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正义》读后感100字

《现代与正义》是一本由战玉冰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一)：做学术，像侦探一样（代后记）

牛津大学的Professor Colin Bundy曾经在一次关于“犯罪小说”的演讲中比较了侦探工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真理，他们都权衡和评估证据，他们非常注重细节，他们通过逻辑和理性来得出结论。”的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与资料中苦苦爬梳，在字里行间寻找文本的“裂隙”，不断比较不同作品版本之间的区别，试图通过当事人的只言片语与零星回忆来复原文学史现场，充分运用自己并不怎么丰富的“灰色的脑细胞”展开解读、推理与思考……在这些基本的工作方式上，学术研究与侦探查案之间还真是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做学术研究时，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侦探，或许多少有点“中二”的嫌疑；但在对理性保有基本的信仰、对真理和真相有着执着的追求（这里的真相从来都不止一个）、对没有解答的问题永远怀揣着一颗好奇之心、对已经被回答的问题时刻保持着警惕与怀疑的态度等诸多方面，我们仍然可以说：做学术，要像侦探一样。 这也正是我喜欢侦探小说的理由之一，也是我之所以会选择从事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研究侦探小说并不只是为了侦探小说本身。这里不妨将心思说得稍微大一点，对中国侦探小说发展演变的考察，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切还在于对百年来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核心命题——如现代、革命、理性、正义等——的追寻和反思，或许细心的读者从这本小书各辑文章的标题中已然能够有所察觉。当然，我借助侦探小说这一文类形式“中介”所做的追寻和反思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还远远不足，只能算是对暂时思考结果的一点潦草记录罢了。 说回本文的题目，做学术固然需要一种侦探般的敏锐与坚持，但在学术之外的生活中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也把自己随时想象成一名侦探。毕竟不论是福尔摩斯还是霍桑，在世俗意义的生活上都不能算是很幸福美满，更不用说“那位神秘朋友鲁平，生平和字典上的‘家’字，从不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本书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中，甚至在我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之后，妻子的支持、照顾与陪伴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自信能够像福尔摩斯一眼看穿华生“从阿富汗来”一样，瞬间判断出她从来都没有读完过我的书稿，但我还是要对她表示感谢，并且要把这本她并不会看完的书完完全全地献给她。 战玉冰 2021年9月30日凌晨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二)：你不熟悉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史闻都在这了

你知道《老残游记》被认为是“现代侦破小说的开端”吗？

我们以前竟然也有亚森罗平似的反侦探小说盛行？

“阿婆”最初在我国遭遇的更多是冷清与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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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知道更多侦探小说在晚清民国时期发展的有意思的事吗？那不要错过这一本。

关于内容：

本书以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借助类型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方法，重点关注其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同时述及传统与现代、翻译与创作、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辩证思考。共分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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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侠义与正义》

✏️从《老残游记》到《中国侦探案》，面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与阅读热潮，我国文人对其有着自我的认知与应对。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侠”字（虽然是侠盗的侠“）在身的亚森罗平似乎与我们传统的侠义观念更为融合。从而演变出一系列以他为中心的翻译、模仿以及本土化创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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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侦探与都市》

✏️现代都市的”匿名性“与都市罪案频发和侦探小说诞生之间都有密切关联。这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在上海会发展的特别好，以及离上海较近的苏州为何会成为培育上海的侦探文人发展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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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百年类型史》

✏️阿加莎两次来华背后阿加莎作品从遇冷到爆热究竟经历了什么？以及谍战小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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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科技与传奇》

✏️对侦探小说中“动物杀人”的探讨、晚清民国中我国的火车时刻表计谋运用还有摄影技术在小说中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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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受：

作者在序言里说到，本书收录的很多文章是源自他的博士论文，并刊登过很多学术类期刊，个人觉得专业度还是非常高的。作为日系推理的爱好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发展确实缺少这部分的知识积累，但是我又很好奇，尤其小时候对福尔摩斯疯狂追捧的时候，对他在我国的发展也一直感到好奇。而本书几乎理清了这一时期侦探小说发展的各方面内容。比如开始的与侠义结合，到都市成为孕育罪恶的温床所诞生的“舞女”书写，再到阿加莎的兴起及后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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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法，比如对《莫格路凶杀案》的分析。除了经典的“动物杀人”之外，从中可以看到的还有所谓的“惊颤体验”，某种程度上反应出那只红毛猩猩是现代都市人的兽性、欲望与暴力的象征物。还有比如同样是对舞女的描写，但新感觉派作家更着重于男凝，而侦探小说作家们更着重于“底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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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侦探小说本身是理性的代表，侦破手段等方面上又有着反科学于非理性的一面，所以它又是如何走出对理性的迷思的呢？总之，很有意思，其中的配图也很能感受那个年代的氛围哦。

