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与中国读后感锦集

《日本陆军与中国》是一本由[日] 户部良一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陆军与中国》读后感(一)：何为东亚保全

“东亚保全”一词几乎贯穿全书，几乎每一个“支那通”都是抱着这个理由在活动。什么是“东亚保全”？“东亚保全”中当时的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当时的“支那通”们会产生这种看法？这些问题其实是很值得细细思考的。

“东亚保全”在书的前半部分一直带有某种模糊的浪漫色彩，新旧“支那通”几乎都是报此志向才从事对华情报工作的，然而不同时代的“支那通”对这一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早的荒尾精的“东亚保全”是“为防止欧美列强侵略的威胁‘改造‘中国，让’改造‘的中国与日本协同合作”，而随后他的考察得出的结果是清朝已经病入膏肓无法自我改造，日本需要强制对其进行改造，而甲午战争正是此类手段之一。

甲午之后随着在华日本军事顾问的增加、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陆军本部对华的了解也愈加深入，这一阶段以青木宣纯（日本驻清公使馆武官）和坂西利八郎（袁世凯军事顾问）为代表，这些人处于北洋军阀与陆军本部之间，对于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势理解更为具体，此前较为模糊而理想化的“东亚保全”也渐渐发生了改变，首先最现实的一点是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攫取了东北地区的利益，因此“东亚保全”的关键一点就是保住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同时在辛亥革命过后清政府被北洋政府代替，日本的军事顾问也开始在各路军阀中扶持亲日政权，此时“东亚保全”从强制改造清政府成为现代化政府变为了保全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并扶持北洋政府成为亲日政权，另外日后的“中国非国论”也已经开始先露出来，坂西利八郎在其书简中提出吞并中国的想法

但此时这还只是一个坂西利八郎的个人想法。

随后的北伐战争则使得“东亚保全”的重心转向国民党，如书中的佐佐木到一对于国民党报以极大的期望称其为“支那之光”，此时陆军本部的“东亚保全”具体是什么还存在分歧，然而在佐佐木到一看来，国民党将统一汉地十八省并与日本和特殊化的东北地区一道保全东亚，但九一八事变使得东北彻底的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在此类情况下，国内的反日情绪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与日本的信任也丧失殆尽，这使得上述的“东亚保全”几乎不可能实现，最终天步生所发表的《漫谈从民族性看支那》提出了“中国非国论”，即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因此没有任何中央政权值得扶持，征伐与利诱才是最快的办法，这几乎就是最终版本的“东亚保全”了，与此相对的也正是日军开始支持华北独立、七七事变等举动。

“东亚保全”思想的出现、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是非常值得深究的，这一思想最初以一种非常理想化且飘渺的姿态出现——“联合清朝一同对抗西方列强”，但具体到如何实施对于东亚各国的联合、日本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已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半岛之后的发展能否支持这一理论等细节则毫无头绪，早期的“东亚保全”以一种口号性的姿态出现，但具体这一口号指的是什么则尚不清楚。而随着对华的情报工作逐渐展开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东亚保全”这一理论逐渐被具现化：①台湾和朝鲜半岛为日本的殖民地、②东北地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③日本将作为东亚的领导者，其他国家要么作为殖民地（台湾、朝鲜）要么作为仆从国（伪满洲国）要么作为次一级的亲日政权（意图扶持北洋政府OR国民政府成为亲日政权）、④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则作为亲日政权而存在，其势力大致为所谓的汉地十八省一带。其中最后一条由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环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现代性的完整政权还有待考察。在这个版本的“东亚保全”中可以看出随着这一口号的逐步落实，其理想化和浪漫的性质已经完全褪去，渐渐开始向侵略的方向发展，其中的第四条更是充满了傲慢以及让人不可理解——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如何会同一个攫取了自己大半国土的国家和谐共存？这一问题正是“东亚保全”的一个矛盾之处，另外其中的傲慢之情也逐步显露出来，这种傲慢来源于当时国内混乱的现状，也迎合了当时对外扩张的需求，因此不断地被扩大，这种傲慢与此时的“东亚保全”产生了互相强化的关系，即越傲慢则“东亚保全”越激进，越激进就越需要贬低其他国家来支持这种激进。

