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精选

《逃避统治的艺术》是一本由[美]詹姆士·斯科特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2019-9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逃避统治的艺术》精选点评：

●这本书是导师开读书会的时候读的，观点非常有趣，给我们很多启发。

●野性已经成为他们的特征和本质。他们享受野性，因为这意味着无视权威的自由和无须奉承领袖。这种自然的状态是对文明的拒绝，也是文明的对照。

●码

●出了修订译本，译者在译后记中感谢维舟当初指出的错误。@维舟

●按需。

●令人着迷的安那其参考手册～ 着眼于二十世纪前期东南亚大陆山地（Zomia）亦提及其他跨国界地域，如亚马孙流域，阿拉巴契亚山区，甚至更为广阔分布的海岛… 空间上，与之前刚看完的两本书不约而同巧合 —— 或不如说，心之所指。在地形阻力减少，“无国家空间”所剩无几的现代社会，个人或只能以更为灵活的分散、移动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文明”社会的舒适保障以换取自由、逃避被统治。

●真的很想问James Scott每年会不会报税。

●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案例。

●有趣的观点，复杂的叙述

●“正是国家创造了它的对立面、敌人和逃离者！恰似我们所熟悉的那句话：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相比于“逃避统治的艺术”，我也更为赞同“不被统治的艺术”。赞米亚是非国家臣民的避难所，他们逃避着统治，但有时也会反抗统治，他们努力维持着“不被统治”的状态。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距离阻力正在被国家克服，“赞米亚”在日益消散。但是不可否认，如今的国家依旧存在着自身无法直接控制的“边疆”，而生活在“边疆”依旧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一)：三个无政府主义故事的意外发现

想起三个与此相关小故事，有的未必记得准确，先写下来吧：一是《桃花源记》，不用多讲；二是我党发展早期在进行宣传期间，曾在山上发现一个村庄，里面的人还穿明代衣服。村人问：朱家王朝还在吗？我党答：已经民国啦！三貌似是王鼎钧记的一个故事：王朝末年，少主被劫，太监们不承认新王朝，决定去流浪，当云游四方的乞丐。“不要任何人做我们的皇帝，我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户籍册上。”（大意如此，具体细节可能出入会较大）。

感觉挺有意思，可以与书中理论结合一看。民间估计也还有这样的传说，流离失所的乱世，有人通过自愿成为流民的方式，表示逃避或反抗。确实是值得细细考究一下。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二)：山地平原 对立统一

*逃避统治的艺术应该是独特、神秘又灵活的存在。

*缅甸的平原区种植水稻，水稻的生长生产交易特点让平原和平原上的人们更容易被当局统治、建立政治秩序。平原的社会稳定性更强。

同在缅甸领土，山地区的农业形式多样灵活+文化群体多样+居民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语言间切换自如+文化群体内部建立统治秩序+部落冲突+很多逃难过来的+山地的地形阻碍外界包括当局的进入和了解，导致外界难以把控。

*本书是农业经济决定论or文化决定论？

*本书怎么看待平原中心主义？平原人中的山地人vs山地人眼中的平原人vs人类学家眼中这两种缅甸人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三)：笔记

当国家弥漫在所有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在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从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居住于国家之中意味着赋税、征募、徭役.以及多数情况下的被奴役状态,这种状态构成国家战略和军事优势的核心。一旦这些负担变得过于沉重,臣民立即会迁移到边陲地区或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条件下，拥挤的人口、驯养的牲畜、高度依赖单一粮食作物对人类和作物的健康都产生了影响,饥荒和传染病很容易发生。最终,早期国家成为战争机器,同时，它又导致臣民因为逃避征募、人侵和抢劫而外流。因此，早期国家挤出和吸引人口都很快,而且经常在国家因战争、干旱、瘟疫和伴随王位传承所导致的国内战争而崩溃的时候,其人口也会大量外流。 他们的实践,也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了逃避已有的国家和预防可能出现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是“国家作用的结果”(state effect)。他们是“有意的野蛮”(barbarians by design)。他们在摆脱政治上被统治的同时，还与低地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繁忙和互利的贸易。

大多数民族国家至少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实现这一图景:建立武装边防哨所、将忠于国家的人口迁移到边界地区，将“不忠于”的人搬迁或赶走，清理边疆地区的土地用于定居农业,修建到达边界的道路，将逃亡人群登记注册。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四)：文明的范围

本书的一个最震撼性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存的原始文明（未进化的文明、落后的文明），其实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且是系统的政治选择，不是一种未进化的历史遗留；这里就打破了国家是政治（组织）形态的唯一（进化）形态的假定，就是肯定有的人选择了非国家形式的政治形态。对于国家已经在事实上几乎统一全球政治生态和不断被科技蚕食的自然屏障，非国家的政治形态几乎无法存在的现实面前，这个声音格外刺耳。打破惯性思维往往让人不安，拓展广阔视野往往让人震惊，本书让人思考最多的大概是文明和国家的关系，或者讲文明的范围。

