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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意义读后感锦集

科学的意义读后感锦集

《科学的意义》是一本由[英]蒂姆·卢恩斯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2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的意义》读后感(一):科学观之思考

科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那么科学观呢?这本书从哲学意义上讨论科学的本质,科学性,以及科学对无可逃避置身于其中的人的意义。

科学是人类探索真理的一种方式,但科学实践也有主观性和多样性。比如作者认为对历史学和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讨论就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周围也充斥着很多非科学的理论。对于科学的演进发展,作者引用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论来解释理论的迭代和对世界观的更新。我想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影响,会不会是另一个范式迭代的机会呢?

第二部分对于人的意义。作者肯定了科学中立的态度,但同时提到了“预防原则”和“预防立场”来避免科学可能带来的问题。然后作者从科学的角度讨论了三个哲学问题(科学总要上升到哲学):道德、人性和自由意志。当然和哲学的介入方式不同,作者讨论的是从生物学上道德可否演化以及方向,可否以及如何量化人性的nature vs nurture的部分,以及从神经科学上为什么人的意识(自由意志)和最终行为是脱节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科学无法告诉我们一切(哲学更是如此),这也就是本书带来的最有价值的科学的意义。

科学越来越发展,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科学可以改造人的生活却很难进化人性,所以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虔诚的教徒。所以有时面对问题我们也还是要跳出科学思考的惯性。

最后想到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知识的僭越”中,也提到了相对自然科学,经济学这种社会科学处理的是“包含较多变量”,“性质复杂的结构”,而且经济学研究所基于的很多观察事实也是无比复杂甚至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哈耶克把那些过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现实,甚至作为政策指导现实的自妄成为“知识的僭越”。他对经济学鼓励的也是和本书一样对待科学谨慎谦卑的态度。

《科学的意义》读后感(二):科学的哲学和意义

«科学的意义»是最新出版的企鹅集团鹈鹕丛书其中的一本,鹈鹕丛书是企鹅集团著名的非虚构作品的品牌,作为各学科入门的普及读物,声名远播,此次在中国首次出版,我也是慕名阅读。

«科学的意义»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科学是什么,即科学哲学,分别阐述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以及对科学实在论及其反对理论的辨析。第二部分讲述科学的意义,即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分别对一些现实应用进行了介绍和辨析,包括价值观对科学的影响、预防原则、利己与利他主义、人类的天性等方面。综合本书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科学,虽然从表面上异常繁荣,前途一片光明,但其哲学基础并不牢固,对于现实社会现象的分析,更是理论众多,莫衷一是。

当前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是一种互相承认,互相矛盾,而又互相妥协的关系,一方面哲学承认科学的进步以及其认识世界的能力,科学承认科学哲学对其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按照严格的科学哲学(如波普尔),当前科学理论使用的归纳推理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严格来说社会科学甚至不能称之为科学,而当被广泛接受的权威理论与新的实验证据发生矛盾时,科学家往往也会抛弃科学哲学思想,拒绝权威理论被“证伪”的可能性,片面地捍卫权威理论。结果就是,为了让科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矛盾能够调和,拿出了妥协的方案,即科学的理论取决于权威的集体的约定,但如果科学家“集体背书”即可指定某些理论为科学真理,那岂不是成了教条主义?

对于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更是存在较多的争议。对于现实社会的现象,科学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有些解释合情合理(如带有价值取向或意识形态的科学将存在严重的问题),有些存在争议(人本质上到底是利己还是利他),有些解释甚至颠覆我们的认知(人类的天性并不存在,且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天性”其实是后天习得的)。

最后,我们不得不遗憾的发现,我们的科学离所期望完备的目标,还相去甚远。什么是科学的意义,这不是科学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环境工程等科技的发展,科学已经逐渐在挑战我们的伦理和生存的底线,如果我们对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应该向何处去这些“大问题”还不能有更好的定义,也许科学的发展将会偏离我们的预期,导致不可挽回的危害。

