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民主的问题经典读后感有感

《希腊民主的问题》是一本由[法] 雅克利娜·德·罗米伊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页数：19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希腊民主的问题》读后感(一)：民主的价值在哪里？

当我想加深对民主的理解的时候，我必须回到它的源头去看看，这是我阅读这本书的动机。希腊民主有什么问题？这本书讨论了三个问题：1，民众的盲目：民众是一群无赖，缺少教育，缺乏教养，盲目，冲动，决策非理性；2，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对自由和平等的错误理解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在缺乏教育、诡辩盛行的地方，这种误解几乎是必然。（“如果民主政体强大，那么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就变得比专制更可怕。”）；3，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城邦会沦为为私利派系争夺的地方，而不是为公共利益的国家。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后，作者另外结束语谈论了教育问题，附摘录一张（最后一张图）。

能够从一本书中获得积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如果能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则是幸运，虽然所有的积累都会有助于引发思考。在谈及民众的盲目这一问题的时候，所有的批评都指向因为教育的缺乏，并不能做出最理性的决策，往往民主决策导致带来巨大损失的行为，而辩护则是通过历史证明，这种情况及其少见，并非常态，常态是带来的利益更大。似乎这种批评与辩护隐含一个推论，这个推论是批评者和辩护者都同意的：如果民主的决策不是最完美的，会带来利益损失，那么，人民就不应该参与到决策中来。我之前也似乎认同这个观点，但是，脑海中突然冒出不同的想法：我们需要的到底是最好的决策，还是所有人的参与之下的决策？这个想法来自于对个体的尊重：我们每个人需要过的是一种最好的生活，还是自己决定的生活？我的答案是后者，只有自己决定，自己选择，自己行为，自己负责的生活才是我的生活，才是我活着的证明啊。当然，对于民主决策，这个想法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还要细细地去完善这个思考，这将是一辈子的事。

《希腊民主的问题》读后感(二)：民主要从教育抓起！

民主被大量地颂扬，但是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了解弊端是本书的目标。

一种直接的民主政体。保障平等地方法：重新划分区划、抽签、发放津贴。

抽签选举：捍卫民主政体的人，若希望只保留最宽泛和最温和的原则，就会避免使用抽签方法。（P11）

第一章 民众的盲目

平民被认为是无知无能的。因此平民不能主动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他们受到感情驱动，而这种情感又总不受控制，而且常常是狂热的。（P22）

这种傲慢的非理性特征和同样无由来的气馁互为补充。领袖的作用就在于纠正这样的冲动（P30）

在内部，民主原则本身遭到背弃和歪曲，因为人民只愿听到迎合他们欲望的话，就不存在真正的言论自由来。至于外部事务方面，盲目和缺乏远见占主要地位。（P40）

提出纠正措施：

改革之路，两种平等的原则。人们应该知道存在这两种平等，一种是所有人分得同等份额，另一种是个人分得应得的部分。（P48）

采用温和的政制：始终旨在通过把平民的权力与更胜任、更有效的行政权结合起来，削弱平民的权力，减少其弊害。（P54）

如何找到最佳人选：

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有太多的地方需要纠正：在他看来弊端最少的政体就是混合政体，各种性质都是温和的，而且是均衡的。（P65）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不是个体地而是整体地来看群众，往往根本无法否认他们比少数人更加优秀、更富裕。（P69）

第二章：民主的无政府状态

军队的无纪律，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柏拉图反对政府的无政府状态，也反对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随着这种自由，现实产生了拒绝服从权威的自由，然后人们又逃避束缚，而且听不进父母和长者的警训；将近这条路的终点后，人们就力图不遵守法律，而到了终点，他们就不再顾忌誓言和承诺了，而且一般页不再顾忌神祇了。（P113）

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都尝试把柏拉图的谴责和捍卫一种合理的民主政体调和起来。并提出了补救方法（P115）

伊索克拉底认为通过改革将权力归还给雅典议事会，并且重新采取古代任命行政官的方式，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而放弃民主政体。（P118）

因此，要避免柏拉图所描述的危险，民主政体应该把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之后提出的建议结合起来：这两者都没有柏拉图的严厉，都倾向于混合政体或温和政体，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P123）

第三章：政党与国家

雅典民主政体创立的方式就反映了这种对立（人民和其他人），对立被艰难地压制了，但是在人们的思想中一直存在。

柏拉图力图定义一种这样构成的城邦，其中和谐一致是自然产生的，而且是在任何分裂发生之前就存在的。各种既有政体灭亡，都是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导致的。因此，柏拉图主张从一开始就建立一种城邦，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位置，并且对这个位置感到满意，（避免穷人、富人交替的斗争）。在《理想国》中，共产主义就是这一目的。（P162）

