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村庄》读后感锦集

《最后一个村庄》是一本由王选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一个村庄》读后感(一)：勘误

很喜欢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与我从小在晋南农村长大密切相关。读这本《最后一个村庄》首先是被北方农村的细节描写吸引，因为书中有些方言、风俗，与晋南农村相去不远。不过相对而言，晋南农村已经算是非常富庶了。

也喜欢书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死了的，疯了的；悲剧的，温情的；最后全都离开了。读来怆然。

文笔优美，大段大段的景物、事件、心理描述，十分精彩，很多比喻真是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但个别段落又稍显绵腻。想来作者应该比较喜欢马尔克斯、普鲁斯特、苏童等。魔幻现实主义的文风，笔下的西北山村竟有某种潮湿黏糊的南方特色，少了几分应有的干脆、疏朗、苍凉。

话说回来，不知道校对不细的缘故，书中有好几处显见的不通的地方，有些是错别字，有些则是笔误。我一向有乱写乱画的习惯，所以就顺手标注了。读完后稍稍整理了一下。

1、P26，“耕田，1960年生，六十六岁。” 此处不知是不是计算错误，按照描述，那作者成书的时间至少是2026年以后。这显然对不上。

2、P119，“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条玄武，虽然早已干枯，但在少雨干旱的西秦岭，已实属不易了。”此处的“玄武”应为“朱雀”，因为P117中已说明，“青龙、白虎、玄武指的是山脉，朱雀是指流水”。

3、P194，“赵龙的丧事结束后，刘兰兰跟小叔子刘虎聊了聊今后的生活”，此处的“刘虎”应为“赵虎”。

4、P312，“他酿醋的手艺，是老伴姜婆婆结婚时带过来的”；P317，“十来岁时，他父亲瘫痪以后，他接过父亲的手艺”。这两个地方令人迷惑，到底姜老汉酿醋灌醋的手艺是谁传给他的？

5、P362，“但从那以后，赵根喜家的镰刀再也割不动麦子了。” 此处的“赵根喜”应为“赵喜根”。

6、P397，“最后，我想把麦村那些我至亲至爱的人的名字，再叫一边”，此处的“一边”应为“一遍”。

《最后一个村庄》读后感(二)：最后的村庄，回不去的故乡

最后的村庄，回不去的故乡

文 / Sofia

本文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岁月无声却有恒

什么是故乡？是户口本上印着的“籍贯”抑或“出生地”？不不不，这几个抽象而冷漠的铅字并不是那魂牵梦萦的故乡。

故乡是烙印在血脉之中、沉淀在心底深处的有温度的、可触摸的记忆。于王选而言，故乡是西秦岭中跳动过的一处脉搏，那里曾经麦子黄、葵花香、玉米甜、青草绿……于我而言，故乡是古运河畔流淌过的一曲歌谣，那里曾柳叶绿、荷花香、蒲菜嫩、莲藕甜……

可是，回乡的路，却是那么的漫长，通往无尽的时空的尽头，最终淹没在记忆的深处。

王选只能隔着时空，在博物馆里对着满墙的农具，以一个游客的身份，看着自己的过往，想起那些模糊的背影，听到他们的嬉笑怒骂，看到他们的悲欢离合。而我，还能在风景如画的运河之上，看见自己年少时的模样吗？来来去去的故人啊，终究都成了过往。

我们都是背井离乡的人。

王选在《最后一个村庄》中写道，“一个没有人的村庄，如同一条河流，干枯了。只留下巨大而荒芜的河床，把沉积于心的背景和秘密，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不用多久，野草将会淹没河道，淹没流水冲刷过的痕迹，淹没一条鱼青灰的骨刺。”故乡，就这样消逝在时空里。若干年后，一抔黄土，一汪清泉，封印了曾经的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

麦子黄、葵花香、玉米甜、青草绿、山歌长、社火唱……这些，只是故乡的表象。支撑起故乡灵魂的，是那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