《科学的意义》读后感(三):我所认为的科学意义

对于刚接触科学哲学的我来说,这并不是一本特别易读的书(所以分了好几天看完),可能是因为有些术语不熟悉,也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写作风格本身有些晦涩难懂,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带给自己的启发。同时,也隐隐约约让自己懂得应该树立怎么样的科学世界观,大概这是本书带给我的意义所在。

首先,科学只是一种工具。我们不应该把它放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地位,科学并不是真理,而仅仅是我们探索世界的方式方法。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需要重新学会问为什么,不仅是对不理解的事物学会问为什么,对很多生活中或意识里习以为常的事物也需要探究为什么 —— 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它们是如何出现的,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它们的历史及演化会是什么等等。用这一个个的为什么锻炼科学思维,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科学价值判断。这个时候,科学之于自己也许真的变成了一项工具。

其次,关于科学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它也许不是基于这个世界本质的研究,但是却是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世界中探索人类如何能够在这个系统中生活的更好。当然,科学家们也努力的想要探索出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里面的悖论是 —— 如果不能研究清楚意识,那么即使现在科学所呈现的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客观事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它是否为真在于意识是否对其有影响,而意识的复杂性很难被解决 —— 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不同也极大的增加了其复杂性。也许这些争论是有意义的,就像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的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大众来说,它是无意义的。我从中学习到的是,摒弃这些对自身无意义的争议,有意义的是科学的研究是为了让自身能够在这个世界更好,不论哪个专业的科学研究,这个是其底层逻辑。大概这依然是受到人文自由主义的熏陶,但无可奈何的是,这就是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影响;也许未来有一天,可以跳脱出人文主义的框架,那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第三,关于知识的共通性。前两天学习《Learning How to Learn》课程的时候,提到组块的概念,需要把各个概念形成组块连接并且看是否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中。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很多知识的确会有共通性,有些名词或者原理在其他书上看到过后,再在另一本上看到,不仅会觉得熟悉,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会不自觉的探究这两本书中的引用是否会有所不同或者引出其的上下文联系是否会有不同等。其实很清楚,自己也还没有做到建立打通底层知识逻辑框架这样的程度,只是还是很开心已经有了这种意识,那么更多的事情就是探索如何一步步的打通知识框架的任督二脉了。

《科学的意义》读后感(四):日常感觉与科学的意义

此文以某标题发表于上海书评

很多人倾向于从相似、隐喻的角度看待事物,比如他们会看到人参、核桃和人体的类同关系;有些人则更愿意就事论事地看待事物,他们会去追问事物本身的道理,而非唯我地断定某种结论。

相似、隐喻等认知框架中的世界主要表现为“我感觉世界如此这般,世界就真的如此这般”,感觉通过隐喻等方式关联着“我”和世界。但追问事物本身之道理的人则更倾向于切断感觉为“我”和世界建立起的联系,并从事物本身的道理认识事物。但我们借以理解世界的日常语言还带有隐喻本性,于是,后一种人会借助数学语言,从而更为“恰当”地描述和认识世界,这也是科学理论认知世界的方式。

科学解释丢失了人们的感知和世界的基本关联方式,世界不再具有感觉赋予它的意义。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的一件事则是,科学逐渐为我们的世界去除了魅力和意义,它本身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些科学哲学家自然会对科学的意义有所申说。剑桥大学教授蒂姆·卢恩斯就带着这个问题写作了《科学的意义》一书(蒂姆·卢恩斯:《科学的意义》,徐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即出)。作者在书中从科学运作的方式、范式等角度谈到了科学本身究竟意为着什么。但我们在追问科学的意义时,更多追问的是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于是,作者还从科学家们对价值、天性以及自由等问题的研究出发,思考了科学对我们的意义。

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是,到底科学哲学家是否如费曼等科学家所言,无法谈论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是否真的价值无涉?在进入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谈谈,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谈论科学的意义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

先从“意义”一词谈起。在一定程度上,意义依赖于道理的论证和信念的强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一些宏大的人生理想之中。对一些人来说,人生的意义更多以抽象论证的方式得到呈现;而对另外一些人,人生的意义可能更体现在一些琐碎、实在的事情上。但若追根究底,宏大理想的实现也需要落实在细微的事项之上,理想的意义需要在这些事情中“具象化”。