共产主义于是成为统一的条件，唯有它能够避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暴政，这种暴政产生于双方的纠纷和相互畏惧。（P164）

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力求统一的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城邦的统一是靠多样性维持的，而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是自由主义者。（P170）

亚里士多德不承认城邦的统一是以全体公民彼此相仿为基础。一个城邦的全体公民如果都像柏拉图所希望的那样，彼此都相仿，那么就不再是一个城邦了，因为“城邦原本就是复杂多样的“。它由许多个体组成，而且这样更好，因为唯有这种多样性才使得公民具有各种禀赋，确保国家本身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P166）

城邦不能被看作个体的一种简单方法，而且个人之间的关系融洽不是以抑制个人情感为基础的，而是以明智地利用这些情感为基础的。（P167）

雅典民主的许多问题都是因教育缺失产生的。（诡辩家的教育）这一技能除了使得 平民更没有能力之外，还只会使得失序现象和不法行为更加严重，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 也许只有教育才能够让公民学会控制他们的党派热情，以便更好地为国家效力。（P178）

伊索克拉底认为正义感比法律更能够避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美德中成长的人，能服从最不明确的法律。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非常需要一种稳固的道德培养，这种培养受惠于遵守良好风俗，以及作出的一些让人身心愉悦的努力。（P178）

在《法律篇》中，最非凡，而且最富有意义的，就是关于教育的部分。既然任何立法的目的是美德，那么与教育有关的法规通常也是最重要的法规。（P180）

按照柏拉图所说，无论什么政体，它的品质、它的寿命，显然都总是取决于教育。这是任何政体都应该汲取的教训，在现代世界更是如此，在现代世界，教育是全民教育。（P181）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拯救政体的方法的时候，在列举了政治范畴的各种措施之后补充说：“在提出的所有能够使得政制持久存在的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目前都忽视的方法，即建立一个适应政治制度的教育体系。因为，对于政治的精神，如果法律是民主的，这精神就具有民主的特性，如果法律是寡头的，就具有寡头的特性，倘若城邦公民所养成的习惯和所受教育不符合政制的精神，那么即使有全民一致拥护多最有益的法律，也毫无用处。因此，国家应该能够培养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的公民。（P182）

《希腊民主的问题》读后感(三)：小书评

作者的写作方法：文献分析+观念史+解释学，文献分析即“让文献自己说话”，文献是解释学的载体和观念提取的源泉。作者从文献中提取关键词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解释学内容，而更深入的阐释表现在作者依据古希腊原文重新翻译了《法国大学丛书》的老翻译，通过改动一些词语的翻译，作者力图以观念为标准改变翻译（这一点不能被认为是随意改动，古希腊文本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翻译），体会原文语词传达出的观念。此外，观念史研究还能避免史料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古人喜欢“托古”，许多作品作者不明，或者是伪作。但观念史研究可以悬置这个问题，即使是伪作，只要能确认作品的时代（时代可以通过细致的语文学、文献学考证确定），就可以说作品可能不是某某写的，但能反映出当时人对问题的一些看法或者一般观点。在观念史的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非常重视区分事件和制度本身，有些作家的论述只是就事论事，有些作家的论述却已经深入到制度本身，触及到民主政治的原则问题。依据事实和制度的二分（这种“事实”和“制度”都是人们“判断力”和观念的反映），作者编排材料的顺序总是从早先的政治家到之后的演说家再到对问题进行抽象思考的哲学家。同时，作者重视哲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指出哲学家的抽象并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人物，比如亚里士多德就不曾经历雅典人民的暴政，作为外邦人，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印象不是那么坏。但作者在运用材料的时候不太注重作者的意图，而是倾向于认为古典作家说的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事实。比如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昂就成了讨好人民顺应人民情绪随波逐流的代表人物。但作者主要依据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的文献，19世纪的古典学家格罗特指出，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都是阿尔西比亚德的政敌，他们的文献自然有贬低阿尔西比亚德之处。但在下一章中，作者又注意到阿尔西比亚德并不是简单地顺应人民，也算一种纠正。

作者从雅典民主政体的三个特色入题，第一个是民主政体在地域上的平等（克利斯梯尼改革废除血缘联系，通过建立三一区获得平等），第二个是抽签表决，第三个是参政获得津贴。其中第一个特点被大家接受，但抽签选官和参政津贴一直受到非议，但古代作家似乎能够通过议论津贴制度和抽签制度来议论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本质，这点值得注意，表明古代民主的具体措施背后有观念支撑。