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已经取代西方成为了在华最大的帝国主义代表，此时上述的傲慢之情也已经达到了顶峰，天步生发表《漫谈从民族性看支那》提出“中国非国论”认为以往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其无法扶植出一个整体的亲日政权，因此最快也最好的办法便是所谓的“征伐”，即分而治之、逐个击破，最终将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至此最终的“东亚保全”政策基本定型——①日本将作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对抗英美等西方列强②其他所有东亚国家要么变为殖民地要么变为傀儡政府，不允许保留自主权利，因为这些国家及其国民愚弱不堪无法建立自己的政权，于之相对的是随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陆军本部不断扩大战争事态，这一行为也基本对应了上述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终版本的“东亚保全”中，日本的傲慢已经达到了顶峰，但这种傲慢究竟是其真正心中所想还是鼓吹出来以便于侵略的借口值得细细的探究，在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这一事件有着深远的象征含义——军阀、共产主义者、江浙财阀的代表都对抗日这件事达成了一致，整体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已经显现，但这可能反而是日本最不愿意见到的，至此天步生发表的此类言论已经很难说是这些军人经过缜密观察得出的结论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侵略加上此前的傲慢而得出的一个扩大战争的借口。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看到大量的“支那”一词让我十分不舒服，而作者此前一直将早期的“支那通”形容为浪漫与理想主义也让我感到十分不适，我觉得所谓“东亚保全”在其诞生之初或许是有一点点的理想主义，然而雾社事件、旅顺屠杀包括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所作所为都表明所谓的“东亚保全”不过是美化侵略的借口罢了，日本根本无意于扶持亲日政权或者平等对待它的东亚兄弟们，屠杀、吞并、奴役、轻蔑就是所谓“东亚保全”的实质，在这几点上可能欧美列强都比不过它，此时再说“东亚保全”带有使命感或是理想主义就太过无耻了，我觉得在全书的阅读过程中牢记到所谓“东亚保全”的本质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文内容仅代表个人对本书的一些归纳与观点）

《日本陆军与中国》读后感(二)：电视剧《少帅》里面的“支那通”们

文/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近期，以历史人物张学良为原型的电视剧《少帅》热播，该剧采用了比较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近年国产剧中罕见的作品，其中涉及日本、日本军人的情节也比较尊重历史，没有采用抗日神剧那些手法去歪曲历史背景。

《少帅》剧中讲到张作霖身边有一个军事顾问菊池武夫，是个日本贵族，这个人虽然代表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对张作霖和张学良抱有较多的好感和同情。菊池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张作霖、张学良身边除了他，还有过不少类似菊池这样的“支那通”，而且他们在中日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少帅》中讲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杨宇霆向菊池打招呼，示意日本陆军支持张作霖或采取不干涉主义政策，剧中没有反映的是，当时日本政府虽然一直宣称执行“不干涉主义”，但日本陆军却帮助张作霖策动吴佩孚下面的军官冯玉祥搞军事政变，导致了吴佩孚战败。

《少帅》中讲述了郭松龄“叛乱”（站在国民革命的角度说叫“起义”），那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张作霖答应了日本关东军的条件，得到了军事顾问町野武马等人的帮助，通过在满铁附属地的两侧设立禁止军事的区域，帮助张延缓了郭松龄的进击一事，基本符合历史史实。要了解日本陆军的“支那通”，户部良一的《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一书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有深入的分析，非常值得推荐。

“支那通”，即日本陆军直接负责搜集、分析中国情报的军人，早在1874年（明治7年），日本开国后受“征韩论”“征台论”的影响，就开始培养“支那通”，这些“支那通”就成为了日后日本侵华的尖兵。

“支那通”中的精英往往受聘成为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各军阀的军事顾问，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北洋军阀时期，日本的“支那通”往往靠近军阀，利用身份之便搜集情报，但这些“支那通”在利用军阀的同时，也往往被军阀利用，在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壮大背后，就离不开“支那通”的功劳，当然任何帮助都不是没有代价的，当帮助得不到回报的时候，日本人就会不惜干掉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老派与新派“支那通”

老派“支那通”认为谁上台统治中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保护日本的利益。而新派“支那通”则不同，他们主张帮助中国的进步力量成长，主张“东亚保全论”，希望中日共同对抗苏联的“赤化”，这派“支那通”非常同情孙文和国民党的理想和信念。当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支那通”石原莞尔不禁欢呼雀跃，带着士兵们登到驻地附近的山上，为新生中国的前途而欢呼万岁。可是最终这一派“支那通”却由爱转恨，成为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研究这群“支那通”的心路历程最能看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心理。

