定知道、唐時攻擊官修史書並非甚大之事；且《史通》其書亦為唐朝廷接受的事情。然則此處所寫、非徒為《史通》的“不朽”正名；或許更是對竹汀當世與劉子玄相類之人的近乎勸誡、和示範“爾等可如劉子玄之法為之”亦未可知。而從竹汀著作中對清修《明史》或一昧奉承、或置之不論的態度來看、此些“恥巽辭以諛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諸《外篇》，竊取莊生盜跖之義”的人物、正是自抒其臆就是了。人言清儒狡黠、洵不誣也。

而若依周作人說他當時如晚明的話、那如今要是能出有竹汀這樣思考回路如此曲折的人、就真是太好了。“誰為著書無益哉？”、斯之谓也。

《十驾斋养新录》读后感(二)：书《十驾斋养新录》刘序后

仆惟足下言是信。——钱大昕《与戴东原书》

南雷《明儒学案》论 “ 族方” 曰：君子死义，死不足惜。此儒家风骨。读史一通，知小人之死，皆有可怜处。妖僧广孝敢谓佛无伪经者，以佛固伪，经文无可真假，因之无伪也。太原辨《古文尚书》，萧山遂为《冤词》，真经何冤之有？必先自伪而后冤也。后青溪程氏又作《冤冤词》，实大可不必。

江藩《师承记》穷搜逸闻，得东原曰：“ 晓征第二。” 道路会意，谓己第一也。（今人陈鸿森偏谓此赞少詹，因东原先死不得见《养新录》等大著。陈说始张舜徽。误。下辨。）

凌仲子《辩学》曰：“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将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故肆力于未盛之前，则为矫枉之术；攘臂于既兴之后，则为末流之失。”章太炎知其意，梁启超知其意，胡适知其意，余英时知其意。此意易了，学者不免避易就难，使守株者每得兔。

今刘氏为是书《序》，欲计较长短，令东原之冠让位于辛楣之亚，可冤者，钱乎？即刘不欲冤钱，我亦将冤之，以刘小之而冤也夫。刘分汉宋之学以配考据及义理，谓前者实后者空。道固空也，未有以此乃成褒贬者，其论之俗也极。故度其意，盖谓空有所议，实无所议。此本东原，刘操戈太急矣。

谓戴不曾见《考异》《养新录》，则又陋甚，其书早有稿本，晚方得订而已。东原与钱本笃友，不可完全否认读过稿本的可能。（陈鸿森以东原已著之书目与辛楣已刻未刻书相较，以为东原自有丰富著作时与所见稀少的辛楣著作相比而有是论，不察其所列东原书当时大多亦未刻，如《经考》一书更是段玉裁都没听说过。且陈论早，刘所谓“巨眼”之论，或袭陈。）

且辛楣何尝不论义理，本书第十九卷专是。又辛楣所精博，无所议之实学，然实之所附，其人不知空耶？君不见惠氏所复汉学，其论理之凿空，视宋明尤过之。刘量辛楣亦太蠧矣。

论义理之学，时而有别。既知时别，则无别也。论世论因时而相递减有别，人欲满而禁欲，禁欲而伸欲，且不论尽以情欲误解概念，其所论非不欲以定论观察变化耶？如无此论，从何得之为此文？己所不欲，施予人乃谓义理考据乃两物，义理无稽，是否无常；考据有理，万古容一，衡之考据，熟低乃定。理之有盛衰递减，学亦固有盛衰递减，二者不失皆有常。刘非知辛楣之学者，读书殿上饱舔糟粕者也。

偏论东原考据之学力。然就偏论之，不待辛楣胜之，其同门金状元、程易田皆可胜之。不待同门，即凡后学具独见者，皆可窥破其弊处。然得谓其无学耶？东原而无学，晓征之学复不知何物也。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博而能精，始终为精。范升曰：犹约也。不损不足为道。昆山曰：未有不博而能约者。辛楣非不为道，计较术之长短，又将辛楣短一截。

