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精选

《身份、国家与记忆》是一本由温春来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7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一)：那些逝去的记忆带我们回望西南“夷苗”身份在国家的演变

这本介绍西南地区彝族地域人文的小书在一日内便通读完毕。书中三个部分最吸引我的也是占篇幅最大的还要属民国时期那几位为西南“夷苗”发声并为当时在国内“五族共和”之下竭力争取一席之地的夷人精英们。

作者为他们一一立了个小传，在阅读中通过他们的故事而了解其西南尤其彝族之地的文化和其历史，民国时期该地区的形势和地位都一一随着人物而带出。每个人物的身世和性格都如此不同，在其民族特性的背景下各自绽放人生的光彩，读得有趣。

后面两章更偏学术一些，讲述彝族的大历史背景和其变迁。由于去年到大凉山采访毕摩的经历，对彝族顿生兴趣，阅读此书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还是不错的。

《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二)：西南记忆的反应

得到温春来教授的新书，我几乎一气读完，大呼过瘾。一方面书中的内容和我2017年出版的《光闪烁在你的枝头》有许多交集，熟悉而又陌生；另一方面，本书的观察视角是历史人类学的，既有历史学对可信史料的采撷与打量，又有人类学对特定地域族群（群体）文化差异的调查与辨析，可谓别开生面。加之作者文笔畅晓、功底深厚，捧书在手，确实欲罢不能。

主题的三个关键词“身份”“国家”“记忆”，似乎都十分宏大而不着边际，但置于西南“版图”范畴来讨论该命题，却很容易得到多民族生存和变迁的印象，尤其是晚清以降，中国由王朝国家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西南的非汉人群如何因应，随之而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难想象。在温春来教授看来，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途径，决定人的认识的是“历史”而非历史，而“历史”就是一种记忆；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是“记忆”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记忆”的制造及其反应。本书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进程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

我特别愿意提到的是，书中的西南尽管涵盖云贵川滇等，但关涉四川占到很大部分，而且主要内容围绕彝族展开。实际上，故事从讲述中华民国宁属越西县一位年轻“夷人”曲木藏尧开始，一批彝族精英如岭光电、李仕安、龙云、高玉柱和喻杰才等的生命史，跌宕起伏，跃然纸上。目的是追问他们怎样论述自己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关联？

值得记述的一个小插曲是，通过本地媒体人丁贻平牵线，我有幸与温春来教授取得联系，欲用微信红包获购签名本。然温先生慷慨“真正喜欢书的人，送一本也是作者高兴的事情”，婉拒了付款。

生于1974年的温春来，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著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等学术专著。

《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三)：何万敏书评

《西昌都市报》2018年8月3日

何万敏

得到温春来教授的新书，我几乎一气读完，大呼过瘾。一方面书中的内容和我2017年出版的《光闪烁在你的枝头》有许多交集，熟悉而又陌生；另一方面，本书的观察视角是历史人类学的，既有历史学对可信史料的采撷与打量，又有人类学对特定地域族群（群体）文化差异的调查与辨析，可谓别开生面。加之作者文笔畅晓、功底深厚，捧书在手，确实欲罢不能。

主题的三个关键词“身份”“国家”“记忆”，似乎都十分宏大而不着边际，但置于西南“版图”范畴来讨论该命题，却很容易得到多民族生存和变迁的印象，尤其是晚清以降，中国由王朝国家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西南的非汉人群如何因应，随之而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难想象。在温春来教授看来，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途径，决定人的认识的是“历史”而非历史，而“历史”就是一种记忆；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是“记忆”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记忆”的制造及其反应。本书从身份与记忆的层面，探讨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进程对近代西南地区的影响，从而在学理上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进行说明，并揭示西方学者的一些偏激观点在学理上所存在的问题。

我特别愿意提到的是，书中的西南尽管涵盖云贵川滇等，但关涉四川占到很大部分，而且主要内容围绕彝族展开。实际上，故事从讲述中华民国宁属越西县一位年轻“夷人”曲木藏尧开始，一批彝族精英如岭光电、李仕安、龙云、高玉柱和喻杰才等的生命史，跌宕起伏，跃然纸上。目的是追问他们怎样论述自己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关联？

值得记述的一个小插曲是，通过本地媒体人丁贻平牵线，我有幸与温春来教授取得联系，欲用微信红包获购签名本。然温先生慷慨“真正喜欢书的人，送一本也是作者高兴的事情”，婉拒了付款。

生于1974年的温春来，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著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等学术专著。

《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四)：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历史背景方面，明代之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已有自己独立的建国史，然而明代改土归流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开始瓦解，到了清初所有的独立王国基本灭亡，不过土司制度遗留下来的民族首领一方面向汉/中央政府输诚，另一方面向夷/本族示威，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

