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呼吁与忠诚经典读后感有感

《退出、呼吁与忠诚》是一本由[美]艾伯特·O.赫希曼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15-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退出、呼吁与忠诚》读后感(一)：如何对组织最有益处

这个版本的翻译问题实在是多，从译后记中也能看出点端倪，后半截实在忍不了找了原版对照着看完了，建议有条件的读者可以也这么干。 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面对企业，组织和国家的衰退时，如何使用退出和呼吁的手段会更有效的阻止衰退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首先探讨了不同场景下，人们对于是选择退出还是呼吁的喜好不同，例如在企业-消费者关系模式下，产品为可替代性很强的消费品时，消费者退出成本微乎其微，企业的产品出现质量下滑时，消费者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市场上其他企业的产品；而在无法退出的场景下，例如对国家不满时，选择另一个国家生活的可能性非常低，民众会倾向于选择表达不满，进行呼吁。接着讨论了这两种选择的相互抑制和促进作用的关系，最后还管杀管埋的给了作者认为的好的方案和机制设计的方向。 整本书中有一个观点是我之前没有认真想过的：当退出选择过于轻易时，会损害原组织恢复效益的能力。当组织发生衰退时，质量敏感的群体会优先感知到并做出退出行动，但质量敏感群体恰恰是挽救组织的的有力群体，他们的退出会加剧组织的衰退速度。书里举例：一个社区居住环境开始变差时，最先感知到的是对社区居住质量要求较高的居民，他们也热心参与改善社区环境的各种活动，当他们失望后搬离这个社区时，社区的居住质量将会加速恶化

《退出、呼吁与忠诚》读后感(二)：/

读的第二本赫西曼，写得真好。如果说《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好在历史的能量与文本的激情，这本好在problematique、好在分析和总结的纯熟技艺。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a methodology for electoral studies（双头垄断）, a kind of writing rich in emotion（Kierkegaard和殉道者）, an openness for follow-up research（制度设计与量化），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能学到的实在太多。

此外，在近期的情绪动荡里读到此书，居然像接受了一场私人治疗。Academically speaking，短时间甚至长时间内无法理清各种变量（或曰社会生活构件）之间的关系，并不就意味着我很差劲。表达本就是一种简化，最自圆其说的逻辑也无法抹去现实中悖论的存在，读书写作时觉得“扑朔迷离”再正常不过，只要不自暴自弃，不疏于锻炼提炼的能力便好。Emotionally speaking，始终在“谴责一切行为”和“原谅一切行为”这两级摇摆的我，暂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那么偏激的落脚点。昨夜写了一首诗，自问“我们的眼泪是否就落下/而后化为经济学曲线的一个节点”，自问这是否是一种亵渎，我想现在我可以说，对所爱之人、对所处之地，我投入的理性与情感的配比，借用赫西曼的术语，无论如何已是一种内部的调整，决不指向无忠诚的退出。

《退出、呼吁与忠诚》读后感(三)：《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发表于20世界70年代的名著《退出、呼吁与忠诚》，融汇发展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理论，为如何理解社会与国家出现衰退之际应该如何回应，以及回应的方式及其发生背景，做了详细的阐述。作为本书的缘起，作者在第一章开宗明义的指出，“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中，从总体上看，个人、企业和组织都具有从富有效率的、理性的、守法的、高尚的或是合意的行为模式滑向衰落的倾向”。在他看来，即便基础性制度可以设计的十分完善，但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还是会导致人们不会按照预期行事，而恰恰是社会对这类失范或不良行为普遍存在的宽容，导致这类行为蔓延开来进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全盘腐朽。相应的，作者在后面的段落提出“生产剩余”的概念，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承接大量社会绩效衰减的能力，至少在绩效下降初期，这不过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些许不便，因而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还引入“松弛”的概念，在他看来，组织不一定总是追求最大化的目标，而这也跟人类社会的某种“熵”特征有一定关系。

