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读后感锦集

《责任的重负》是一本由托尼·朱特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0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一)：知识分子就应该只批评不建设吗？

还是托尼朱特的作品，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对法国20世纪做评论。原本以为这样的书我是看不进去的，没想到还能够读得津津有味。

此前有朋友微信上转发“不要轻言知识分子，你们真不是”一文，说“知识分子不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具有社会良知、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只批评不建设是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何来，对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或者说这是不是就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定义，这些问题我是回答不来的。但这部书可以回答，借助于布鲁姆、加缪、阿隆三个法国知识分子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反思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不负责任，非常有启发意义。

还有，我把“导言：巴黎之误”读了两遍。开始一遍，最后又重新读了一遍。这一支笔，骂人不带脏字，将法国的里里外外评价一番，真是入木三分。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二)：每个高手都首先是他自己

冷静，不强行美化或站在低处仰视，这是高手写高手的好处所在。但略散，不及五星。

三个人，布鲁姆，加缪，阿隆，他们的交往书中所涉不多，没有满足我的好奇。但这其实正是事情本来的样子，每个高手都主要是他们自己，一切褒贬各负其责，评价只需要如实。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彼此高度干涉影响的终究是少数，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同。至于看八卦，实在是我的陋习——而且可以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里看到一些。

这三个人，从知识分子身份论，个人感观布稍差，但他却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可以说作者选材的刻意性正在于人物的迥异性。这又加强了我的不负责的印象，在思想界，法国的总是花样多，德国的多是板着脸。

书中提到加缪的宗教性，以前没注意到，可能是读书太少吧。

如果能把布鲁姆，列宁，葛兰西，毛等左翼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比较一下，或许会很有意思。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单纯的知识分子较少面对的，很难想象萨特面对1917以后苏联的一团乱麻或是1 9 66以后中国的群情激荡。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三)：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在钱德勒的小说《恋人无情》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绰号‘驼鹿’的悍匪马罗伊，刚刚获释出狱，就跑去一家酒吧挑衅滋事。这家酒吧雇佣了一位黑人拳师做保镖。面对着凶猛野蛮的‘驼鹿’，黑人拳师虽然自知不是敌手，却仍然没有丝毫犹豫，叹一口气，挥拳向‘驼鹿’打去。仿佛是一只挥舞着前臂的螳螂，企图挡住隆隆驶来的马车。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黑人拳师被‘驼鹿’打死了。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五十万秦兵来攻赵国。强弱不敌，赵相国张耳被围困在钜鹿城中。形势危殆，朝夕不保。张耳的门客陈泽奉命出城求援。东方诸侯畏惧秦兵之强，莫敢相救。甚至于张耳最要好的好朋友陈馀都不肯出兵。陈泽悲愤，宁死不肯辱命，率领五千弱卒冲击秦兵，不旋踵而被秦兵扑灭，陈泽战死沙场。

陈泽，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寒窗苦读，侍奉君主，难道不是为了猎取功名富贵，快乐地享受人生的幸福吗？不过，在那个关键时刻，陈泽想到的是必须要做到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而这一点却很可能做不到。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生死祸福，无暇多虑，唯有置之度外而已。

《责任的重负》提到的布鲁姆，是政治家；加缪，是文学家。他们之间，毫无牵连交集。作者自述说，若是他们地下有灵，得知竟然被收入同一部书中，也会惊奇不已的。然而，布鲁姆与加缪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都怀有着类似于陈泽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他们在黑暗中大声疾呼，盼望着唤醒沉睡着的同道兄弟们。他们因为自己的唐突冒犯而遭到同胞们的怨恨，也断送了自己的好前程。然而，因为他们心中充满的关爱的焦虑，根本就容不下任何为自己作稻粱谋的念头。所以，他们的个人事业渐渐沉沦失败。他们的本意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也从不后悔自己的作为。

