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隧道》经典读后感有感

《鸽子隧道》是一本由[英]约翰·勒卡雷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鸽子隧道》精选点评：

●大概也会写一篇#暴言#书评。最后一章极妙。

●很可能到头来，历史才是唯一的罪人

●在微信读书上白嫖的。勒卡雷的回忆录——或者称之为散文也未尝不可——比他的小说要好读很多，除却风格的需要，也许也有文泽尔翻译的因素？本书读起来非常愉快，警句随处可见，更有着非常传统的英式幽默。内容主要分几部分，一是自己在乏善可陈的情报生涯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充满了对英国情报机关善意的讽刺;二是在成为职业作家后所认识和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各界名流，其中很多人不乏一面之交，认识这些人的原因，有一些是因为职业作家的身份受到邀请，另外一些则是作者需要给自己的小说提供灵感和素材而主动出击。众所周知，勒卡雷的小说被认为与真实的情报界最为接近。三是自己作品的电影改编期间电影界导演、演员的一些轶事;四是花了一些篇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家人，尤其是勾勒了自己的父亲——一个一流的骗子，其实他父亲才适合当间谍。

●不太寻常的回忆录，很多章节是先发表在其他刊物上才被收录到书里的，难怪没什么连贯性。

●译文非常非常棒，绵密有节奏的朗读感，活灵活现还原了勒卡雷传奇的一生。相比之下他的众多小说反而拗口难读，敲碗等文师的新译本。

●一本西方社会八卦大全

●读完减去1星。并非传统意义的自传。记忆，想象与虚构混杂，他当然精准地知道你想要读什么，但我心甘情愿被带入那样的世界

●剿匪回憶錄，好

●当八卦册子来看十分有趣，尤其是讲到《柏林谍影》的拍摄和那么多知名导演试图改编勒卡雷但都莫名流产的时候。。。以及对不怎么靠谱的双亲的记忆。说是回忆录还不如说是随手写写的散文集子，结尾那个官方的最高机密真是太英国了。伯顿那篇的英文原名难道是《the spy who loved me》吗？

●不要抱过高的期望。这是一本回忆录，作为回忆录又诚恳不足，作为虚构类带小说又有点无聊。HBO版的小鼓女女主角没让大卫妹妹演，我也觉得很遗憾，没想到大卫和库布里克还有交集，虽然中间改编的摩擦一笔带过的写，暗搓搓的我猜度库布里克和史蒂芬金不和原因难道是闪灵版权的问题谈崩了？里面有很多暗梗，待看完以后再评。

《鸽子隧道》读后感(一)：作家的动机

勒卡雷作品书架区，Barnes & Noble 书店

勒卡雷的传记，读完了。我没有读英文版，中文读起来就是欲言又止，不像常规传记那么充满故事性，一气呵成，而有一种比较克制的叙述，或者他本来传达的信息，也需要多层次解读才能完全。

这本书的框架是职业的开端，如何开始间谍的工作，开始写作，全职写作。后面就是陆续讲了一些小说的创意期间如何去现场取材，分析角色和故事的合理性，多记录现实素材，见过了哪些大人物，包括阿拉法特，俄罗斯的黑帮大佬，还有一章描述了诸多大人物例如意大利总统和铁娘子等等，可见勒卡雷在西方的影响力。终于在写完了很多小说创作背景后，有一章写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回避的父亲，生平是如何的不堪，如果是英文估计要有点英式毒舌字段。

读下来，柏林谍影是老爷子的成功之作，有诸多章节提到，包括电影改编。而对于读者，读这本书，也得到了诸多的链接，老爷子没写完没写透的，可以自行通过关键字到网络里搜寻，了解更多的背景。对于我，这本传记，有点像读小说时的参考资料，也许读小说的疑问，在传记里有提到。倒像是读书的参考字典。老爷子的人生波澜壮阔，而他的身份和他对世界的理解，他倒是不愿意多谈，他总是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一些章节，好像隐藏了一些线索留在书里。以老爷子的人生经历，他每个阶段对世界的观点，其实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内容，然而他没有。

这本传记只是他传奇人生的一本作品，而他史迈利的系列那么深入人心，是值得多看的书。希望我也早点拿起英文版，好好学习下老爷子的英文创作。

在纽约逛书店，能看到勒卡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fiction部分，十几本书，而且封面是有整体风格的，是完整的作品。在国内逛书店，以前在page one 英文区会有他连续的几本，不是太完整，而一般中文书店中文区并不是太有影响零散的几本。