到了民国时期，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话语框架被确立，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同化即强调中华民族，因此对于细分民族也就不感兴趣甚至是反感。在此话语框架内，基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西南少数民族为了谋求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争取平等民族地位（争取国代会代表席位），同时为了保留民族文化，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尝试引起中央政府重视。行动包括，建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西南边疆协进会/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等民间组织，出版相关的夷族刊物，在南京上海等地演讲形成舆论氛围，争取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实地调查西南地区地理人文，创办学校等等。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满蒙落入日本之手，七七事变后迁都重庆，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从东南亚北上进攻，这些都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视西南地区，借助这些时代背景，西南少数民族提出了民族平等的要求，只可惜最终还是无疾而终。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试图再次打造西南最后的堡垒，西南夷族部分精英分子此时已经被绑上了战车，不得不服从指示，但局势还是很快土崩瓦解。

这段鲜为人知的西南少数民族努力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的历史，揭示了民族认同的另一面，不是强迫性地民族同化，而是积极融入中华民族，既有对五族共和现实的妥协，也有追求民族平等的决心。这一努力虽然最终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还是给后来的新中国民族政策贡献了不少力量。

有两个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是书中所展现的都是少数民族精英分子融入中华民族的努力，没有讲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如何认识本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一问题的研究肯定受限于资料的缺乏，只不过还是希望能有新的研究发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中国民族政策如何在西南地区的推广实施，国民政府的失败在书中已经讲的很细，因此也就激发了后续历史的兴趣，从中也可以总结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

《身份、国家与记忆》读后感(五)：数十个民族如何组成了一个“国家”——西南经验

“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十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十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这段话节选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看到这段话，你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是怎么做到的？这段话被作者温春来置于《国家、身份与记忆》一书的开头，你自然可以联想：此书一定与回答上面的问题有关。对，此书内容直接涉及多民族如何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国这样一个命题，如其副标题“西南经验”所示，讲述了“夷人”作为非汉族类如何实现政治身份认同的故事。

此书第一部分讲这个领域的学术渊源和个人机遇。第二部分份量最重，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详述民国时期“夷人”精英如何做出种种努力，以在当时的“五族共和”建国框架之下为本民族争取应有地位。第三部分则追溯更久远的历史，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重点是明清以来中央政权与西南边陲各种处于君长治理下的部族之间的关系演变，主基调就是所谓“改土归流”。第四部分把中国的西南经验放到国际研究形成的既有框架下做考察，发现其中的不同。最后的“余论”呼应开头。

为什么民国期间会有人为“夷人”的官方身份上下奔走？按照我这些年形成的经验，似乎都是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共同体为了自己的独立而忙乎，很少会反过来谋求将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植入一个大共同体。读完全书，最后我似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此我这里胡乱说几句外行话。

第一，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已经在地理上将西南区域纳入中国版图，原来的大大小小各种处于君长制下的部落已经改变了模样，由此为其从政治、文化意识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提供了基本前提。

第二，对应地国家自身的制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原来的王朝变成了共和，但当时的民国号称“五族共和”，汉族之外只列示满、蒙、回、藏，于是就会刺激其他较大规模的群体为争取自己的政治身份而努力。夷人遍布黔滇川地区，历史悠长，有独特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存在，具备成为一个独特族群的条件。仔细想来，这也是一种独立追求，是在国家框架内的独立。

第三，夷人族群中出现了具有政治身份意识的一群精英，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外来文化，不仅形成了对自己族群的意识，而且具备了为争取族群政治身份而奔走的能力，写文演讲，出刊结社，组织请愿，充分利用国家形势带来的机会，以各种方式与官方各级各部门周旋，样样在行，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此项研究前后曾经为其中好几位编辑出版“文集”，还都是多卷本，可见著述之丰。

还有一点似乎也值得关注：夷人分为黑白两个阶层，黑夷属于上层，意识比较封闭，更倾向于安于现状，关门做土皇帝；白夷处于下层，更想出头，在为民族争取政治身份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可能也有自己的目的，改变族群内部的阶层划分和政治固化。这些奔走呼喊者大部分属于白夷，比如曲木藏尧、高玉柱、杨砥中、李仕安，只有岭光电是个例外。

在国际视角部分这个问题与此前我读过的《想象的共同体》产生了勾连。此书确实提到这个概念，认为“大范围的人群认同都具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但缺乏根基的空想难以构建并维持大范围的共同体”，“想象必须有所凭借，文字、宗教、国家等都可以成为凭借，它们单一或综合地构成想象的基础”。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中国范围内的民族政治身份问题肯定不止夷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系统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此过程中，夷人被区分开来，主体成为“彝族”，除此之外还有处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最典型的是原来常常统称为“夷苗”的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