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读后感100字

《朵云封事》是一本由[加]李在中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50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8-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朵云封事》读后感(一)：故乡的云

文/赵客

《朵云封事》这个书名乍一看有点奇怪，怀旧追思之书多起名《xx往事》，封事做何解？作者李在中在前言中解释，“朵云”二字来源于唐朝能臣韦陡的花式签名体，写得像几朵云彩，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而“封事”指密封的奏折，后来引申成了信封的意思。往事尘封已久，就像天边美丽的云彩，虽然早已散去，但依然萦绕在心头，是为朵云封事。

李在中先生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的公子，从小跟着父辈耳濡目染，对“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了如指掌，说起老一辈众先生的治学往事如数家珍。这些有些“痴"性的人，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有限的条件下，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等种种困难，带着国宝们一起颠沛流离。从最初的完美理想，经过岁月的洗礼，走到理想的破灭，最终回首时留下多少遗憾。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设于南京，是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在众多古物被运往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大陆，连在台湾建房也及其敷衍，家具也多用竹具，谁知这一去竟再难回乡。博物院的人员，有些选择留在了大陆，因为大陆才是历史的见证者，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大陆的发展空间更大。中央博物院的故人们从此天各一方。

初到台湾的生活是艰苦的，上海的金融危机爆发，金圆券迅速贬值，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动。物质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变化，都没能让中博人放弃研究。由于害怕文物被轰炸，新成立的中博理事会选定了台中的吉峰山，兴建了三栋仓库，将运到台湾的文物迁于此处。后来又在仓库的后方挖了山洞，以防万一。但经历了十几年战争的人们，竟也无奈地满足于这种稳定，在北沟开展了工作。

书中记载了两岸众位先生的旧时身影，治学轶事：曾经发下鸿鹄之志，要创办中国画”雪山派“的绿雪斋主李晨岚，天资聪颖的巴东文字改革先行者纳西族人和才，自学成才终于成为甲骨文权威的董作宾，为了事业终身未婚的中央博物院的实际负责人曾昭燏，想要办一个高学术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傅斯年，孑然一身在台湾、客殁他乡的黄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蒋复璁等等，他们的生前身后事，都在李在中先生的笔下化作了一朵朵美丽的云彩，令人追忆。多年后当“中博”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李在中先生又回到当初的地点，一切都已经物换星移，景象全非，只有路边高大的桉树仍然和旧时一样矗立在路边。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朵云封事》读后感(二)：朵云封事——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那些去了台湾的国宝和文物后来都怎么样了？

我们曾经受的教育如同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了一生”盖棺定论——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文物跟随某党去了台湾，故事的结局就是，故宫出现了两个，一个是北京的故宫，一个是台北故宫。

等到自己能够独立思考了之后，发现这种约定俗成的认知经不起推敲。因为这说得就像你一片腿到了邻居家简单，除却历史和意识形态、政治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这里面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人。

文物如果没有学者来研究，没有考古，没有著书立说，没有比照历史，曾经不是有人就将殷商甲骨做中药吗？曾经不是有人在敦煌洞窟里烧火做饭，用敦煌文书做引火柴吗？、

不说学者，从北京到台北这一路长途跋涉，运输总是得靠人的吧。这一箱箱的文物到了台北，总得有人整理、分类、库存的吧，如果这每一步都要推敲下来，结论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了。

这，成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如果不是《朵云封事》，大概人们是不会驻足这个问题很久的，可是读罢此书，才知道，那些文物，最后的命运不尽然相同。就像这段历史中裹挟的那些人一样，有很多遗憾和无奈，但是，就像李在中老师成文的态度一样，我们要正视这一切，然后反思。

他说，“台北故宫已经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去中国化以及提高本土意识成了新主事者的最高指导思维，刻意降低中华文化的分量，自我矮化，走向了自我封闭而不自知的格局。”显然与父辈的“中央博物院”精神气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文明的珍宝，比文物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正视历史正视来源的勇气，有些话不用说得太直白，但你我都懂。

这部书，和以往看的历史还不太一样。就像作者自己所说，也是写到哪算哪。能在浩瀚的文献中整理出一条路来，试图还原中央博物院的前世今生，的确也是出于真爱。当年的老先生老前辈都已作古，作者本人作为中博院第二代，很多历史时代并未在场，手头有的资料最多的是父亲李霖灿的日记，以及父亲和其他学者的书信往来。所以，作者尽最大可能描摹一段历史细节，而我们读下来，整个中博院的历史，也是那个最初问题的探究过程，但是很可惜，并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只是在了解这段历史时，也不禁感慨，大的历史变革中，人的命运之飘忽，由此想到现在，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土地上，这个国家又顽强地舔舐伤口，不但康复了，而且还生机勃勃地到了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用问“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了，再也不用面对这种分离和撕扯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懂得他们内心的创伤，他们的痛惜和遗憾，然而，没有后悔，这就是历史。