过去基于竞争的假设，经济学家并没有过多关注“恢复机制”的问题，因为一个组织被淘汰，自然会被与之竞争且有优势的另一个组织取代，但现实并不一定如此，很多组织会经历衰落到再起的过程，或者有的组织在经历过一番恢复的努力之后才会被淘汰，而为了避免社会损失和人力浪费，恢复机制自然有其积极价值存在。

当然，竞争可被看作恢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作者所强调的恢复机制主要是基于竞争机制可求而不可得时，作为另一种替代机制发挥作用，或者作为竞争的补充。在此基础上，他引入了“退出”和“呼吁”的概念。顾名思义，在企业层面，退出可被看作是不再选择某个产品而转向其他替代性产品，而呼吁则是消费者或者组织的会员向管理层提出意见，要求后者设法解决，显而易见，呼吁者一般没有改变对原有产品的购买选择。当然，进入政治领域，退出可以表现为不去投票，甚至彻底退出特定国家，这涉及到后续的一些概念，在此按下不表，而呼吁则表现为抗议等形式。不过，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退出也可以被视为属于经济范畴，因为这符合自由竞争的特性，而呼吁则是属于政治范畴，它被视为高素质的政治行为。

接下来作者进一步介绍退出选择如何运作以及呼吁的作用机制。简言之，当产品质量下降时，消费者会选择退出，从而让企业蒙受损失，因而也就迫使其做出调整。不过，要想使企业的修复潜能得以发挥作用，作者认为，需求相对于质量变动的弹性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也就是说，有的消费者选择快速退出，另一部分人则要观察再说，这样才能让企业既感受到压力，也不至于因为所有人都退出而失去改善的动力。另外，串谋式竞争的存在，所有企业的产品质量都同时按照相同幅度下降，消费者就只能不断在企业间跳来跳去，而每个企业也都感受不到绩效衰退的信息，恢复机制自然无从发挥作用。

面对这种情景，“呼吁”就有了必要性。特别是当退出机制可望而不可及时，呼吁就是唯一选择，这适用于垄断的条件下，当消费者或会员无从退出，或者推出难度太大，他们当然更倾向于留在组织内呼吁，以督促企业产品质量的改进。当然，这种机制的运作还是有更为多样的可能，作者指出，在两种产品难分伯仲时，消费者要决定是否呼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消费者是否愿意选择呼吁来碰碰运气，而退出的后果已经明确，也就是说呼吁的后果不确定带来了一种更好的可能性，二是呼吁后某产品改进的概率。当然，还需要引入呼吁的成本，乃至消费者或会员的影响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都对呼吁的运行有直接的影响。这样一来，作者指出，应该设计一种制度，以便鼓励呼吁并降低个人与集体行动的费用，应当提高发起人组织活动并大功告成的回报。

可以看到，退出和呼吁其实是要根据客观条件来灵活选择，通常二者应该相互配合，形成种种形式的组合。作者首先提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即消费者按市场价格购买某物品所能获得的益处。当然，益处越大，消费者维护既得利益的积极性就越高，就越想为企业或组织做点什么。具体而言，质量下降便做出退出选择的群体，有可能是那些消费者剩余较高的内边际消费者，而未必是价格一涨便退出的边际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剩余越高，该消费者在产品质量下降过程中的损失就越大。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当他们还没退出时，他们的呼吁声量也更大。接下来作者利用讨论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案例，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服务部门，呼吁是遏制衰减的有效方式，但它通常是发生或作用于质量上段区域而不是下段区域，即在遏止优质产品衰减过程中能发挥较大坐拥，而在遏止低质产品衰减时作用较小。

至于是否要引入竞争来纾缓垄断，作者认为高度垄断在某些情形下要优于松散式的竞争。这是因为退出有时候对恢复于事无补，甚至会帮倒忙，而当消费者被锁定在组织内部时，呼吁机制就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作者甚至提出更加耸人听闻的论断，那就是出于阻止垄断企业的衰减和消除平庸的目的而把竞争渗透于其中时，弊害也许更大。其逻辑在于，当引入竞争时，消费者于是就有了其他选择，这样垄断企业就更没动力改善绩效，也就等于助纣为虐，作者曾经调研的尼加拉瓜铁路运输公司的情形就是如此。这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独裁者巴不得潜在政敌离开本国，或者退出政治舞台，这样退出无疑具有破坏性作用。

