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海滩读后感100字

《致命的海滩》是一本由[澳] 罗伯特·休斯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8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致命的海滩》读后感(一)：有谁还记得那场17万人的大流放？

1、 共17万人被流放到了新南威尔士的土地上，从而客观上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段历史已经少有人记得；

2、 《致命的海滩》，意义更多的是反思，关于这场大规模流放对今天的影响，包括政治制度的、全球结构等方面的；

3、罗伯特·休斯最近的一本热销书，也是最后一本书是《罗马：永恒之城》。

——闲书馆 书评人

《致命的海滩》读后感(二)：血色的海滩

纸质书的厚度同看电影时的进度条一样，有时会与内容产生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觉得剧情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一看还剩下一小叠没读，那就可以安安稳稳放下一颗心，坐等剧情反转了。但有时这种互文关系会给阅读带来一些困扰，比如一本厚重的讲述苦难的书，比如2014年很受欢迎的《耳语者》，读时看着剩下还未读到的厚厚一叠，就如同书中所记叙的伤痛一样，沉重、绵长，这类书越是吸引人，就越不由得使人未掩卷便长叹。去年出版的另一本大部头的非虚构类书籍也是如此，这就是讲述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的《致命的海滩》。

这本书字体极小，密密麻麻排了七百多页，除了几十张插图外，全都是文字，但是作者罗伯特·休斯采用了大量的档案、当时的通信、回忆录等等，材料鲜活，加之文笔流畅，不是夹杂一些自嘲和冷幽默，丝毫看不出为先人遮羞的意图，书虽然厚重，但是引人入胜。作者休斯是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悉尼一个律师家庭，后来到欧美发展，逐渐成长为一名艺术评论家和电视纪录片制作人，他就是在制作一部关于澳大利亚艺术史的纪录片时萌发了写作此书的念头，并于1986年出版了此书。该书甫一出版就成为国际畅销书，并获得了1987年的达夫·库珀奖和1988年的W.H.史密斯奖。

乔什时代的英国，并不如想象中光鲜，城市中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生存环境恶劣，犯罪率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法律严苛），国内的监狱人满为患，而此时北美殖民地又纷纷起义，无法继续向北美流放罪犯，伦敦方面并不想急需一个新的倾倒社会垃圾的“垃圾场”，于是眼光就瞄向了彼时白人还极少踏足过的新南威尔士，一个与世隔绝、对伦敦来说远在天边的广袤地域，绝佳的天然监狱。除了能改造犯人、缓解国内压力之外，万一成功建立殖民据点，还能在战略上领先法国人一步，在太平洋上占据先机。抱着这样的想法，英国人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

1788年1月18日，亚瑟·菲利普，这杯被乔治三世任命为新南威尔士总督的英国海军军官，率领着第一舰队，经过二百多天的航行，抵达了植物湾。第一舰队运送有736名流犯，约占总人数的一半，这些流犯同澳大利亚早期的流犯一样，大部分因为小偷小摸或伪造证件这类的罪名被判罚了七年或者十四年的流放。登陆之后，这些人便开始努力让自己在这片未知土地上生存下去。流犯中工匠比例很低，加上缺乏工具、后勤物资不足、气候恶劣等等因素，拓殖的工作从零开始，异常艰苦。苦工、逃跑、追捕、哗变、镇压、鞭笞、监禁、绞刑……一船又一船的流犯以及一任又一任的总督不断上演着这种戏码，几乎整本书都回荡着九尾鞭抽在流犯背上的声音。面对奴隶般的劳作、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官员肆意的虐待，很多流犯选择偷艘船逃向大海，或者钻进内陆的丛林。但是极少有流犯成功，严峻的自然条件使得一些组团逃跑的犯人到最后会发生人相食的悲剧。逃跑或小偷小摸被抓的人会被“二次判决”，加重刑罚，或者流放到新开辟的港口或囚禁地点如范迪蒙斯地（之后的塔斯马尼亚），那里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治理者更加暴虐。普通男性流犯的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境遇更加悲惨，女性流犯从船上开始被“随意对待”，早早就知道委身与一个人才能存活下去。

