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内陆》的读后感大全

《古代中国内陆》是一本由[美] 傅罗文 / 陈伯桢著作，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4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代中国内陆》读后感(一)：唱唱反调

老外写的书，好的话主要好在理论，用世界体系理论审视考古材料，这点是国内考古不太重视的。

不好在写的像个资料汇编，讲的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不过套了个理论的框架挽回一些颜面。另外对于资料的细致分析是很不够的，停留在表面讲讲墓葬出什么，文化特征这些，非常肤浅。这也是国内诟病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天天喊理论理论，最后做出来的结果不就是用术语把土专家的认识整合一下。

还是更欣赏付罗文写中坝盐业的那本书，那真的是楷模，一个探方写一本书，以小见大，充分分析材料，这点是我们拍马难及的。我们的论文喜欢大题小做，老外的论文喜欢小题大做。

《古代中国内陆》读后感(二)：中心？边缘？

以中心到边缘的角度，通过考古发现，来观照古代中国内陆文明。按照作者的分类，先秦时的川渝鄂湘这些地方，被归入了内陆的范畴，它只是相对于中原的中心而言的。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观察角度。鉴于国内外对于这些地区的早期文明关注太少，这算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作者深受中国学界主流观点影响，即中国文明最早起源于中原，然后向四边辐射。因此，来源于这四个地方的所有考古发现，均被置于这样的语境之中，要与二里头的发掘作比较，才显示出意义。完全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即这些地区的某些考古发现，有可能与二里头之类没有联系，或者是种逆向关系，更是完全忽视了这四个地区来源于华夏之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不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丁山远矣。另外，作者在该书中所戴的景观视角的帽子，似乎毫无必要，有生拉硬套之感。读毕可以看出，诚如作者所言，此书确是两个作者不同著作强行合并改写之作。尽管材料收集良多，但叙述与逻辑却有割裂之感。

《古代中国内陆》读后感(三)：考古学者眼中的古代中国内陆的文明

考古学外行，拿到这本新书后，花了五天翻阅了一遍。总的感觉本书的学术性应该高于科普性，对于一般的看热闹的读者和爱好者并不友好。《古代中国内陆》书中“内陆”指的是长江中游到长江上游地区，一头一尾分别对应的是位于江汉平原的楚文化，和成都平原的蜀文化，以及夹在中间的巴文化。也谈了谈其他方国，但不是主要内容。

该书全面展现了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中的200多个早期遗址，包括屡出瑰宝的三星堆、金沙，“信巫鬼重淫祀”之楚地的石家河、曾侯乙墓，以及三峡地区鲜为人知的先民聚落。带领读者亲历考古推理，体验一线学者如何寻迹古今，探寻三千年间长江流域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沉浮更迭、四方习俗的融合变迁，以及财货权力的流动轮转。这些本书的推荐语确实是十分震撼人心，总的来看本书是从景观考古的角度考察中国内陆地区的文明遗迹的专著，内陆地区大致就是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成都平原、重庆三峡库区和江汉平原一带。

阅读本书需要把握的几大关键词，大概就是中心与边缘、景观、格局。下面我就不一一赘述，而是从总体来谈一谈一点拙见。

本书的绪论一开篇就介绍了“中国内陆”（Central China)一词的来源，作者提醒读者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内陆就是中原，而这种潜意识实际是近现代中国考古学建构和工作重心的产物，而两湖地区、四川重庆地带的文明则相对被忽略和边缘化（虽然有三星堆金沙遗迹、有众多楚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发掘）。中心就是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或者关中地区、山东等地，这里土地平整，是三代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近现代中国考古学起步、成熟的黄埔基地，这里有安阳殷墟、有二里头、二里岗、有仰韶遗址、有城子崖遗址、有半坡遗址、杨官寨遗址、周原遗址等等。

