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形影》读后感1000字

《鲁迅形影》是一本由董炳月 著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鲁迅形影》读后感(一)：董炳月：后记 形与影的辩证法

后记 形与影的辩证法

鲁迅先生五十岁生辰像

《鲁迅形影》读后感(二)：鲁迅的“形”和“影“

书名很有些意味，描摹鲁迅先生其形其影，视野开阔。

全书分为正编和副编，正编主要是论文，分析了先生一生的思想轨迹，并着力探讨了其对日本文化界的影响，如我们不难在村上春树的《1Q84》中找到阿Q的影子。（日本的阿Q及其革命乌托邦——论新岛淳良的鲁迅阐释与社会实践）看了这篇文章，立刻找出1Q84，寻找老Q的影子，边读边想，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藏在村上的小说里啊。

副编是有关鲁迅的文化随笔，最喜欢其中的”一对周氏兄弟，多重日本观照“。面对同样的情势，兄弟两人的选择是如此不同。大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知识人”事件“。

《鲁迅形影》读后感(三)：薛冰洁：追寻鲁迅的“原风景”——读《鲁迅形影》

追寻鲁迅的“原风景”——读《鲁迅形影》

2016-12-06 03:41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今日书评】

作者：薛冰洁

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暨诞辰135周年，关于鲁迅的研究新著层出不穷，其中董炳月的新著《鲁迅形影》是关于鲁迅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其宽广的学术视野、细腻的文本释读以及深刻的鲁迅认同，使这本著作呈现出新的研究特质。

如何理解鲁迅的“形”与“影”？著者在《后记》中言：“这个‘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名家伊藤虎丸的‘原鲁迅’概念。我所谓的‘影’，即‘形’（鲁迅之‘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这书名十分恰当地揭示出此书的编著体例与研究特点。该书分为“正编”与“副编”。正编收录论文十篇，是严谨细致的学术论文。前七篇关注鲁迅的思想与创作，即“‘鲁迅本体’的形成过程与内涵”，尤其注重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后三篇讨论战后日本作家对鲁迅的理解、阐释与实践，呈现鲁迅在日本的投影。副编收录六篇文章，包括书评、译后记及学术随笔，展示中国的鲁迅研究现状，以及作者对鲁迅研究的三个特点。

《鲁迅形影》 董炳月著 三联书店

鲁迅的《自嘲》

鲁迅

不同时期的鲁迅“原型”

《鲁迅形影》发掘了留日时期的多个鲁迅“原型”。

仙台时期是“鲁迅之诞生”的重要时期，著者认为鲁迅为逃避清国留学生而去仙台，但施霖的出现、藤野先生的疑问，幻灯片上的画面，都使鲁迅意识到逃避的不可能。文章根据众多史料还原鲁迅作为普通留学生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仙台神话”背后，一个压抑与孤独的青年鲁迅形象跃然纸上。鲁迅的伟大使其一再被“神话”，而著者却注重鲁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将其作为“人间”鲁迅来研究，颇具启发性。

作者注重从早期鲁迅出发，结合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背景，考察鲁迅思想的大问题，如鲁迅的文明观、孔子观、美术观等。著者的宽阔视野与细致考察，使“原鲁迅”的真实形象、思想轨迹逐渐清晰。诚如学者赵京华所言：“追随鲁迅的脚步，董炳月在新时期到日本留学，他的著作在复原明治日本的思想场域、为作家鲁迅的诞生提供背景方面贡献诸多。”

不同角度的鲁迅研究

日本鲁迅研究出现了大量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有“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在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著者将这种日本学者在学术体制内研读鲁迅的著作称为“学院鲁迅”研究，而将学院之外的日本普通读者接受、理解、想象的鲁迅称作“民间鲁迅”研究。著者在正编的后三篇，集中探讨了日本的“民间鲁迅”研究，为国内学界介绍了霜川远志、新岛淳良与井上厦的鲁迅阐释，开拓了鲁迅研究的领域。在介绍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时，著者无意考察“多情鲁迅”形象的正确与否，只关注这种虚构反映出来的日本文化观念。诚如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国恩所说，这种研究思路可以拓展到鲁迅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上去，“不是简单地指出这些研究的对错，而是研究其立场和观点，研究其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研究其背后的动机和政治目的等”。

