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海盗读后感摘抄

《华南海盗》是一本由[美]穆黛安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页数：29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南海盗》读后感(一)：探奇

终于读到了此书，探寻到我从未想过、注意过的世界。从地理和风土人情来看，华南地区与我相距甚远，我是北方内陆人，他们的南方沿海渔民。了解了我不熟知的文化。他们固然残忍，却也是生存所迫。国家衰败愚昧，没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换再多的官吏剿灭海盗终是徒劳。他们最开始想要的，也不过是一份温饱平静的生活。

《华南海盗》读后感(二)：海盜記憶與其選擇：《華南海盜》初讀讀後感

這兩個禮拜忙昏了頭，熬夜太凶了。讀完的書說好寫書評拖的是一天接一天。現在總算能抽點空來寫寫兩本書的讀書筆記。最近生活習慣和生活本身估計也決定搞點大變化。 回到書評，諸君如不嫌拙劣，萬望賜教！ 《華南海盜，1790-1810》.（美）穆黛安著. 商務印書館，2019年2月出版，292頁 本書多方面的描述以一定路徑再現了1790-1810時段華南海盜與其活動圖景。作者選材豐富，作者旨在通過詳盡多樣的歷史材料對海盜群體、個人的組織進行較為廣闊的探究。以十餘年時間搜集自澳門（Leal Senado Biblioteca，今稱“議事亭圖書館”），香港和臺灣所藏本地方志以及朝廷官方的宮檔、奏摺等，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業務信函與貿易檔等。匠心獨運，雕琢之用心亦不言自明。（我將在評論區寫上一些我覺得有趣的材料或精彩的文段）。 本書的並非瞄準某個單一場景——事實上隨著時間變化以及人員、人地關係的自然活動和以政治干預為代表的重點外部力量的干預下。固定地點的性質在觀察中也隨之有所轉變。目光聚焦在廣大南海的北端——分隔中國大陸、中南半島，地理上割開中國大陸與臺灣、澎湖列島。而被稱為海盜的勢力由於多種多樣而原因，但主要仍是缺乏謀生手段、貧窮或者為人所虜等緣故，通過劫掠為主的手段以獲得財富。儘管人數較少，但他們天然地作為大陸統治者不已的剿滅對象——不僅因為他們活動分散，極難一竟全功以覆滅黨羽；後者則由於海盜勢力之間的關係網複雜，難以判斷其一時間的準確動向。擁有“海盜”身份的成員實際上也不止一類社會角色。一些人平時是販夫走卒、教書先生或者農民，一旦海盜群體出現則可能壯大其原有中堅力量（不論在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情況下）。 此時朝廷——國家是否具有一種新政策標示著朝廷近海以及少數群體的掌控力穩固與否。