28个故事，39幅众生像，那些逝去的、远去的故人们，在王选的《最后一个村庄》中复活而来，困窘着，挣扎着，竭力将自己的日子往前推，却或者困囿于黄土地的生活，或者背井离乡远走他乡。日子“推不前”的，长眠于黄土之下；受惠于岁月、能推动日子的，却又背离了黄土，向城市化靠拢。

回不去的故乡，是一种文明同另一种文明之间的博弈。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车轮前，在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向往中，农耕文明输给了工业文明，故乡输给了他乡。

“最后一个村庄”，不只是麦村。其实，我们都活在这样一个村庄里，被“追求美好生活”这只无形的大手指挥着来来回回，向东向西。或许，我们也曾像赵世杰一样想要衣锦还乡，采菊东篱，却最终败给了无法融入。或许，我们也曾像喜娃一样，为了光阴，为了生活，不得不抛弃了曾经挚爱的“文明”，丢弃了传承。或许，我们更像那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孩子，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的乡愁，也不会去思考文化和文明这样虚无缥缈的概念，只是在生活的指引之下一头扎进了更美更好的异乡。

张彧有一首三行诗，是写故乡的：“得了顽疾，久治不愈 / 回家住了一个月，不药而好 / 故乡就是我的偏方”。能治愈顽疾的故乡，必然是有人有爱的故乡。物是人非情不在的故乡，是回不去的故乡。老无所依、去异乡投儿靠女的麦村人，与父亲之间横亘着万千隔阂的赵天，他们的故乡只是符号意义上的故乡，治不了顽疾，也触碰不到心灵深处的柔软。

其实，我们都回不去了。最美丽的故乡，永远只是那个沙哑又绵长的尾音，吟唱在心灵的深处，唱着曾经的喜怒哀乐，诵着珍藏在心头的梦，温暖着我们的心房，直到白发苍苍，依然可以遥看着童年的模样。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PS. 在生存中挣扎的人们，或者成为一抔黃土，或者背井离乡，继续在命运里颠沛流离。王选跳出了是非功过的评价，用跌宕起伏的笔法，将民歌融入故事中，记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悲欢离合、直至村庄的消失……从2014，2018到2021，从《南城根》、《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到《最后一个村庄》，王选的文字愈加凝练，有着时光沉淀后的朴实，接地气的语句生动形象却不见丝毫粗俗。

《最后一个村庄》读后感(三)：向度访谈|关于《最后一个村庄》我的一些个人想法

向度文化：初读《最后一个村庄》，觉得它是散文，再读，觉得是非虚构，读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小说。正如作家张楚所说，它打破了小说、散文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使得它的文体变得似是而非，扑朔迷离。你自己是怎么定义这部新著的？

王选：我一直觉得文体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即“怎么写”。相比于“写什么”，或许形式就是其次了。另外，我们写某个对象，用何种文体，是由对象本身决定的，哪一种文体更适合，我们就选择哪一种，而不是我们决定了形式，再去找对象。这是我的个人认识。我好像经常遭遇这类问题。

至于《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文本架构是采用小说的写法，而情感则是散文化的，所采用的素材是非虚构的。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叫跨文体。反正这个词也不新鲜了。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更能表达我，更适合这本书。写成以后，它是是而非，它模棱两可，甚至它难以界定，我觉得挺有意思。

向度文化：所以说，书里的麦村并不是真正的“麦村”，而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村庄。村庄里的这几十户人家也是虚构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你的故乡“麦村”是怎样的一种现状呢？

王选：麦村，确实一个虚构的文学概念。虽然它面积很小，仅有巴掌一般，但我想它有代表性，是万千村庄的缩影。麦村的二三十户人，他们所生活的细节，存在文学化的虚构，但同样具有代表性，他们真实存在于我们的故乡，我们的记忆，甚至就是我们本身。

虽然麦村是文学概念，是我构建于纸上的故乡，但它和真实的故乡，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所面临的困境和未来也是相同的。也可以说，麦村就是我真实的故乡。