“朵云封事”是多么浪漫的名字，这段历史也谈不上浪漫，但是的确感人。它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学者的风骨，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依然迎难而上，不管时代和环境是怎么样的，他们只做自己能够做的，将自己要做的做到极致，没有这样的觉悟，就不会将这种治学态度遗传下来，也就不会有《朵云封事》了。

《朵云封事》读后感(三)：往事如风，却能够永不消散

曾经看过 《李霖灿读画四十年》一书，也因此“认识”了作者李霖灿先生。李霖灿先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拥有数十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资历，对美术颇有研究，也曾在台北各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所以再来看《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时候，就禁不住有一种亲近之感，感觉距离因为特定历史情形下那些国宝级文物的颠沛流离之旅又近了一步。历史形势与时势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文物保护者却自有自己的职责所系。目标是明确的，所以，无论身在何方，无论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会把保护好文物、开展好研究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样的一种情怀，在《朵云封事》诸篇之中也比比皆是。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文集，主要是对父辈往事的回忆文章合集。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李霖灿及中央博物馆旧人的追述，包括在大陆和迁台后的生活、学术情况；二是对中央博物馆从筹建、避难、还都、迁台、并入台北故宫经过的梳理；三是围绕台北故宫的一些人事、旧事的回忆和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的一些记录。至于各篇的内容，李在中在《朵云封事》的“前言”中已有大致介绍，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在中对《朵云封事》这本书的态度——他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科学思想里面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这句话用来评价整个《朵云封事》中所涉及到的那些文物保护者，也是非常适合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心想到的只有文物保护和研究，这既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赖以吃饭的凭借。知天命，尽人事，这就足够了。要想苛求每个人都成为“完人”，先想想自己做到了多少，自己做得到底怎么样！

所谓“朵云”，这一说法来自于唐朝能臣韦陟。因为韦陟在信函最后的署名颇为花式，写得像几朵云彩，于是“朵云”就演绎成为信纸的雅称。所谓“封事”，本意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的意思。所以，“朵云封事”也就可以理解为装在信封里的信件，而且一定是颇为珍贵的那一种。纵观《朵云封事》中的三十篇文章，按照李在中的说法，虽然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像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虽然丰富却也驳杂；但在内容上却足以惊艳，写出了很多老文物工作者对待研究、对待学术、对待文物的那一种忘我的态度。写的是“中博”和与“中博”有关的事情，但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可以推而广之，作更大范围和层次上的理解。当然，从其中的《内战与逃难》《来台初期》诸篇中也可以看出，李在中对国家分裂、文物遭受无妄之灾的一种惋惜态度。他称之为“伟大时代的大悲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惟有和平才是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幸事，惟有统一才可以让几十年离散不得见的国宝文物得以相见，并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幸事以及珍贵无比的回忆。

从《朵云封事》的字里行间，也可见李在中先生对如今台湾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的那种痛恨、愤怒。他的父辈们为文物保护沤心沥血，誓以“学术报国”；而如今却有那么一些人，不以崇洋媚外为耻，反而恨不得抹去所有能抹去的中国印记，甘于成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何其不幸哉！期待“这一页”尽快翻篇，让民族与历史的罪人永远为世人、后人所警省。

《朵云封事》读后感(四)：战乱时期的考古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18年9月28日 作者夏安

数天前，巴西国家博物馆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文物全部毁灭消失，许多份历史被从记忆中抹掉，失去了最宝贵的能够证明存在的证据。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未到，文物先行。许多珍贵文物同考古学者们一同去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那段战乱的年代，他们没有一天停止保护、研究与考察，不断有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李庄，李济先生在向大家解释“全面抗战”时说，学人要以身作则，怀抱学术报国，毫无保留地贡献一己之力把事情做好，“‘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学术抵得过敌人吗？”抗战时期的考古故事，李在中将他所知到的事都写在了《朵云封事》一书中。

什么是朵云？这个讲法来自唐朝的能臣韦，他在信函的最后署名也就是今天的花式签名，写得像几朵云彩，非常好看，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而封事就是密封的奏折，后世引申为信封之意。美丽的云朵，密封着什么样的往事？李在中正是通过回溯战乱年代相关的人与事，描绘了蔡元培、傅斯年、李济、曾昭燏、潘天寿等一代知识分子学术救国、文化图存的爱国群像。他们希望通过整理文物、研究历史，来凝聚民族文化向心力，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开创了中国综合性集科研与教育于一身的博物馆建设的先河。

从某种程度上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加速了新学术之路的步伐。在一次北平名流的聚会里，傅斯年先生对大家讲，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真正的意思是，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关键时刻要觉醒和反省：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