游離、離散群體的登場最常見的背景莫過於區域內地緣政治的變化，而且往往不只是“主角”一方所產生：延續至乾嘉之間的地方的亂事與暴動頻發，多方向的軍事行動減弱了首都對於其非核心區動向的觀察；另一方向，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大越（今越南）持續數十年戰，主要以從北向南三大勢力的相爭為主，對阮氏兄弟（阮惠、阮嶽）的“西山”朝廷而言，流動的海上人員似乎加以拉攏、封賞和制衡就足以成為“迴圈再用”人力資源的寶庫。本書中作者將持續三十餘年的越南西山戰爭時期前後定為海盜勢力發展以及海盜轉型的重要事件——尤其注意作者在本書針對所謂以珠三角地區為主的“廣海盜”群體，和隨後為“廣海盜”出身的張保仔、鄭一嫂等人領導的海盜聯盟。 本書另一方面引用材料對海盜群體的生活和習俗，嘗試探究其社會學和共同心理特徵。本書首次出現的例子是海盜對所擄男女幼童的喜好。一些著名的海盜頭領通常樂於挑選面容俊美的男童作為孌童，若是相處一陣情誼更為深厚則“認契崽”，培養他作為海盜群體首領的接班人。而海盜團體的紀律——則並不明顯體現在陸地上常見的道德觀念上，反之卻從其特殊的信仰活動以及財產分配的制度中以得見。神秘感，“作為天后娘娘的委託者，傳講其囑咐和旨意”和制度中的嚴厲、多種甚至未可聞的殘酷肉刑和成員在群體重的社會地位在紀律中的薄弱，分量之輕。而這些看似矛盾的點尤其在更大的海盜聯盟形成之時。海盜群體的領導人更是強化了這兩套規則對龐大而常分散以資制衡和統領。 另外海盜和外國人的關係也穿插在全書之中，海盜群體對外國人——選擇和他們發展何等關係，總是待價而沽。和朝廷聯繫緊密的澳門的葡人商賈作為長久的“地頭蛇”，長時間以來是張保仔拉攏的同盟對象。澳門所見的文獻顯示“張保仔在來往的私密信函中表示，葡人一旦出兵六艘大船，將來佔領中國之後可以將廣東和廣西兩省贈予葡萄牙人”。而對東印度公司的態度則隨著朝廷圍剿的態度和政策而有所變化：所見英國人在1790-1810之間，長時間衹能和葡萄牙人如孤家寡人般“自掃門前雪”，驅趕小規模的海盜，自然不堪其擾。商業網絡的不穩定性和未知時刻的中國海環節的隔斷，更使雙方更尋求聯合。最終清澳經過數次聯合出兵之下，趁著海盜聯盟的內訌，破壞了巨大的海盜聯盟，海盜群體再次轉回0地方性，小股遊弋於閩廣近海。英國人和其商業夥伴，包含鄰居葡萄牙人，加深對華南沿海的守備狀況和海道交通單位的設置的探測——這正是清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假如回到傳統的敘事史的視角、用一種稍嫌老套的“結局論”口吻而言。似乎“海盜之禍”中最大的贏家是英國人：澳門葡人船隻損失頗大，儘管收穫了戰績。清政府仍然處於各地民間發生的“芥蘚之禍”中，對南方貿易的管制和澳門情況的監控儘管有所加強。唯有英國人在來華貿易，甚至將來強行開啟對華全面貿易中，作出了首次堪稱全面的嘗試，邁進了有顯著成效的一步。