佐佐木到一是新派“支那通”的典型，他被派到广东做驻任武官，在此期间结识了正在准备北伐的国民党领袖孙文，并帮助孙文提供军事作战方面的咨询，得以进出司令部，与国民党高官直接对话，佐佐木到一对国民革命产生了共鸣，并成为了孙文的崇拜者。他极其厌恶导致中国内乱的军阀，认为要改变这种中国政治的丑恶传统、打倒军阀政治，只有寄希望于不以“私利私欲”为目的的孙文和国民党。他还根据自己与孙文的交往和观察，写成了《曙光之支那》一书，对孙文表达了钦慕之情，对他的死表达了深深的惋惜。

佐佐木到一认为郭松龄“叛乱”虽然离不开自身的野心，但他更重视的是这次举兵反叛的“大义名分”，在控诉奉天军阀的横征暴敛、要求废除旧式政治以及提倡民众政治这些方面，郭代表了“民心”和“舆论”。然而孙中山死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却并不符合佐佐木到一原来的设想，北伐军打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把日本划入帝国主义列强，随后发生的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也彻底改变了佐佐木到一对中国的态度。

“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

1927年南京事件是北伐军攻占南京之后，发生的小规模混乱，革命军和暴民冲击日本领事馆，遭到抢掠，随后日本侨民也在战乱中遭遇抢掠，日本政府于是以保护侨民为理由派出军队进驻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佐佐木到一积极充当中日双方谈判和解的角色，却险些被国民革命军里面的激进分子杀害。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佐佐木到一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我的梦完全破灭了，我不得不觉悟到，广东时代的我实在是太幼稚了。”

他将国民革命军看作与军阀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军队，是一种革命的“堕落”，没有教养的士兵和盲目排外的“反对帝国主义”，加上普通民众的暴民意识，只会滑向苏联的“赤化”途径，中国人的“民族性”、“劣根性”在大革命开始后并没有什么改变。

佐佐木到一声称，鼓动关东军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就是自己，他认为若除掉张作霖，喜欢新奇事物、一知半解的张学良想必会接受国民革命，东三省也会被卷进革命的怒涛中去。但亲历北伐后的佐佐木到一却认为东三省是日本不能失去的资源基地，也是遏制苏联的重要屏障，依靠中国人不可能阻挡苏俄的“赤化”，他的思想完成了从对中国革命抱有最强烈的共鸣，到对中国进行最激烈批判的转变。

佐佐木到一推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还带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一雪当年济南事件的“耻辱”，站在南京城头的佐佐木对当时的感慨是这样描述的：

“我于明治44年弱冠以来，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怀有敬意，然而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导致与日本绝交，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背信弃义的人日后必将遭天谴，……长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孙文倘若在天有灵，想必会悔恨而泣吧。”

户部良一认为，很多“支那通”都跟佐佐木一样，因为太了解中国，把作为研究和理解的对象一体化，中国不再是“他者”，常常把自己（或者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和理想强加于中国，觉得中国采取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是理所应当的，对他（或日本）来说的正义和利益也是中国的正义和利益。因此，当中国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时，或与日本的正义和利益有所冲突时，“支那通”就陷入了强烈的失望和幻灭感之中。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多少包含有“支那通”的类似心理，认为侵华是为了“教训不听话的弟弟”，这种心理不完全是伪装，但却一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和自大导致的悲剧。

对原文中菊池的论述有了修正。

《日本陆军与中国》读后感(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支那通”是日本陆军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战前日本对华外交的先锋，对中国革命抱有强烈的共鸣，但后来却推动日本走向了侵华战争，并对中国进行了最激烈的批判。这种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支那通”们的所思所想和具体作为又是怎样的？作者意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寻找日本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

