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读后感100字

《判决》是一本由[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著作，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判决》读后感(一)：没有太看明白

这是我读的第二本卡夫卡。虽然很认真的读了，可是真的没有太看明白。一共两篇，《司炉》和《判决》。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很迫切地需要读一本解读卡夫卡的书。阅读里我只能感受到一些情绪，但是也就只是读了个故事而已，更多的感受真的没有了。我也很苦恼啊。卡夫卡一辈子为了写作都不结婚，一定会有很多深邃胡想法在他的文章里吧？

《判决》读后感(二)：无能

今天出了一点事故，把埋起来的掀开了，借着卡夫卡《判决》发挥一下。

这个情节无疑是很“荒谬”的--这对父子无疑有点小题大作，就这点事，还搞出一条人命来。不过不管谁对谁错，格奥尔格就是死了。这样荒谬的判决，我认为是无时无刻不再上演着的，不过总是荒谬得很隐形，结果也不至于这么惨烈，况且总有一种力量合理化一切。文学的力量或许就在于此，将习惯的剖开。

卡夫卡是软弱的，他的痛苦催生的反抗，藏在荒诞和呻吟里的讽刺，敌人感受不到，只觉得可笑，却又让同病相怜的人陷入无比的哀默……

《判决》读后感(三)：荒诞的是：有种错是你父亲认为你有错你就有错

判决

故事简介

格奥尔格该不该劝在异乡发展不好的好友回国，意识流的纠结，回来就会更好吗？最后决定告诉自己远在俄国单身的朋友自己订婚，后和父亲的争吵，父亲揭露格奥尔格是一个虚伪的伪君子，并对他进行判决，格奥尔格推倒父亲，自己投河自尽 父亲的权威格奥尔格认为自己没有错，但父亲认为你有错，你就有错，父亲权威。 关于卡夫卡的荒诞

很多人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荒诞的，但在我看来最起码《审判》这篇格奥尔格被父亲审判投河自尽的故事不是荒诞的。可我认为卡夫卡写的就是现实。可能现实本身就是荒诞的，我讲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读完这篇小说后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马文盖伊。也许你们并不了解他，他的专辑whatisgoingon最近被滚石评为是人类历史上500专的第一。我刚好前几天救在听这张专辑，虽然是1971年，但是其中的灵魂乐和骤停打击乐令我叹为观止。你们想知道马文盖伊怎么死的吗？我也是前一个多月前刚好了解到的，马文盖伊就是因为在农场上争执被父亲开枪打死。44岁的灵魂乐教父就这样结束一生。所以我读到这篇卡夫卡的判决时，我是很震惊的，因为他所描写的荒诞在一个世纪后就是现实发生的。荒诞吗？荒诞的不是世界，而是无知的我们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和很难弥补的鸿沟是人类拒绝沟通的一个本质原因，他人即地狱，人类本身就是孤独的群居动物。很多时候，哪怕是最亲密的人，父母，妻子丈夫，儿子女儿都无法了解自己。 这里的“盖”可以被理解为一语双关，隐含着埋葬的意思，所以父亲后来才会说：“你要把我盖上，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过我可还没有被完全盖上。”

关于人本性的虚伪和伪善的面具

格奥尔格口中的富家女在父亲看来，只是“一撩起裙子就迷倒人的放荡女”，格奥尔格对朋友所说的已经掌握了父亲的公司，可是连核心顾客的名单都还在父亲衣服的口袋里。格奥尔格带有炫耀意味的邀请远在俄国的单身朋友前来参与自己与上流女子婚礼在父亲看来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变相炫耀。 从这个角度来讲，格奥尔格前几段所思所想的应该都是谎言，只有真相被揭露后，说谎者才会那么大惊失色，气急败坏，无能狂怒，他无法容忍父亲对他的控告，也无法承认自己的伪善，自己的丑陋。

《判决》读后感(四)：细读：丢失

我最近一次听闻《司炉》，是在前不久孙一圣《夜游神》的新书沙龙中。他对卡夫卡的这则断片似乎情有独钟。他说因为这个故事始终萦绕着一种不安的氛围——他认为，这种不安来自故事主角卡尔·罗斯曼，他下船时发现雨伞没拿，于是将手边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个陌生人，回船找伞。这个在找伞时被暂时弃置不顾的皮箱成了阅读时始终令他耿耿于怀的牵挂。对于孙一圣来说，这种不安的诱因是他注重的小说写作中的某种品质，就像他曾经在文章中提及的那把“契诃夫之枪”——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第二幕中一定会发射——只是如今它的发射成了一个悬而未落的靴子。