此书的作者托尼•朱特提到，二战之后，左翼思想席卷法国，盛行一时。虽然作者并没有明言自己的立场，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托尼•朱特并不赞成左翼思想。

此书提到的布鲁姆，加缪，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他们三人都是左翼人士，坚定地信奉左翼思想。虽然如此，他们或是意识到左翼思想的缺陷，或是感受到左翼运动的偏颇之处。爱之深、责之切，所以，他们都坦率地向同侪朋友们讲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评，即使得罪了朋友们，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妨碍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也不愿意昧着良心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所以，托尼•朱特，这位美国学者，为布鲁姆、加缪、阿隆各作一篇评传，合并成书，以抒发他对这三位法国人的钦佩敬仰之情。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四)：《责任的重负》：先知和他的原罪

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阿尔贝•加缪

认识这个世界，最简单的方式把其间的事物一分为二。如果世间万事只有对错之分，那么一切纷争也都会荡然无存。因而当一个人的眼中，看到的世界如硬币一般，只有正反两面，那么他无疑是幸福无比的。

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总能看到事物多一层的意义。当凡人们还在为对错争论不休时，他们却洞察了“对中有错，错中亦有对”的事理。可当他们好心地提醒喋喋不休的大多数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尴尬——一条大路从中分岔，左右之别，你要先做出选择，才能加入“讨论”。

他们从不愿勉强自己做错误的事，于是也从不会走上岔路的任何一条。可是某种力量却驱使他们必须要将自己的所见所知告诉世人。只是当他们穷其一生后，才会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们终究只是局外人。

在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中，作者以20世纪的法国为背景，介绍了三位思想史上重要的“局外人”——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阐发着自己独到的主张。可因为各自表面看似不同，内在却相似的原因，他们的思想，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要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历史民族性与创新性的分歧，这一点在法国历史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一场法国大革命，硝烟尚未散尽，人们便围绕这一事件的思想遗产产生了争执。这本是思想界的事，可当思想界因此而产生了“左右分化”，其影响便由口舌之争扩大到了实质性的政治领域。将学术诉诸实践本是无可厚非，但在政治的领域，对错向来无从明辨，但“制度”的任何一次转弯，其后果却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

所以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探讨的核心，还是“文人从政”的问题。书中的三位主角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政治领域之中，结果也迥乎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境况怎样，他们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专注于道德与人文关怀，他们冷静而执著地捍卫着自己的责任。这让他们在最后都沦为了局外人，可是总有一天，他们的坚守，会成为某种指引，为后人留下希望。

政治游戏总是关乎利益，但就此判定这场游戏的玩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角逐显然是武断的。指望普遍意义上的权力在道德层面上运行显然是一厢情愿，可某些个体，却会因为责任，而将个人奋斗与大多数人的福祉联系起来。他们与其说是拥有信仰，不如说是渴望担负自己想要得到的意义与光荣。纵然无人问津，可先知们还是要说出自己看到的一切。而在人们对于话语的责任愈加漠不关心的今天，托尼•朱特对“正面形象”的书写，表达的既是崇敬与怀念，更重要的，或许是对历史的“下一页”所怀有的忧心吧。

只是可悲地，每个先知都要背负这样的原罪，即使他知道并说出了一切，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责任的重负》读后感(五)：摘

