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传》读后感锦集

《约翰·济慈传》是一本由（美）W.杰克逊·贝特著作，精装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22-3，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约翰·济慈传》读后感(一)：他们何以安身立命？（约翰·济慈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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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济慈传》（［美］W.杰克逊·贝特，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程汇涓译）

子扉我 2022年秋分 季风异次元空间三世

原载风之回响RESONANCE微信2022年10月1日

《约翰·济慈传》读后感(二)：天才诗人只活了25岁，毕生追寻真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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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布莱克、彭斯、济慈。

英国文学的“浪漫星云”。这七颗星辰中，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较晚，生命倏忽即止，只在人世停留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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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说过：“就命运而言，休论 公道。”这句话对济慈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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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的一生，一直在应对亲人的别离。

济慈14岁时，母亲过世了，在那之前，父亲走了，舅舅们和外祖父也都走了。这时候，除了年迈的外祖母，济慈成了这个家境普通的家庭里的家长，他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接下去的几年，济慈还将陆续失去外祖母、他爱戴的老师、他的二弟，大弟远走美洲却生意失败。济慈24岁时与爱人范妮订婚，终究未成眷属，济慈病殇异乡，爱侣阴阳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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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济慈家族的阴影，是肺结核，在当时是绝症。

这个病仿佛有种效应，夺去生命之前，它似乎能催化人类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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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家族没有文学的传承，济慈在近十九岁时才开始写诗。

也许，唯有诗歌，是他在雾霭重重的荒原里前行的动力，他以之抵抗潜伏在身边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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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大量读诗，模仿自己喜爱的诗人。前期是但丁、斯宾塞，后来沉浸于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华兹华斯。他试图将史诗的力量、戏剧的多样性和现代意识以及模糊可辨的“智识的行进”之探索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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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济慈如是说。

济慈的长处，就在“美 化一切”，以完成他吟诗的大使命。

他热爱坚实而可以触摸的土地、花朵以及海洋和天空的色彩，草木的芬芳与四季的更替；

他热爱他的弟弟、妹妹，他的范妮，他爱着他的亲友和贫穷百姓，人生有限而情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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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优美的、细腻的，也是宏阔的，刚强的。

六大颂歌主旨各异，每一首都在探讨艺术与人生的辩论，呈现他对自然、对人世的感受、想象力以及使周围事物显得高尚光华的才能。

他的诗艺发展之迅速是任何文学史上都罕见的，而他流露在诗歌中的情感，即使是《忧郁颂》也是明亮清新的，一个人可能遭遇不幸，但是，他永远追寻着有光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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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大传的诗歌出自穆旦和屠岸的译笔。我选了《济慈诗选》的屠岸译作，与诸君品飨。

《约翰·济慈传》读后感(三)：约翰·济慈传·前言

济慈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脚本，来研究文学的伟大性，以及引导和鼓励它成长的动因。这种兴趣带有深刻的“人性”与“道德”印记，且表现出这两个词的极致广度意义。因为，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种诗性天才——不管济慈最初带有怎样的缺陷或局限——他很快便与众多不同的读者建立起了个人关联。在他身上，我们发现心智和性格都得以稳步成长，这种成熟同样适用于其他方面的成就，且在济慈从二十一岁到短暂生命尽头之间的日常经历中，得到了实际且戏剧性的检验。他的诗歌技巧也是同步精进的，这种成长更令我们着迷，因为它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副产品——至少是一种有机关联起来的伴生物——是他更广义的、人性成长的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济慈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和作家，成为了自莎翁本人以降，所有诗人中最具莎翁风格的人。

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议题，就是济慈的成长故事发生于一个相对现代的环境之中。因此，我们至少能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来思考两个困扰了许多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对莎翁的生平知之甚少）是其早年获得的资源相当匮乏——假如从教育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利条件”两方面来比，仅1800年以来的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已有数百万人（其中许多人天分极高）享受到了这些资源，但济慈获得的资源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们自然想知道，他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为何他能够以如此缤纷的方式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诗篇——是什么驱策了他，又是什么阻碍了他？除了这种普遍的有关成长教育的兴趣之外，人们对济慈还怀有一种特殊的好奇，这种好奇随着每一代人的成长变得益发强烈。在过去的250年间，尤其是在二十世纪，诗歌和所有艺术似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小众，人们早就不以为奇。我们现在得更加直接地面对济慈出生前50年就被广泛讨论的问题，而此问题也贯穿于他所生活的时代：那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在哪里？那些“伟大的文类”——史诗和戏剧悲剧——或者至少是说得过去的等价物在哪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现代溢价”或“原创性”来解释这些问题——也就是说，用人们对过去伟大艺术成就的生动认识来解释，或是以诗人或艺术家在前人宏伟成就面前的尴尬来解释。这种因焦虑而产生的压力和对它的各色反应，构成了自1750年以来，艺术史上最缺乏研究的关键要素之一。现代时期伊始，没有哪个大诗人会比济慈更加直接地遭遇这一问题。二十二岁之后的济慈是如何面对并超越这一困境的，这个问题吸引了自济慈去世以来英语世界中的每一位大诗人，也吸引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降的每一位大评论家。