不同研究方法下的鲁迅阐释

该书史料丰富，考证细密，颇见功力。著者在《后记》中说：“我面对鲁迅能做的，只有怀着真诚的态度、从切切实实的文本出发探究鲁迅的形与影。”这种研究特色与著者的学术背景有关。董炳月留日多年，自然熟稔日本鲁迅研究特色及学术方法。日本学者长于实证研究，其搜集史料之丰富、研读史料之精深，着实令人叹服。但有时不免过于琐碎，系统性不足。著者一方面择其优点，回归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论从史出，扎实而厚重；另一方面避其琐碎，如前所述，关注鲁迅思想的大的方面，视野广阔，全面而系统。此外，著者同样关注中日比较研究，如在探讨留日时期鲁迅文明观时，注重在日本同时代作家的延长线上考察“原鲁迅”的思想脉络，分析鲁迅与福泽谕吉、夏目漱石等文明观的异同。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窥见鲁迅本体的形成过程，亦可见出中日两国学者对鲁迅的多样阐释。

对著者来说，《鲁迅形影》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有一种鲁迅研究之路的回顾与总结的意义。他自幼便与鲁迅“相识”，在此后的人生与学术道路上，处处都有鲁迅的投影。作为“鲁迅影中人”，他基于个人成长历程与生活体验的鲁迅阅读便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共感与认同。这种共感与认同不仅使自己的精神更贴近鲁迅，同时“也反过来确认了鲁迅的民间性、叛逆性与异端性”。著者将研究文学、研究鲁迅作为自己的“天职”，如此真挚，如此热爱，才能发现鲁迅的“原风景”，也才会有这样一部论述独到、见解深刻的研究著作。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06日 10版）

《鲁迅形影》读后感(四)：董炳月：与鲁迅形影相随 2016年08月26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与鲁迅形影相随

2016年08月26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作者：董炳月

【《鲁迅形影》 作者：董炳月 设计：康健 三联书店2016年1月】

《朝花夕拾》原版封面

一本精美的书，往往是美编、作者、编辑齐心协力的结果。如果美编在设计中一点一滴的巧思，都能被作者体会和理解，那么这样的合作一定会结出美丽的果实。

写书的人，对于自己的书应当印成什么样子，也会有一种想象。我就是如此。把《鲁迅形影》书稿交给责编李静韬女士（我称她“小李”）的时候，我写了三条“对装帧设计的期待”。小李斟酌之后，告诉我决定请康健先生担任美编，并送给我一本三联书店2014年版的《与书偕隐》。《与书偕隐》就是康健装帧设计的。看了它的封面，我放心了。那个封面朴素、雅致、有“禅味”。腰封用的是磨砂玻璃效果的半透明纸，上面的文字、图案与封面呼应得很好。常遭诟病的腰封，在这里成为封面的一部分，丰富了封面的蕴涵。如果不是聪明、有感觉的美编，是做不出来的。不过，《鲁迅形影》的装帧会远超《与书偕隐》，我当时并未想到。

三联书店的美编，工作量大，难以细读自己负责装帧的每一本书、搜集设计素材。因此，我与小李都尽力提供相关素材。但那未能满足康健的设计追求。为了设计《鲁迅形影》的封面，他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了大量鲁迅相关著作。叶彤（责编之一）领我去与他当面交流的时候，他的设计已基本完成。他认为既往鲁迅研究著作的封面设计过多呈现“伟人”、“脊梁”的鲁迅，“有点太那个了”。他的专业是美术，应当不了解鲁迅研究史，但他对鲁迅研究著作封面的感觉已经触及鲁迅研究的一些本质问题，神化鲁迅正是鲁迅研究界曾经长期存在的倾向。他基于自己对鲁迅、对拙著的理解，裁取鲁迅《朝花夕拾》初版封面画的一部分，加工处理，制作了《鲁迅形影》的封面，以表现个性化、人性化的鲁迅。

