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读后感锦集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是一本由巴金、杨苡、黄裳 等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元，页数：4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读后感(一)：献给无名者

无名之辈

小说《家》的末尾，觉慧在两位兄长觉新和觉民的帮助下，毅然冲破旧家庭的桎梏，向新世界走去。觉慧的原型，即为作者巴金自己。而觉新和觉民的原型，即为巴金真实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巴金后来成为文坛巨匠，而他的两位哥哥在三四十年代相继早逝，

一位是大家族的长子，委曲求全，重任在肩，生意失败，服毒而死。一位接过大哥的重担，放弃个人实现，教书为生，抗战结束之际，重病身亡。

生命无继，姓名尘封。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由李家后人编选巴金纪念兄长的文章，以及后人、学生、友人的回忆文字，还无名以姓名。两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是某个文学人物的附庸，而是具体的、动人的所在。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他们的心跳和脉搏，听到他们用喑哑的喉咙歌唱悲凉婉转的歌谣。

这是一部献给两位无名者的书，也是献给所有在时代风尘中湮没无闻的人的书。

“新青年”与“旧青年”

《家》中的觉新是“作揖主义”的代言人，抱残守缺，委曲求全，因为他的不抵抗，甚至间接害死了妻子。而在巴金和后人的追忆中，李尧枚也曾是一名“新青年”，他订了《新青年》《现代评论》等传播新思想新文学的杂志，与弟弟们每天晚上讨论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可以说，大哥是巴金新思想养成的领路人，后来又资助他出国留学。李尧枚本想去德国学化学深造，却被旧家庭困住。父亲过世后，二十出头就挑起大任，最终不堪重负地死去。

李尧枚死后，大学毕业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教英语的三弟李尧林接过照料家庭的重任。李尧林接受新式教育，精通英文，喜欢看电影，溜冰，演话剧，听古典乐，在学生的回忆中，他上课风趣幽默，循循善诱，与学生来往如同朋友，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他每月需从不多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寄往老家补贴家用，日子过得清贫，始终未建立家庭。日本侵华后，南开被炸毁，他不得不靠家教挣钱，后赴上海，靠翻译艰难度日。终于在1945年年末，一病不起，与世长辞。墓碑上留着：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他的墓，在“”期间被捣毁。

巴金是标准的新青年，与旧家庭彻底断绝了关系，并用一系列作品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背后，着实有着两位兄长的隐忍，前赴后继，肩扛起黑暗的闸门，让这位小弟弟无所顾虑地去到光明世界。

有人成就，有人牺牲。负重前行者，未必只是鼎立潮头的那个人。勇敢顽强者，未必只是发出声音的那个人。

时代的底色

《新青年》办刊时，钱玄同来找鲁迅约稿，彼时精神苦闷的鲁迅正以抄古书古碑为排遣，悻悻问道：

钱玄同回道：

于是，鲁迅慨然应邀。《新青年》渐成气候，不啻为平地炸雷，新文学、新思想狂飙突进，五四运动，应运而生。旧世界死去，新世界诞生。这正是进化的大历史的一般讲法。鲁迅到底看得更深。冲锋的旗手固然可敬，被呐喊声惊醒却遍地彷徨的人，同样值得深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正底色。李尧枚看到了窗户射进来的光，却无力挣脱；李尧林逃出铁屋，却仍被牵连，无路可走。比之于巴金，他的两位兄长，更能代表那个时代无数青年身处夹缝中的命运。

历史的不义，家族的原罪，种种阴差阳错的不幸，蹉跎，毁灭，使他们未能兑现全部的能量和才华，早早逝去。他们的故事，是五四时代故事的另一种讲法，不那么自由不羁，充满着隐忍不甘。未必那么传奇，却仍旧如此动人。

李尧林说：“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 and if I would, I will be myself!”李尧枚和李尧林的存在，不是因为巴金才有意义。

他们本身就有意义。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读后感(二)：巴金和他的哥哥们

▲ 从左到右：李尧林、李尧枚、李尧棠（巴金）

在巴金的作品《家》中，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说起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还要说一说巴金和他的哥哥。

巴金的哥哥是谁？为什么要纪念他们？我们知道，像《家》里的觉慧一样，巴金扮演了一个激烈的“叛逆者”的角色，而与他资质及成长背景极其相似的两个哥哥，并非没有反叛的冲动和决心，只是在更激烈的弟弟面前，他们不得不各自去“认领”这个大家庭必须有的那个隐忍的、委曲求全的角色。或许也可以说，正是两个兄长作出的精神牺牲和物质牺牲，才成就了巴金和巴金的小说。

巴金以写“家庭”（《家》《春》《秋》）奠定文学地位，而这本书有巴金“家事”，也有巴金作品的人物原型，因此为巴金研究提供一种视角，是本书的初衷之一。从这本书提供的本事来说，三兄弟在文本内外的不同抉择、命运形成的对照，甚至可以解读出思想史层面上的不同意味。

