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石与寒山诗》经典读后感有感

《砌石与寒山诗》是一本由[美]加里·斯奈德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砌石与寒山诗》读后感(一)：斯奈德 与自然和土地的亲密关系

加里·斯奈德成名已久。1960年代末 他已经成为“美国新文化的英雄”，1975年即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读斯奈德的诗歌，最切实的感受是他与自然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更接近他所喜爱的中国诗人王维、寒山。当然，斯奈德有其更积极、现代的一面，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他永不停下的脚步，使他区别于东方的隐士。实际上，他在北加州山中自建家园，亦近乎是禅宗在山中建寺耕种修行的现代版。这让我想起孟子的话：“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斯奈德超乎众人之处在于，他以个人之“恒心”，链接上人类生存的“恒心”，甚至成为生态环保的代言人。

斯奈德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倒觉得，他提醒我们离土地离自然太远了。斯奈德在访谈中说：“《诗经》开篇就体现了对自然的亲近。”我们久已丧失了恒心，离土地和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他提醒我们确认我们的文化身份，提醒我们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有所坚守，纵使迂远而阔于事情。

《砌石与寒山诗》读后感(二)：仿汉诗与误读汉诗

这本诗集分为《砌石》和《寒山诗》两个部分，前者是斯奈德的仿汉诗，后者是他对寒山诗的误读与翻译。

《砌石》中的诗，可以看到明显的埃兹拉庞德的意象诗痕迹，这或许是庞德以后的诗人难以避免的。片段的摘取、截停的处理，没有什么新意。这个部分的诗吸引当时美国人的是东方元素、禅和佛教用语。译者相当用心，做了详尽的注解，但有几首同样出现的诗，汉语感觉不如西川译的《水面波纹》。这些诗里比较好的往往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像弗罗斯特从农场来到了山野、从基督教来到了禅。但施耐德的笔力是不及弗罗斯特的。比较喜欢的几首如《石园》、《京都：三月》、《瞭望哨》，因为写到了东方的人际温情，而这正是唐代山水诗人涉及较少的。非叙事的景物描摹和一些简单的抒情，我认为不如读陶谢和王孟，这样的文化移植在我眼中意义不大。

《寒山诗》，是施耐德翻译了寒山，又被译者从英文翻译回了汉语，不知道失去了多少东西。可以说，对照寒山原诗与译诗，让人觉得译诗很尴尬和不堪。但无可厚非，直接以古诗为原本翻译成白话诗，都是很勉强的。所以我更多愿意理解为是施耐德翻译得不好。施耐德对寒山的理解有不少西方人看待东方文明的刻板与简单化，对汉语的理解程度也很值得商榷。比如他提出寒山是中国诗人中鲜有的使用口语的——寒山的诗并不口语，比起白居易、李白、汉乐府，寒山的诗离口语还有点距离。若说口语，同为诗僧的王梵志比寒山更有参考价值。

总之，带着对文化移植、文学误读的一些偏见，我对这本诗集的评价如此。

《砌石与寒山诗》读后感(三)：斯奈德译寒山诗 第21首 的 前世今生

读斯奈德英译寒山诗24首，可以看到另一种翻译传统的痕迹。

我们很早以前读普希金诗选，会看到里面收了一些普希金译入俄语的诗作，和他的创作放在一起，并不刻意区分。当然离我们最近的，也是最典型的，是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这个就不用细说了。

或许迥异于我们如今的翻译概念，但这也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诗歌翻译传统。

当然，斯奈德英译寒山诗，没有走那么远，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种翻译传统的一些痕迹，第21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你也可以找到另外的例子，只要你用心找。

斯奈德英译

寒山原诗，出自中华书局2003《寒山诗注》

《砌石与寒山诗》 第101页

《砌石与寒山诗》读后感(四)：斯奈德诗歌 如何混合东西方文化元素？

盖瑞·斯奈德成名已久。1960年代末他已经成为“美国新文化的英雄”，1975年就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读斯奈德的诗歌，最切实的感受是他与自然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不同于他的美国前辈罗宾森·杰弗斯、罗伯特•潘•沃伦，倒是更接近他所喜爱的中国诗人王维、寒山。他的佛教因素更偏重中国和日本，当然主要是禅宗，但我们要明白他首先是一位美国诗人，看到他对欧美经典的继承，实际上，二者经常是混在一起的。

笔者以他的《伐木之十五》一诗为例： 第一节最后一行，“癫狂的追逐！挣扎着逃脱！”是直接引自济慈的《希腊古瓮颂》（What mad pursuit？ What struggle to escape？），只是把问号换成了叹号（巧合的是，查良铮译济慈这首诗，也把此处的问号换成了叹号）。 第二节第三行“A seed pod void of seed”，直译就是“种子荚里没有种子”，换作文言文就是“实荚无实”，充满禅机，不正是佛义“当体即空”？而且这里“没有”（void）与第一节第四行的“虚空”是同一词。 最后一节展示了人类滥伐滥杀的一种结果：家园沦丧。伟大的斯奈德，此处借用了遭遇家国之变、出家为僧的明朝宗室画家八大山人的画笔，反向演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画笔 /或可绘出山河 /而国土早已沦丧。”（此三行文字，杨子译得精湛。）

斯奈德与自然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还与他的寒山一般的生活经历相关。进一步说，他的山中生活，岂不就是秉承了禅宗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与修行相结合的传统？译注中提到斯奈德在北加州山中建设的奇奇地斯家园，岂不就是禅宗一千年多年来在远离尘嚣的山中谷地建立寺庙、耕种修行的美国版？这倒让我想起孟子的话：“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