《华南海盗》读后感(三)：海盜記憶與其選擇：《華南海盜》初讀讀後感

這兩個禮拜忙昏了頭，熬夜太凶了。讀完的書說好寫書評拖的是一天接一天。現在總算能抽點空來寫寫兩本書的讀書筆記。最近生活習慣和生活本身估計也決定搞點大變化。 回到書評，諸君如不嫌拙劣，萬望賜教！ 《華南海盜，1790-1810》.（美）穆黛安著. 商務印書館，2019年2月出版，292頁 本書多方面的描述以一定路徑再現了1790-1810時段華南海盜與其活動圖景。作者選材豐富，作者旨在通過詳盡多樣的歷史材料對海盜群體、個人的組織進行較為廣闊的探究。以十餘年時間搜集自澳門（Leal Senado Biblioteca，今稱“議事亭圖書館”），香港和臺灣所藏本地方志以及朝廷官方的宮檔、奏摺等，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業務信函與貿易檔等。匠心獨運，雕琢之用心亦不言自明。（我將在評論區寫上一些我覺得有趣的材料或精彩的文段）。 本書的並非瞄準某個單一場景——事實上隨著時間變化以及人員、人地關係的自然活動和以政治干預為代表的重點外部力量的干預下。固定地點的性質在觀察中也隨之有所轉變。目光聚焦在廣大南海的北端——分隔中國大陸、中南半島，地理上割開中國大陸與臺灣、澎湖列島。而被稱為海盜的勢力由於多種多樣而原因，但主要仍是缺乏謀生手段、貧窮或者為人所虜等緣故，通過劫掠為主的手段以獲得財富。儘管人數較少，但他們天然地作為大陸統治者不已的剿滅對象——不僅因為他們活動分散，極難一竟全功以覆滅黨羽；後者則由於海盜勢力之間的關係網複雜，難以判斷其一時間的準確動向。擁有“海盜”身份的成員實際上也不止一類社會角色。一些人平時是販夫走卒、教書先生或者農民，一旦海盜群體出現則可能壯大其原有中堅力量（不論在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情況下）。 此時朝廷——國家是否具有一種新政策標示著朝廷近海以及少數群體的掌控力穩固與否。游離、離散群體的登場最常見的背景莫過於區域內地緣政治的變化，而且往往不只是“主角”一方所產生：延續至乾嘉之間的地方的亂事與暴動頻發，多方向的軍事行動減弱了首都對於其非核心區動向的觀察；另一方向，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大越（今越南）持續數十年戰，主要以從北向南三大勢力的相爭為主，對阮氏兄弟（阮惠、阮嶽）的“西山”朝廷而言，流動的海上人員似乎加以拉攏、封賞和制衡就足以成為“迴圈再用”人力資源的寶庫。本書中作者將持續三十餘年的越南西山戰爭時期前後定為海盜勢力發展以及海盜轉型的重要事件——尤其注意作者在本書針對所謂以珠三角地區為主的“廣海盜”群體，和隨後為“廣海盜”出身的張保仔、鄭一嫂等人領導的海盜聯盟。 本書另一方面引用材料對海盜群體的生活和習俗，嘗試探究其社會學和共同心理特徵。本書首次出現的例子是海盜對所擄男女幼童的喜好。一些著名的海盜頭領通常樂於挑選面容俊美的男童作為孌童，若是相處一陣情誼更為深厚則“認契崽”，培養他作為海盜群體首領的接班人。而海盜團體的紀律——則並不明顯體現在陸地上常見的道德觀念上，反之卻從其特殊的信仰活動以及財產分配的制度中以得見。神秘感，“作為天后娘娘的委託者，傳講其囑咐和旨意”和制度中的嚴厲、多種甚至未可聞的殘酷肉刑和成員在群體重的社會地位在紀律中的薄弱，分量之輕。而這些看似矛盾的點尤其在更大的海盜聯盟形成之時。海盜群體的領導人更是強化了這兩套規則對龐大而常分散以資制衡和統領。 另外海盜和外國人的關係也穿插在全書之中，海盜群體對外國人——選擇和他們發展何等關係，總是待價而沽。和朝廷聯繫緊密的澳門的葡人商賈作為長久的“地頭蛇”，長時間以來是張保仔拉攏的同盟對象。澳門所見的文獻顯示“張保仔在來往的私密信函中表示，葡人一旦出兵六艘大船，將來佔領中國之後可以將廣東和廣西兩省贈予葡萄牙人”。而對東印度公司的態度則隨著朝廷圍剿的態度和政策而有所變化：所見英國人在1790-1810之間，長時間衹能和葡萄牙人如孤家寡人般“自掃門前雪”，驅趕小規模的海盜，自然不堪其擾。商業網絡的不穩定性和未知時刻的中國海環節的隔斷，更使雙方更尋求聯合。最終清澳經過數次聯合出兵之下，趁著海盜聯盟的內訌，破壞了巨大的海盜聯盟，海盜群體再次轉回0地方性，小股遊弋於閩廣近海。英國人和其商業夥伴，包含鄰居葡萄牙人，加深對華南沿海的守備狀況和海道交通單位的設置的探測——這正是清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假如回到傳統的敘事史的視角、用一種稍嫌老套的“結局論”口吻而言。似乎“海盜之禍”中最大的贏家是英國人：澳門葡人船隻損失頗大，儘管收穫了戰績。清政府仍然處於各地民間發生的“芥蘚之禍”中，對南方貿易的管制和澳門情況的監控儘管有所加強。唯有英國人在來華貿易，甚至將來強行開啟對華全面貿易中，作出了首次堪稱全面的嘗試，邁進了有顯著成效的一步。