随着时间流逝，岛上的自由拓居者开始增多，很多“刑满释痞者”也清楚回到英国一样没有希望，于是也留下来在新南威尔士讨生活，这些人被称作“通货”，与正统的英国货币“斯特林”（sterling）相对。新来的流犯会分配一部分给拓居者，留下一部分建设公共设施，分到一个温和的雇主是大多数流犯最高的期望。人越来越多，逐渐形了各种派别、也有了本地的报纸和舆论，个别超前于时代的监狱改革者会被排挤走，一个接一个的暴君依然在民谣中被嘲讽和传唱。知道19世纪50年代，澳洲第一波淘金潮出现，涌进了大量怀揣梦想的淘金者，澳大利亚才终于开始繁荣，那时流放制度已接近尾声。

野蛮，甚至于骇人听闻的流放制度是这本书的主题，流犯无疑这种苦痛的主要承受者，但是由于学习人类学的缘故，我更关注另外一个群体的命运，那就是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大陆上生活了几万年的澳洲土著。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描述，澳大利亚的生态环境并不优越，土壤贫瘠、植物生长率和生产力极低，而且降水少，但是在此生活了数万年的澳洲土著知道如何与这种恶劣的环境相适应，掌握了渔猎的技术。而且这个群体人数并不小，据估计知道1845年左右，第一波淘金热之前，散布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土著总人数都要超过在拓居地聚集的白人。虽然这份殖民地并不是为了宗主国的财富而开辟的，虽然从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开始就定下了“不准骚扰土著”的规定，但是，最终澳洲土著仍然没有摆脱被杀戮的命运。休斯这样评价到：“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以极端暴力相胁迫、社会分化一成不变的边疆社会，是不大可能有同情心地对待土著的，甚至也不大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同情或公平地对待过他们。政策和实践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英国的法律似乎对这帮“化外之民”的权利地位如何规定似乎毫无办法，他们不同英国的法律概念，不能被起诉，也不懂起诉别人，既然没法解决，那就不必解决了。威廉·查尔斯·温沃斯，曾是前流犯的护民官，后来成为了一位殷实的拓居者，殖民地的强人，他在1844年给澳大利亚立法会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文明人已经进来，野人就必须离开。……对，土著人就是必须在武器面前，甚至在文明国家的疾病面前退缩而去！——他们必须退缩而去，等到获得那些文明国家的力量时再说。”与美洲殖民地不同，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者并没有奴役当地的土著，总督们甚至还试图感化这帮不信仰上帝的人，但是白人毕竟是这片土地的闯入者，两个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冲突。1838年，在新南威尔士发生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屠杀，一位牧场主因为牲畜被盗，并使牲畜狂奔乱逃而大发雷霆，牧场帮工们也不知道真凶，但是他们对攻击了距离现场四十多英里的一个土著营地。他们包围了整个营地，并把营地中手无寸铁的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8人全部宰杀，并肢解、焚烧了尸体。事情败露之后，在时任总督的直接干预下，才将11名罪犯告上法庭，陪审团在第一次审判中认定所有人都无罪，最终在第二次审判中，认定7人有罪，被判绞刑，其余4人无罪开释。这是第一次拓居者因为杀害土著而判处绞刑，尽管在这之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土著被剿杀。在澳大利亚南部的新开辟的流放地范迪蒙斯地，1804年白人首次登陆几个月后，就打响了瞄准土著的第一枪，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充分确认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暴力对抗关系。1930年，该地的总督乔治·亚瑟决定将针对土著的军事暴力改为“绥靖”政策，他启用熟悉并了解土著的建房工罗宾逊充当调解人，与残余的土著部落和群体接触，将这最后一批土著集中到一个小岛上定居下来，并试图欧化他们，并任由这群人在这里委顿、消亡，后来在害怕爆发黑人战争的恐慌情绪中，将这些人送到了澳大利亚本土。1876年，这群人中最后一名土著，名叫特拉卡妮妮的女性去世，带着白人给她的标签——“土著女皇”。

早期英国人和其他欧洲学者对澳大利亚土著的记载为早期一代“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正是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因”一战“爆发无法回国，才不得不前往特洛布里恩德群岛，完成了巨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14年7月，当马林诺夫斯基到达从西澳登陆，面对“想都未曾想过的事物”而震惊，他在日记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景象，即不能用真切事实来理解，也不能用艺术想象来理解 “。彼时，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从未被白人殖民者影响过的土著的文化形态，殊不知，在他到达澳大利亚几十年前，这片陆地另一端的土著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上世纪学者们还在为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在”人类学与殖民遭遇“之前，”殖民“二字背后所代表的那一片血色的海滩。