向度文化：相较于你曾经书写过的南城根故事，麦村故事的叙事架构显得更复杂一些。它的标题都来自每篇起首的歌谣，而这些歌谣涵盖了山歌，民歌，秦腔，儿歌以及社曲等，这样一来，不但丰富了文本内容，也提升了它的文本价值，更具有艺术的审美性。可以谈谈你的创作思路么？为什么要这样写？

王选：民间产生的东西，如山歌、儿歌等，有无穷的魅力和价值，都是祖祖辈辈，用时光和生命反复打磨出来的，甚至有些在无形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我曾说，我愿用我的几十万字换那百余个字。

但现实是，随着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好多民间歌谣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而湮没于人世，再也没有了，让人极为可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我试图用文字的形式，将其留存下去。当然，我留下的仅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很多，已无从寻觅了。此外，我调用这些歌谣，也是还原故乡麦村的本来面貌，歌谣和炊烟一样，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你看到了这些歌谣，就看到了属于我故乡的心跳。它不同于江南，不同于塞北，不同于高原，它是秦岭余脉处，群山皱褶中的一部分。

还需要说的是，在选取这些歌谣的时候，我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寻找一首最贴合这一户人家的，最符合这个故事的。让歌谣和我所写的故事融为一体，或者说，你读完了一个故事，回头再看开头的歌谣，发现这首歌谣，已经把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结局包含在里面了。

向度文化：从2014年的《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缩影》到2017年的《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再到最新的《最后一个村庄》，你书写的主题都是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无论是城中村里的那些租客，还是麦村里那些乡民，他们的故事都成为你创作的素材。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群体，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选：我想用我们这个词语，不论是城中村的租客还是故乡的乡民，他们即我，我即他们。我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也没有高高在上，我是在写我们的生活，我们艰涩、困苦、无奈、坚韧又温暖的日常。

向度文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这大概也是促使从麦村走出来的大学教授赵世杰退休后又重回麦村的初衷。然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最终使得怀揣“归隐田园”梦想的赵世杰重新返回城市生活。你在《燕儿燕儿吱吱》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故乡和他，貌似看着交集在了一起,但实则却奔跑在相反的方向。”我想，这其实也是许多走出故乡的人和故乡之间的一种矛盾关系，既亲密又隔阂。思念故乡却又无法回归的尴尬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觉得造成这种悖论关系的原因是什么？

王选：回不去的故乡有好多种，这是赵世杰所面临的回不去的故乡，也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故不去的故乡。这是一种尴尬和矛盾，这种尴尬和矛盾也延续在我们身上。如果以后，故乡尚且安在，我们要回去，且长久的回去，那赵世杰所面临的就是我们要面临的。

一个人出走多年，其实他依托所生活过的故乡，无形中会重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精神的故乡，这种精神故乡，在多年以后，随着好多人与物，或者观念、态度的变化，会和现实故乡产生间隙，甚至拉开差距，难以弥合。赵世杰出走多年，他也给自己重新构建了一个麦村，但是和流动的现实的麦村相比，和自身的境遇相比，两者明显已经南辕北辙了。要让精神的麦村和现实的麦村重合起来，很难，甚至不可能了。

向度文化：最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乡村问题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从这个意义来看，你的新书《最后一个村庄》具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缅怀意味。你认为中国的乡村最终的走向是什么？真的如你在《后记》里所写，要到博物馆里去看么？

王选：这几个问题要说清，不是片言只语能回答的，我简单谈谈。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务工成为农村主流，农村人口就开始流失。人口流失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传统农耕文明的衰退，乡土大地上的很多习俗、道德、传统、观念甚至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在消亡，另一些在改变。这样的话，我们传统的也就是带有农耕文明的乡村，渐渐不复存在，成为了一种回忆。于是，我们就只能去博物馆寻找它，其实去博物馆寻找它，就是寻找我们的童年、我们的记忆、我们乡愁的承载者，以及我们的内心所需要的安慰。