户部良一，生于1948年，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日本政治外交史博士。现为帝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主要作品：《 和平探求者：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1991年）》、《日本的近代：逆说的军队（1998年）》、《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 外务省革新派：世界秩序的幻影》。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切入角度较为新颖。作者选择了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了解”的一个特殊群体——“支那通”为分析和研究的主体，特别是以典型人物佐佐木到一的经历和思想发展为主线，探讨了这些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抱有极大关注而且本应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人，在思想认识及情感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这些会说中国话的“中国通”为什么到了最后却恰恰成为反华和侵华的急先锋？他们先前主观上追求中日合作，结果却成为侵略中国的走卒，为什么动机和结果之间存在如此差异？青木宣纯、柴五郎、小泽豁郎以及青木的继任者佐佐木到一，立志从事中国事业的原因在于朴素的“东亚保全”思想观念——东洋各国相互提携、力抗西洋列强的压迫。户部认为导致动机和结果相悖的原因在于佐佐木把作为研究和理解的对象——中国与自己化为一体。对他而言，中国不再是“他者”，因此常常把自己或者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和理想强加于中国。从而认为中国采取他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是理所当然，对于“支那通”或者日本来说的正义和利益也是中国的正义和利益。因此，当中国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时，或中国的行动与佐佐木观念中日本的正义和利益有所冲突时，佐佐木就产生了强烈的失望和幻灭感。本书第二个特点在于用日本的资料阐述日本人自己的观点。看看对方的资料、听听对方的声音，对树立客观的历史认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佐佐木其人

作为军人的佐佐木为何如此引人注目，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国民革命走向以及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敏锐判断，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的方式公之于众。他在中日关系的许多重要转折期时期都出现过，例如给河本大作出主意炸杀张作霖、与以孙文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要人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第二次北伐之际，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日战争时参加了南京攻城战，并成为南京大屠杀当事者。

（一）简要经历

佐佐木到一，明治19年（1886年）1月生于爱媛县松山市。10岁时作为长子随其陆军军官父亲搬到了山口，据说在异乡饱受歧视，由此萌生了对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为头目的长州阀的敌意。

1905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第18期）。1914年12月，考入陆大（第29期），1917年11月毕业。军校毕业后海外任职：青岛守备军兵要地志部主任。1919年春，在北京见到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1919年9月，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驻海参崴）。1921年1月，满洲里支部作为军部直属特务机关独立，任机关长。1921年12月，参谋本部支那班任职。1922年4月，晋升为少佐军衔。1922年9月，接任广州武官矶谷廉介。1924年6月，应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教育长何应钦邀请，访问黄埔军校。1924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支那课兵要地志班班长。（回国后，向军部报告了国民党动向和广州的形势，并认为国民党主导的第四次革命必将来临。）1924年11月，再次赴北京，主要任务是考查、搜集段祺瑞、张作霖、孙文三角同盟结成后，国民党动向情报。期间，去医院探望病榻上的孙文。1925年1月，佐佐木在北京大使馆武官室参加有参谋本部、关东军、支那驻屯军、坂西机关等处的代表及公使馆武官、驻任各地的谍报武官和研究员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佐佐木报告了国民党的状况，另外对将来的情势判断及相关政策的讨论中，佐佐木认为三角同盟不具有长持续的可能性，国民党早晚会反对段祺瑞和张作霖。1925年1月底，佐佐木向参谋本部以及相关各机关发送了题为《关于国民党的将来》的报告。（报告原文：“我认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基本上依然以目前的状态保持党的生命力。不过，考虑到国民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逐渐出现的建设性色彩，我也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的破坏力也许将更加难以控制。”而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正是朝着他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佐佐木作为一名军官，身居各种势力纵横交错中国现实社会，能够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实属难得。）1925年×月，发表文章：《支那改造的根本问题——支那军队的改造以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革命》。出差结束，返回日本。

出版：《支那之曙光》、《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

1925年12月，因“郭松陵事件”，参谋本部预判郭军胜利，派佐佐木前往满洲做工作，试图避免郭军进入奉天时与关东军产生冲突。佐佐木赶到满洲时，郭松陵被击败。期间，佐佐木给支那课课长佐藤三郎的报告《南满北支出差备忘录》中：“不远的将来张也许会下台，不管怎么说，我直观的感觉到张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地减弱。”

1926年1月初，前往京津地区“视察”。

1926年2月，返回日本。

1926年9月，晋升中佐。接任板垣征四郎成为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其时，北京公使馆武官是本庄繁，佐佐木与其不合。

1926年10月，被命令赴华中地区出差近一个月，抵达华中地区时，国民革命北伐军已经攻克九江、汉口。期间，佐佐木将途中对于国民革命军的观察投稿至《北京周报》，并以此为底本于翌年4月出版《南方革命势力的实相及其批判》。