讨论到这里，作者已经将重点引致政治领域，特别是两党制的运作，他饮用霍特林的模型，认为投票人是从左到右均与分布，这样两党分别位于两个端点与中点的二分之一处才说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两个位置消费者的移动成本最小。不过后来安东尼唐斯提出修正，他认为投票人的分布是常态分布，即中间高两端平缓，这样居中趋势就不会造成均匀分布假定条件下所暗指的社会损失。鉴于现实中常常有相反的情形出现，作者认为“呼吁”的存在可以促使企业或政党修正奋斗目标，并做出一系列妥协。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忠诚”的概念，作为不同于信仰、而又有一定理性计算的心理倾向，忠诚能提高退出的成本，从而矫正呼吁与退出之间的失衡。更重要的是，忠诚者的退出有更大的威胁作用，其可能性的存在反而会强化呼吁机制的效应。

可以看出，呼吁与退出，以及忠诚的作用都要基于各种具体的情境，作者虽然罗列了多种可能性，但也看得出来，二者的抉择乃至作用都不是非此即彼，反而常常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而更换了条件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者在最后一章也针对理想组合概念的批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想永葆抵御衰减的能力，主要靠一种回应机制发挥作用的企业或组织，也应当间或地引入另一种回应机制。二是有的企业或组织也许应当形成一个有序的循环周期，以便使退出和呼吁轮流作为主角发挥作用。三是理想的组合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因此，改善有利于退出和呼吁双双健康运作的制度设计，也许是很有益处的。

看得出来，这三点建议也是相当宽泛的，要进入实际操作领域，还是考验组织者的制度设计能力，以及随着情境变化的适应与调整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顶层设计的概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符合现实的假设应该是改革一直在路上。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美]艾伯特。赫希曼 译者：卢昌崇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导言以及学说背景

引入“退出”与“呼吁”概念

绩效衰减空间与经济思想的迟滞

作为经济和政治化身的退出与呼吁

第二章 退出

退出选择如何运作

串谋式竞争

第三章 呼吁

呼吁是退出的余韵

替代退出的呼吁

第四章 退出与呼吁组合的难点

第五章 竞争能纾缓垄断吗

第六章 双头垄断与两党制的发展

第七章 忠诚理论

激活呼吁使之成为忠诚的函数

入会标准严苛及退出成本较高的忠诚者行为：一个改动的模型

忠诚行为与退出公益（公害）品的难处

第八章 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退出与呼吁

第九章 退出与呼吁的最佳组合：一个晦涩的模型

附录A 一个简单的退出与呼吁图形

附录B 呼吁与退出的抉择

附录C 逆转现象

附录D 消费者在面临几种鉴赏物品选择时对价格上涨与质量下降的反应

附录E 一项实验设计：严格的入会条件对能动主义行为的影响

译后记

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15年7月第一版 13万5千字

《退出、呼吁与忠诚》读后感(四)：对赫希曼理论的一次借用和 阐释（2016年7月）

首先要感谢安徽师大新传学院、人大《国际新闻界》编辑部组织的这场研讨会。今天的报告受刘海龙老师组织关于百度帝吧出征脸书主题的启发而准备。但是必须坦诚的是，我对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抗争行为了解有限，或是说有所隔阂。年龄上我是一名80后，但我的思维世界更接近70后人群的世界。因此我阅读和了解帝吧出征的材料，特别是运用大量文字、图像表情包的表达方式时，我还是挺难以接受的。但这也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当代中国的网络情绪、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究竟是怎样呈现的？