我们习惯用进化的眼光看待国家在文明中的顶端地位，就是说在国家形态中产生的文明是高级的文明，比起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或者近代的游牧部落，甚至不同国家的组织形式（从奴隶制一直到当下）本身都存在“进化”，文明从“低级”单向进化到“高级”，似乎所有的文明成就都是国家的产物，如果没有国家，人类文明就无从说起。从本书对高山地居民的研究来看，这不过是国家自我美化而进行的宣传造成的错觉。最少，从文明的角度看，没有国家并非等于没有文明，文明的范围远远大于国家。本书也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国家的文明能够比非国家的文明更多地得到记载和承认。我不否认国家的文明对比非国家的文明，即使不是更高等的，至少是武力上更强大的。武力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终极手段，当然也包括解决国家和非国家人群的争端，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是因为所有人同处一个地球，同样的生理构成和形态，造成国家文明和非国家文明异显得不明显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各类外星科幻小说来放大这样的差异。也许那些经过数百万年发展的非国家居民也能发展出璀璨夺目的科技和经济，但是仍然没有采取国家的政治形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是否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必需形式另当别论），有着与地球国家政治生态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我们人类总是对他们产生误解，或者觉得他们走上了歪路。

本书没有解释国家产生的必然性，而单单将非国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提出来，在本源上会造成另外一个假象，就是国家是从无到有，后来的往往是先进的，加深了非国家文明落后的印象。其实，国家出现之前的文明大概叫前国家文明更加合适，它采取的政治形式可能完全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非国家，或者两者皆有，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发展出国家或者承认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最少在赞米亚的高山上就不行。当然，自然已经没有绝对的屏障能够阻碍国家的渗透，特别是在人口剧增和资源诱惑下，无论是通过武力征服（殖民），还是缓慢同化（威逼利诱），属于非国家的世界都越来越小了。

本书论及国家的印象与其自身的宣传有众多的不同甚至负面之处，但是在丰富的资料面前，是经得起推敲的。非国家概念的建立并非要瓦解国家构建或者指责国家的残暴和不平等。非国家作为对立面，让我们对国家这个概念有更多的了解，这种了解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我们现实的生活。想想历史上人口的流动，他们到底选择的是什么？想想世界上那些充当火药桶的政治地缘的人们，他们对抗的到底是什么？想想那些始终不愿离开高山密林和大河沼泽的“原始人”，他们逃避的又是什么？或者，对于已经接受国家文明进化论熏陶和享受现代文明便捷也习惯它的代价的我们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是反人类也反文明的。而这本书至少让我们的疑惑（指责）有所减轻：原来有一部分人，他们在生产、生活、文化中都系统地抵制和防范一种名为国家的政治形式，哪怕这一部分人越来越少。文明，应该包含他们。

《逃避统治的艺术》读后感(五)：边境跨境婚姻女性的逃避“艺术”

相较于逃避统治的某个群体而言，边境跨境婚姻女性的性别着实单一，她们没有办法组成一个能够再生的群体，因此她们所利用的跨境婚姻以逃避的“艺术”更像是一种“寄生”方式。

寄生，即这些女性群体需要依赖于另外的群体才能够正常生活下去，这个群体就是中国边境村落的未婚男性，以及她们将来生活的村寨社区。从边境的另一边来到中国，意味着她们放弃了母国的法律身份，不再享有母国法律身份带来的任何福利与保护，并且由于疫情还有可能存在的地理隔绝，也让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切断了与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变成孤独的个体，在边境地带的跨国女性群体没有或者没有明显的凝聚力，这也主要跟她们几乎来自于不同的村寨，没有更多的相同话题有关。即便有较多的联系，也主要是由于血缘关系，但是血缘关系联系的双方往往不在同一个村寨，其次则是异族通婚时带来的紧张害怕迫使某个人与另外早先嫁过来的女性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在中国，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意识，经济实力的限制，让这些嫁来中国的跨境婚姻女性并没能得到中国的合法身份，这也是一些异族通婚的婚姻可能会让女性害怕的原因：族群之间并没有交往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即便是被打死在家中也可能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几乎没有任何身份可言的跨国女性是处于一个身份上较低的劣势地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她们没有办法获得经济地位，也就相应的在家庭中得不到重视，她们只能寄生在家庭上。并期待逃离“统治”之后，“获得经济和文化机会”。

斯科特在书中提及山地居民的文化传承主要是由母亲来实现的，因此婚配过程当中文化交融，族群之间的界限变的模糊。但是在边境，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除了那些被带来中国的孩子以外，她们很少会进行越南文化的传递，包括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孩子的中国身份一般可以认为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并且女性母国的一切对于孩子而言都过于陌生，并没有一个可以进行传承的稳定环境。异族通婚带来的生活环境的转变也会让女性逐渐与之前的生活划开界限。所以，我们可以用斯科特另外的视角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她们在主动选择与以往割席，创造一种没有历史记忆的身体，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灵活性来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更好地融合进中国这个国家社会。

那么她们到底在逃避什么？这些女性并非是逃避一种国家的统治力，但是笼统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她们在逃避一种被动的地位，来选择一种更加主动的生活，即她们所逃避的是之于国家和丈夫的被动地位。正是这种被动的地位，让她们在自己在母国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很幸福，家暴、出轨等问题往往是她们不堪忍受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她们选择离婚，或者说与自己的丈夫协商来到中国也往往会面对一笔较高的“赎金”，这是一种勒索，就我所知就有已经分开后，女性回到越南被自己前夫堵到要钱的情况。以边境线为阻断法律空间的手段，成为她们在逃避之后寻求主动性的要诀。

如今的无国家状态确保了她们生活的灵活性，但是在另一方面为国家社会的治理带来了较为负面的可能性，疫情的到来让身份的管理变得更加的严格，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灵活空间。逃避的艺术需要一个地理上的，物理上的国家以外的空间，灵活性只能是在一般情况下才能在国家内部的某一地方实现，逃避的艺术在选择跨国婚姻的女性身上变成不可想象的“艺术”，它变成了历史，变成了作为一般人的她们多不能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