《朝花夕拾》出版于1928年9月，封面是陶元庆（1893—1929）设计的。陶元庆曾为鲁迅设计《彷徨》、《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深得鲁迅赏赞。康健以《朝花夕拾》封面画为素材设计《鲁迅形影》封面，建立起多种“互文性”——两本书之间的互文性（亦即鲁迅著作与鲁迅研究著作的互文性），两幅封面画之间的互文性，康健与陶元庆的互文性……陶元庆在杏黄色色块上勾勒出的花草等物，八十七年之后，经康健之手向色块之外移动，获得了更丰富的层次感。在使用相关性图画设计封面这一点上，《鲁迅形影》与《与书偕隐》类似。《与书偕隐》的封面画是一幅盆景花束，询问康健得知，那是旅法画家常玉（1901—1966）的作品。用常玉的绘画作品制作卢岚文化随笔集的封面，应当是因为常玉与卢岚同有旅法背景。有意思的是，明治末年鲁迅在东京编《新生》杂志、出版《域外小说集》，也是选用既存美术作品作封面画。

《鲁迅形影》的装帧与鲁迅及其作品的互文关系，并非仅限于封面画，而是存在于装帧设计的许多方面。这构成了《鲁迅形影》装帧设计的一大特色。封面画是将《朝花夕拾》封面裁切、重新加工，书名“鲁迅形影”四字则是集沈尹默的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版《鲁迅全集》的书名保持一致。硬封的深蓝色是著者在小李给出的三种颜色中选取的，因为深蓝色可以理解为鲁迅笔下的“秋夜”，并构成鲁迅本人设计的猫头鹰图案的背景。康健用烫银处理猫头鹰图案，银灰色的凹陷又多了几分神秘感。前衬背面，印着鲁迅自书扇面《自嘲》。这幅扇面我本是建议用作封面画，而康健用它做了前衬，确实是内行的构思。前衬与扉页相连，豪华、气派，扇面形与扉页上鲁迅肖像的长方形也构成对比、呼应的关系，不呆板。鲁迅照片处理成浅咖啡色，则有几分怀旧、沉思的情调。康健把前勒口的著者照片处理成黑白的，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实际上，由于鲁迅这张50岁生日照片与《自嘲》诗在我的“鲁迅记忆”中占有特殊位置，我是特意选了自己50岁时的照片放在前勒口。另外，篇章页（正编、副编）的装饰图案，是小李选自鲁迅译著《小约翰》的封面图案，经康健处理，更富于装饰性。

总体上说，《鲁迅形影》装帧设计的成功，不仅在于形式之美，而且在于运用多种“鲁迅元素”建构美学形式，从而将这本鲁迅研究著作置于丰富的“鲁迅文脉”之中。

摄影/康健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形影》作者）

《鲁迅形影》读后感(五)：“形”的追索，“影”的投射

鲁迅，在国人的心目中其形象如之何，或可各异，不过若有一出戏剧，让秋瑾女侠和鲁迅谈起恋爱，并婉曲哀怨：“你是怎么也不会为了我而改变想法啊？……说到‘爱’，对于像男子一样的我，而且是随时准备的我，你绝对不会有那种感情的。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可怜我，到绍兴来吗？”云云，我想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其实这是日本剧作家霜川远志所写《戏剧•鲁迅传》中的“悬想”，所谓“霜川鲁迅”是也，乃日本民间于鲁迅形象的投影之一种。

学者董炳月的新著《鲁迅形影》，阐述鲁迅之“形”与“影”：“‘形’即‘原形’的‘形’……可以置换为‘本体’，鲁迅之‘形’即‘鲁迅本体’，类似于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先生的‘原鲁迅’概念”；“‘影’，即‘形’的投影。一切对于鲁迅的理解和阐释，对于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皆为鲁迅之‘形’的次生品，即鲁迅之‘影’”。如霜川远志之《戏剧•鲁迅传》中的某些情节，固然在我们看来未免匪夷所思，但仍是“形”之投影，“在日本人的伦理观念中，‘多情鲁迅’式的行为并不构成罪恶”，有着剧作家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探究是中况味可发现一个更丰富的鲁迅。