我试图用“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 Loyalty）这样的框架来分析和理解。各位或许知道，这其实是一位伟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科学家）一部专著的标题。作者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是享誉20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欧陆知识分子，人生阅历跨越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前的欧陆反法西斯运动到参与战后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冷战期间服务美国政府，帮助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工作，以及在美国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多元而影响至深的研究。赫希曼的经历异常丰富，留下十数部著作供后人研读探讨。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赫希曼著作的鲜明特征，在于他极为偏好运用微观的视角和简洁（或精炼）的理论模式，阐释一个日常现象，提出一系列出人意料而又颇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他的著作篇幅总是很短小，意蕴总是回味无穷，可读性和思辨性俱佳。可以说我是他思想和学术著作的崇拜者。此处我想率尔操觚一下，移用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阐释一下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

刚才郭小安老师的报告非常全面，理论和材料运用有很强的冲击力。同时我也看到我和郭老师都参考了杨国斌老师的《连线力》及其他的文章。杨老师的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观察洞彻力，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与情感诸方面的分析，基本涵盖了中国互联网兴起与新型社会抗争运动的历史画卷。从宏观方面而言，杨老师提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视角，即90年代互联网世界在华文世界的兴起给中国的民众，特别是（海内外）精英，特别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上的保障，并且成为这代人士吸纳与反抗（西方）现代性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维度。这种论述，让我不免联想整个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90年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科技及其代表的进步图腾，让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包括正在孕育中的中产阶层，面对外部世界，从而在心中所腾起的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美好憧憬。这种憧憬在90年代达到了高潮，拥抱互联网，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我们也不免悲观地看到，从九十年代末的时间流淌到今日，这一代阶层人士对于互联网的认知，对于借助互联网参与中国的国家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激情，已经慢慢褪去。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互联网所塑造的阶层，他们所参与形成的互联网社区、包括各类网络社群、虚拟社区和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行为与习惯，已有极大转变，他们正在逐渐退出他们所曾占据的时代先锋角色。从微观层面而言，刚才郭老师谈到新生代（90后、00后）的网络抗争性的行为表达，包括从语言的运用，修辞的选择，宣泄情感的表情符号（表情包）等，已经可以被视作新一代阶层兴起的信号，后者与前者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我借用一个特指的文化概念：世纪末（fin de siècle），历史学家特指19世纪末过渡至20世纪那个时期欧洲特有的观念与心态。简而言之，世纪末心态既是对往昔的伤感告别，同样也寄托对未来遥望式的憧憬。我们知道，欧洲在19世纪末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黄金时刻，社会民主理念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猝然爆发让欧洲的梦想戛然而止。2014年以来，欧洲人陆续纪念一战的爆发和各个战役当中死去的士兵与平民，各类活动都很多。那么我们如果加以联系、罗列与细致考察在20世纪末过渡至21世纪的那段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时，也一定能够捕捉到这种特殊而微妙的情感脉络。

基于代际间诸多差异的现实，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族主义并非如提出者的西方学者所描绘的那种强势，充满躁动意蕴（Restless）那般的情感。当下的网络情绪表达，在同样表现的躁动与活力，青春向上的表现之下，存在着衰退和变化的可能。

当下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的可能，体现在像“帝吧出征”这样的事件带给70后、80后两代人非常异样的冲击感。体现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精英对于此类事件的诧异与隔膜，以及迫不及待过程中的乐观阐释。

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忠诚”的焦虑（Anxiety）。他们关心当下的公共教育应当如何，社会保障与医疗应该如何，个人福利与养老送终又该怎么办？在这种新时期的公民“三座大山”的表达诉求。曾经的互联网一代，他们所聚焦的话题早已偏离了轨道。所以我斗胆地说，利益取代了激情，激情被利益所驯服（这里是另一个赫希曼所偏好的表达，此处不赘）。这里的驯服形式极为多样，可以是被制度，被资本，被权力、被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和组织所驯服。

这种类型的驯服与赫希曼“呼吁、退出与忠诚”叙事中的假设实现了对接。赫希曼认为在现代人类社会中，随着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物质与价值剩余，可以使得各类组织（机构）都可以承载（忍受）这样一种现象的合理：即从长期视角来看，组织与制度的衰退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命题。就像凯恩斯所戏谑的表达那般，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死亡。