民主的第一个问题是民众的盲目性，具体表现在从民主政体建立时，人民就获得了固定的表述和形容词，比如“无知（amatheis）”，民众的聚集往往会产生强大的情绪，人民收到一种无理性（irrational）的情绪的侵袭，一些词语表达了这种状态，如homilos，ochlos和plethos，这些词英语的对应物是“crowd”，中文翻译成“群氓”更好（刘小枫老师的倡议），而古代作家将无理性的“群体”称为“群氓”，将能够做出理性反映的“群体”成为“demos”，“人民”，足以反映出古人已经有如此的看法。平民的“激情”也多次被古代作家引用，如orge（natural impulse），epithumia（冲动）eros（爱欲），群氓的情绪被演说家利用，而这种洞察群氓情绪的能力就属于nous 故之后柏拉图所言的节制、正义、理性（nous）都和此类情绪因素有关，不是凭空产生的。作者不仅运用正史材料，更能运用文学和哲学作品，比如作者指出人民被比做“海浪”，表明反复无常。同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也有对人民聚集的恐惧 ，笔者自己也读到过：“人们在家里会更明智，在集会中，更愚蠢（阿里斯托芬《鸟》）”，而氏著《地母节妇女》的设定是demeter秘仪，我认为在节日中妇女已经进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这是不是和聚集有关呢？地母节的集会兼有政治集会和宗教秘密集会的双重色彩，不过这都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

民主的第二个问题是无政府状态，其中“公元前5世纪的危机”和“公元前4世纪的失序”并不是并列的，而是逐层深入的。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读者便会认为作者在堆叠材料或者做综述。其实不然。

不过最先被读者注意的问题是“无政府”这个词是不是时代错置？我的观点是“无政府”这个汉语翻译是，但法语原文anarchie不是，很明显anarchie不能被翻译为“无政府（即英语的“anarchy”）”，因为作者在进行概念定义的时候首先分析了君主制（mon-archie，一个执政官）、寡头制（olig-archie，几个执政官），相应的，an-archie，即没有执政官，用英语来说就是no archon，而“没有执政官”—说得难听点—就是群龙无首，没有牧羊人，这个词已经蕴含着一种失序状态了，而民主政体的护身符是法律，但“法律”这个词的翻译也不能穷尽，nomos，有秩序、法律和礼俗（“礼俗”是刘小枫老师的翻译意见）之意， 其实，第一节“公元前5世纪的危机”说的是“礼崩乐坏”，其中被翻译成“法律”的“nomos”——依愚见——表示“礼俗”；而第二节“公元前4世纪的失序”中的“nomos”才是“法律”的意思。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教给人们bad argument，人们还是要尊重法律环节到法庭上去辩论，但这种bad argument教学生不尊重老师和父母，老师顺着学生新意，老人对年轻人百依百顺，这体现出一种礼俗和道德的败坏，但智者的诡辩术依赖法律而存在，如果没有对峙公堂，智者教的东西也无处可用。到了公园前四世纪，真正收到威胁的是法律的原则，那时候人们根本不再对簿公堂，而是直接不理会法律，A被诉讼，A就要反诉诉讼人，二者互相诉讼，根本每个结果。公园前四世纪出现的问题是法律的“制度性危机”，用作者的话说是“制度性偏离”。民主政体的原则受到了威胁，无限制的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二律背反（借用叶秀山先生语）”，因此思想家在这个时期的思考已经触及原则，民主政体生来就由缺陷。

从作为礼俗的nomos到作为法律的nomos，作者的文献功底深厚，也有深刻的洞察力。

第三个问题是党派之争，作者的洞察力再次展现给读者，她区分了民主的“民”的含义（作者可能隐晦地表达了她受亚里士多德的启发），一个是全体公民，即将城邦视作一个整体；而另一个是“人民”，即平民派中的大多数，在“人民（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城邦政体的利益）”的含义下，民主和贵族是对立的；在“全体公民（xumpantos，其中pantos就是“一切”的意思，比如我们熟知的“一切皆流”，“panta rei”）”的含义下，贵族和平民都能和谐一致（homonoia），多数人polloi和少数人oligoi要追求共同的利益（koinon）。在“民主”的双重含义下，作者重够了bc5-4世纪的政治事件、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梭伦就已经认识到平民和贵族的区分（民主政体滥觞之时，群体被称为“群氓”已经提现贵族的不屑，可以参考theogonis的诗歌），而斯巴达人才是那个追求城邦整体利益的代表，之后斯巴达这种整体主义的民主定义传入雅典，被诗人、演说家和哲学家利用，成为人们观念中的一部分。这个视角也颇为巧妙。

这本书更精妙的部分是对具体文献——细微到一句话和一个词——的分析，但书评根本体现不出来，还要读者深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