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景观研究，所谓景观大致可以定义为人群及其居住的环境以及他们与其他居住于此的人群之间发生互动的地理环境整体。景观并不单纯就是纯的自然地貌，也包括许多社会、文化的仪式、风俗和习惯，包括文化联系、社会记忆、环境变化、认知与经验等等。本书就是倾向于综合研究不同景观格局，强调其互相互动的关系。其实景观研究不但在考古学中得到采用，在人文地理学、生态学、历史人类学等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未完待续）

《古代中国内陆》读后感(四)：古代中国内陆的景观研究

如果你被问到，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中国文明是何种状态，恐怕你第一时间会想到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这也是我们心中传统的“中心地带”。但如果问到巴蜀地区、荆湘地区，甚至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是何种文明状态，恐怕绝大多数人第一感觉都是蛮荒的“边缘地带”。

在«古代中国内陆»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力图用“景观研究”的方式，即对人群与其居住的环境以及他们与其他居住于此的人群之间发生互动的地理环境整体予以整体考察，为我们揭开了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后期）“中国内陆”的景观发展历程以及社会转变。本书中所谈及的“中国内陆”，与我们传统的认知不同，其涵盖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四川盆地，以及重庆市。两位作者摆脱“认为政治与文化中心是最为重要的”这种范式，通过单独的评估“两个中心”（巴蜀地区和荆湘地区）和“一个边缘”（三峡地区），分析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独立与融合，传承与交流等关系，为我们建立一个包含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的古代中国内陆的历史景观。

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历史景观，从公元前2700年的宝墩文化开始，经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直至秦国占据蜀地前的青羊宫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程度，且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路线，遗址普遍具有长度可观的围墙，说明居民的组织能力和集体政治活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三星堆精美的青铜器以及其他文物来看，如可能作为原始货币的贝壳来自于海边，冶炼金属制品所需的矿石来自于西南，青铜器工艺或样式与二里头文明相似，巴蜀文明一方面建立起比较集中的单纯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政治中心通过贸易交流，与周边的文明有着广泛的、长距离的互动联系。

长江中游（荆湘地区）的由于与中原文明，始终有着一定程度的接触，故相比于四川盆地，其历史景观有着不同的面貌，存在一种“二元化”的状态，湖北北部南阳盆地周围的新石器遗址与中原早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存在联系，而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周边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具有独特的地方考古文化特征。随着屈家岭文化的兴起，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文化互动圈，而随之而来的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区域性中心，不仅巩固了这个文化互动圈，还与中原地区建立了稳固的联系，特别是江汉平原东缘的盘龙城遗址，是青铜时代早期政治中心，据分析可能是二里岗文明的殖民地，以确保他们能从湖北大冶的铜绿山获得铜矿资源以维持其青铜器生产。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开始建立和扩张，直至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融入到自己的楚文化之中。

位于边缘地区的巴和三峡地区，并没有出现自己的政治中心，而是依靠自己的食盐资源，成为了经济活动的关键地区，这种经济活动使其与两个中心地带产生了经济、文化和礼仪方面的联系。当一个地区对于多个核心都是边陲的时候，它便会成为人们争夺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像三峡地区这种即占据了交通枢纽地位，又占据了经济利益地位的边缘地区。因此，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它即受到四川盆地的影响，也受到荆湘地区的影响，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早期，成都地区与三峡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要较三峡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牢靠；但在青铜时代，三峡地区由于受到其与东方人口众多的区域之间的互动的刺激，而使其中密集而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得到发展，最终吸引了从东方迁移到这个区域的商人和军事人员，并与长江中游文化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参照苏秉琦的“满天星斗”理论，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这些政治中心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在它们之间，是那些所谓的边陲地区。研究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要研究政治中心本身，还需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乃至边陲地区与多个政治中心的互动，以及它们形成的跨政治实体的交流。本书是两位作者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考古领域深耕多年的成果，但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由于早期考古研究对于边陲地区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研究手段的落后，该地区考古工作还有大量的谜团需要解开，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考古专家投身这一领域，为我们还原一个更为详尽和真实的古代中国历史图景。