所谓“形”的追索，可见于某些“神话”的探源。如鲁迅在仙台的留学生活，存在着鲁迅记忆中的藤野先生与现实中的藤野先生之区别，这早经人说，而在鲁迅笔下，另一位中国留学生施霖的“缺席”同样耐人寻味。《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等，均予人印象仙台仅鲁迅一个中国留学生，而事实上，留学名录和照片都显示，仙台还有一个叫施霖的中国浙江籍学生。鲁迅为何会绝口不提此人，董炳月这样分析：“既然青年鲁迅去仙台留学是为了逃避清国留学生，那么施霖的出现首先意味着鲁迅逃避的失败”，“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证明着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着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人对于不愉快的经历会有趋避心理，鲁迅亦不例外。对藤野先生的某种“拔高”（可对比藤野严九郎的自述），摒除另一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存在，“仙台神话”的诞生大致如此。

另如鲁迅晚年的孔子观，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不同意见。董炳月以1935年年底的小说《出关》和1936年年初的《<出关>的关》等文本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对孔子的看法，“如果把‘孔子’分为政治、道德、人格三个层面来认识，那么鲁迅重构并表示认同的‘孔子’主要是第三层面即人格层面的。这种孔子观与鲁迅早年建立并一生坚持的‘立人’思想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是扼杀个性、侵犯个人权益的儒教思想与儒教制度，肯定的是有助于张扬个性、符合现代人格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进取精神。对于鲁迅来说，重构孔子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乃至中国传统知识人本质的过程”。五四时代，启蒙者们对孔子及其徒党做不遗余力地攻击，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同样，时代更迭之后，对孔子与儒家思想做重新估定，亦是时代的要求。鲁迅如此，无独有偶，周氏兄弟的另一位——周作人也在调整自己对儒家思想的思路，从三十年代的渐次正面吸纳，到四十年代写出《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等，自家思想的变化与时势的变化交织，是极为复杂的。

而在“影”的投射一面，可让我们以多视角看到“鲁迅”的空间与可能性。如前述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对“多情鲁迅”的塑造似有些荒诞、荒唐，但这并非无源之水之胡编乱造，而是根源于鲁迅自己的观点：“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不必讳言要吃饭。”霜川远志只是在鲁迅观念的基础上，“在食欲与革命、性欲与恋爱之间建立其直接联系”。这种“杜撰”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结构方式，而非对中国这位伟大人物的“解构”。

如果说霜川远志写出“多情鲁迅”，那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称得上是“反鲁迅”了。《上海月亮》极尽虚构、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之能事，让鲁迅患上了人物误认症、失语症等疾病，以制造戏剧效果，“鲁迅把须藤医生当成藤野先生，把许广平当做朱安，把奥田医生当做青年作家洛文，把内山夫人当做秋瑾，对每一个人都说‘对不起’，表达心中的愧疚”。若如以往般将鲁迅视为供奉于神龛之上的圣人，井上厦的剧本自然是大大不敬；而若摆脱“神龛”之念，日本剧作家的“同人文”即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了：如鲁迅生前未对朱安的尴尬处境有过公开表示，井上厦借虚构之手法，让他表达了愧疚之意，这是可以让许多观众或读者泫然泪下的。“反鲁迅”，反则反矣，内里的真正意涵却是同情之理解，董炳月说，“（《上海月亮》）对‘疾病’进行创造性运用，建构了多层面、大纵深的舞台空间，完成了语言的异常化进而制造了丰富的喜剧效果”。

董炳月曾翻译过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样一部微观文学史，就更是鲁迅之“影”的投射。如仅仅一个“碗碟偷窃事件”，即聚讼半个多世纪，纠结于盗窃者是杨二嫂还是闰土。事情虽小，但自小切口却牵涉出太多意蕴，“对‘碗碟事件’的重新解释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故乡》这篇小说的意义结构与‘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体系”，自非虚言。

能够探究鲁迅的“形影”，必是以一种平视的角度，这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只要稍稍翻检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史即可看到。而阐释空间之大与可能性之多层面，既反映了鲁迅的伟大，或亦透露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

（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