当然，从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一个新的农村正在诞生。精准扶贫让乡村从基础设施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自来水、安全住房、路灯、电炕等，而乡村振兴则会让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几个方面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以后的乡村，农民是用着无线网，刷着快手抖音，不同于我们所记忆中的农民，扛着铁锨，吼着秦腔。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崭新的乡村会日渐清晰，至于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向度文化：想了解一下，在写过城中村和故乡本土之后，你下一步的创作方向是什么？你关注的主题会不会发生改变，还是一如既往地聚焦于社会底层与乡村书写？

王选：还是写我们普通人、底层群体的悲喜。我不清楚有钱人的活法和所谓上流社会的日常，也不太喜欢钻研老旧资料搞什么文化写作。下一步，我写什么呢，我想我是有改变的。我已经走完了城中村第一步、故乡第二步，要走的是第三步，我基本有自己的一个思路。

向度文化：“王选的创作是在泥瓦盆里发酵面粉，这使他文学的麦田超出了同类型作家的地埂。”作家秦岭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请谈谈你是怎样训练自己在“泥瓦盆里发面”的能力的？

王选：承蒙秦岭老师厚爱，我的写作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秦岭老师这么评价，是对一个晚辈的鞭策和期待。至于他的“泥瓦盆里发面”，我想，一是贴着生活写，二是接着地气写，三是踏踏实实写，四是扎扎实实写。

向度文化：你觉得一个作家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选：写出好作品，拥有读者，淘洗人的精神（是淘洗），并长久留存下去。这是一个写作者的理想吧，也可以说价值追求。

向度文化：最后一个问题，将来当你老了，你愿意叶落归根，回到你的“麦村”么？

王选：还是之前说的，能不能回去的问题。回去以后还是不是那个曾经的故乡的问题。

《最后一个村庄》读后感(四)：看见了“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乡土重建中才会行以致远——对话青年作家王选

2021年6月，天水青年作家王选新作《最后一个村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新青年”书系之一。

《最后一个村庄》，全书22万字，用28个精彩故事，讲述了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叫麦村的小村庄，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期间，一户户人家日渐于村中消失的故事，同时，也描绘出39幅深刻、感人、哀婉的底层群体众生相。

该书一经面世，便与余华《文城》、铁流《靠山》、徐则臣《无法返回的生活》、加拿大国宝级作家法利·莫厄特《鲸之殇》等海内外著名作家作品，共同登上文学好书榜6月榜单。据悉，文学好书榜由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下属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联合推荐，经各社社长、总编辑投票，精选出本月最新文学好书24本，每月定期权威推荐。

日前，记者就《最后一个村庄》的写作意义，与作家王选展开对话——

对话青年作家王选：

看见了“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乡土重建中才会行以致远

胡晓宜：王选好，祝贺《最后一个村庄》出版。那天看到你在朋友圈幽默了一句，终于有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了，我觉得此话应该也反映了一种事实，你对这本书的用心及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对吧？

王选：谢谢胡老师长期的关注和扶持。

在书出版过程中，编辑说很厚，可否删减，我翻了一下书稿，里面人物互相牵扯，难以取舍，遂作罢。样书寄到以后，才发现真的很厚。厚，一是字数相对较多（出版字数26万字），二是书的质量很好。于是开玩笑说“可做枕头”。

关于用心，其实我的每本书都是用心去写的，绝无取巧之心。而《最后一个村庄》亦然。它所写的内容，值这么一个体量，也只有这个字数，才能完整表达我的想法。我个人感觉，《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我写得很扎实，也很踏实，能对得起我的读者。

胡晓宜：这几天翻读《最后一个村庄》，感觉每篇文章标题都很有特点，均来自当地小曲和歌谣，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王选：民间产生的东西，如山歌、儿歌等，有无穷的魅力和价值，都是祖祖辈辈，用时光和生命反复打磨出来的，甚至有些在无形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我曾说，我愿用我的几十万字换那百余个字。