对于依赖论证而成立的宏大意义而言,尽管社会管理者会提供一些宏大叙事试图让众人相信自己能感知到这些意义的合理性。但这些叙事仍过于遥远和抽象,如果经由普通人生经历而实现宏大意义的人少之又少,意义的论证也仅剩不间断的干瘪宣传和灌输才得以维持。换言之,宏大意义需要众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普通楷模加以维持。

当宏大的理想无法与我们的感觉相互连通时,意义便会湮没。比如,世人多数时候并不喜欢抽象地谈论人生道理之人,他们更偏爱经过故事、事例包装之后的道理。而故事、事例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我们的感觉相连,我们对实际的事情总能感同身受。诚如陈嘉映所言:粗浅地说,意义不是想出来的,亦非论证出来的,而是被感受到的,通过生产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到。(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页132)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和意义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之的切己感受。

人生的意义依赖世人的感受,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经由感受和隐喻而延伸,世界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好在世界并不与我们交谈,因而,尽管隐喻具有猜谜一样的任意性,但我们的感觉与世界的关联并未断裂。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感觉很多时候是不对的,事物本身的道理和我们自以为它们具有的道理之间隔着万丈深渊。

因而,就众人经由感觉对世界进行理解而言,这种理解更多是一种“自我理解”,而所谓科学之客观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立。科学理论的数学语言剥离了感性、感觉等维度,而意义又与感觉纠缠不清,于是,科学说到底与我们日常所谓的“意义”无关。

从这个角度出发,众人总会追问的“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也多少可得到回答。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科学的意义实乃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意味着人之自我的迷失。因为,从自我感觉出发对世界赋予的意义在科学理论面前不再有效,我们的自我可理解的仅剩下感觉本身。我们当然可以重新捡起失落的意义,但已经受到科学“启蒙”的众人多少会觉得捡回的意义已经不再和自我感觉那般亲密了。

而就具体的工作和生活而言,我们现代人对自己从事的业行至多有个大致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而古人则不必如此,他们的生活实践与其自身的劳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活动的意义都从整体上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得到(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页121)。

另一方面,科学的进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今天如日中天的业行转眼便昨日黄花。因此,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会感叹自己投身其中之活动的意义究竟何在?各行各业的人们的独自反思终将汇集成对科学整体之意义的反思。但在现代生活中,反思无处不在,高度的自我意识对各种生活建制都是很基本的,这些品质不再成其为把哲学跟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的主要特征(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页)。

但科学家作为现代社会诸种职业中的一种,他们也对自身的活动有着深刻的反思。问题来了,到底应该由谁来评价科学的意义?卢恩斯在《科学的意义》开篇便直面并辩护了科学哲学家们评价这个问题的合理性。

作者卢恩斯认为,和所有哲学分支一样,科学哲学也毁誉参半。极富魅力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就几乎无法认同这一学科,据说,他曾评论,“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就好像鸟类学之于鸟类一样。”(原书,页4)无独有偶,物理学家克劳斯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物理学让哲学和宗教过时了吗?》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哲学最差劲的部分是科学哲学……阅读科学哲学家著作的只有其他科学哲学家。”而当代另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温伯格更是在其为《科学》杂志撰写的文章《科学家养成的四条金科玉律》中写道:“一如既往地,科学家都囿于信奉从培根到波普尔等哲学家提出的过度简化的科学模型。科学哲学的最好解毒剂便是科学史。”

卢恩斯对费曼的判断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认为,费曼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他没能看到哲学也能对科学工作做出贡献。并且卢恩斯还引用爱因斯坦的观点为自己辩护:“对爱因斯坦而言,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的价值在于它们能解放研究者的想象力。”

那么,科学哲学对科学研究有什么贡献呢?作者认为:

关于演化理论对人类道德的种种影响,科学家无法作出合理的论断,也无法仅仅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就对自由意志的命运说三道四,除非他们能够清楚明确地阐发,何为道德或何为意志之自由。换句话说,不管科学家喜欢与否,他们到头来还是要回到那些数百年来令哲学家困惑的概念问题上来。(原书,页5)