《华南海盗》读后感(四)：海盜記憶與其選擇：《華南海盜》初讀讀後感

這兩個禮拜忙昏了頭，熬夜太凶了。讀完的書說好寫書評拖的是一天接一天。現在總算能抽點空來寫寫兩本書的讀書筆記。最近生活習慣和生活本身估計也決定搞點大變化。 回到書評，諸君如不嫌拙劣，萬望賜教！ 《華南海盜，1790-1810》.（美）穆黛安著. 商務印書館，2019年2月出版，292頁 本書多方面的描述以一定路徑再現了1790-1810時段華南海盜與其活動圖景。作者選材豐富，作者旨在通過詳盡多樣的歷史材料對海盜群體、個人的組織進行較為廣闊的探究。以十餘年時間搜集自澳門（Leal Senado Biblioteca，今稱“議事亭圖書館”），香港和臺灣所藏本地方志以及朝廷官方的宮檔、奏摺等，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業務信函與貿易檔等。匠心獨運，雕琢之用心亦不言自明。（我將在評論區寫上一些我覺得有趣的材料或精彩的文段）。 本書的並非瞄準某個單一場景——事實上隨著時間變化以及人員、人地關係的自然活動和以政治干預為代表的重點外部力量的干預下。固定地點的性質在觀察中也隨之有所轉變。目光聚焦在廣大南海的北端——分隔中國大陸、中南半島，地理上割開中國大陸與臺灣、澎湖列島。而被稱為海盜的勢力由於多種多樣而原因，但主要仍是缺乏謀生手段、貧窮或者為人所虜等緣故，通過劫掠為主的手段以獲得財富。儘管人數較少，但他們天然地作為大陸統治者不已的剿滅對象——不僅因為他們活動分散，極難一竟全功以覆滅黨羽；後者則由於海盜勢力之間的關係網複雜，難以判斷其一時間的準確動向。擁有“海盜”身份的成員實際上也不止一類社會角色。一些人平時是販夫走卒、教書先生或者農民，一旦海盜群體出現則可能壯大其原有中堅力量（不論在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情況下）。 此時朝廷——國家是否具有一種新政策標示著朝廷近海以及少數群體的掌控力穩固與否。游離、離散群體的登場最常見的背景莫過於區域內地緣政治的變化，而且往往不只是“主角”一方所產生：延續至乾嘉之間的地方的亂事與暴動頻發，多方向的軍事行動減弱了首都對於其非核心區動向的觀察；另一方向，中華帝國的藩屬國大越（今越南）持續數十年戰，主要以從北向南三大勢力的相爭為主，對阮氏兄弟（阮惠、阮嶽）的“西山”朝廷而言，流動的海上人員似乎加以拉攏、封賞和制衡就足以成為“迴圈再用”人力資源的寶庫。本書中作者將持續三十餘年的越南西山戰爭時期前後定為海盜勢力發展以及海盜轉型的重要事件——尤其注意作者在本書針對所謂以珠三角地區為主的“廣海盜”群體，和隨後為“廣海盜”出身的張保仔、鄭一嫂等人領導的海盜聯盟。 本書另一方面引用材料對海盜群體的生活和習俗，嘗試探究其社會學和共同心理特徵。本書首次出現的例子是海盜對所擄男女幼童的喜好。一些著名的海盜頭領通常樂於挑選面容俊美的男童作為孌童，若是相處一陣情誼更為深厚則“認契崽”，培養他作為海盜群體首領的接班人。而海盜團體的紀律——則並不明顯體現在陸地上常見的道德觀念上，反之卻從其特殊的信仰活動以及財產分配的制度中以得見。神秘感，“作為天后娘娘的委託者，傳講其囑咐和旨意”和制度中的嚴厲、多種甚至未可聞的殘酷肉刑和成員在群體重的社會地位在紀律中的薄弱，分量之輕。而這些看似矛盾的點尤其在更大的海盜聯盟形成之時。海盜群體的領導人更是強化了這兩套規則對龐大而常分散以資制衡和統領。 另外海盜和外國人的關係也穿插在全書之中，海盜群體對外國人——選擇和他們發展何等關係，總是待價而沽。和朝廷聯繫緊密的澳門的葡人商賈作為長久的“地頭蛇”，長時間以來是張保仔拉攏的同盟對象。澳門所見的文獻顯示“張保仔在來往的私密信函中表示，葡人一旦出兵六艘大船，將來佔領中國之後可以將廣東和廣西兩省贈予葡萄牙人”。而對東印度公司的態度則隨著朝廷圍剿的態度和政策而有所變化：所見英國人在1790-1810之間，長時間衹能和葡萄牙人如孤家寡人般“自掃門前雪”，驅趕小規模的海盜，自然不堪其擾。商業網絡的不穩定性和未知時刻的中國海環節的隔斷，更使雙方更尋求聯合。最終清澳經過數次聯合出兵之下，趁著海盜聯盟的內訌，破壞了巨大的海盜聯盟，海盜群體再次轉回0地方性，小股遊弋於閩廣近海。英國人和其商業夥伴，包含鄰居葡萄牙人，加深對華南沿海的守備狀況和海道交通單位的設置的探測——這正是清政府所不願意看到的。假如回到傳統的敘事史的視角、用一種稍嫌老套的“結局論”口吻而言。似乎“海盜之禍”中最大的贏家是英國人：澳門葡人船隻損失頗大，儘管收穫了戰績。清政府仍然處於各地民間發生的“芥蘚之禍”中，對南方貿易的管制和澳門情況的監控儘管有所加強。唯有英國人在來華貿易，甚至將來強行開啟對華全面貿易中，作出了首次堪稱全面的嘗試，邁進了有顯著成效的一步。