1927年3月底，佐佐木从北京出发，经由大连、青岛，于4月上旬抵达上海。

1927年4月底，接受蒋介石邀请，赴南京。1927年12月-1929年8月，驻南京武官。1927年4月，在革命军司令部从军参加北伐。5月3日，亲历济南事件，险些丧命；5月5日，由青岛返回上海。6月上旬，返回南京，因中方拒绝，1932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联系。1932年12月，关东军司令部下属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参与所谓“新国家的国家军队”建设，两年后成为最高顾问，直至支那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8月离开满洲，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个职位，四年零九个月。期间，倾注心血培养“满洲国军”，并将《支那陆军改造论》运用于实践。1937年12月，任第三十旅团长，参加南京攻城战。此后，佐佐木晋升为中将，先后担任第三独立混成旅团长、北支那宪兵队司令官、第十师团长。1941年4月编入预备役，退役后，成为“满洲国”的“协和会”理事，写作并出版了《我是这样看支那的》。战争末期被征召，出任师团长并驻任满洲，战败后作为战犯被逮捕。1955年在抚顺收容所死于脑出血。

（二）主要出版物

《支那改造的根本问题》，外交时报，1925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剖析》，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1926年；《支那之曙光》，偕行社，1926年；《支那陆军改造论》，行地出版部，1927年；《南方革命势力的真相及其批判》，北京，极东新信社，1927年；《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东亚经济调查局，1930年；《支那内战从军记》，丰文堂出版部，1931年；《我是这样看支那的》，满洲杂志社，1942年；《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补版）》，劲草书房，1967年。

二、作为转折点的“南京事件”

中日关系历史上被称为“南京事件”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国二次革命时期1913年发生的事件。张勋率领的北洋军进入南京，数名日本人遭到杀害，房屋遭到烧毁。第二次发生在1927年3月24日，南京外国人，日、英领事馆遇袭，美国人创办额金陵大学也遭到洗劫。第三次就是南京大屠杀。

（一）产生背景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尽管如此，革命势力中国民党或者蒋介石的力量在减弱。武汉国民政府基本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

（二）事件经过

1927年3月22日，日本领事森冈正平断定国民革命军将击败军阀部队攻入南京城，因此提前将100名日本居留民转移至馆内避难，并从停泊于长江的驱逐舰调派海军大尉荒木及100名水兵实施警戒。上午7时，南军将校带领20名士兵来领事馆询问是否有北军士兵逃入，没有发现逃兵后，离开了。因此，领事馆放松了警惕。可是10分钟后，40名左右的南军士兵冲入领事馆闹事，警察署长木村左腕被射穿，根本博少佐被刺伤。尔后，被士兵煽动的无赖市民也参与了骚乱，领事馆遭到洗劫。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南军士兵持枪威胁馆员打开金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团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来到使馆，制止了胁迫行为。据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林伯渠），均为共产党员。骚乱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日本政府下令军舰不得开炮，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时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反对对中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对蒋介石评价很高，并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币原外交”成为“软弱外交”的代名词。

（三）南京事件对在华驻军和日本国内民众心理的影响

南京事件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第一就是导致日本替代了英国成为排外暴动的主要目标。在此之前，北伐过程中，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被武力收回等过激的排外行动也发生过。例如：1926年1月，汉口的英租界被接管时，日本居留民几乎没有遭受损失。日本实质上成为排外暴动的对象，南京事件是第一次。

在心理层面日本国内民众也受到很大的刺激。对于视中国为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一直被作为劣等民族来对待的中国人居然“叛乱”，这是不可原谅的。对于批判欧美对中国的殖民意识、同情中国并对国民革命抱有共鸣的日本人来说，将日本人与欧美人作为同类人来对待，并把日本作为过激的反帝国主义、排外暴行的对象，更是感觉被冒犯乃至于背叛的感觉。

（四）佐佐木的坚持

南京事件以及汉口事件等排外暴动被认为是共产党势力的煽动引起的，在北伐的过程中，共产党在国民党中逐渐具备了压倒性的力量。日本陆军支那通中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有“赤化”的危险。而此时身在北京的佐佐木到一是怎样理解和把握当时的现实情况呢？