导论部分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法西斯覆灭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宁愿把“二战”前知识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义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劣迹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坛和思想界是如何弃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弃右投左之后，我们最好把参政涉政视为这一整段时期的时代特征。 如此，我们才看清了何谓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它可以有许多形式。让－保罗·萨特在从“奇怪战争”期间写起的笔记里说，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恪守着形成于“一战”的政治冷漠式爱国主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他后来疯狂地参政议政主要是出于担忧，生怕历史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或许这只是萨特的个人动机，但他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30年代的暴风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候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他人选“对”了，却已太迟。 加缪部分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为了赶上时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应且资质不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绪福斯神话》（1942）仍然难称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们将会看到，加缪虽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发表了一些重要洞见，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论述完全一样的话题，杀伤力却要强大得多；加缪在哲学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萨特尖刻的挖苦与反击，严重损害了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任，最终颠覆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心。 加缪始终认为他是被误解了，1952年2月他写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 这话有点儿言不由衷。当然，加缪缺少正规的哲学训练，如雷蒙·阿隆后来所说，他的哲学试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义”既很哲学又很不哲学，而法国版的存在主义表面上汲取了德国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之精华，其实联系甚微。可以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中的那种氛围，以及他关于《西绪福斯神话》的随笔中的论证，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语，导致加缪的同时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义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承载了其作者企图表现的人类状况之“荒谬性”：加缪宣称，荒谬来自“人类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静默之间的碰撞”。 萨特自然是口无遮拦的。他写给加缪的公开信（当加缪针对让松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给《反叛者》做自我辩护的时候）开门见山：“你的书仅仅是证明你的不通哲学吗？它是不是用你仓遽搜集的二手知识拼凑起来的？不否认你的论辩很精彩，不过要是论者不得不点着灯才能搞明白你那虚弱、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的推论呢？” 至少就加缪这本书的结构和论点而论，萨特说得没错——他对加缪人格的剖析也犀利而无情：“你的自鸣得意和容易受伤令人沮丧，使我们无法告诉你全部真相。”但是，令加缪深受伤害的不是萨特的话本身，而是话语带有的绝对权威性：这个说话者从法国一流中学毕业升入巴黎高师，进而像阿隆一样，跻身国家顶级哲学教授的行列。 有关审判的思想——自我审判，被他人审判，以思想的权力做出判决，以退却/流亡逃脱这些判决——贯穿了加缪自《局外人》到《堕落》的各种作品，而《堕落》也可以看作一部就巴黎话语阶层（“那些有我们的职业人道主义者端坐其间的专用咖啡吧”）法庭辩论式的思维习惯所撰写的精彩而阴郁的专论。但在更早的1949年，加缪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在笔记和书信里谈真诚、淡泊出世和背离潮流的美德。 然而，从《反叛者》的出版引发了他的主动“自绝于”左翼知识分子社会开始，加缪的内心流亡呈现出一股更刺耳、更自怨自艾的调调：“所有人都跟我对着干，要把我往毁灭的道上无情地推一把；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手帮我，给我爱。”诚然，加缪自那以后就在他以前的熟人中遭到了严厉的贝壳放逐，他后来的作品——《时文集III》《反与正》或《流放与王国》里的短篇小说——也都受到评论界出奇的冷落。但是加缪不是没有朋友，他的作品仍然畅销，况且最后，他还在1957年拿到了诺贝尔奖——不是萨特，更不是马尔罗（Malraux）。如果说巴黎知识界核心集团的傲慢让加缪很受伤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的一部分自我——即使只是一部分——渴望着他们的认同和接纳。 