《华南海盗》读后感(五)：【转】王华震评《华南海盗》︱清代海盗研究的开山之作

松浦章《中国的海贼》

乍看之下，好像中国古代的海盗，并不如西方海盗那样猖獗。尽管有郑广南的《中国海盗史》与日人松浦章的《中国的海贼》从通代的角度描述了自唐至宋沿海海贼活动日益频繁的历史趋势——事实上宋元时期中国海盗活动极为频繁，但不管是绝大多数关于中国海盗的研究，还是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海盗，大多聚焦于明代后期的嘉靖大倭寇。

本来所谓的倭寇，分为前期倭寇——以日本人为主的元末明初的“倭寇”，和后期倭寇——明代嘉靖时期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葡萄牙人均有参与的“倭寇”。除了这些形象负面的明代“倭寇”之外，宋代海盗有哪些特点？清代有没有海盗呢？有没有关于他们的通俗小说和电影呢？这些问题在中国的文化版图里，并没有很丰厚的积累。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穆黛安（D. H. Murray）通过《华南海盗：1790-1810》这本书给我们呈现的，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嘉庆年间的粤桂沿海的海盗。此书自1987年出版以来，推动了中国海盗史的深入研究，此后的中国海盗史研究者如松浦章、安乐博（R. Antony）等，均受过其影响。如此书的中文译者、复旦大学刘平教授所说，穆黛安的这本书可以被称为清代海盗研究的开山之作，原因在于她使用材料的完备性——她找到了众多一手的中文档案，也利用了西方材料。

穆黛安（Dian H. Murry）

清代中期以后，各种民间秘密会社组织在全国呈蔓延之势。以白莲教和天地会为代表的民间秘密会社，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什么从清代中叶开始，由民间秘密会社引发的动乱会连绵不绝呢？历来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是阶级压迫的产物，这些秘密会社是互助抗暴的团体；另一种认为是民族压迫的产物，很多秘密会社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刘平认为，秘密会社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与文化传统有关，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的林爽文起义，起义军中存在着大量的属于台湾早期移民社会的文化现象——“契兄契弟”，即同性恋团体，这些团体增强了起义军的凝聚力。相同的同性恋现象也在海盗中广泛存在，1796-1800年，在广东向朝廷递交的二十二份关于海盗的呈文中，引述了多达五十例海盗同性恋事件。

嘉庆时期爆发于华南沿海的海盗大动乱，其中两个男主角，郑一和张保仔，虽然名为义父义子，“其实就是成熟男性与娈童的关系”。贯穿这两个男人的，是先后嫁给他们俩的广东妓女郑一嫂。

郑一来自于一个海盗世家。据说，郑一的祖先名为郑建，对外宣称是郑成功部下，但并没有追随郑成功前去台湾。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建经福建海澄县（今漳州市龙海市）来到广州附近的海湾，捕鱼为生。郑建死后，其子孙都成为海盗，曾孙郑连福、郑连昌两人都是新安县一带海盗首领。郑连昌就是郑一的父亲。

当时，在广东广西沿海，存在着无数个小打小闹的海盗团伙，郑一家族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支。真正改变他们命运的，是邻国越南发生的改朝换代之战。

1771年，出身越南西山地区的阮岳、阮侣及阮惠三兄弟率领民众起义，推翻了广南国的统治，先后歼灭了北方的郑氏政权以及后黎朝，建立西山政权。但西山政权并不稳固，它需要更多的海军来巩固政权，很快，中国的海盗雇佣兵成了它的打手。

从1778到1802年，即西山阮朝成立的二十四年间，都与中国海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急需海上战力以对付越南南部阮氏家族以及北方郑氏家族的西山政府，通过授与官军头衔为诱惑，赋予海盗为西山军募集势力的权力。华南海盗与西山政权一拍即合。包括郑一家族在内的众多海盗受聘与西山军建立伙伴关系。在西山政府的认可下，海盗具有封官赠衔的能力，海上打劫的赃物也按比例与西山政权分配。小股海盗势力因此日渐壮大，成为一个个包含“盗首”“头目”等特殊称谓的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盗体系。

在穆黛安看来，如果一个海盗集团要壮大，它的背后离不开某个政权的支持，这几乎是世界各地海盗的通例。比如，自十六至十九世纪，基地位于北非阿尔及尔、突尼斯海岸的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俘虏了约八十万至一百二十五万的欧洲沿海基督徒居民，并将他们转卖为奴隶。直到1830年，随着法国对阿尔及尔的占领，巴巴里海盗失去了活动的根据地，才被彻底剿灭。