《致命的海滩》读后感(三)：作为帝国新边疆的澳大利亚

有些国家的诞生全属意外。1788年1月18日，当一批英国人（包括736名囚犯）远渡重洋，在澳大利亚的植物湾登陆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来创建一个国家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惩罚性的放逐。这个新殖民地距离母国之遥远，只有未来的月球定居点才能打破其纪录，而它当时在这些流放者的眼里，其荒凉程度大概和月球也不相上下，并且，甚至还不如我们对月球了解得多。

澳大利亚，那个时代最后的空旷大陆，在第一舰队抵达时，只有30万土著人在此漫游。虽然有些乐观的历史学家把它和美洲并称为“上帝迟迟加给亚当和夏娃的两处乐土”，而且“在人类登上属于另一颗恒星的适于住人的行星之前，这种状况决不会再重复”，然而正如一个古老的笑话所说的，澳大利亚要成为伊甸园，所缺的只是水，而地狱所缺的也正是水。在所有大陆中，澳洲的土地最为干旱贫瘠，气候的变幻莫测却远远超过别处，在有些干燥的沙漠地带，据说连乌鸦都要倒着飞，以免风沙吹进眼里。这可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新世界。如果不是强制流放囚犯过来，恐怕也很难会有人自愿移民过来（相比起来，新西兰却是自由劳工建立的国家）。值得补充的是，最早发现澳洲的是荷兰人，但荷兰东印度公司拒绝在此拓殖，因为这里既没有香料也缺乏本地劳动力，能否变成一个财源实在是极为可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将这块大陆当作倾倒社会渣滓的垃圾场，的确如书中所尖刻讥讽的那样，并未怀有一丝一毫的善意，但平心而论，充作监狱也许是当时的澳洲最有吸引力的用途——说不定是唯一的用途。它在全球战略中无甚用处、既少耕地又无资源（至少当时尚未发现），但倒是座完美的天然监狱：几乎没有人能从这里越过一万六千英里的海路逃回英格兰。它是如此荒凉而遥远，以至于就算自愿前往，也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自我流放的感觉。在殖民地建立的最初13年里，仅有20名自由拓居者愿意移民澳洲；直至1831年，英国98%的对外移民都选择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只是在有人凭借剪羊毛和淘金发财之后，它才变成乐土。

曾有人打趣说，澳大利亚注定前景光明，“澳大利亚人都是英格兰最优秀的法官挑选出来的”（当然，新西兰人一向认为自己是“更为优秀的大不列颠人”）。在帝国的这种前哨站，难免要依靠强制劳动力来建造定居点，就像早期新加坡城市也大量使用加尔各答运来的犯人来建造市政工程。在澳大利亚自然更是如此了：1820年代澳洲殖民地的文秘人员几乎全是曾经的伪造证件者，最早的建筑师是流犯、第一个出版商是前商店扒手、早期的律师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是以自由人的身份来的，而为开拓西澳洲提供资金的富商Solomon Levey同样是前流犯，他在1814年因偷了一盒茶叶而被判流放。那时的英国法律严苛无比，盗取超过40先令价值的物品或偷猎兔子、砍伐一株用以装饰的灌木，均可被处以绞刑，一些人被判流放澳大利亚7年（实际上意味着终生）只是因为偷了一两只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人每每被嘲笑为是流放犯的后代，仿佛那是一个代代继承的污点，而这种羞耻感激起他们两种看似矛盾的反应：一是竭力掩盖和遗忘这些不光彩的事（“流犯还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历史？”）；二是相信自己那些被判刑的祖先其实都是不公正法律之下受罪的好人，换作今天，他们或许根本连罚款都不会。这两种史观都以部分的事实为基础，却都误解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在这部史诗般的流放史（我认为给试图撰写同样题材的后来者制造了无可逾越的障碍）中，罗伯特•休斯无懈可击地证明了一点：这段让澳洲人常感难以启齿的经历，不仅能真正说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与诞生，而且正是这些受压抑的往事，塑造了今天的澳大利亚特性。这其中包括喜欢粗野的幽默、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以及对权威的阳奉阴违。近些年来反移民的政客Pauline Hanson以粗鲁无文、对国家政治无知著称，但她却对媒体和选民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大概便源自澳洲文化深处这种对粗俗直率的偏好。