朱一新《答问》曰：“乾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则辛楣于东原之弊少，正其弊也。

东原何殇，虽欲勿困，固不得已，刘所论析实丑小辛楣也。辛楣何殇，天下第二，无害于身，更是高手。所可悲者，世竟真有人欲其争此第一，俗儒之俗也俗。

《十驾斋养新录》读后感(三)：清代考据第一书

戴东原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如双峰并峙，特别是胡适写了《章实斋年谱》和《戴东原的哲学》后，二人的地位更加凸显。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更是把二者相提并论。不过正如书中所说，实斋将东原引为同道，可是东原并未把实斋放在眼里。

东原看得起的，是嘉定的钱晓徵。虽然东原和晓徵在思想上的交集远不如东原和实斋为多，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人惺惺相惜。东原三十多岁时举于乡，策蹇至京师，获交钱晓徵，此时“人皆以狂生目之”，独晓徵称之为“天下奇才”，为之延誉。东原在京师安定下来后，声名才逐渐播于海内。对于晓徵的推许，东原投桃报李，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自己则毅然以第一人自居。以东原之狂，这大概算是对晓徵的最高褒奖了。

二者的高下到底该如何评判呢？如果以义理为标准，那么东原的成就确乎在晓徵之上，堪称“朱子以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戴东原的哲学》），当仁不让稳居第一。但是如果以考据为标准，东原则未免技不如人屈居第二，正如郑堂所言：“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晓徵）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国朝汉学师承记》）

考据之学贵于征实，义理之学易于蹈空。考据可愈推愈密，义理却难免时移事易。故默存先生有言曰：“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读〈拉奥孔〉》）

在考据之风大盛的乾嘉时期，东原为学人敬仰之处，其实还在于他的“木石砖瓦”。但是，不仅余英时认为“考证在东原的全部学问系统中仅占据第二义的位置”（《论戴震与章学诚》），就连东原自己也承认：“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文史通义》）

当世能号为通人的，舍晓徵又能是谁呢？只不过在东原眼里，这样的通人只配和他的舆隶嘘寒问暖而已。可见，东原“以晓徵为第二人”的说法，如果不是言不由衷，则不仅谦有加，而且还是相当抬举晓徵的。为此，刘寂潮先生又揭出一事：东原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有五；晓徵卒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有七，“东原在世时，晓徵诸著述若《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皆未问世，而东原已据其言谈而决其为第二人，知人哉！斯亦不可谓非巨眼者矣。”（杨勇军点校《十驾斋养新录》序）

倘使东原长寿，著作更富，则其为天下第一人的念头会更加强烈；倘使天假其年，得见晓徵的《十驾斋养新录》，是否会动摇其“以晓徵为第二人”的想法呢？依我看，一定不会。因为让东原自以为无往而不胜的，正是他所持的“义理乘舆、考据肩舆”的观念。但这样一来，颇类似于东原以其上驷与晓徵之下驷赛跑，虽稳操胜算可是未免胜之不武。伤得起的晓徵丝毫没有生气，在东原去世后撰写的《戴先生震传》中说：“其学长于考辩，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在这篇传文里，晓徵又置东原的上驷于不顾，反而把他的下驷狠狠地夸奖了一番。

《十驾斋养新录》是晓徵晚年精心结撰之作，凡二十三卷，举凡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词章、术数，甚至少数民族文字，无不洞晓。姑举一例以见其余。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一说读作“què”，一说读作“kè”，多年来一直聚讼纷纭。有人认为是客家方言，所以应当名从主人；有人认为是古音旧读，但“旧”为何指，却语焉不详。论者大都忽略了《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客”条的考证：“明天启间客氏、魏忠贤用事，当时有‘茄花委鬼’之谣，盖京都语‘客’为‘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国语谥曰格坚皇帝，石刻有作‘怯坚’者，盖亦读‘格’为‘客’，因与‘怯’相近也。”由此可见，“恪”字读“què”，原因还在于民国时期北京话里保留了明天启以来的京都方音。晓徵考辨群书，佳例甚多，其中如卷五“古无轻唇音”条，早已被公认为汉语语音史上的重大发现。

陈援庵对晓徵此书推崇备至，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励耘书屋问学记》）这本比《日知录》更上层楼的著作曾收在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中，距今十五年后，整理者重又为之雠句比字，捃理务覈，数易其稿，交付上海书店出版社锓版单行，俾四方好学之士生于东原之后，得睹东原未见之书，幸何如哉！

（《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定价6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2012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