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访中国茶乡》经典读后感有感

《两访中国茶乡》是一本由罗伯特·福琼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0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访中国茶乡》读后感(一)：看完之后五味杂陈的书

来自英国的罗伯特.福琼，通过自己的视角带我们一起游览中国茶乡，所见所闻真实而生动。 罗伯特绝对是称职的植物学家，对植物无限热爱，喜欢探索，爱思考。 但文中因文化不同对中国人及其做事风格存在不解、不屑和鄙夷，特别是对吸食鸦片的人，英国大量倾销鸦片，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置若罔闻，没有感到丝毫不安和愧疚。对中国所有好的东西都想打包打走。中国人的友好、热情他没有任何感动和回报，这就是不列颠人的傲慢。 中国的茶叶等植物种植资源被运到其殖民地和发达国家，从一定程度上说种植资源被掠夺，被偷盗。另一个角度也是被交换，试种后，被保存下来也是一种种植保护。当时国人还无这种保护意识，所以很多民间种质资源都流失了，反而国外的被繁衍保存下来了。所以这里又很难说褔琼全错。只是希望这些种质资源能允许交换，可以再回到祖国。

《两访中国茶乡》读后感(二)：福琼到底是不是茶叶大盗？

罗伯特.福琼到底是不是茶叶大盗？

很多历史、茶业研究者和著作都把罗伯特.福琼定义为茶叶大盗，因为他，中国最好的茶种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开枝散叶，最终形成印度的茶产业，进而斯里兰卡、肯尼亚相继崛起。从福琼1851年2月将武夷山和松萝山以及宁波、舟山等地茶种和8个工人带到印度，短短四十年，至十九世纪末，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完全取代中国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中国引以为傲的茶叶出口赚外汇的时光结束，直至今天，中国的茶叶出口也再也没有19世纪中期的辉煌。简单的从这个层面看，福琼偷盗了中国的茶种，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茶叶贸易，可以称之为茶叶大盗。

但是，大盗终归不好听，恐怕福琼自己也不喜欢这个称号吧。

别人给他的头衔和定义终归是别人定的。1843-1851年这八年间，福琼到底在中国干了什么？这本书是最好的诠释，因为这是福琼自己写的。

福琼是个植物学家，是个科研工作者，也是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的雇员，是个忠实的记录者。

本书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像一本厚厚的日记，甚至有点像航海日志，足够真实，但不无聊。上半部分相对枯燥些，主要是在鸦片战争被迫开放的几个港口活动，港、广、厦、福、宁、上、舟。香港是中转站和落脚点，而舟山却是其打开中国认知的重要窗口，在这里他真正了解了当时的中国，见到了 很多植物和茶。他对舟山很是喜爱，甚至对于英国没有占领舟山群岛愤愤不平。幸亏舟山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要不然，难以想象。

下半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两次半的旅行最为精彩。一次是徽州松萝山，从宁波到杭州严州屯溪，这是中国最美的景观之一，完全就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写实版。可惜，新安江水库（千岛湖）修建之后，淳安县城及书中提到的茶园、威坪镇已没入湖底。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福琼乔扮成中国人，深入内陆腹地，对沿途美景、风俗、中国人性格、生活的纪录不可谓不详实。

第二次精华，就是武夷山之行，宁波到严州和去徽州一样，从严州府向南严州兰溪，到龙游、衢州、常山，再陆路到玉山，再乘船到信州府，再到河口、铅山，然后翻越武夷山脉，到崇安。回程从浦城到廿八都、清湖、江山，然后来时的路回宁波上海。

这两次旅行所走的路线，景色放在今天也是大美。沿途很多古镇、山川，今天依然美好。剩下的半个精华旅行，我认为是福州闽江之行，不过只到水口镇，也就是今天水口大坝所在地（水口水电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电站），福琼本想从闽江一直到武夷山，可是逆流而上太困难，走陆路成本又高，所以后来才选择了从宁波走钱塘江新安江那条路。当然苏州、杭州之旅也算小半个精华旅行。