但现实是，随着时间流逝和社会变迁，好多民间歌谣随着老一代人的故去湮没于人世，让人极为可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我试图用文字形式，将其留存下去。当然，我留下的仅是沧海一粟，还有很多很多，已无从寻觅了。此外，我调用这些歌谣，也是还原故乡麦村的本来面貌，歌谣和炊烟一样，是故乡不可或缺的部分，你看到了这些歌谣，就看到了属于故乡的心跳。它不同于江南，不同于塞北，不同于高原，它是秦岭余脉处，群山皱褶中的一部分。

胡晓宜：我在读的过程中发现，选取这些歌谣时，你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寻找每一首内容里，最贴合所写这户人家及最符合故事情节的歌谣，对吧。

王选：是的，让歌谣和我所写的故事融为一体，或者说，你读完了一个故事，回头再看开头的歌谣，发现这首歌谣，已经把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结局包含在里面了。

至于每篇文章的标题，我也是有意为之，没有单独再起，直接用了歌谣的首句，我想这一句应该能概括这篇文章。另外也是一种创新，其实就是没有标题，好比足球比赛中的无锋阵，宋词不就只有词牌，没有标题吗？

胡晓宜：你的叙述得到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的肯定，他认为你的写作打破了小说散文和非虚构的界限，是在为西秦岭山脉中一个小庄麦村塑形立传。而我在读的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感受，起初当小说读，后来又觉得是真实叙述，我想知道对这个文本，你自己怎么看？

王选：这就又谈到了文体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怎么写和写什么。我想文体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样的内容，决定了什么样的文体。好比人穿衣服，人的长相、气质等，决定着穿什么衣服好看。

在《最后一个村庄》写作过程中，我觉得用小说、散文或者非虚构任何一种单独的文体都不太理想，那我就综合起来写。文本架构是采用小说的写法，而情感则是散文化的，所采用的素材是非虚构的。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叫跨文体吧。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更能表达我，更适合这本书。写成以后，它似是而非，它模棱两可，甚至它难以界定，我觉得挺有意思。为什么非得要给所有的书清晰划界一种文体呢？就好比，为什么讨论一个人的外貌就非得用漂亮和丑陋呢，他就不能长得独特一点吗？

胡晓宜：据我所知，目前在同类题材创作上，天水作家阎海军也具备一定实力，且在抒写村庄领域也有了自己明确的写作方向，你觉得在讲述方式上，你们各自优势在哪里？

王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难度很大。

当然，阎海军是很优秀的非虚构作家，特色是其在乡土写作等方面很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我想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对底层的持续关注和抒写，二是同样的悲悯情怀。至于各自的优势，这个我想读者自有认知。

胡晓宜：事实上，《最后一个村庄》尽管抒写的是一个个普通村庄的日常和黄昏，却也是乡土大地上万千村庄的横切面和断代史，那么，村庄这个词，这么多年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王选：对于乡村，或者说，对故乡的感情，我觉得是变化的。幼时，不知山外天地，故乡就是整个世界。后来，少年时分，立于山顶，远眺群山绵绵，总想着离开这大山，去开阔处闯荡。后来，真是离开了，却又有几分不舍，而能回去的时日也不多，故乡就成了一根线，用亲人、乡亲、节日和回忆牵扯着，而故乡的印象，也似乎只有春节期间的白雪皑皑和红对联，至于春花、麦浪、秋实，则没有了。而如今，故乡是一味药，苦涩，但能治疗乡愁。

故乡是回不去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即便回去，也不再是旧时光景，那些乡亲或眠于黄土，或流落人间，徒增感慨。

胡晓宜：这本书大概写了多久，抒写过程中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书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王选：写完城中村的两本书以后，我就开始写这本书，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天难以做到都写，但每周都会坚持，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完成书稿。在写作方面，我还算比较勤快，也不敢懈怠。写作跟种地一样，不敢带有丝毫马虎之心，人哄地一次，地哄人一年。