在商业繁荣的近代基督教世界中，这种受到某个政权庇护的海盗行为更加普遍，它们被称为“私掠”。这种庇护行为通常以发放“抢劫许可证”的方式进行，比如1695年12月11日，著名的“基德船长”接受纽约、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总督——首任贝洛蒙特伯爵的请求，对印度洋中的海盗和法国船只开展攻击，为此，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向基德发放了“私掠许可证”，并规定其掠获的百分之十归英国王室所有。这个模式与中国海盗和西山政权的相伴相生的关系非常相似。

1802年西山政权倒台后，已经武装起来的海盗们失去靠山，他们纷纷驾舟东去，以华南沿海的岛屿作为基地，开始新的海盗生涯。然而此时的海盗，已经和当初的散兵游勇判若云泥，经过越南国内战争的考验与训练，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纪律，都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他们开始成为清政府真正的心腹大患。

1805年，从越南战场回到华南沿海的海盗头子们，包括郑一、乌石二、吴知青、金古养、郑老童、郭婆带、梁宝七人，在郑一的建议下达成了和议，结成海盗联盟。除了郑老童于不久之后在内部纷争中投降清廷之外，其他六支海盗分成红、黄、青、蓝、黑、白六旗帮派，联合出海，订立协议，按照协议分配赃物。从此，华南海盗势力进入鼎盛时期。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海盗，是海盗联盟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他们以雷州半岛为中心，甚至在珠江流域都设有据点，最盛时期人数达万人以上。郑一本人不仅将美少年张保仔收入帐下，还娶了疍家妓女石氏——这就是未来著名的女海盗郑一嫂。

1807年郑一去世后，郑一嫂迅速控制了红旗帮，她嫁给了郑一的“养子”张保仔以巩固权力。在与官府周旋了几年之后，1810年四月，郑一嫂赴广州与两广总督百龄谈判，协议接受招安，并将舰队集合于香山县外海芙蓉沙。四月二十日（1810年5月22日），百龄赴芙蓉沙接受张保仔、郑一嫂投降，共计海盗妇孺一万七千三百一十八人、船二百二十六艘、炮一千三百一十五尊、兵器两千七百九十八件。

郑一嫂晚年被封为诰命夫人，移居澳门，颐养天年，结局与有名的“加勒比海盗”亨利·摩根（Henry Morgan）相似。十七世纪中期正值英国与西班牙争夺美洲殖民地之际，摩根以牙买加为基地，为英国人劫掠西班牙商船，打击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最后竟被英国封为牙买加总督，得以善终。

然而，除了这些东西方海盗的共通点，穆黛安觉得西方海盗与当时的中国海盗的最大区别，还是规模与持续时间的问题。据她所了解的西方海盗，从来没有哪个海盗集团能够在规模上超过嘉庆时期的六大帮派的联盟——一个持续了将近十年、超过万人、且背后失去了政权资助的海盗联盟。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西方的海盗里面没有女人。”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穆黛安的童年在美国中部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里度过。爱荷华是一个农业州，三百万人口稀疏地散落在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望无际的农场消失在地平线——空旷，也许这是她的家乡与海洋最像的地方。

爱荷华州的治安很好，曾被列为美国治安最好的州。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让穆黛安对冒险有着异样的憧憬。那时，她梦想见到湛蓝无际的海洋，当听到海上一些“反抗政治权威的勇敢者的故事时，我就感到激动无比”。

从小热爱海盗故事的穆黛安，成年后走上了研究海盗的道路。她的青春期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女性主义的兴起让西方的海盗研究视野大为扩展。西方的海盗里没有女性，那么东方呢？穆黛安的博士论文瞄准了远在东方的郑一嫂。此书正是在她1979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大幅增删而成。

1935年，西方的文学界发现了郑一嫂。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中塑造了一个令人胆寒的形象——郑寡妇，她在小说中掌控了亚洲的水域，从黄海一直到越南海岸，都是她的势力范围，被官府招安之后，继续着鸦片走私的勾当。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菲利浦·格斯（Philip Gosse）的通俗读物《海盗历史》（The History of Piracy）流行于世，博尔赫斯坦承受其影响，并在其中抓取了郑寡妇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制作成属于他自己的幻想小故事，从此，中国的女海盗郑寡妇经过西方文豪的加工，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