徽州松萝山算是福琼的绿茶之路，武夷山是红茶之路，松萝和武夷红茶是当时英国最主要的进口茶类。福琼对于当时市场信息的把握是很到位的，当然本书提到的茶类还有宁波舟山一带的绿茶、福州的红茶、宁红、铅山红、浦城一带的红茶。有人可能会问，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福琼不知道吗？当然，祁门红茶大致创制于1875年，余干臣从福建回安徽老家之后。所以，当时还没有祁红，他当然不知道了。而西湖龙井呢？原因应该是西湖龙井基本没有外销，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同样的他去苏州也没有提过碧螺春。

福琼到过的地方，除了沿海的广、厦、福、宁、上、舟和茶产区崇安（今武夷山）、屯溪、休宁松萝山等比较重要外，河口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他详实的记录了河口镇在武夷红茶转运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运到广州十三行，还是运到上海杭州，都要在河口周转。河口古镇保留较好，在现在江西上饶铅山县，值得一去。当然像严州府（浙江建德）、信州府（江西上饶）、徽州（安徽黄山）等存在历史中的地名，可以了解一下。

福琼是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他引种了非常多的植物到英国和其殖民地，比如多种牡丹、杜鹃、小蘗、松柏等，如今，在伦敦切尔西植物园、 皇家植物园邱园KEW等植物园，还能看到这些植物。KEW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植物园也是去伦敦极好的去处。

回到最初的问题，福琼到底是不是茶叶大盗。其实，把中国的茶树引种出去，并不是从福琼开始的。日本的遣唐使、宋史引种中国茶树到日本就不说了。早在福琼之前英国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在18世纪就主张将茶种被从中国引进到英国，后来，戈登也从中国带茶种在印度种植，甚至种到了阿萨姆、大吉岭，这都在福琼之前。为什么福琼被世人尤其是中国人那么谨记，可能是因为他记录的最详实，最系统。

通过八年在中国的活动，福琼不仅仅学会了用筷子、说中国话，还学会了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在中国的社交场合游刃有余，这让他比同行和前辈走的更远，了解的更多，他完全不用任何偷盗的手段，就能获得大量的茶种、茶苗、植株。对于制茶工艺、茶树品种、育种、运输制造成本等杂乱的知识，汇总成有用的科学知识，福琼做的最成功，可以说他极好的完成了皇家园艺协会的工作，也留给后人极为详实的资料，这本书就是其一。福琼是一名出色的植物猎人，而不是一名偷盗者。

福琼的这本书，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总体比较客观。感触最深的就是抽鸦片成风，禁烟政策形而上学。当时的中国人以为禁止茶叶和大黄出口就能遏制大英帝国的侵略，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就像我们把中国、武夷山的茶业凋敝归于福琼的引种。

即使福琼没有来中国，印度、锡兰、肯尼亚的茶叶也会茁壮成长，获得茶种这件事本身对于大英帝国，完全没有难度，况且，印度也是有当地群体种茶树的。然而，福琼的经历和记录却是那么难得，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在那个年代，乔装成中国人，在内陆探索植物，并详实记录，非一般人能完成的。

所以，福琼是个学者，不是大盗。

《两访中国茶乡》读后感(三)：如何偷走茶树

1851年2月16日，东北风，福琼带着16箱植物、6个制茶师傅、2个制作茶叶罐的工人、各种制茶设备乘坐“皇后号”轮船，自上海港离开中国，去往印度，结束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

第一次是从1843年夏至1844年冬，受皇家园艺学会派遣，做为植物猎人，寻找中国特有的植物资源，并将它们带回英国，这项任务他完成得不错，因为时间有限，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为东部沿海地区，并没有深入腹地，对茶叶的关注也仅限于宁波的绿茶产区；1848年，福琼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邀请，前往中国，将中国的茶树带出来，引种到喜马拉雅山麓的种植园，这一次他在中国待了足有2年零5个月之久，去到了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个茶产区——徽州与武夷山，在他之前，这两个内陆地区鲜少外国人踏足。