斯奈德超乎众人之处在于，他以个人之“恒心”，链接上人类生存的“恒心”，甚至成为生态环保的代言人。有评论说：斯奈德的生活方式比他的诗给人印象更为深刻。不妨说，他的诗是他生活方式的翻译。

斯奈德的重要意义，我倒觉得，他提醒我们离土地离自然太远了。斯奈德在访谈中说：“儒家思想也体现了这一点，《诗经》开篇就体现了对自然的亲近。”我们久已丧失了恒心，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文化身份越来越模糊。他提醒我们回归传统文化，确认我们的文化身份，提醒我们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有所坚守，纵使迂远而阔于事情。

《砌石与寒山诗》读后感(五)：育邦：打听去寒山的路——重写一首诗

打听去寒山的路 ——重写一首诗 育邦

保罗·克洛岱尔从1895年起，直到1909年，作为外交官在中国经历了十五载风雨烟尘。在这个“中央帝国”的余晖里，他看到了恬静和美的乡村图景和勤劳善良的人们，也认识到“风气腐败得令人可怕；老百姓穷困不堪……行政衙门弥漫着不详的死板僵化作风，无论上下普遍地弄虚作假，愚昧昏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图景对克洛岱尔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公务之余，写下了《认识东方》《在龙的徽号下》《诗人与香炉》《老子出关》《中国琐事》《中国人赞》等与中国元素密切相关的作品。退休之后，他出版了《拟中国小诗》《拟中国诗补》（收录于中文版《认识东方》中，由余中先先生翻译），这两部作品传达了作为诗人的克洛岱尔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并运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给法语读者。

这些诗歌是克洛岱尔的仿作，亦是一种充满创造的重写，使得这些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意义上获得的新生。《回乡（一）》是根据李频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演绎而来： 多长时间了，我的天，自从我离开家乡！ 明媚的春光已过，杳无音信！明媚的秋色已过！ 如今我回归了，我认出了家乡…… 父亲，您可认出了我？——他是谁？——母亲，您可认出了我？ ——是他！

克洛岱尔把握了原诗的核心——认出家乡以及亲人间的不敢相认。他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用对话——一个似乎“不忠实”的想象完成了诗人的创造。“我”对父亲说，“您可认出了我？”而父亲已然模糊，问母亲，面前这个是谁：“他是谁？”“我”走到老母亲面前，让她仔细端详，问她“您可认出了我？”这时，母亲才泪眼涟涟地对父亲说，“是他！”，是我们的儿子回来了。

由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克洛岱尔写成《回乡（二）》： 是我，我没有变！“喂，旅人，你从哪里来？” 为何这样瞧着我？我是原本那个人 为何这些新面孔，没有与我来相认？ 众人面面相觑：“喂，旅人，你从哪里来？”

这首对于《回乡偶书》的重写，是一个短小的内心独白，一个言简意赅的舞台剧，运用了一个叠句——喂，旅人，你从哪里来？——完成韵律的复沓和对主题的强化。“乡音未改”扩展为“我”没有改变，“鬓毛衰”被略去，问话“客从何处来”被突出到视觉的中心位置。

克洛岱尔重写了柳宗元的《江雪》，标题变为《冰河》，这是一种互文式处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成为一种极为现代的表达：渔翁独坐在那冰河的中央，/钓一条暗流底下乌有的鱼！可谓惊艳，“乌有的鱼”是他的神来之笔。

美国诗人加里·施耐德受埃兹拉·庞德的引诱，一脚踏进了中国诗歌的世界。他学习与翻译中国古典诗歌，选取与翻译了二十四首寒山的诗歌，某种意义上，他在寒山那里寻找那根开启他顿悟之门的金针——而且仅仅属于他自己。他领悟到中国美学特别是古典诗学的精髓：“水面波纹至小，而复杂性隐于池底、池岸之下。黑暗而古老的潜藏。不要花哨的风格，这些关于诗的观念是古代的。”我们可以说，他翻译的寒山诗存在着某种臆测与想象，他忠实于一位诗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他的翻译也是一种重写。《砌石与寒山诗》是这一实践的标志性成果。

寒山有这样一首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施耐德这样翻译（由柳向阳先生翻译成中文）： 人们打听去寒山的路 寒山：没有路通到这儿。 夏天，冰不会融化 初升的太阳在迷雾中模糊不清。 我是怎么来的？ 我的心跟你的不一样。 如果你的心像我的心 你就能找到路，来到这儿。

“砌石”是他寻得金针后的创造，是一面面向寒山同时面向整个世界的开放镜子。它简洁，直接，朴实，却又萦绕，富有深度和韵味。施耐德说，“‘砌石’这个标题赞美双手的工作、石头的放置，以及我对互联、互解、互映和互容的整个宇宙的画面的最初一瞥。”他从杜甫的诗句“意简高人意”那儿总结出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

卡洛斯·威廉斯熟读白居易，并把他置于一个其他古典诗人难以企及的地位，他从白乐天身上摄取了“以少取胜、以常为贵”的诗歌奥秘，他代表作《红色手推车》正是这一奥秘的伟大呈现。威廉斯从白居易《山游示小妓》出发，写出了《致白居易的阴魂》（范静晔翻译），既是致敬白居易，也是重写一首诗。诗中写道： 此刻我该想到什么， 除了死亡，这明晃晃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