那么移借到民族主义表达的历时性叙事中，民族主义的表达也将落入松弛、衰退的历史窠臼。当然，这种松弛与衰退的过程是否持续，是否呈现出物体自然下坠的线性特征也并非定论。赫希曼以为，在相当程度上，（组织与企业）的衰退与复苏，松弛与紧张是可逆的，取决于组织与企业自身发展的周期带来的变化。周期可长可短，某些新要素的加入都会产生影响。不同层次的组织或个体，效果是不同的，应对目标也是相异的。比如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我对某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满意，而且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那么他（她）完全可以选择“退出”的选项，比如作为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如果不满京东的促销方式，完全可以退出转而登陆亚马逊，互联网电商充分竞争的态势保障了消费者选择“退出”的自由强度。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这种选择的自由强度，还要取决于所在社会与市场的属性，比如在一个竞争稀缺、垄断占据主导的经济环境中，选择的自由就难以实现。

从消费者—企业模式，转向为政党—组织模式，我们会发现，如果偏好前者的“退出”选项，这样给组织运行和参与者而言带来的成本和代价是极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运作过程中，衡量“退出”的标准取决于背后的成本，对于消费者所乐于接受的退出—选择偏好，组织成员或共同体成员的退出对于组织和集体而言却是代价颇高的。这个时候，“呼吁”的价值要大于退出，且更具有长远的积极效应。在赫希曼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方案可供讨论。

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当中赫希曼认为，民主的合理表达应该是将“退出”与“呼吁”相互有机结合的组成，且在不同的阶段，运用它们的方式也必然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应该看到的，即使“退出”对于一个社会组织而言运作和成本过高，承认和冷静对待“退出”也是一种合适，理性的行为；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社会中，“退出”反而更能体现出消费者/参与者的利益。

但是在当下的人类文明与民主社会中，“退出”的成本设定无疑是过于昂贵，对于社会建设的长期目标而言是有消极影响的。故而从较为一般的范围来看，“呼吁”是体现社会民主质量的一种尚佳表现。这里可以简约地表达为：呼吁在前，退出在后。那么如何具体去操作呢？赫希曼以为，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包括技术的提升创新，组织的制度优化，政治上的多元包容安排来提升包括消费者身份在内的各类社会成员，包括具有公民（国民）身份的人士展开“呼吁”模式的互动，通过提升效率来降低其成本。唯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呼吁”的成本下降才具有可能。

怎样的制度可以实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不做考虑。此处又要说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维系“呼吁”与“退出”之间的一个维度：“忠诚”。此处的忠诚意涵，可以视作后面所提到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我认为都是合适的。赫希曼认为：忠诚的表现用的是一种粘合剂，是一种产生耦合的社会与情感要素，它可以让“退出”变得“进退维谷”，因为“忠诚”需要考量你的退出成本；它可以让“呼吁”变得“形式多样”，因为“呼吁”能激发你的参与热情。

“忠诚”概念的提出，调和了之前多种形式表达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例如愤怒的、激进的、反讽的、戏谑的诸如此类。“忠诚”并不能帮助民族主义者正确实现理性或非理性的话语交往，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的提出是赫希曼试图调和现代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机制期待，一种在发生错误结果之后试图重新拉回正确航线的行为期待。

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期待并不具备确定性，她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此处有两种条件下的“忠诚”状况：理性行为下与非理性行为下的忠诚。在理性行为的环境中，“忠诚”的表现是可以有效阻止衰退，其方式在于能够提高“退出”的成本，进而矫正在“呼吁”与“退出”之间的均衡。也就是说只有把退出的门槛和水准设置的极高，组织（或企业）才能把参与者（消费者）拉回己方群体中。这里的动态均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衡（Balance），更准确的应该是均衡（Equilibrium）。这让我想起我们国家互联网治理的两种路径依赖，一种是发动各种舆论军团进行意见动员，姑且称作“制造共识”，是柔性的；另一种则是刚性的表达控制——删帖和选择性设置话题。可以认为，以忠诚的视角来看待，两者往往是并行而为，当然也不能说是治理的矫枉过正，但交替使用而不依赖于特定方式，这也是治理者目前所奉行的治理共识。