一言以蔽之，澳大利亚是一处“新边疆”。它的历史经历与这一点密不可分——流放制度的存在本身就取决于“中心—边疆”的二元存在，所谓流放当然是把人从中心地带放逐到边缘去，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种刑罚了。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已很难想象这一点，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去中心化，只有外太空才是我们的新边疆。

所有的新边疆都有两重形象：它既是荒凉落后之地，又可能是自由和机会之地。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源自于其远离中心的根本特质。就像在美国西部片所表明的那样，那个巨大的新空间没有秩序和安全，但也因此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并强烈地推崇男性气概；澳大利亚尽管一度被视为巨大的监狱，但这里所提供的机会，也是许多流放犯在英格兰无论如何得不到的。如今的20澳元纸币上的头像Mary Reibey便是一例：她14岁因盗马被判流放澳洲，结果却在这里成为一名极其成功的商人。在这个英国官方的西伯利亚，许多被流放的抗议者再未公开反抗帝国，原因之一他们在这里获得了相对丰裕的生活，有人写信回家说，到这里后获得的茶叶和糖，“多得几乎可以在里面游泳了。”

与此同时，这种边疆社会不可避免的边缘性，又造成了一种自卑的外省心态和外省文化。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在《帝国》一书中说：“澳大利亚历史最让人不解的一点在于，虽然它最早的移民都是被英国抛弃的一群人，但长期以来，他们却对大英帝国如此忠诚”，相反，自由富裕的美洲殖民地却反叛了英国而建立美国。在殖民地时期，除了对英格兰从不抱有幻想的爱尔兰人之外，受过教育的澳洲人想到英格兰都不免涌起阵阵乡愁。借用书中的话说，“悉尼社会是一种向日葵似的社会，它面向的太阳——遥远、抽象，而且号令四方——是英国皇家，大家都通过其代理即总督来观望这个太阳。”在越南战争之前，澳大利亚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许多人都发现澳大利亚人常常表现得比英国人更英国人，而当他们“谈论亚洲的时候就好象他们还生活在欧洲”。直到1984年，当政府宣布以《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取代《天佑女王》为国歌时，还令许多君主主义者倍感痛心和气愤。

这说起来是并不奇怪的，正因为在帝国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视野之下，这里在政治地位、文化等各方面都低人一等，所以他们才加倍地想要以自己近乎谄媚的效忠来证明自己。尤其是，在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人一直恐惧自己会沾染上“热带文化”而带上许多所谓“亚洲”特点，诸如身体“孱弱”和“胸无大志”，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个“英国人”无疑比当一个“澳大利亚人”更有吸引力——而看不起自己同胞，却膜拜英国，更是一种典型的外省心态。这种文化上的低劣感，又由于澳大利亚的边疆社会特性而更趋强烈，那就是：这里长久以来不信任知识分子，曾有一位教育家说，一般的澳大利亚人“宁可跑半里路也不愿坐下来深思五分钟”。你在美国西部片里会看到马贼、牛仔、警察，但很少会看到知识分子，他们在边疆社会里将会过得很艰难。

澳洲流放制度的终结，最终固然是由于时代变化之下诸多因素的合力，但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无疑是澳洲社会本身的发展，使得当地人无法忍受英国再向这里“倾倒垃圾”。然而，那种文化上对英国的追随仰慕心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澳大利亚作家Donald Horne在1998年出版《澳大利亚人》一书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至今还是英国的一个省”，这里“大多数活动都是模仿和派生出来的，大多数新思想都是从外国引入的；其制造业和战略方面的主要决策都是由海外的中心控制的，时髦的东西通常是别处的过时货”，而澳洲人关注英美有时比关注本国还更有兴趣、更内行，这些便是明证。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澳大利亚为何没有成为第二个美国呢？或者，美国为何不像澳大利亚那样对英国怀有持久的乡愁？除了其规模不同之外，恐怕更为本质的差异还是在它们各自的经历之中吧。

《致命的海滩》读后感(四)：监狱，澳洲的“帕特农神庙”

注：本文为去年所作旧文。

文/严杰夫

澳大利亚移民部日前宣布，将于今年11月发布海外移民的新规定，以更多地吸引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海外投资者赴澳投资。据了解，目前每年赴澳重大投资移民中90%均来自中国人。在中国人眼里，澳大利亚如今成为欧美最好的“替代品”：那里有着接近欧美类似水准的生活环境，却没有移民欧美那样繁琐的手续和高昂的代价。