我不太记得，在孙一圣的讲述中是否提到了那把最先遗落的雨伞。是遗落的伞和托放的行李箱同时让他感到不安，还是只是那个行李箱更让他牵挂于心。在我以往的人生经历中丢失过好多把伞。有时落在电影院，有时丢在公交或地铁，有时遗在饭店……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发现的话，我很少回原处寻找，毕竟一把雨伞有时让我觉得不值得多跑一趟。我通常会选择再买一把，然后等待它的再次遗失。我无法理解（至少不会做出相同的决定）小说里的卡尔为了一把伞而将行李箱托付陌生人的选择。当然，可能这个行李箱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在乎的东西，小说里写道“那丢失的箱子也不算太可惜，因为他身上穿的西装比皮箱里的那套好得多。”但无论如何，一只皮箱总比一把雨伞要值钱些。

但是这里并不是要讨论价值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当我又重读了一遍《司炉》后，突然觉得孙一圣所谓的不安感于我而言并非一个重要的小说元素，对我来说，《司炉》的核心在于“丢掉”这个动作本身。

在描述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只身来到美国的原因时，小说曾经用到一个词“丢掉”：

译者还特别在这里加了个注解：“此处的动词‘beiseiteschaffen’有多种意思，除‘赶到一旁、藏起来’之外，另有‘杀害、谋杀’的意思。”如果我们将卡尔·罗斯曼的被丢弃也计算在内的话，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司炉》中丢弃事物的列表：

卡尔的被抛弃是为了遮掩丑闻，雨伞与行李箱是他自己弄丢的，而司炉的申诉得不到回应，完全被弃置一旁。在小说中，司炉的申诉和卡尔的认亲都发生在船长的办公室中，它们其实属于并置相互参照的一对境况，我们可以稍花些时间比较一下。

在司炉向船长抱怨轮机长舒巴尔对自己的不公对待时，卡尔·罗斯曼觉得他的表达杂乱无章，周围人的冷漠对待让他觉得司炉的言语毫无效果，他一度好心予以提醒：

司炉在面对卡尔时逻辑清楚而当面对船长时却语无伦次，真是这样吗？这里值得再引入小说一开始的一个细节，卡尔·罗斯曼初遇司炉时，“卡尔心想，‘跟这个男人说话真不容易。’”所以，司炉的表达可能一直就是这样逻辑混乱的，但在和他共处一室的时候，卡尔·罗斯曼听着对方絮絮叨叨的一番抱怨，激发了他的同情心，而这种同情心其实也来自他设身处地的共情，但是船长室里的人并没有这层立场，他们站在司炉的对立面和他拮抗，即便看似公允的船长也只是耐心展现出倾听的姿态，没有表达出任何倾向。

再来看与之形成对比的卡尔的认亲，他美国的舅舅、参议员雅各布先生的话语，其实并不比司炉理智有力多少，同样充满繁冗琐碎的细节，但因为他地位不同，身份尊贵，他的长篇大论大家都“耐心而兴致高昂地听着”，而且还纷纷上前与他握手，恭喜他和侄儿卡尔相认。“其他人仿佛意会到自己接下来该做的事，当即在卡尔和参议员身边形成一片纷乱的图景。”

当卡尔·罗斯曼跟随舅舅下船时，司炉依旧被留在船长室内，面对更多轮机长舒巴尔招来与他质辩的证人，整个场面显得拥挤、喧闹而又可笑。而我们的主人公卡尔即雨伞、皮箱后，在这则断片中又一次丢失了他短暂的亲密的同伙——司炉。他可能再也没有找到过他们。

《判决》读后感(五)：细读：落笔无效 宣判成行

小说《判决》的开头，商人格奥尔格写完了他的信。但在“轻松缓慢地将信封起来”后，小说却又问道：“格奥尔格该写怎样的信呢？”仿佛这封信还没有开始动笔，好像刚才封起的只是一张废纸。这个略显古怪的表述方式，相比小说结尾突兀离奇的投河自尽，始终更让我耿耿于怀。

信是写给格奥尔格远在俄国的一个朋友。他事业不顺，孑然一身，混得很惨。出于为对方着想的原因，格奥尔格也尽量隐瞒个人的顺境，往来通信尽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他评价这位友人的来信“敷衍搪塞”、嫌友人在他母亲过世时的吊唁“言不由衷”，但他自己对友人的同情与体谅似乎也让他的去信充满礼尚往来式的无意义，甚至一度不愿坦白自己即将结婚的喜讯，担心自己的幸福加重了对方的不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格奥格尔因其善解人意而显得虚伪做作。她的未婚妻听说他的顾虑后表示：“觉得很受伤。”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触动了格奥尔格，他最终在这封最新写给朋友的长信中告知了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到此为止，格奥尔格终于“写完”了他的信，他时常和他的未婚妻提及这位友人，以及这种因为对方着想而言不由衷的通信状况，但是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改变，真诚地记叙了自己的幸福。“格奥尔格该写怎样的信呢？”的问题似乎得到了回答——他该顺其自然、真诚自如地写。在那个最美春日的周日上午：