大哥李尧枚是《家》中觉新的原型。今天我们反而更可以从“现代”的意义上来理解他所承担的人生重负，而不是只局限于作为觉新的补充来理解这一个“人”。

他的人生规划是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深造。虽然早年的他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从而在无形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但父亲遽然去世后，二十出头的大哥李尧枚就开始艰难承担这一大族的生活。巴金发现大哥在那时的环境下变成了两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

弟弟在外求学的费用同样由大哥支持。1926年，巴金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尧林，跟三哥谈起准备去法国留学，但怕增加大哥负担的尧林不置可否。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生活费”。李尧枚收到弟弟的信，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后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但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此时已是1931年，恰巧是《家》最初以《激流》之名开始连载之时，巴金后来说，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

《棠棣之华》中收录了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从中可窥见李尧枚的性情。1929年，李尧枚到上海探望阔别六年的巴金，巴金告诉他，他想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弟弟，自己看了《新青年》后就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他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另一位哥哥是指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本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但是按大家族排行，大家习惯称他“三哥”。巴金其实是与三哥李尧林一道走出那个大家庭的，他们在大哥的支持下，说服了二叔和继母，一起乘船驶离了家乡，从此开始各自不同的人生漂泊。

大哥破产自杀，身后是一个支离破碎、却有十几口要养的大家，养家的担子落在李尧林身上。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李尧林资质并不在巴金之下，但在十几口人的生计面前，他放弃了可能的“自由”生活。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十几口人的生活。他“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大哥是为巴金作了精神牺牲，那么二哥李尧林则为巴金更多作了物质牺牲。“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巴金后来才意识到，三哥李尧林“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李尧林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家、翻译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开放教学，启发了学生的学习思路，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成为各领域的大家，包括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叶笃正，作家黄裳，剧作家黄宗江，比较文学家周珏良，出版家邢方群，等等，都对李尧林感怀至老。《棠棣之华》中收录了这些学生，包括李尧林好友李健吾、杨苡等人的怀念文章。李健吾说：“他并非不是斗士，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念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杰著……他没有‘琴’，永远也没有那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

李尧林以“李林”的笔名从事翻译工作，译著有冈察洛夫的《悬崖》，以及《月球旅行》《战争》《无名岛》等。

1945年，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七天便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身边的人却相信他其实是死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三哥死后，那一大家子的生活依次落在巴金身上，也许这时候的他对两位哥哥的处境才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三兄弟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后来通过大量文字，表达他对两位兄长深深的负疚之情，他懊悔自己有些任性的执拗，不体谅大哥的处境，也没有多分担三哥的负担。

本书曾以《巴金的两个哥哥》之名先后出版过几个版本，内容逐渐丰富、全面。近十年来编者又发现四十年代的怀念杂文和其他史料，黄裳先生等又写出了新的回忆文章，四川文艺出版社将之集大成，增补校订，定名为《棠棣之华》。书名出于《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里“常”意通“棠”，“棣”读音“弟”,“韡”读音“伟”，形容茂盛，用以赞美骨肉兄弟情。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读后感(三)：巴金的毕生遗憾源自于两个人：爱的最深的人，和最关心他的人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家》

题首的这段话，选自巴金的作品《家》。《家》是巴金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的首篇，在这部作品中，巴金深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用同情与悲愤、无奈和激昂，讲述了一个经历新革命时期的封建大家庭，从昌盛最终走向了崩溃，而来自于那个大家庭之中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种种经历遭遇和思想碰撞，时至今日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其实熟悉巴金的读者都知道，他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更是因为“五四”的影响，学习和接受过很多新的思想和文化教育，因此更是激发了他对于新文学的浓厚兴趣，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

巴金老人的一生，都在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可以说，他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然而在他的人生之中，却有一大憾事，然他每每谈起都遗憾落泪，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未能有效地帮助他的两个哥哥，他曾提起两位哥哥都是因为钱而死，然而当他有钱了，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帮助两位挚爱的哥哥。

而这两位哥哥，以及巴金本人，其实就是《家》中觉新、觉民、觉慧的原型——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还有他自己。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莆甘，本是生于一个官僚封建地主家庭，在当时也是一个世族大家，到了巴金这一辈，已经历经了五代人，巴金出生于家族最兴旺鼎盛之时，三代同堂，他曾在《我的幼年》中提过：“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是我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

然而巴金在这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大家庭中，就像一个“异类”，更是一个“叛逆者”，就如同《家》中觉慧的真实写照。他想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是在当时的大时代背景之下，这有怎是易事？他的“格格不入”终是让他的抱负得以实现，然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两个哥哥的支撑和支持。

巴金

可是，难道觉新和觉民就没有一颗“叛逆”的心，不想寻求新的突破吗？其实并不是，只是在那样的一种境况之下，他们只能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个是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做大哥的人；一个是继大哥之后、殚精竭虑撑起这个家的人，觉慧敢于同这个时代抗争，巴金也之所以能够成为巴金，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两个哥哥的负重前行？