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在200年前的英国人眼中，澳大利亚一块也是仅次于北美新大陆的“掘金地”。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似乎就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对澳洲的主流看法。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阿贝尔•马格维奇是一位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犯，正是马格维奇的财富，成为小说主人公皮普“远大前程”的物质基础。在狄更斯的这个故事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充满机遇以至于改变人们命运的地方。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狄更斯那里，澳大利亚始终是英国本土的附庸，故事的中心仍然必须在英国本土展开。就好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崖底或古墓中的神秘世界给主人公带来的人生转折一样。

或许正是这种 “偏见”，为赛义德此后抨击狄更斯留下了口实。当然，事实情况显然没有赛义德所描述的那么严重，狄更斯在生前未真正到过澳大利亚，他的印象完全来自道听途说，这限制了他对那个年代的澳大利亚形成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狄更斯也只是将澳大利亚看作是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赛义德却因此批判他为西方殖民者的同谋，显然过于严重了。

问题在于，这种对澳大利亚的偏见，不仅存在于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那里，即使是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都很难正确认识自己国家与流犯难解难分的那段历史。澳大利亚人起初很难直面自己国家在殖民早期经历的那段“流犯岁月”，而此后想重新面对这段往事的时候，又会矫枉过正地将流犯的遭遇妖魔化为地狱般的情状。为此，近些年来，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都在努力让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其中，既有文学家在重新写作那些给人们带来错误印象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杰克•马格斯》，就是意图重新塑造《远大前程》里的那位澳大利亚流犯马格维奇；当然，更多的纠偏工作还是需要历史学家来完成，正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斯所写的那本《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他在这本书中，大量借助澳大利亚流犯自己的“声音”，来还原延续了80年的英国流犯制度的真实面目，同时也重现了现代澳大利亚的诞生过程。

想要了解流犯制度的起源，我们当然不能绕开18世纪末英国的社会状况。在罗伯特•休斯看来，正是为了摆脱所谓的“罪犯阶级”，当时的英国政府才设计出了这套处理“内部的掠夺者”的制度。这种对于“内部掠夺者”的恐惧，一方面是英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原因。18世纪末的英国，进入到了工业革命晚期，工业革命的确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迅速的城市化，但产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依旧有些，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是在市民阶层底部出现了大量失业青年。恶劣的生活环境迫使这些失业青年，以及一些工资极低的工人阶级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犯罪发案率便居高不下，这就慢慢出现了上流社会眼中的“罪犯阶级”。有关这一段时期英国社会的描写，我们曾经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读到过，譬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当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犯罪率的高企，恐怕还不足以让英国的统治者真正害怕。最为让他们感到恐惧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雅各宾主义横扫英格兰，罗伯特•休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革命恐怖主义的环境，让英国统治者感到暴民会成为一种极大的威胁。

同时，工业化臻入化境的结果，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规模化和理性化，而且也导致了其它社会领域也出现理性化的趋向。其中，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理性化就表现为新式监狱的出现。在这其中，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杰里米•边沁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他不仅在法理学领域为后人贡献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为当时的英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世界贡献的如圆形监狱这样的设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然而，规模再大的监狱也无法容纳英国统治者建构出的那个“罪犯阶级”，最终将这些罪犯流放不得不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流放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诞生了。正如边沁所评价的那样，流放就是一种实验，就好像将“某种粪便排泄物，可抛射之，也随之予以抛射……直到肉眼看不见为止”。

最初的流放目的地是北美新大陆，这些罪犯被运送到北美殖民地，成为庄园里的奴工。但问题是，在18世纪末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殖民地不愿意再扮演英国“垃圾场”的角色，于是一块才被英国人发现不到二三十年的“南方大陆”，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这就是后来的澳大利亚。

对于大部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流犯来说，当然意味着一个悲剧性的前途。在起初，这种悲剧体现在饥饿上。1788年，海军上将亚瑟•菲利普带领700多名流犯（途中死亡48人）抵达植物湾，建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地。与最初开拓美洲的殖民者不同，菲利普手下的流犯中缺少拥有足够经验的农民或手工艺人，罗伯特•休斯掌握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囚犯中只有三分之一人能够干活，大多数人都是在贫民窟长大，根本不会干农活。于是，“人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理想，一到新南威尔士就成了笑柄。”当然，这种困境也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有关，尽管驾驭“奋进号”最早发现植物湾的詹姆斯•库克船长，给后人留下的记录中会让人对这块地方产生好感，但殖民者到来以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不适合农业生产。罗伯特•休斯记录时人的日记写道，“平心而论，这地方可说是不毛之地，荒凉到达了很高的程度”。