那么非理性行为下的忠诚表现，诚如刚才郭老师所表达的，几种主要的形式，如民粹主义式的，极端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式的，都可以归纳。这种类型下的“忠诚”生产，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助长了“退出”的成功率。赫希曼对非理性下的忠诚表现做过很深刻的解读，因为他的写作与问题意识本来就是基于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社会存在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例外主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赫希曼颇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式的民主发展趋向，至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滋生出这样的趋势：优待退出，刻薄呼吁。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运作体系愈来愈欢迎“退出”这样类型的运作模式，反过来“呼吁”的成本提升至极高的地位，结果就是“退出”的门槛很低。我们都知道美国以言论自由和民主投票制而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论市场是健全而广阔的。但依照赫希曼的观点，这种制度设计刻意地把“忠诚”这一黏合剂的效果调至很低的位置，而看似宽泛的“呼吁”市场由于被大量稀释，真正的高质量，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话语常常被淹没在无效表达之中，结果就是当前美国，乃至西方的民主表达形式变得愈发糟糕和低质量。以今年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进展来看，最近热议的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邮件门事件所揭露的内容，反映出党际竞争内部对于民主实质、竞选策略的不断恶化（Deterioration）的熟视无睹和乐于操作（可以说，无下限的竞选策略本质上是低质量、低策略方式的“呼吁”）。这种类型的呼吁的成本很低，但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确是极大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不少民主党支持者的愤然退出。当然反过来，对竞争对手的失望和愤懑，并不翻转要接受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极端主义者，善于煽动民众的媒体作秀者上台。我想借这个例子表达赫希曼眼中的美国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民主衰退与反复挣扎之间的很大的悖论。赫希曼的解决之道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反其道而行。

那么我想来谈一下，赫希曼命题—推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和阐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些启发。其实我前面不断在谈及，我所假设（提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确如我所观察的那番，逐渐退出互联网表达的主力空间的话，那种曾经表达的圆滑与世故、经验式的表达开始让位于新生代青年聚集式的情感宣泄（这里我没有具体数据支撑，欢迎商榷批评）。不可否认的是，当下言论市场的转向与转型既是夺人眼球的，也往往是沉默不语的，这种现象的背后，如果说是以像“帝吧出征”这样的新互联网情感表达与动员范式的崛起，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某些曾经带着鲜明历史印迹群体的无奈退出呢，背后的运行机制是否能参照赫希曼的假设加以解读呢。

我尝试着用三个层面，治理视野、社会阶层、忠诚本身的内涵，这三个角度做一个简略的解读。首先从治理视野的角度出发，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想从制度设计角度很简单的说几句，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政府网络治理还是依赖原有部门的结构-功能来追踪，驾驭互联网，那么如今的制度与组织架构已远远超过以往，权力更为集中，架构更为清晰，管理更为高效，对互联网生态也更有敏锐触觉，对言论市场的适应和驾驭较之以往也更少不适应。从社会阶层角度出发，伴随着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财富、地位与生存境遇上的差距扩大化，以及伴随着新生代（90后）话语与活力的自然兴起，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共识的张力开始变得敏感而且极具象征性，有一些还具有很美好的幻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话语的歧义多变，这些内容90后新生代运用的是最为纯熟的。最后一点是忠诚本身内涵的变迁，包括我们如何去理解爱国主义。我不大愿意用民族主义这种表达方式，因为民族主义更多从属于19世纪的欧洲大众话语。20世纪的民族主义退潮是客观现实，但爱国主义的表达又与所谓的民粹主义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Populism既可以翻译成民粹主义，同时也可以叫做平民主义。就我个人以为，我并不喜欢用民粹这一称谓去指称某些表达，因为一旦如此标签化，我们就会忽视民粹运动背后的表现实质，况且我们都公认所谓的民粹主义肇事者并非大众，而是那些试图控制和发动群众的精英。所以我们一旦认真思索对于何谓民粹，何谓平民的命名政治（Politics of Naming），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合作会有新的深入认识。