入勒卡雷这座大山，完全是拜翻拍的电影锁匠，名字特殊，卡司强大，有儒雅的Colin叔，冷峻的马强，青涩的卷福，还有诸多英伦男神飙戏，最终印象深刻的是史迈利。而且片子色版浓重，节奏缓慢，不同时间切来切去，第一遍看的迷迷糊糊，后来借助了豆友解读，才看的明明白白，真惭愧。片尾的La Mer响起来，感觉眼泪要掉下来。 影视改编的确会带来我这样的读者，从影视入，读书，一本到多本，这就是普通读者遵循大众文化的影响渠道，好的改编的确是加成，另外一个片子是园丁，让我审视高科技的制药行业，也不全是天使。

还是感谢勒卡雷，在文字的海洋创建了一个真实虚拟混合的文字领域，里面的间谍不是007高调华丽，而是会埋没在人群中的普通人们，可能心怀家国，可能信念倾斜，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轨迹。而神秘又保密的职业特点，也让外人充满好奇，勒卡雷可能描述了较为真实的一部分，当然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会是什么样，也不必。

另外翻译这本书估计工作量很大，就好像树的叶子和其他树的叶子相连一样，译者只翻译一本书，却要了解整片树林的树种，确实较为挑战，几百叶翻译下来成文，实属不易。感谢译者和出版社，让此书印刷成文。

《鸽子隧道》读后感(二)：英国情报部门为何如此喜欢雇佣作家？

在情报界，英国人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09年成立至今，英国情报组织已经走过整整110年的光辉岁月。可以说，英国的情报组织是情报界的“开山鼻祖”，同时，它们也承载了无数文学和电影艺术作品的想象。

■ 影视作品中呈现的间谍用具

然而，传记作家安德鲁·博伊尔指出，英国情报部门最明显的特点，竟然是“非专业性”。在募集工作人员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遵循这一条主要原则：“凡是绅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们都会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绅士阶层的成员散发这种神秘的优越感完全像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感谢豆瓣网友：老王！）

电影《王牌特工》就呼应了这种看法。影片中，由科林·费尔斯主演的哈利是间谍组织的重要成员，他的着装、气质、学识和他的口头禅“manners maketh man”无一不让人感受到英国绅士间谍血脉的传承。

■《王牌特工》中饰演绅士间谍的科林·费尔斯

《柏林谍影》作者、曾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过的约翰·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鸽子隧道》里也对绅士间谍的概念做出了回应：“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情报组织这么热衷于招募作家了。在英国，作家们普遍念过公学，受过牛津剑桥的精英教育，充满想象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作家身份也给他们带来出行的便利，使他们不易被怀疑，这类代表有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和格雷厄姆·格林，他们在被情报部门招募前就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

但间谍和作家身份又仿佛不是简单的一个为另一个打掩护的关系，而更像是相互成就却也相爱相杀的关系。这在约翰·勒卡雷的经历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名大作家就将自己的写作素养完全归功于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 年轻时的约翰·勒卡雷

感谢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们，但他们也只是勒卡雷成为作家道路上的小小插曲。这个原名大卫·康威尔的人其实从出生就注定会成为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有言“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在这个意义上，约翰·勒卡雷可说“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 年轻时的格雷厄姆·格林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父亲是个被军方记录在案的军火贩子。在日后的采访中，勒卡雷回忆到自己的父亲龙尼曾被德国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追踪过。在史塔西的档案里，记录者对龙尼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国商人”，此外，还记录了一次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从维也纳派特工去找他谈生意的事件。

为了假装出身贵族，龙尼把小大卫送进了伊顿公学。但小时候的他却总需要为是否会因无法按时交学费被开除而担忧。除了学费，小大卫还需要为总把事情搞砸的“不入流”父亲的“生意”操心。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巴黎去找巴拿马驻法国大使“解决”某些金钱上的事务。受到父亲的影响，大卫·康威尔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了各种躲避债主的骗术。

17岁时，为了脱离父亲掌控的大卫·康威尔逃离英国，来到瑞士求学。童年的环境和从小所受的精英教育，使大卫·康威尔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理想的招募对象。

时年19，还在读大学的大卫有一天被邀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给了他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当他接受这个提议之后，就收到了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邀请他前往白厅的某处。大卫·康威尔的间谍生涯就这样开启了。

康威尔在波恩担任间谍的任务是密切注视西德的政治动向，及时将情报发送国内。1952年，康威尔返回英国，入读牛津大学，同时为军情五处工作。到了1960年，康威尔被调入军情六处，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进行情报活动。据说，那时的他还被指派收集柏林墙建造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倒戈。受过间谍强化训练的康威尔在回忆录里也记叙了在这个期间，他陪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故事。