最后，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利用材料的话，济慈年满二十二岁之后的人生轨迹保留了相当全面的信息，其详尽程度与同时代任何一个语种的大诗人相比都毫不逊色。事实上，在他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开始之后，假如我们真的想追踪其轨迹，是可以详细至每一周的情况的。虽然关于他早年生活的材料相对匮乏，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有一个优势。因为至少他的早期诗歌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与之相比，更长寿的诗人们却有机会封存或处理掉自己的试笔之作。很少有人愿意向自己或他人展示青春期时的尴尬。诚然，济慈的大多数早期诗歌只对风格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有吸引力，如特定表达风格的研究等等，或者是会吸引其他的作家，使他们得到一种健康的心理暗示，那就是如此具有想象力和精神天赋的诗人，最开始写诗时竟也像我们许多人悄悄所做却不肯承认的那样，下笔磕磕绊绊。但情况很快就有了起色，就在济慈年满二十二岁之后不久（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就发现他的思维水平（包括一年之后，他的表达水平）都达到了伟大作家的高度。

不管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些整体层面的问题一直是本传记关注的焦点。此外，我认为，即便只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出炉的传记材料汇集到一起，也有足够的理由再出版一本济慈传了。上一本真正完整的济慈传是由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撰写的，距今已相隔一个世代（1925年出版），尽管自那之后，其他的传记，包括多萝西·休利特（Dorothy Hewlett）那本更精简的传记，都囊括了更多与济慈相关的细节。另外，在艾米·洛厄尔的济慈传出版之后的这些年里，关于济慈的讨论和反思常常反映出我们这一代“专业化人士”令人遗憾的特点：关注传记细节的人往往对作家主要作品的批评不感兴趣。反之，有关济慈创作的专门研究——事实上，几乎所有大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对传记乃至人类成就的普遍曲线感到兴味索然，它们更关注某部作品的特定方面（例如创作起源、反复出现的主题、精神分析的视角或者各种形式的文体分析）。无论本书作者如何看重广度和多样性，也无法面面俱到地展示前人对济慈诗歌的研究，或是将每个阶段的推论进行严密的论证。但是我仍然尽力对这些研究和信息保持合理的开放态度，特别是在论及济慈伟大创作期开始之后的那个阶段，更是如此。

当讨论到特定诗歌的时候，我可能会添加注释——这里所说的情况不包括对早期诗歌的简短介绍，一般可以大致认定早期诗歌篇幅不长（或者中等），但到了《海伯利安》之后的主要诗作，特别是从颂歌到《海伯利安的覆亡》这个阶段的诗作，都会配有注释。这些诗常年是热门的研究主题，得到了最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假如热爱某样事物，人们便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要充分讨论它，尤其是其吸引力的本质源于它的广度、争议性、多样性和丰富的隐含意义。尽管这些诗是过去25年来我最感兴趣的诗，但是，要在传记的范围内讨论它们，就不得不受到一些限制。这些诗无法得到全面的阐释，因为不能让某一首诗或是一组诗成为本书唯一的焦点。在传记中，与济慈每一首主要诗歌最为相关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都已经按照时间顺序和重要性分别作了处理。当每一部重要作品都得到了讨论之后，再进行小结陈词就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重复。尽管如此，在考察一首主要诗歌或是某个人生特殊阶段之时，我无疑还是没能避免重复。唯一的借口——或者说解释——只能是：济慈的成长，无论多么迅速，绝对不是线性的。线性发展只存在于一种感知中，其间，分析和判定被激烈的争论所推动，或者单纯因为手头只掌握了少量明显的事实而缺乏其他信息才得以留存。济慈的成长发展自然是盘旋往复，缠绕涌动的。即便在短暂的生命中，济慈也不断回溯到一年前或者两三年前的假设或价值观中去，或者是回到以前的疑议或印象中去，然后再重新思考、衍化、开始新生，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经历一样，只不过我们的进阶通常较为缓慢。

为了减少脚注的数量，只要条件允许，我仅在文本中标注济慈信件的日期。每封信件的日期都使用了海德·罗林斯（Hyder Rollins）权威版中的信息，读者可以通过日期迅速查找到罗林斯版本中对应的信件。所有引用都保留了济慈那匆忙而独特的拼写方式和标点符号。诗歌文本基本上都使用了H·W·加洛德（H.W. Garrod）标准版，信件中直接引用的诗歌除外。