福琼被后世称之为“茶叶大盗”，但其实在他之前，针对茶树的“偷盗”已经开始了。

1788年，英国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将茶树引种到英国，但受限于英国的气候和土壤，加之没有引进工艺，茶树在皇家园林邱园仅被当成观赏植物，班克斯之后陆续亦有来华的植物学家收购茶树或种子，寄往英国和印度，但路途遥远，植物损耗巨大，仅停留在小规模的实验阶段，尚未形成规模。

1835年植物猎人戈登在中国南方茶区行走，收购了大量茶树种子，又顺便聘请四川雅安的茶师一起赴印度教习当地人种茶制茶。这些茶籽抵达印度，顺利培育出4万棵茶苗，分散种植在大吉岭和阿萨姆地区，3年后，英国人在印度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绿茶，当即轰动。而在福琼来华之前的那些年，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收购茶树种子。

之后才轮到福琼出场，他是彻底将局面扭转的人。

第二次抵达中国时，福琼的中文已然不错，为了行走方便，他化妆成中国人的样子，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剃了头，挂一条几乎拖到脚边的假辫子，与遇见的中国人使用官话交谈，据他自我感觉，这么一番装扮之后，很少有人认出他是个洋人。

福琼有两种方式可以采集到茶树和种子，一种是雇佣一些中国人去茶产区收集，另一种则是自己前往。出于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最后他还是亲自去了。“我这样说似乎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雇来的中国人出于自己的方便，会到临近几英里远的内陆，找一个就近的茶乡——我自己也能很轻松很安全地找到那儿——采集一些茶树和种子。等上一两个月之后，他们会带着采集来的茶树和种子，跑来见我”，福琼如是写道。

因为目的很明确，到达上海港没多久，他稍作休整，便从上海出发，途径杭州、严州抵达徽州，水陆兼行，到达屯溪，在那里，他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美丽而茂盛的茶园，赞叹连连，几天之后抵达休宁的松萝山。松萝山所产的炒青绿茶在当时闻名天下，是为“松萝茶”，福琼也是慕名而来。

在徽州，福琼观察到当地人是如何培育茶树的：10月份采集种子，放入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保持到春天，种子发芽；到3月份，将这些发芽的种子种到苗圃里，再待茶树苗长到1岁，移栽到茶田。这种保育茶种和茶树苗的方式，后来福琼用到了运输中，让大量的茶树种子经过长途的海上颠簸成功地存活下来，抵达印度。

在屯溪，有一种专门卖给外国人染色茶叶——即为了迎合国外市场，工人通过石膏和普鲁士蓝给绿茶染色，染色过的茶叶呈现更加均匀的蓝绿色。外国人很吃这一套，但中国人却从来不喝这样的茶叶。福琼也将此工艺完整记录下来了，并在游记里嘲笑：“一个文明人竟然会喜欢这种染过色的茶叶，而不是更加自然的绿茶，真是太可笑了。怪不得中国人要把西方人看作蛮夷。”

福琼的仆人王，家就在松萝山下，他顺势暂住于王家，彼时已经将入冬，山区寒湿，但只要不下雨的日子，福琼都会待在外面，从早到晚，“采集各种种子，调查山上的植物，收集绿茶种植于加工的各种信息”，一个星期之后，他觉得差不多够了，已经收集到当地最高等级的树苗和种子，可以回程。

回到上海，福琼便小心翼翼将的茶树种子种到育种箱，由于上海没有直航加尔各答的轮船，福琼只好先带着这些植物和种子到香港，再从那里将它们送到印度，他本人并没有去往印度，而是安排船只运送过去，令他欣慰的是，这些植物抵达印度时，存活状况良好。