■ 前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也是在这段时间，大卫·康威尔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召唤死者》。由于军方规定间谍不可以用真实姓名发表出版物，“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才得以闪亮登场。“我的名字，约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说人物乔治·史迈利于1958年同时诞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上。”

1963年，约翰·勒卡雷用了6周时间，写完了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柏林谍影》。付梓前，情报机构领导审读了全书，确保他写出的是一个与现实情报世界无关的虚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

大卫·康威尔——或者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生涯和写作生涯交织的日子却最终被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苏双面间谍金·菲尔比终结。值得一提的是，金·菲尔比还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情报机构工作时的上级。勒卡雷也透露金·菲尔比是“照亮《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创作的光”。

■ 被印在邮票上的金·菲尔比，图片来自参政消息

任职于情报机构的经历自然会成为作家们笔下最宝贵的素材，然后经验被放大，变成充斥香车和美女的浪漫化叙事。勒卡雷却从不向读者兜售这种好莱坞叙事式的想象空间。得益于自身经历，勒卡雷深知间谍不是永远走运的不死鸟——他们会经历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着处在灰色地带说不清道不明，并苦苦寻不见答案的现世困惑，正如他“清算一切”的回忆录《鸽子隧道》的名称来源——有一种鸽子天生就被培养成狩猎游戏的靶子，它们飞越专门修建的漫长隧道，而出口就是猎人们的枪口。“鸽子隧道”仿佛间谍活动中的某种代号，隐喻着“冷战”时期终极的隐秘和虚无。他笔下的间谍们，首先是具体的、脆弱的、血肉丰盈的人，其次，才是从事谍报工作的专业人员。

■ 约翰·勒卡雷唯一回忆录《鸽子隧道》

当然，这些经历和素材也会给作家带来麻烦。勒卡雷在《鸽子隧道》中回忆道，自己曾遭前情报组织领导当着他的面向史迈利的扮演者亚利克·基尼斯吐槽：“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这种温和的吐槽还算小事，勒卡雷还遇到过前间谍同事因为他对情报组织的某些描写而要揍他的情况。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到同为间谍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差点因为小说中“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而遭情报组织起诉。对此，格林的反击是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情报组织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

虽然相爱相杀，间谍转行成小说家的家伙们还是为情报部门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鸽子隧道》里写道。

《鸽子隧道》读后感(三)：沙青青评《鸽子隧道》︳穿越间谍世界的“隧道”之旅

1966年9月的一天，时任日本警察厅次长后藤田正晴正在英国伦敦访问。这位日本警察指挥管理机构的二把手此番访英并不是为了交流警察治安事务，而是另有目的。二战战败投降之后，日本迎来了去军国主义化的一系列改造，特高课到军部的各类情报机构、秘密警察组织在形式上均被清理裁撤。然而随着恢复行使主权以及冷战局势的加剧，在美国默许乃至支持下，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又开始重建自己的情报机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公安警察”。而后藤田正晴的伦敦之行就是为了与英国方面情报机构开展交流。其间，他分别去了著名的军情五处和六处。 这位日后成为警察厅长官、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副总理的资深官僚，对他的英国同行极为推崇：“每个人的能力很强，并且都有把事情做到底的决心。对方的组织也很健全，因为本来都是陆海军的情报机构，是在总理直辖之下的。”而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英国情报部门的耐心与执着，“英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非常彻底、深入，并且非常执着”。 对这种“执着”， 后藤田正晴晚年回忆时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1966年的那次访问中，一名负责接待的军情六处官员曾向后藤田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希望日方能提供一批有关“佐尔格事件”的资料。理查·佐尔格大概是二战前后最富传奇色彩的国际间谍，作为苏联的情报人员曾在远东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 后藤田正晴对军情六处的这个要求感到非常困惑，问对方：“为什么到现在还要了解这件事呢？那不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事吗？” 对方回答道：“不，有关人员还在。” 后藤田又追问：“在哪里？” “在上海，因为根子还在，所以我们还在追查。”

后藤田正晴（1914-2005）早年为警察官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投入政坛，成为“田中角荣派”的核心人物。历任警察厅长官、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总务厅长官、官方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大臣。晚年曾担任日中友好会馆的名誉会长，生前曾多次访华。