可以说，西方在很早之前，就经由大众文化的传播，让普通民众了解到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海盗。其流风所及，近年的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中也有东方女海盗的形象，很明显和郑一嫂的形象一脉相承。

1975年，穆黛安为了她关于华南海盗的博士论文来台湾找材料。在台北“故宫”所藏的“宫中档”里，她找到的材料大多是关于海盗兴起时期的事件，以及他们与越南西山政权的关系。所以她的博士论文的重点也放在了叙述广东内洋与外洋的独特地理环境，以及海盗在其中的生存与崛起。然而，以这篇博论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华南海盗》，却和原来的论文完全不一样，多了很多新的材料，讲了很多海盗的衰弱与被招安的故事。这些新的材料，静静地躺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直到八十年代穆黛安的到来。

整个八十年代前期，穆黛安都泡在北京的档案馆里。1979年，她已经完成博士论文，这时候正在着手把论文修改为一本完整的著作。但这是一个残缺的故事。穆黛安找到了海盗崛起时期的材料，却无法在台北找到海盗如何被剿灭的证据。

她在北京交流期间，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秦宝琦教授的介绍，每天顶着大太阳往一档馆跑，终于在一档馆收藏的浩如烟海的朱批奏折中，找到了这群华南海盗最终向清廷投降的证据。除此之外，她还爬梳出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书。

海盗作为秘密社会的一种，其内部的组织架构、人员管理方式、财物流动等等信息，外人不得而知，而传统士大夫又不屑于去记载海盗的种种奇特行为，穆黛安发现的这份海盗六大帮派的“结盟书”，就显得尤其珍贵了。

这份充满着当时俗语和错别字的海盗合约，生动展现了中国海盗的“合作精神”——比如每艘船都要登记在号，设计旗号，不能紊乱；为了防止内部冲突，严禁各股各船为争夺战利品而动武；打劫货船时，严守先到先得的原则，不能恃强冒占等等。

按理说，对一个问题的研究，中外学者各自以自己的语言优势，发现其各自母语文献中的史料，然后像搭拼图一样拼起来，各出一份力。但是穆黛安的“好运气”在于，她在非母语的中文官方文献中，也发现了中国学者之前未曾发现的重要史料。“那时候（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还没有研究海盗的意识”，刘平这样说。没有意识，当然发现不了史料。

另外对穆黛安帮助很大的一份二手文献，来自一位香港的民间学者萧云汉。萧云汉的未刊手稿《1140-1950年中国海盗史》，曾被著名史学家罗香林引用过。穆黛安在香港找到了萧云汉。对她来说，在萧云汉的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是书中搜集的海盗郑氏的家族谱系。尽管她无从得知萧云汉写这本书的原始材料来自哪里，但她“比对了萧云汉的材料与其他材料，发现都是相互吻合的”，所以决定采信。她去香港拜访萧云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耄耋老人了。在拜访过程中，他们聊了各种话题，却独独不谈任何有关海盗的事情，像是看透了她的来意一样。“他拒绝承认自己写过这本书，也说自己对海盗一无所知。”穆黛安回忆道。拜访就这样失败了。穆黛安以为自己再也看不到这本传说中的未刊稿了。但是半年之后，峰回路转。一天穆黛安打开邮箱，发现一个巨大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从香港寄来的萧云汉的手稿！至今穆黛安还是不能理解萧云汉因何而转变，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助吧。

如今粤语流行文化里，有话剧《张保仔》、有邵氏电影《大海盗》、有亚视的电视剧《张保仔》，全是以张保仔为主角，和郑一嫂在西方的地位相差悬殊。历史与现实似乎开了一个捉弄人的玩笑，历史上没有女海盗的地方热爱着她的故事，而历史上有着女海盗的地方则隐去了她的光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穆黛安决定研究中国海盗的时候，本来是打算研究整个东南沿海的海盗，但是深入材料之后，她发现中国海盗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闽浙沿海与粤桂沿海的海盗是比较独立的两个群体，于是她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粤桂沿海。至于同一时期闽浙沿海的海盗，稍晚有张中训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镇海威武王蔡牵：1795至1810年中国海盗的研究》可以参考。本书1997年初版，今年再版时新添了一篇刘平教授的论文，也是讨论浙闽沿海的海盗，他的用意也是想让读者对当时海盗的整体情况有较全面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