从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这些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共进行了十五次殷墟挖掘，在著名的127灰坑中出土了一万七千余片甲骨，装甲骨的箱子重达三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这批箱子太重，在搬运中压伤了两位工人，忙中出错，箱子运到南京时，大家才发现竟然放倒了：原来地表上层压在了箱底，最深层的反倒后来居上，成了“上下颠倒、本末倒置”。因为有工人受伤，其他工人就不愿意再大费周章将它们颠倒过来，所以后来整理研究时，其实“上层”才是“底层”。

在书中收录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云南大理苍洱考古团队留存的照片中，我们还得以一窥最早的中国女子考古的阵容，照片中的学者们以曾昭燏先生为首，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许多人想不到，这些学者大多是理科生。这支战时考古队伍中是清一色海归青年，除了张道藩先生学的是美学，其他人有学物理的、学地质的，还有学生物的，正是这一批人一步一步实现了书生报国的伟大理想。

抗战期间，许多考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李庄完成的，《朵云封事》里面有几章都讲到了李庄。李在中根据其父亲李霖灿先生的日记、书信、绘画，重新走过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又走访了他父亲的老朋友，以及一些当年生活在李庄的中博和故博子弟，以此来完成《朵云封事》这本书，因此他的记述给我们了解李庄提供了很多真切的口述资料，也让抗战烽火下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鲜活起来。

此外，李在中的写作把“实境研究”和“史景感怀”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很有启发。《朵云封事》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考古文博事业的创建、对我们理解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朵云封事》一书中所写的一代考古学人为中国近代科学考古文博事业、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体系的发展，贡献良多，也为日后的中国人文艺术学术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朵云封事》读后感(五)：“中央博物院”老一代学者的治学雅趣

《朵云封事》是李霖灿之子李在中的一本回忆中央博物院前尘往事的文集，主要讲述了李霖灿那一代学者在战乱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潜心研究的前尘往事。不管是在云南还是建国后迁往台湾，环境比现在不知道要差多少倍。反观李霖灿、董作宾等人的研究成果，着实令人钦佩。

老一代学者，不仅治学严谨、毅力惊人，也很乐观，懂得苦中作乐。他们的生活交往过程中充满雅趣。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朵云封事”取自于台北故宫庆祝六十周年印制的一份雅致的纪念品。那是一个装着信纸和信封的小盒子，取名“朵云封事”。“朵云”来自唐代韦陟像云朵一样的署名，后来成为信纸的雅称。“封事”原来是指密封的奏折，后来借指信封。

从网络上搜索“么些”，很自然地会关联到李霖灿、董作宾等人。“么些”风俗和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成果。“么些”是纳西族的先民，主要在云南丽江泸沽湖附近居住，书里写他们又称么梭、纳人。这样看的话，么些可能就是摩梭人吧，不敢肯定，先留下疑问。

李霖灿和董作宾等人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白水台、阿明洞等几个地方，主要就是研究么些民族以及东巴文化，记录他们的风俗和文字。纳西族东巴和才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结识了泸沽湖出生的少年活佛罗桑益世。

么些文字是象形文字，以前没有文献记载。李霖灿和董作宾行走各处，收集么些文字，把这些象形文字都记录下来，并研究每一个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李霖灿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就是整理出版了《么些文字字典》。

董作宾先生在李庄写给李霖灿先生之甲骨文字

那一代的学者都很多才多艺，他们也不例外，能写能画。比如他们之间经常互赠笔墨作品，一幅小画、一份诗文墨宝、一副对联。董作宾给李霖灿或者别人写信，经常会写甲骨文。其实写甲骨文很不容易，尤其用毛笔写就，需要格外的功力，比写普通汉字更辛苦。为了更多的传播和保留甲骨文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避免这份绝学断了薪火根苗，董作宾把自己当成“活的印刷机”，不辞辛苦，研究之余甚至减少睡眠时间，给许多友人写了很多幅甲骨文。

胡适曾经说道，“从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几乎没有一家中国朋友或美国的中国学者家中没有董作宾的甲骨文”。

董作宾这样做，不但能多传播一些甲骨文的文本，还让收信之人多一分欣赏和学习甲骨文的乐趣。试想一下，收到一份甲骨文的书信，会有种穿越了时空的历史温度，拳拳心意，款款情怀，都从容流淌在笔墨之间。

李霖灿先生

播迁台湾后，历经周折，几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才安定下来。1957年12月25日，李霖灿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李霖灿写下了自己的新目标，“中国绘画史若由外人来执笔，是我们的耻辱。……给我三十年时间，我可以载欣载奔地在这条跑道上夺得锦标归。”

从此他就全心投入绘画史的研究工作。三十年后，1987年12月，七十四岁的李霖灿果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台北发行了《中国美术史稿》。

这一代的学者，生于乱世，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艺术追求。他们不计较外界条件，一心钻研艺术文化，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成果。他们的治学成果，值得敬佩！他们的文思雅趣，让人怀念！他们的无私品格，令人景仰！如今，我们只能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追忆他们的风范！

2018.10.16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