所谓“军情六处”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在名义上隶属英国外交部，或许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情报机构之一。此外，英国的情报体系中还有军情五处即英国安全局（Security Service，又译秘密勤务局），由内政大臣直接领导。除了这两个比较出名的机构，向外交大臣负责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直属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DI）听说过的人就少很多了。 上述这四家英国的情报机构虽隶属各有不同，但也都向英国首相负责。从分工上来说，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对内任务，例如保密防谍、反恐、反颠覆、反渗透等等，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部分职责类似。政府通信总部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通信、网络监听监视，类似于美国安全局（NSA）；而英国政府也是通过政府通信总部来与所谓“五眼联盟”进行情报交换。国防情报局则大多是负责搜集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情报，美国同样设有国防情报局（DIA）。而军情六处是专职对外的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刺探对象国家的各类情报，其自然对应着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普罗大众对英国情报机关的印象大多来自两位英国作家：创造出“007詹姆斯·邦德”的伊恩·弗莱明与写出《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巴拿马裁缝》等名作的约翰·勒卡雷。其实，英国作家对“间谍题材”的兴趣历史悠久，几成传统。约翰·勒卡雷称之为：“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又是又颇为滑稽的爱恨纠缠。”除了这两位外，最著名者当属格雷厄姆·格林，英国政府差点因为《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一书，将他告上法庭。因为格林利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工作的经验，准确描述了英国驻外使馆与外勤特工之间的联系方式。不过，不同于格林这样的“编外人员”，伊恩·弗莱明与约翰·勒卡雷都是有“正式编制”的“特工”。毫无疑问，弗莱明用妙笔为大众建构了一个灯红酒绿、惊险刺激的“间谍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比电影《疾速追杀》（John Wick）的“杀手世界”更真实多少。 与之相对，约翰·勒卡雷小说里的“间谍故事”则似乎是在做“祛魅”的工作，将这份看似特殊的工作还原到本来面目，又或说为外界开了一道可以一窥着面目的门缝。他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鸽子隧道》（Pigeon Tunnel）中所写的，“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军情五处、政府通信总部与国防情报局的成员更类似“警察”“军人”与“工程师”。军情六处却希望成员性格“多姿多彩”、“爱好涉猎越多越多”，而不是找来一群一板一眼、剃着板寸头的糙汉大兵。除了“专业技能”过硬，最好还能对历史、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都有所研究。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接近需要接近的人，能以得体的谈吐与话题引起对方的注意，最终使并让对方卸下心防畅所欲言。西方著名的反间谍专家、荷兰人奥莱斯特·平托就认为：“英国的特工人员很善于编造亲切的气氛。他们认为人总是人，而人是容易受骗的。英国的特工人员样子是和蔼的、宽容的、通情达理的，所以总能得到需要的口供。”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勒卡雷小说中的人物，又或是这位“间谍老兵”本人，似乎能咀嚼出更多的东西。或许也正是因为勒卡雷本人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在军情五处仅待了四年后，他就主动申请调职来了军情六处。 在不怎么高明的二流间谍故事里，神通广大的情报人员似乎总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偷某一份记载了所有重大事项的绝密文件便可以大功告成。而在现实世界里，可不存在这种如同希区柯克电影中“麦高芬”似的“关键道具”。即便有，那估计也是对方精心伪造的诱饵。此间道理，就如同高明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某家档案馆的架子上一定躺着一份能够回答自己所有困惑的档案文献。西奥莱斯特·平托曾就这样形容过他眼中的情报人员的日常：“的确有惊醒动魄甚至冒生命危险的时刻。但是，如同战场上的生活一样，在漫长的等待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惊险事件发生”，至于“电影、小说的情节仅仅是为了吸引观众和读者，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对“情报从业者”来说，所谓“调查”往往意味着海量的信息分析与研究，通过从各种不同情报源获取的片言只语来拼凑甚至推测事件的全貌。其中，甚至情报源本就是公开的，而无需“007”们去出生入死。如前中情局副局长麦克·莫雷尔（Michael Morell）所言：“情报部门搜集的大部分经济情报都可以从公开渠道获知，或者说都是些行内人所谓的‘开源’情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对某国相关政府部门公开的预算信息，或许就能够科学、准确地去推算其机构规模、任务性质等信息。在累计了数年的信息后，又可以推测这个部门的发展趋势，进而了解这个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政策趋向、决策流程。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情况要比这个复杂的多，但如何将“信息碎片”汇集成为情报的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2016-17年度报告》中，军情六处的相关预算情况皆被隐去。