佐佐木在孙文去世前撰写《关于国民党的将来》报告中也曾体现了对排外主义的担忧，即担心国民革命将所谓的爱国运动朝着不合理化的方向引导，转向无视条约、破坏外国的产业。事件发生前，排外主义主要针对英国时，佐佐木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剖析》一文中写道：“许多年轻的未来的孙文沉醉于以破坏为目的的破坏的快感中。”“国民党所具有的破坏力在孙氏去世之后就变得更加露骨狰狞，即使对日本示好也不能乐观。”佐佐木当时的考虑是，排外主义的“暴举”，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统治责任，将来如果执掌国家政权，“他们就应该不会毫无顾忌地无视各国的利益和感情去做野蛮、放肆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认为：尽管国民党存在排外主义倾向，在没有危及日本在华利益时，佐佐木对国民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或者说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佐佐木离京前，获得了南京事件相关信息后，他在《南方革命势力的实相及其批判》一书中增补了“关于南京事件”一节。“革命势力目前的原动力，是共产党。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几乎已被从革命政权中清除一空，只留下了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党而已。北方的掌权者（军阀）实力减弱的话，以上的事态‘南京事件那样的野蛮行径’会蔓延到北方地区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这种场合，我认为缺乏充分管束的支那兵和暴民会争先恐后地加入暴行中也是不难想象的。”佐佐木认为极左势力为了陷害蒋介石在背后指导发动了南京事件。也就是说，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没有表现出否定的意向，因为事件的责任归根到底在共产势力。共产党影响力增大的同时，革命军的管束混乱，北伐者向华北挺进，发生恶性事件的概率极大。佐佐木暗示了这样一种悲观的展望，但他本人对国民党的期待和共鸣并没有丧失，他用“好汉蒋介石请慎重行事”来表达对蒋介石恢复主导权的期待。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佐佐木在《武汉乎？南京乎？》一文中猛烈抨击共产党，并论述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并不相符，期待着基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没够实现。

“如果这些革命派攻陷首都并着手建设的那一天到来的话，他们这些人一定会更加堕落，开始退化还原作用。无论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还是国家制度中，都无限蕴藏着促进这种堕落的要素。使年轻而血气方刚之徒一瞬间丧失本性的诱惑，在支那的民族性、传统以及制度中也都无限存在着。”

作为新时期的支那通，佐佐木与其前辈不同，他把改变“民族性”看作革命成功的条件，并指出这种改变如果无法实现的话，革命派就只能走上“退化还原”“堕落”了。针对“革命的堕落”之危险性，佐佐木论述到：“在建立南京政府的前后，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不得不从国民党外部寻求人才，因此，一些不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也混了进来，这不仅伤了革命的元气，而且也带来使国民党凝聚力降低的危险。”果不其然，不久他就亲眼看到革命开始“堕落”，被不变的“民族性”逐渐压倒。

三、“济南事件”的催化

1927年9月，南京政府与排除了共产党派的武汉政府合并，宣告国共合作彻底结束。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4月北伐重新开始。这个时候佐佐木提出要到革命军总司令部从军，并得到了参谋本部和国民党双方的许可。国民党方面也许考虑到未来北伐过程中与日军产生冲突时，佐佐木可从中传递信息；参谋本部则是考虑和蒋介石建立稳定的联系，继续推进日本对满政策。佐佐木在数年后刊行的著作《支那内战从军记》中坦言其从军动机：因为他确信国民党早晚会统治中国，因此他认为在这一军与日本军队之间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是自己的义务。并希望通过从军可以实际确认将来应该携手合作的革命军能否真的成为“改造的陆军”。

在佐佐木眼里，革命军较之日本军队在组织效率和战术水平上差距很大，但军纪却非常严明，没有掠夺强奸之事。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匆忙组建，军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将校与其年龄相比级别被提的太高，30岁出头的少将比比皆是，有“夜郎自大”的倾向。革命军所攻占之处，国民党的海报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仅仅把日本作为反帝国主义目标之事时有发生。佐佐木认为无知的士兵们把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理解为对外国人的蔑视、迫害和袭击。不久，佐佐木就亲身经历了被煽动暴民的袭击。事件的诱因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1927年4月26日拂晓，日第六师团先遣部队到达济南，受到约2000名居住在济南商埠区（非租界内）日本热烈欢迎。军阀部队撤退至济南继续向北败退。5月2日，蒋介石抵达济南，并在城内设立了指挥部，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率领师团本部抵达城外商埠地，佐佐木拜访第十一旅团长斋藤，转达蒋介石撤除商埠地防御工事（包括沙袋、拒马、铁丝网等）的要求，并得到日方许可。撤除防御工事，避免了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刺激，也种下了诱发冲突的隐患。