《古代中国内陆》读后感(五)：从考古研究看古代巴蜀

《中国古代内陆》是景观考古的前沿学术著作。两位作者傅罗文、陈伯桢都是资深的人类学家，译者戚轩铭具有深厚的东亚语言与人文学科背景，所以，该书的写作法度严谨，资料翔实，推论缜密，言之皆有出处，论必纵横开阖，是下了很大工夫、钻研很深的优质书籍。

该书所指的“中国内陆”，与我们习惯的认知不同，其范围涵盖的是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四川盆地，以及重庆直辖市。它们在那些有关中国文明和中国起源的讨论和叙述中通常被认为是次要的，不过，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到了挑战。最能代表的反对观点来自于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主张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往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

该书作者有意以“中国内陆”的称呼为题，是为了表明学术脉络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为了突出研究古代世界的过程中必须审视的有关中心性和边缘性的问题。该书在绪言部分就强调了对中心与边陲之间区际互动的“辐射模式”的偏爱，作者在这个经典理论的阐释中还加入了景观分析的方法，构成全文基础。理解“中国内陆”，是我们理解本书的重要出发点。

作者在“结语”里指出，景观是一种分析结构，用以构建观察互动的方法。它们关系到对环境的感知与经验，而且构成了人们在空间之中的互动，包括人们在空间中与空间互动的各种方式。景观并非“一个被人理解的事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它创造人，也被人创造”。作者所希图的，就是对景观在建构政治实体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丰富的诠释。

作者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下列对象上，包括：贸易网络与道路、自然资源的分配模式、宗教场所，以及那些可能已创造了显著且具象性格局的自然特征。该书为此建立了一个综合而多层次的方法，考察环境、文化、政治、经济和仪式格局在重叠之下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景观资料，在此基础上推断长时段的社会变化。

该书谈及的文物覆盖面非常广泛，遍涉各处遗址和典籍记载，包括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围墙、三星堆文物发掘、十二桥的陶器和青羊宫文化墓葬等考古资料，以及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遗址。作者认为，考古资料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四川盆地拥有源远流长的自成一体的古文化，而且，早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就有了与中原夏商文明密切联系，又独具风格、繁荣发达的青铜文化。当作者关注三峡时，他们不仅考察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政治和文化中心之间的互动，还考察了这个地区本土社群的性质，勾勒了这个地区政治和文化模式的研究现状。

该书初稿是两位作者于1999年至2001年在重庆忠县中坝遗址所作的学术论文。在对遗址进行的两次田野考察和分析的时间里，作者与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合作，共同考察了中坝史前食盐生产的专业化问题，并将它置于区域性研究的学术视域内。所以，有关盐资源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特辟了章节以探讨食盐的生产、交易和整合角色，突出了食盐在中国内陆的自然资源开发里起到的关键作用。

盐乃百味之祖、食肴之将，人人必需，缺之不可。诚如历史学家任乃强在《说盐》一文中所说，“人类文化总是……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输，扩展其文化领域。”本书从地质特征角度肯定了四川盆地天然的产盐优势，根据中坝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发掘成果求索中坝食盐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这些考古资料证明了，人类首先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寻盐意识是上古文化的凝聚因素之一，盐资源对巴蜀文化的兴起、发展和衰亡，对于政治中心与经济格局的变动，发挥直接的或是决定的因素。作者以盐为切入点，以考古材料为线索，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成果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

该书鲜明地体现了考古学科的特点，即利用文物考古的实物证据拓展研究史料，将其纳入传统的文献史料体系当中整体性地加以考察，从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加以科学阐释。作者以文物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反映中心性和边缘性关系的物质实物的系统梳理和分析，获取物质实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等信息来开展研究，与传统文献材料互疑、互补、互释和互证，以求共同探索和阐释历史的渊源。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起源和中华文明各区域的交流互动，具有很好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