对此，勒卡雷则在回忆录中分享过另一个更精彩的例子。1956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间谍时，曾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机密”当然是锁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那时秘密情报局要从百老汇街54号的旧楼搬到如今所在的兰贝斯街的新址，局里的上上下下都没有知道局长保险箱的钥匙在哪儿。这个神秘的保险箱是二战期间的局长孟席斯爵士安装的，之后的局长也都没有打开过。无奈之下，局里决定在搬离前撬开这个“神圣庄严”的保险箱。结果，里面却空无一物，只在“保险箱和墙面之间”找到一条老旧的灰色长裤，上面别着一张便签，注明这是鲁道夫·赫斯。这位神经质的原纳粹副元首在战争期间独自驾机潜入英国，希望促成英德和谈。在这张便签上还一句用局长专用绿色墨水写的一行字：“请对布料分析，或许能够借此了解德国纺织业的现况。”

约翰·勒卡雷

至于那些通过秘密、特殊途径获取的情报，如麦克·莫雷尔这样的角色则需要对其进行甄别，例如先要知道“情报提供人的身份、地位”，以便判断情报的可靠度，因为“情报提供人也许是首相办公室的副官，在会议上听到与会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副官的朋友，间接听到了这个情报。如果情报来自被截获的通信内容，他会想知道通信双方的具体情况，通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电话、电子邮件还是传真等等”。在谈及美国情报圈存在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情报分析存在很多问题，“但缺乏情报源不该算作其中之一”。 或许是出于“老帝国”特有的优越感，勒卡雷也喜欢在小说或是自己的回忆中揶揄美国的情报机构。他嘲笑过中情局并没有准确预判苏联解体的趋势，“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福，当时的苏联已经日渐衰退。除了CIA之外，每个人都清楚这事”。有趣的是，不少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似乎也对此抱有同感。譬如后藤田正晴就对军情六处评价极高，而对美国人略有不屑：“与此相比，美国的情报机构虽然庞大，而且资金也很充裕，但令人感到其情报却颇为肤浅。也就是说，组织规模庞大，掌握情报浅薄。我访问越南时，在同中央情报局的派出机构谈话之后，就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美国中情局 “虽然也在从事各种活动，但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它的做法并不高明。总而言之，它的一切都是靠大量物力去推动的。如果从情报的角度考虑，恐怕是有些不上算。与其说是不上算，还不如说是它难见成果”。至于英国人则是事半功倍，“军情五处的总人数可能比美国中情报局在泰国的人还要少，但成果并不输给他们”。 不可否认，除了大量、琐碎的研究分析工作，深入一线的“田野调查”依旧还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工作的执行者，也就成为勒卡雷笔下的“剥头皮组”和“点路灯组”，而他自己本人也当过驻扎海外的外勤人员。原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孙崎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向来日本访问的军情六处高官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向苏联派出间谍？西方间谍都会被苏联人打上记号。有些时候还会死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要派出间谍，就是为什么？”那位军情六处高官如此作答：“今天没有什么情报时不能在公开渠道获得的。几乎所有情报都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接着他进一步阐述理由：因为在很多时候，通过这些公开情报完全可以推论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所以，如今间谍工作就是去“现场”验证究竟哪个结论是更可靠的。

孙崎享著：《日本的情报与外交》，刘林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同样有各式各样的“办公室政治剧”在上演。既然情报机构内部往往存在“文职分析员”与“剥头皮组”的分工，那么两者之间也往往会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乃至对立关系。麦克·莫雷尔在检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反恐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前后所发生的种种失误时也承认：“当时CIA的行动部门和分析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时，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地点位于总部的两侧，各部门人员也在不同的餐厅吃饭。行动处内盛行一种‘非我族类’的文化。”而若熟悉勒卡雷的小说，也应意识到类似的故事在“圆场”几乎是日常的肥皂剧。在《鸽子隧道》中，他回忆过自己在冷战“谍都”维也纳时，就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演员、主创与勒卡雷的合影

电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蓝光典藏版（作者收藏）

冷战期间、“军情六处”最著名的叛徒金·菲尔比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同样也是因为军情六处独特的“组织文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办公室政治”。在东窗事发前，菲尔比本人则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被朋友围绕的间谍”。而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故事里，便将这种微妙关系描述的恰到好处。小说中，“鼹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已经是“圆场”高层圈子里的“不能说的秘密”。主人公史迈利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莫斯科，而恰恰是来自“圆场”内部。勒卡雷也承认在创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少年时代的勒卡雷在赌城蒙特卡洛的靶场见识了一种叫“鸽子隧道”的设施，把当作靶场猎物的鸽子们会穿过这条“隧道”冲向天空。其中，有些鸽子被猎手们击落，有些则飞回屋顶再次被引诱回“隧道”，等着下一轮的“冒险”。听起来，这似乎又是勒卡雷另一个有关“间谍世界”的残酷阴郁。然而，若拉开距离来观察，或许每个人生活也都是这类周而复始的循环吧。

沙青青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竞争情报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