5月3日，因革民军在《满洲日报》经销店张贴反日海报引发冲突，在商埠地很多地方都类似。蒋介石接到冲突报告后，委托佐佐木作为使者向日方日出停战要求，第一次安全返回城内并向蒋转达了日方要求。但蒋再委托他传达停战意愿，而这次佐佐木在出城去商埠地的途中遭遇袭击。据说，遍体鳞伤，右手腕很长时间都不能自由活动，下颚骨因为挫伤只能进流食。当日，佐佐木正要被处决时，被一名认识他的中国军官解救。5月5日，经青岛返回上海，尔后回国做情况报告。

经济南事件后，佐佐木里外不是人。国民党逐渐丧失了对他的信任，日本媒体还捏造不实报道。“如果允许的话希望再次回到南京为革命军效力。”回国后，被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忠告：“多余的话太多，没有单纯从中国方面的不诚实去追究，而是想客观地论述事件的原因。”并且收到了匿名信：“遭受暴行却不去报仇，反而恬不知耻地活着回来的窝囊废。”显然，佐佐木在部分日本民众的眼中成为军人最为厌恶的卑怯者、卖国贼。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如同在廊檐下被人用力的踩、用力地踢，然后要从檐下爬出来时，又被人在头上撒了尿的狼狈相。”《一个军人的自传》

济南事件后，佐佐木的中国观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济南事件后，我的梦完全破灭了。我不得不觉悟到，广东时代的我实在是太幼稚了。”国民党对他的无视，日本国内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内奸，中国民众将其视作日本陆军的间谍，在加上济南事件中，亲身经历的暴行以及所受的屈辱。

这种变化，清晰的体现在关于完成北伐后中国军队的分析中，《支那陆军改造论（增补版）》

首先，他将国民革命看作与军阀军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军队。因为作为革命军中坚力量的蒋介石直系部队仍有很浓郁的“封建私兵意识”，遑论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军了。其次，佐佐木认为革命军还没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国家军队如果无法建立的话，率领私兵集团的军阀像以前那样割据地方的事态就不可能发生变化。最后，他认为这是“革命的堕落”，是向旧中国的“退化还原”。而这种“堕落”的原因则在于不变的“民族性”。由此可见，佐佐木对黄埔军校毕业的少壮派军官“革命热情”的观察来了一个180度转弯，否定了以前自己的看法。针对革命军退化现象， 佐佐木认为是过度的革命教育和政治教育阻碍了现代军纪的确立。这个观点颇引人深思。

四、“支那通”的“历史定论”

目前，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昭和陆军“支那通”没能理解中国要实现从半殖民地的境地中脱离出来并走向独立的民族主义、基于错误的情报和分析导致日本政策方向失误的元凶，并将他们作为侵略中国的尖兵加以严厉谴责，认为他们负有将日本置于与中国的战争泥潭中之责任，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支那通”让日本国家走向灭亡。

作者认为，日俄战争期间，走上中国情报分析道路的老派支那通和军阀过从甚密，虽然出现了“蒙满通”、“山西通”、“广东通”等精通中国特定地区的专家，但能够看透中国整体走向并能做出准确分析的真正的支那通却少之又少，而以佐佐木到一为代表的新支那通，则试图深入分析中国军事、经济和社会状况及群众运动的走向。另一方面，对中国现状理解越深，就越发认识到维持和增进日本利益的任务同中国所奋斗的方向是矛盾的，这也是佐佐木悲剧诞生的原因。

换句话说，这些新支那通也许只看到了中国政治现实的表象，而没有认识其的本质。他们把握到了真实的一半，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任务，选择性失明地无视另一半。或者说，他们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将岛国的利益视为中国的利益，却试图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许是动机和结果反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吧。

五、支那通的结局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处以绞刑的7人当中，陆军军人有6人，其中被称为“支那通”的有3人，分别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日本战败不久，蒋介石指定了12人作为应向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战犯。其中8人是所谓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死刑）、本庄繁（自杀）、板垣征四郎（死刑）、矶谷廉介（无期）、和知鹰二（劳改6年）、影佐祯昭（病死）、酒井隆（死刑）、喜多诚一（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