引入赫希曼命题的意义，在我看来，是要提出对当下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追问。赫希曼的思路是细致和微观的，他提供了一种简洁和颇为巧妙的逻辑思路，在这种关照下，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命名上思索“帝吧出征”是否从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表达？背后情绪、情感表达究竟是如何展开？这样一种表达能不能使当下中国的互联网言论空间更具有忠诚度、黏合度；完善所谓的退出与呼吁机制，能否真正的适应中国当下的国情，降低退出的成本，提升呼吁的质量呢？另一个问题，假如我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是否真的能够驯服西方长期赋予我们的，一种预见、判断和阐释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是不是我们能够打破西方精英心目中那个“躁动的帝国”（Restless Empire，文安立的描述）及其臣民心态，选择另一种合适中国式的民族与文明发展道路展现在世界面前。

以上内容，就是我冒险尝试赫希曼命题思考网络民族主义的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解读。谢谢各位的聆听，欢迎批评指正。

提问与回应

白红义老师问：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的理论框架其实是赫希曼用来分析企业衰退的，拿这个来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是不是贴切或者适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理论框架提出之后，后面很多人做新的更新。可能会做出很多更细的，在这三个里面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视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一下。第三个问题是：我原来以为你这个是经验性的研究，但最后看起来你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思路。我的建议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性的材料，我觉得做经验性的研究比只是单纯地这样分析要更好看一点。

贾敏老师回应：

谢谢白红义老师，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单位所限，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可能性要比高校同行低一些，这是我研究的短板。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赫希曼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兴趣。

赫希曼的“呼吁，退出与忠诚”模型推出以后，应该说被西方社会科学界广泛引用，并且在各自领域都有很不错的应用。我确实没有持续跟进西方学界对于赫希曼这一理论模型的发展。

第三点关于经验性的讨论。我想从个体经验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我对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体验和想象。我始终持一个观点，就是当代中国史的零八心态（我称之为 2008 Mentality），这个年份的情感动员给予我们国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上半年的汶川地震，它的出现升华了国家叙事在新世纪的情感表达，这是极其正面的，包括对于国家形象的建设和身份认知。另一个当然是08年的北京奥运，民族自豪与爱国主义相结合。08年另外一个叙事对于中国的精英影响也非常大，那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中国四万亿救市计划。

2008年的时候我恰巧在美国访学，以上三种混合的感受和冲击对于我而言是极富画面感的。那么随着历时性的延续，据我的观察和了解，08心态所曾达到的情感绩效，如果按照赫希曼的假设，恰如一个绩效不断退潮的过程，延续至今日。曾经的这样一种高尚而自豪的民族主义叙事，在08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碰撞与纠缠中渐渐衰减。曾经参与的一代人逐渐退潮，离开，有些是失望而离开，有些是清醒则散去。08年在美国诞生的赫赫有名的“四月青年”网站及其人物，大都是80后的一代人，我们现在很少能够从互联网世界看到他们的活跃。他们大抵都经历了几次转型，不少人选择退出。我不知道这种个人的观察能否被视作一种经验。

回到赫希曼本人。我对他的个人思想历程还是比较了解的。2013年我曾和他的传记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的Jeffrey Adelman教授有过见面交流。他同意我的看法，即赫希曼在后半生开始从纯粹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转而研究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败，他的“呼吁、退出与忠诚”命题，也被他移用到对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思想对于西方话语转向背后的极端化倾向所表示的失望感。他在80年代末还出过一部很有思想份量的书《反动的修辞》，这本书无疑也体现出赫希曼晚年思想中的某种悲观看法。所以我试图抓住原作者表达背后的真正的思想倾向。

当然我完全接受白老师的意见，即如果要把赫希曼的命题与假设运用到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之中，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或是一手数据都是必不可缺的。或许将来能够和白老师就此展开合作。还有之前王洪喆老师对于百度贴吧的历时性考察也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三代网民的变迁和行为，事实上对我刚才演讲当中的假设也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支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