随着来自英国本土的流犯以及殖民管理者慢慢地在新大陆上扎根，澳大利亚的社会也开始慢慢出现了分层。这种情况或许与以往记录澳大利亚历史时，给我们的一面倒的印象有所差别。的确有一些刑满释放的流犯，像马格维奇那样后来在澳大利亚发了大财，罗伯特•休斯笔下记录的麦克阿瑟家族就是一例，这个家族后来靠着养羊获得了成功，他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绵羊拥有者，并且是英国纺织工业一流羊毛的主要来源。但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仍然是极少的个案，大多数流犯获得自由后（被称为“盈满释痞者”）都只是作为打零工者、工匠、屠夫或者小农场主而幸存下来。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整体状况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残酷。

真正面对残酷的阶层是那些被二次流放的流犯。这些流犯被集中在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上，这两个远离新南威尔士的小岛上。在岛上，流犯们只能获得有限的物质供给，却要承担大量的繁重劳动，而且还常常因为小错误而遭到鞭笞。于是，陷入到这种境地中的流犯似乎是跌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厄运。更重要的是，这两块岛上的运营方式，才更是集中体现了英国流犯制度本身的残忍，它们是依靠历代暴君式的总督的独裁统治，而得以维护和运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依旧在于英国主流社会地罪犯阶层的普遍偏见，以及统治阶层对罪犯管理进行的理性化探索。就好像一个世纪以后，马克思•韦伯认为的那样，科层制的制度管理是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结果，通过规则、规制和结构，来为个人设置“理性牢笼”。所以，韦伯认为，科层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来纳粹集中营的先声。所以，罗伯特•休斯在书中也将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看作是当时英国的西伯利亚，甚至是古拉格群岛，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接近极权主义的社会”。

正是这种极端残酷的管理模式，引起了英国部分法学家对边沁时代监狱模式和罪犯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也促成了澳大利亚流犯制度走向消亡。在这其中，亚历山大•马柯诺奇显然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人物。马柯诺奇是一个坚定的监狱改革者，他期望用一种更为人性的监狱制度来取代边沁等人所推崇的旧制度。他跟随约翰•富兰克林来到范迪门斯地，首先想通过这位新任副总督来改善范迪门斯地的流犯状况，但复杂的政治环境束缚了他的改革计划，1840年马柯诺奇受命成为诺福克岛的管理者，这才让他得以真正实践自己的刑罚理念。尽管，政治斗争最终还是让马柯诺奇的努力最终还是收获失败，但在英国主流社会，改革流犯制度却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了。罗伯特•休斯记录道，1842年年轻的狄更斯于1842年参观美国费城的东部教养院，当他看到这座边沁恩威并重的“惩罚机器”时，感到毛骨悚然，或许狄更斯也会同时想到遥远的澳洲的流犯们。高度理性化的刑罚模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了它的“恶”，美国的教养院如是，澳大利亚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上的流犯制度也如是。1865年，帕默斯顿勋爵内阁宣布，流犯制度将于3年内结束，1868年1月10日，最后一条驶往澳大利亚的流犯船抵达澳洲海岸卸下了最后一批流犯。这离菲利普船长的第一舰队在悉尼湾锚泊，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

今天，流犯时代留下的监狱遗址，对于仅有200多年文字史的澳大利亚来说，就是他们自己的帕特农神庙，正像罗伯特•休斯所说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佩斯敦神庙和达豪集中营之合璧”。而如同噩梦一般存在于流犯脑海中的范迪门斯地，现在也换了一个颇为文艺的名字——塔斯马尼亚。边沁们设计的监狱的断壁残垣依旧在“绿色地毯般的草皮中”影影绰绰。然而，又有多少导游会如同罗伯特•休斯那样，向游客细述流犯们曾经不堪回首的遭遇？罗伯特•休斯说，直到今天，澳大利亚都没有为亚瑟•菲利普和他率领而来的第一批流犯树立纪念性建筑，所以，是不是大多数人仍像《远大前程》里皮普所认为的那样，应该像所有绅士一样对流犯及其历史给予坚决的鄙视和抛弃？这些问题，或许才是每一个想要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