作者在此试图表明,哲学家仍保有从概念入手分析伦理、自由选择、自由意志等问题的权利。因为科学家们的研究无可避免地涉及到哲学,并且,科学家无法在尚未澄清这些概念的情况下就声称解决了这些问题。

但我们要注意,作者在此并未提到哲学对物理学、化学等发展成熟的自然科学的贡献。答案也很简单,因为这些领域的基础概念早已被科学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定义清楚,其演变也只是科学家内部的事情了。作者更多谈到的是新兴科学中的基础性概念,自由、意志等等。这些概念还尚未被科学家澄清,而世人对之也有着深刻的直觉和感知。

仅在新兴科学(比如意识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科学哲学家们(比如丹尼特等人,但丹尼特本人也常常迟疑自己到底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还能通过概念分析的方式与科学家们一起合作共事。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概念考察的哲学家恰好位于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位置,科学哲学家也应能够利用自身的中介地位向大众更好地传递科学对他们的意义。而呈现在日常语言中的科学结论也会让众人和那相对独立的系统性科学研究粗浅地关联了起来。这种关联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中得到呈现。

卢恩斯在书中还谈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也即科学理论与社会规范、价值之间的关系。卢恩斯通过遗传学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之命运说明了,价值在很多时候会严重地危害科学理论的研究。(页131-132)

具体而言,1948年7月,斯大林授意李森科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作了一次生物学研究现状的演讲。李森科声称,遗传学理论和演化论得到了多数欧美科学家的支持,这背叛了达尔文的重要工作,不啻为堕落。李森科将他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称作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甚至,孟德尔式的生物学观点还被认为充满了法西斯主义。(页133)

结果可想而知,一些反对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一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比如追随威廉·贝特森的遗传学家尼库莱·瓦维洛夫就被逮捕,并于1943年在狱中死于营养不良。

社会价值和意义一样,它是世人基于感觉而得出的自我理解之一种。社会价值描绘了我们想要实现的社会理想,众人依据这种理想构建社会生活样式。如果按照休谟的说法,实然推不出应然;而众人若不顾实际情况而非要“创造”与应然相符的实然,则会出现李森科式的科学悲剧。

但休谟的说法更值得商榷,毕竟,世人不可能对自我感觉与世界本相之间的万丈深渊视而不见,我们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回望我们。往大了说,日心说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地心说的反驳,它更是连着那一整片建立在地心说之上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并反对了。近代中国的学者钱大昕就曾斥日心说为离经畔道。此道为天道、伦理道德之道,实然对应然的刺激可见一斑。甚至,宏大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马克思也丝毫不曾掩饰自己对达尔文的崇拜之情。(页143)

只是,我们需要警惕,科学研究之结论可能并不比结论本身说了更多。也即,我们需要十分克制自己从科学研究的结论中推论出更多应然层面的社会价值观念。可能世人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对理论、科学理论实在抱有太多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日心说、地心说、演化论不可能只是单纯的科学理论,它们更可能让世人自以为是地得出诸多自我理解式的结论。

卢恩斯的《科学的意义》并不像很多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哲学著作那般对科学持有不着边际的批判态度,而是尽量从科学本身及其发展理解其意义。我想,这也是科学家们愿意看到且欣赏的理解方式。尽管科学哲学中流行的“反科学”态度会凸显科学哲学家们的存在感,但却会让我们错失许多理解科学的重要角度。

科学总是逆向地寻求世界、社会运作、人的行为等现象产生的“原因”(how come)和“机制”。但我们自己解释自身的行为时,更多是给出一些“理由”和“目的”。用丹尼特的话说,前者是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对其进行过程描述,而不追问为了什么目的。理由需要我们自己给出,这不仅仅是自我理解的需要,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而人类交往的核心特征,以及我们这个物种的独特性就在于,我们会让他人解释他们自己,为他们的选择、行为提供理由,然后判断、支持、反对这些回答,如此往复这种“为了什么”(what for)的游戏(Daniel C. Dennett: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7,kindle位置:75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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