我们可以想象，他或许因为笔下记叙的幸福而沉浸在某种自满的愉悦中，也可能因为终于不用继续在信中虚与委蛇，而获得了某种愉悦的畅快。总之，他“出神地微笑”，心情显然不错。此时，没人可以预料他在小说结尾投河自尽的下场。

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格奥尔格在写完信后去了一趟他父亲的房间，并把写信的事情告诉了他。父亲的斥责最终判决了他的投河而死。一般认为《判决》体现了父权的压制与反抗，没有什么比衰老但依旧强势的父亲形象更能表达这一主题的了。他歇斯底里、荒诞可怕的言语更加强化了这种权威的力量。但是这种解读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在阅读小说时的那种惊异感。

当格奥尔格将写信一事告知父亲时，父亲的第一个质问是：“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这可能让读者对之前的叙述产生怀疑。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惊异。但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似乎并不存在“不可靠的叙事者”这一可能性。而且紧接着这个质问的描述也进一步加强了读者的怀疑：

“难为情”的形容和话题转移（“别管我的朋友了。”）似乎都在暗示我们，格奥尔格被父亲的提问戳中了弱点。父亲之后对他“虚伪”的批判，也让我们不仅怀疑难道他真的虚构出了这么一个外国的朋友？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俄国朋友的存在与否是让小说渐入荒诞的转折。我个人倒是并不怀疑他的存在，原因有几个：

尽管我列举了3个原因，但还需要解决“难为情”和话题转移的细节问题。对此我觉得只要缩小怀疑的范围就能顺利解决。让格奥尔格感到羞耻的问题并不是俄国友人是否存在，而是俄国友人是否真的算是朋友？两人“言不由衷”的互通有无，格奥尔格的诸多顾虑或许正是因为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算作朋友吧？至少不是那种真心的朋友。父亲直接的提问或许正好戳中了格奥尔格内心的软肋，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刚刚跨出了真诚交互的第一步。

如前所述，格奥尔格因其善解人意而在书信往来中虚伪做作，他对父亲的态度，从他父亲的角度来看，也谈不上关爱而是冷漠。他的父亲住在一间“阴暗”的房间中，与他写信时最美春日景致一览无余的房间判若两境；他在服侍父亲上床时，瞥见父亲不干净的贴身衣物时，才责怪自己忽视了父亲；“他同他的未婚妻还没谈到未来要怎么安置父亲，但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假定，要让父亲独自留在这老房子里。”（当然，他立刻又决定要带他的父亲到他未来的新居）；对于父亲在母亲死后，生意上退居幕后的情况，他称之为一个“幸福的意外”……因此，从父亲可怕的指控中，我们确实能够看作是对于长期以来格奥尔格的某种高压的控制，但同时我们也确实不能否认这种指控存在某种真实性。格奥尔格确实想要把父亲“盖上”（潜意识里盼着他早死的愿望，这应该会是另一个“幸福的意外”或者必然吧），尽管他也会即刻认识到照顾父亲的迫切性；他确实有虚伪做作的一面，但同时又有温柔体察人心的细腻；他往往刚作出一个决定，又旋即忘记，小说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比喻，“像一根短棉线穿过针头一般”；他确实希望自己是俄国友人唯一硕果仅存的朋友，尽管他的书信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在“春日最美的一个周日上午”，他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决心彻底展现自己真诚的一面——直到父亲的控诉摧毁了这一切，直到父亲与友人通信的秘密的揭露（不管这是老人的疯话抑或事实）把他过去所有的谨小慎微全部化作放大的虚伪，直到父亲宣判他投河而死！

于是格奥尔格被赶出了房间，他在台阶上迎面撞上了女佣，这里又有一个奇怪到我可能无法解读的细节，她“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他穿越车道来到水边，最后投河自尽了。他选择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的时候自尽，以此掩盖自己的投河的声音。但小说最后一句却写道：“在这一时刻，桥上正好有无尽的车辆驶过。”

一如女仆“用围裙遮住自己的脸”的奇怪举动，这个无尽车辆驶过的瞬间也略显魔幻，是作者纯然的“创造”，其创造出的巨大喧哗声响仿佛反过来强化了格奥尔格坠落的响声。它即是一种掩盖，又是一种“无尽”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