书稿写完，距今已有些时日，如今倒是忘了当初是何等状态。或许就一个字——写，不用考虑何时写完，也不用考虑写完以后，照着自己那个朴素的计划写下去。

这本书的文体难以界定，大家也好奇，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在书中，有虚构，也有非虚构，非虚构的那部分，就是我或者我们的影子。

胡晓宜：应该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我们也无时无刻不身处故事之中，那么，作为一个爱讲故事给大家听的人，你觉得怎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

王选：每个人确实都有故事，但大多如行云流水，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或许需要的是生活中的“事故”。怎么才能讲好一个故事，这个很考验人。同样的故事，有人讲得昏昏欲睡，有人讲得惊心动魄，这就是讲故事的方法了。写小说的人，都在研究这种方法，一言难尽，且各有不同。与我而言，我想到一个词——营造，跟搞古建筑一样，匠心营造一个故事，当然，有匠心且不可有匠气。

胡晓宜：在《最后一个村庄》中，你的每一篇故事，单独成篇，但又互相交织，成为整体，说说这样写的初衷？

王选：这本书里，28个故事，其实是28个家庭。我试图用这20多万字为普通的中国乡村家庭立传，写一个个家庭的变迁和沉浮。在村庄形态里，它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它是基本单元。作为个体的人，也是融于家庭而生存的，并非独立于家庭之外。在我们的大多数写作中，我们重视人和村，但却忽略了家庭这个最基本的部分。如果家庭不存在了，那作为个体的人，则无依无靠，作为一个村庄，则如同大树失去枝干。

在这28个故事里，我都在回答“他们都去了哪儿”，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答案。而答案的结局则是，他们都消散于大地之上，以28种不同的方式。

同样，这一户户家庭的消散，也是包含着风俗、道德、节气、传统和秉性、生活方式的消散。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把那些远逝的往事、乡亲、习俗等永远留住。

胡晓宜：作为长期关注底层并大量抒写乡村的青年作家，这条路是否会坚持下去，你的文学路还很长，近期有什么打算？

王选：这几年确实写了大量乡村题材的作品，但这也在我的计划之中，用两本书的体量给生养我的大地一份回报。这两本书已经写完，其中一本就是《最后一个村庄》。目前，对于乡村我能写下的大多都写了，以后或许不会这么密集了。

而对于底层，我会一直坚持抒写，这是我的根，我的责任。我无法做到写尽我们底层群体的悲喜，但我要用文字拨开生活的苦涩之壳，让我们看到光亮，哪怕很微弱。

最近写了一个小长篇，12万字，快结束了，是关于精准扶贫的一个故事。

胡晓宜：其实不管什么题材什么故事，最终我们都是在写“人”，主旋律创作也同样可以深情动人，就如同最近全民在追的热播剧《觉醒年代》。最后，我们还是来谈谈写作《最后一个村庄》这本书的意义吧。

王选：《最后一个村庄》，它是一种虚指，是文学意义的“村庄”，是某种虚构。村庄会长期存在下去，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我相信村庄定会变得更好。这本书，写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这三十年之间的故事，也就是我所生活的乡村年代，这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流失，村庄出现了很多“症状”。这种“症状”，既是物质形态的，也是精神形态的。

胡晓宜：“最后一个村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指传统的、故去的村庄，那个记忆中的村庄，也是人们的精神原乡。

王选：是的，面对乡村现状，这些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乡村从硬件和物质等方面有了很深刻的变化，那种“症状”得到“治疗”。而乡村振兴是另外一剂“良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个方面将会得到振兴，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新的、别样的乡村，值得期待。

我想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一是某种缅怀，对故土、故乡、故人的回忆和惜别；二是一种留存，如同一帧照片，让以后的孩子，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曾那样在那片土地上生存过，爱过、恨过、苦过，也坚韧过；三是对去路的某种参照，只有知道了来路，才能走得更远，而来路就是那“最后一个村庄”，看见了“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乡土重建中才会行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