从香港北上至福州，福琼派遣仆人们去武夷山收集茶树和茶籽，自己乘船回到宁波。在宁波，他左思右想，仍觉得这么重要的茶产区没有亲自去到十分可惜，“我心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就是翻过武夷山，到那著名的山区看看”，在这个念头的驱动之下，福琼从宁波出发，经过衢州-常山-玉山-广信府，进入武夷山地区。沿途秀丽的风光无疑带给了福琼不错的心情，越接近武夷山，与茶有关的人就越多，比如广东来的茶商、路上行走的搬茶工、路旁密布的茶馆。待真正抵达武夷山，他在一块隆起的坡地上站了好一会儿，仔细打量这片奇特的土地，离开武夷山时，他承认那里是他所见过的最精彩的山岭。

在武夷山期间，福琼借住在寺庙或道馆中，和在徽州时一样，白天出去收集茶树茶籽、当地的植物，以及武夷红茶的制作方法。他不费吹灰之力收购到400多棵当地最优质的小种茶的树苗，这些幼苗后来完好地运到了上海，最后抵达了印度，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帝国茶园里生长繁衍。

他顺便观察了一下武夷山适于茶树生长的土壤，分析高等茶园和低等茶园之间的差异，带走了一些样品，“茶田的泥土由一种棕黄色的黏土组成。如果仔细分析这种黏土的话，会发现它由岩石颗粒和腐殖质组成，其中，腐殖质所占比重又相当高，而腐殖质非常有营养，所以种在这种泥土中的茶树就能茁壮成长”，与当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的说法几乎一致。

按照时节推算，福琼这次并没有赶上制茶的季节，所以并没有记录下武夷红茶的制作工艺。

结束这次武夷山之旅，福琼回到上海，1849年的10月~11月，他再次派人从徽州、浙江和福建采获大量茶树种子以及幼苗，小心地护送到香港，分派船只运往加尔各答，再次回到上海。1850年，他也没有停歇茶树、茶籽和植物的收集，码满了16个小型玻璃温室，于此同时，又招募了6名茶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购买了一大堆的茶叶生产工具，到他离开的那天，真的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如何提高茶树和种子在漫长航途中的成活率，福琼也考虑的非常详尽，除了倚靠经验与设备（华德箱）之外，也参考了在徽州学习到的种子保育技术，经过两到三次的实验，茶树和茶种的成活率已经相当之高。最后，福琼让喜马拉雅山麓种植园增加了2万多株茶树，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他的前辈戈登多，但相比而言，福琼带来的品种更加优质，而且他还带走更加全面的制茶技术，可能涵盖了红茶、绿茶和乌龙茶。

不过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了，工人们抵达印度，随福琼到了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植物园的法尔康内博士想要看看茶叶的加工过程，工人们摆开工具，升起炉灶，架上铁锅，突然发现加尔各答没有茶叶，工人们只好用印度山毛榉的叶子代替茶叶，分别演示了绿茶和红茶（根据描述，又比较接近乌龙茶）的制作过程。

当时英国人普遍认为，红茶是由红茶树生长出的茶叶加工而来，称之为红茶树，绿茶由绿茶树生长的茶叶加工而来，称之为绿茶树，福琼是个严谨而讲求实证的人，在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就曾经提出过，红茶和绿茶的区别来自于加工工艺不同，在访问过徽州的绿茶产区和武夷山周边的红茶产区之后，他明确这种想法，并现场教学：恩，之前大家都搞错了。

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当时，在世界上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下降到了10%。从这个层面来说，福琼被称之为“茶叶大盗”名副其实，这些植物猎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局面确实因他们有所改变。不过，福琼的茶乡之旅并没有实施真正意义的偷盗，在我看来，他只是勤奋的学习、忠实的记录、认真的搬运而已。

书中有个象征意味的细节——福琼在武夷山曾借住在一个道馆中，临走时，道馆的道士一定要送他一个礼物，走到后院，挖了一棵珍贵的茶树赠予他，福琼欣然纳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