如果一个作者想要坦率地从前人的研究中使用或提取一些材料，那么致谢页就会写得很长。自西德尼·科尔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1917年和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1925年出版的两本公认的优秀传记问世以来，又有大量新材料涌现。其中，最具特殊价值的研究是我已故同事海德·罗林斯的《济慈社交圈》（The Keats Circle, 1948），该书影印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摩根图书馆以及其他藏品中迄今未出版的手稿。罗林斯后来的书中，以他去世后不久出版的《济慈书信集》（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958）最为出类拔萃。这本书有助于进一步充实济慈的完整图景，尤其是重新确定部分信件的撰写时间。我希望用好这份材料，同时使用霍顿图书馆和其他地方保留的罗林斯资料作为补充。

本传记计划与罗林斯的《济慈书信集》配套出版，后者的衬页提供了济慈时期伦敦城和伦敦地区的一些有价值的地图。本书在此一并转载。

我曾受益于下列人士的著作，还时常得到他们亲自给予的鼓励，我希望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佛蒙特大学的维拉德·波普教授（Willard Pope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范德堡大学的克劳德·芬尼教授（Claude Finney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厄尔·瓦瑟曼教授（Earl Wasserman of Johns Hopkins）、伊利诺伊大学的J·C·斯蒂林格教授（J.C. Stillinger of Illinois）、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Harold Bloom of Yale）、多萝西·休利特小姐、牛津大学的已故教授H·W·加洛德（H.D. Garrod of Oxford）、密歇根大zh学的已故教授克拉伦斯·索普（Clarence Thorpe）以及波士顿已故的路易斯·霍尔曼先生（Louis Holman）。霍尔曼先生收集了济慈相关的藏品，并详细整理出济慈年表，这些文献现藏于哈佛大学，过去40年中每一位济慈生平的研究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此。我还要感谢杰弗里·蒂洛森教授（Geoffrey Tillotson）和伦敦大学的卡罗尔·兰登小姐（Carol Landon），感谢他们帮助我进一步了解济慈家族的财务状况；感谢哈佛大学的大卫·欧文教授（David Owen）和阿莱克斯·格申克龙（Alex Gerschenkron）教授以及塔夫斯大学的阿尔伯特·伊姆拉教授（Albert Imlah），感谢他们帮我估算济慈时代的生活成本并与今天的物价进行对比。感谢那不勒斯地区美术馆主席吉诺·多利亚先生（Gino Doria）为我提供了济慈在意大利最后几个月的相关细节。

三大济慈稿藏的馆长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他们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济慈馆藏负责人梅布尔·斯蒂尔小姐（Mable Steele）、罗马济慈-雪莱纪念馆的薇拉·卡其托夫人（Vera Cacciatore）以及汉普斯特德济慈纪念馆的威廉·R·麦德蒙特先生（William R. Maidment）。此外，我还要感谢他们以及英国国家肖像馆（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和戴德姆历史学会（the Dedham Historical Society）许可本书使用影印插图。

在过去的25年里，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我以前的老师都曾鼎力相助，让我更深刻地理解济慈。特别是下列诸君，更令我铭感难忘：感谢已故的约翰·利文斯顿·洛文斯教授（John Livingston Lowes）；感谢已故的海德·罗林斯教授，前文中我已表达了对罗林斯权威版的感激和敬意，今后所有研究济慈的学生也都将受惠于此权威版；感谢赫歇尔·贝克教授（Herschel Baker），他关于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的权威专著已在近期出版；感谢哈利·列文教授（Harry Levin），他是我在批评理论史方向的授业恩师；感谢阿奇博尔德·麦克里施教授（Archibald MacLeish）和I·A·理查兹教授（I.A. Richards），这些年来，我从他们的著述和谈话中获益匪浅；感谢大卫·铂金斯教授（David Perkins），他在浪漫主义主要诗人方面的研究素有建树，我受到他很大启发，具体情形在讨论济慈颂歌及其他问题时均有提及，此外，铂金斯教授还仔细阅读了本书的许多章节，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感谢道格拉斯·布什教授（Douglas Bush），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便受到了他的提点，彼时我撰写了一篇本科小论文，最后以《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 1939）为题发表了出来，谈论济慈的诗性观。不论我年轻时的冲劲显得多么幼稚，布什教授在那几年却给了我很多鼓励，让我满怀信心，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那几年，我忙于各种事务，偶尔还会研究其他的主题。如今，在将近25年之后，我希望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对这位人文主义学者的感激之情，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眼界，探究古希腊至今的文学，他对这些知识的把握之到位和精密，即便在专注于研究某一时期的专家看来，仍具有权威的指导意义。我唯一能对他表达些微谢意的方式，便是把这本书题献给他。

沃尔特·杰克逊·贝特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196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