“无名者”并不一定是无名之辈，越是默默无闻的人，心底的呐喊声可能越加震撼。

他们的妥协与迁就，渗透了太多的心酸与无奈，“懦弱”有时候比“抗争”更需要勇气，那是一种肩抗家族、身负重担的责任感，也是一种放弃自身理想、只能顺应形势的无力感。

《巴金的两个哥哥》其实先后出版过几个版本，收录了关于巴金本人、巴金家人，以及一些至交好友的各类纪念文章。随着近十年来又逐渐发现的四十年代的怀念杂文和其他史料，再加上黄裳先生等又写出了新的回忆文章，四川文艺出版社将之集大成，增补校订，定名为《棠棣之华》。这一版，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一个版本。

《棠棣之华》出于《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里“常”意通“棠”，“棣”读音“弟”,“韡”读音“伟”，形容茂盛，用以赞美骨肉兄弟情。

《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也正是是从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三哥李尧林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解读，从一个家庭之中、相似背景之下的三种不同命运和人生，来从新认识巴金老人。

巴金曾说，大哥是他爱的最深的人。他是《家》中觉新的原型，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像觉新一样活了下来。想到大哥的死，巴金与侄子李致在谈话中曾两次失声痛哭。

大哥李尧枚其实是最先将新文化引入大家庭的人，甚至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是弟弟们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者。李尧枚一直是个成就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喜欢化学，希望能够去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读书深造，将来还要去德国留学……

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美好幻想，他在幻想这些的时候，忘了自己还有一个摆脱不了又不能丢下不管的身份——“承重孙”。他要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他要负担两个弟弟出国留学的费用，他要放弃学业娶妻生子……他要做的太多太多，却没有什么是为自己而做。

李尧枚的担子太重，一个家族都被他抗于肩上，可他偏偏又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者，巴金曾在《做大哥的人》中这样说道：“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于是，在那样矛盾重重的环境之下，大哥变成了一个有双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

为了维持生计、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却在一场大病之后，发现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那时的李尧枚因为各种矛盾的环境和心理换上了精神疾病，他在发病之时将所有票据撕碎倒掉，于是，这个家彻底走向破产。

巴金（站）和大哥李尧枚（坐）

绝望之下，李尧枚想到了死，可是他并不想死更不愿死，他在犹豫挣扎之间，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最后终是在第四次喝毒药自杀了，抛下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大家子，和独自带着几个孩子的妻子。

觉新没有死，可是李尧枚却终是走上了不归路。

这就是巴金的大哥，与巴金棠棣情深的大哥，带着他走进新文化的大哥，肩负整个家族却依然支持他去留学的大哥，最后却因破产而死去的大哥……

李尧枚在世的时候，经常和巴金通信，从他的来信中，透露着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还有李尧枚那颗宽厚仁慈的心。

他曾在信中这样对巴金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从左到右：李尧林、李尧枚、李尧棠（巴金）

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当初在大哥的支持下，和巴金一起外出求学，离开了这个旧式的大家庭，漂泊异乡寻求新的文化和思想，他有才华，有理想，却不得不在大哥去世以后，舍弃这一切，代替大哥接下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养家重担，最后积劳成疾患上了肋膜炎，不幸英年早逝。

李尧林在巴金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巴金曾在《我的哥哥李尧林》一文中曾写到：

李尧林有着自己理想，更有着想要去完成的事业，他是一个教育家、翻译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开放教学，启发了学生的学习思路，正因如此，他的学生们每每提及这位老师，都是心怀感念，他们之中有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叶笃正，作家黄裳，剧作家黄宗江，比较文学家周珏良，出版家邢方群等等。李尧林还曾以“李林”的笔名从事过翻译的工作，译著有冈察洛夫的《悬崖》，以及《月球旅行》《战争》《无名岛》等。

在学生们的眼中，李先生的教学法也活泼多样，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为人又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爱好广泛，滑冰也很厉害，每次在冰上他那悠然自得的姿态，都让人十分惊叹。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教师，一个君子，却最终连尸骨到了何处竟也无处追寻。大哥为这个家庭牺牲了太多，三哥又何尝不是？大哥离世之后，三哥主动承担起了这个家中的生计，原本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的收入本是很可观，可是为了支撑一家老小的花销，也越来越捉襟见肘。

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当兄弟两个人都接到家里大哥去世的电报，知道必须有人去负担这个家的时候，巴金曾表示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是三哥李尧林义无反顾地默默承担了所有。

1945年，患病的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七天便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似乎有着太多想说而没说完的话，只留下一声叹息。

三个李尧林（左）和巴金（右）

巴金曾说：“我们三兄弟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那个在他笔下的旧社会封建制度的大家庭，犹如一片孤寂的沙漠，可是三个兄弟之间的棠棣之华，确实如同沙漠之中的绿洲。

社会越来越现实，人情越来越淡薄，所以在读到大哥给巴金的那些信的时候，不禁被他们的真情所震撼。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两位哥哥，一直是巴金老人的遗憾，不过相信两位哥哥的人品、才华和学识，可以通过《棠棣之华：巴金的两位哥哥》被更多人看到，也会深感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