加缪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卫道士，但在许多年里，他还是指望维护自己在公众眼里的合法性：做一名激进知识分子。他无法完全挣脱这一情结，即便同时也维持着自己的思想独立性和道德信誉。于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他每每谈及左翼独裁者的罪恶，都会暗示西方国家联盟也支持同样阴暗的政权，以此小心地平衡着自己的观点。 自然，这种姿态导致许多朋友远离了加缪，他们认为，一个共产党政权剥夺自由或以司法的形式实施谋杀，是有其特殊的性质，未必总可以责备，但是在两个阵营的罪错之间找平衡，不管是否合乎公正，都会变成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对此加缪心知肚明，正如他在笔记里所写的，他肩背着一种道德公正的重负埋首苦行，而这一负担正是他自我施加的。尽管如此，他仍说，也仍然坚信西方的自由是一个“传说”，哪怕很有必要捍卫它；晚至1955年，他仍然将“警察社会”和“商人社会”各打五十大板。 在战后初期的一篇文章中，加缪试图指出古代反动分子与现代反动分子（右翼和左翼）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理性一无所能，而后者认为理性可以决定一切。 加缪用责任取代理性。事实上，他的作品表明了一种责任伦理，它是专为用来反对信念伦理——他同时代人的标志和污点——而设的，只是加缪的“责任”概念完全不同于韦伯构想、阿隆使用的那个“责任”。现在回首，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竭力提出一种完全外来的理念，一个那个时代的法国政治和道德哲学很难表达的理念：通过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的作品，英语世界的读者都已懂得，生活和思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真理，但每一种真理都可能是不完全的。罗兰·巴特在《鼠疫》中几乎已发现了这个理念，但他觉得它让人犯难，还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加缪坚持真理的多元性带来了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在一个道德和政治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成了绝对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公共伦理的孤独捍卫者。他蔑视他心目中的历史相对主义——他问梅洛－庞蒂，如果没人能确定自己是对的，你又怎么能像你现在这样认定希特勒是个罪犯呢？——并且坚决抵制那种因为现代“资产阶级道德”有缺陷，就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打为欺诈的谬误。结果，他发现自己渐渐扮演了一个公共道德评估员的难堪角色。 情况变得越发艰难：加缪特别注重抵制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价值或权威的等级体系，这样，他实际上是在努力推出一种“无根之思想”（a view from nowhere）：“我继续相信生活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但有些东西的确有意义——人，因为只有他独自为寻找意义而奋斗。”通过《鼠疫》中的塔鲁之口，加缪明白地阐述了这种甚是不合时宜的态度：有且只有一项确切的道德义务，即反抗恶的责任。请批评加缪的诸君准我一言：单单确定什么是“恶”很简单——“鼠疫”本身既隐晦又明白，真正的问题和最大的危险在于，人自己就有可能是鼠疫携带者。或者，像加缪在关于大审判、“政治性”正义及惩罚的诸多讨论中所说的：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只可能存在一种近似正义——而没有人可以因近似而被戮。 许多读者认为，加缪言论中的道貌岸然不止一点点。1949年，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在《巴黎评论》上提到：“加缪的政治文章，从我已读过的来看，浮夸、愚蠢、假崇高……近来他又开始辨别什么是道德上可欲的和政治上有用的……加缪只想说出那些一目了然的善。”阿贝尔说得没错，不过他也听出了奥利维埃·托德（Olivier Todd）所谓的加缪的“西班牙性”，托德认为这意味着一种有关荣誉和正直的自我认知，它会慢慢演变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优越意识。加缪明白这一点，小心遮护着自我中暴露出的这一面。 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如此经不住随便哪种形式的批评，多年来，他隐蔽在自己近乎偶像的公众形象之下来抵抗批评。随着《反叛者》的出版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锋，那道防护墙倒塌了。随后，萨特发起了进攻。他在1952年8月的《现代》上写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能对批评者们如此傲慢不逊？“你又是什么人能自己拔高自己？”你有什么权利自称代表善与正确的首席检察官——“谁任命你当大众公诉人的？高级人士的共和国吗？”萨特击中了加缪最大的弱点——他最怕诲尔谆谆听我藐藐的感觉，最怕他的论辩和公共言论在公众中杳无反响——得出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结论：“你宣判，而世界无动于衷。你的判词一碰到现实就化为乌有，你不得不从头再来。你一旦停下，就会发现自己的真面目：你判罚自己去宣判，西绪福斯。” 加缪也以自己的语言下了一份战书，给帕斯卡尔打的那个著名的赌添了一个20世纪的回声。1946年10月29日晚，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以及马内·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加缪突然向四位伙伴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 50年以后，沧海桑田。但是在法国，像其他各地一样，加缪的赌注仍然下在那儿——且比以往更重。时而拘束、时而哑默的加缪尽管含糊不决、首鼠两端，但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他却走对了。也许，汉娜·阿伦特早在这些年月之前的预言就说中了：永远的局外人阿尔贝·加缪，事实上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