《现代与正义》读后感(三)：作者自序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围绕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而展开，大概可以视为我近几年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集结和部分内容呈现。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侦探小说作为诞生于现代法制社会之中，以罪案和破案为主要情节内容的小说类型，先天便内含了对于“正义”问题的考量。这既包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私家侦探”和国家司法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之外的正义与法律之内的正义），也涉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诗学正义”想象与“法律正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及裂隙。而聚焦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则又多了一个“传统侠义”如何转化为“现代正义”的思考向度，以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大义”中的“正义性”在具体伸张过程中，又和“传统侠义”“法律正义”“诗学正义”等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形式层面怎样相互融合或彼此抵牾等。本书“侠义与正义”一辑中的相关内容，即是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尝试性回答。而当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形象兼具古代侠客之风采、现代侦探之才干与民族气节之担当，作者孙了红本人却贫病潦倒、一无所为时，就完全可以知道侦探小说中的这种“正义想象”，其实不过是一种“正义的虚张”。 其次，诚如本雅明所言，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同时又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从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昼伏夜出的巴黎，到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对伦敦街巷的了若指掌、堪称“城市活地图”，再到民国时期霍桑、李飞、鲁平等侦探或“侠盗”大显身手的上海……小说中适合侦探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充分和成熟的现代化大都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都市不仅是早期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空间，更是深刻参与构成了侦探小说自身的类型气质与形式特征。本书“侦探与都市”一辑中所分别讨论的，则包括充满了“惊惧体验”的都市街头，作为金钱与欲望交换场所的舞厅，以及提供另一种侦探叙事传播媒介的电影院等现代都市场所。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场域对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则被形式化为“苏州案件与上海侦探之关系”这个有趣的侦探小说情节想象而得到讨论和处理。 再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类型自身的传承演变也是相关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百年类型史”一辑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百年汉译历程和作为侦探小说“亚类型”的中国间谍小说百年发展史作为研究案例，从类型小说、文学翻译、文学史、时代思潮等方面初步探讨中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承续与断裂，其涉及历史范围其实已经不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既是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时间与逻辑起点，又是与后来者可资比较的参照对象，在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乃至百年中国类型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时间范围内的“超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要反过来凸显晚清民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起点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意义。 最后，侦探小说中一方面充满了关于现代科技的想象，而这些“科技想象”在晚清民国时期则常被视为“夷之长技”“奇技淫巧”“西方巨兽”，并相应伴生了崇拜、不屑或恐惧的不同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却又是哥特小说与都市怪谈，其传奇性、幻想性的情节成分也是普遍存在（虽然这些内容在侦探小说里最终往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本书最后“科技与传奇”一辑中的几篇文章，先借助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一书中精辟论述的启发，着力探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之后分别以“动物杀人”“铁路巨兽”“摄影术”为例，对相关议题进行案例式分析。而《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一篇小文，则既可以视为对相关类型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当下或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点遐想。 总的来看，一方面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侦探小说成功捕捉到了现代都市人群的某种“惊颤体验”或“感觉结构”，并承载了现代人关于理性的信仰、秩序的想象和自我主体性的乐观，另一方面，正义又是侦探小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这既包括福柯所说的侦探小说产生于国家权力展现方式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即从视觉暴力的展演转变为专业知识的档案，又进一步牵涉到司法正义、法外正义、诗学正义、传统侠义和民族大义的相互辩证。因此，本书取名为“现代与正义”，正是试图揭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含与意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中收录的很多文章，都是源自于我的博士论文，并曾在《学术月刊》《中国比较文学》《现代中文学刊》《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电影新作》《复旦谈译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书城》《书屋》《文艺报》《文汇报·文汇学人》《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