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是我吗读后感摘抄

《此生是我吗》是一本由刘苇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2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此生是我吗》读后感(一)：书名很文艺，跟刘苇本人好搭哦

回首过往，你会用怎样的词来描述呢？身边人又是如何形容你的呢？

印象中的刘苇过着简单、诗意的人生，而阅读、电影、写作成就了他。在我眼里，这是幸福的人才有的生活，细细想来，也真是一种奢望。

在他担任《相伴到黎明》节目的时候，听他推荐书，那种对作家、对优秀文学作品信手拈来的感觉，着实透着一股安逸劲儿。

在他的文字里，也会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对他的人生有一丝丝羡慕与嫉妒。

这本书看来也是他的人生大作吧！一周年了，好怀念有他在《相伴到黎明》的日子。

哪里能买到书啊？好像都木有地方卖诶

《此生是我吗》读后感(二)：空濛的灵魂

第一部分是影介，每一部提到的电影都是作为心理电影对待。单是阅读电影的名字，也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份略显沉重的单子，他始终注视着爱与死，并且不被它们诱惑。因此而拥有空濛的灵魂。简洁中有深思。对意象的解析即是证据。

第二部分是书介。一片清新深远的世界。他审视他人的内心，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谛听自己的心曲。

第三部分则是生活随笔。

我看到总是有一些人，踏上孤独的寻找永恒的道路。毫不畏惧这条道路上的严酷性与神秘性。如果可以的话，在他们出发前我总是要劝阻他们，感到不认可。我这样做是不是错了？我不是一个享乐主义，因为吃过一些苦，就直觉地避免再吃苦。避免烦恼。但真理总是会自己显现出来的，树的命运我们是不得抗拒的。

这个时代容不下什么呢？我想末世感是容不下的。他的心灵也像自己所关注的影片中的人物心理一样，在出走，寻找。是追寻，也是迷失。因此他是背向时代的。也难怪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此生是我吗？

他穿梭在自己的精神净土与世间凡俗事物之间，也许有点无奈，但一定保持了自己的从容优雅。他从不曾显露出孤独的情绪。因为在不断追问和思索的过程中，他得以把自己的心灯捻亮。

也许未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文人式的平凡人。这是他们自己的福。

《此生是我吗》读后感(三)：给刘先生的情书

刘老师，又到你的生日。

我在书店闲逛，遇见你的书，又一次，真巧。

这篇文章是去年此时写的，送给你。

我只是你众多朋友中的一个，也许像序言里说的，自以为对你而言也是重要而可贵的。

没办法，喜欢写作的人总是有一些隐蔽的多情。

谢谢你，给过我们的温暖，理解和善意。

我始终记得，那年我准备来北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待着我。在淮海中路，过马路，回头，与你告别，你在对面向我挥手。

*

昨天是刘老师的生日。我问，死去的人也能用生日吗？朋友说，用诞辰吧。不过只有伟人才能用诞辰。不对，我说，普通人也可以用诞辰。

以前每一年，我都会给刘老师发短信，祝他生日快乐。去年用的是微博私信。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发过去，说还好没有把你的生日忘了。他回，谢谢啦，我自己却忘了。怎么可能，我说，难道今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祝你生日快乐吗？没有啊，他回，失败吧。

他应该是在开玩笑。因为刘老师身上没有这种失败感。刚刚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倒是被失败感浸透了。大概是四五年前吧，我大学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一年，受不了了，辞职回家。哪儿都不去什么都不干，每天就在家看书写字又过一年。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和家里人说，家里人烦，其实也是无奈，他们只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哪天才能从这种莫名其妙的停滞里恢复过来，继续工作。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不是那种虚假的，出于惯性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而是触到核心。但是除了吃饭，穿衣，干活，睡觉，生活着的人不关心什么是核心。

那个时期可能是我长大以后，度过的最孤独最偏执的日子。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段充分的时间用来看书，把最初学习写作时那种不自觉的，喷涌而出的杂质倾吐干净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真的太孤独了。每天爸妈上班去了，我就坐在客厅里，搬一把椅子，搁在书桌前。翻开前一天没读完的书，非常认真地，一边读一边做笔记。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正在各大公司上班，为自己积累前程。那一年还发生了汶川地震。几天以后，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公司正在默哀。我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人，望着灰蒙蒙的窗外。

觉得自己是一只彻底失去集体的怪兽。后来在聊天里，刘老师很多次跟我说，人的一生，要尽力摆脱集体大生产对自己的消磨。我深有体会。但这种体会是复杂的，它不是光有好的一面，让人从那种无意识的劳动和损耗中解脱出来，也会在漫长的生活里，像一根针那样扎着你，带给你尖锐和危险的刺痛。你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被孤立了，不是被哪个具体的人或者群体，而是那种安全的，舒适的，被大多数人认同和接纳的境况离你而去，不再像一层薄膜那样裹覆着你，给你保护。

现在，我更清楚那样的感觉是什么，也知道人要从常规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差不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但是当时，因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指引，我只会非常固执地和一些东西对立，听到周围的声音，甚至自己的声音一点点消失。在那一长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和人交流，只求助于书本和自己的内心。但是这两样东西太脆弱，有的时候又太虚无。还能像一根绳索那样给我一点点外力的，是一个叫做“子夜书社”的电台节目，每个星期天凌晨开始，播三个钟头，主持人和嘉宾一起聊书聊电影。刘老师就是那三个嘉宾里的一个。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们聚坐聊天的氛围。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离开上海以后，不听那个节目也已经两三年。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它一直像一块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小石头，有磁力的，密度很大，把一些相似的人吸引到一起。从本质上说，这些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不满足于用这个时代糟糕的价值标准填满生活。他们相信，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以外，还会有一个真正的世界，那里或许不存在时间，过去与未来平行，一切都是永恒。那里的人也不重视房子车子，这些微小到无足轻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看重灵魂和精神的高度。

直到今天，我身上都留着节目投下的影子。看到《黑塞画传》，我会说，啊，刘老师的节目里介绍过的，我记得是有一年的春节。说到托马斯•曼，我又说，书社花好长时间读过《魔山》。再有谁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一点被行刑前的场面，我会想到第一次听到，是做无业游民的那一年在马路上走，耳朵里塞着MP3，风大扬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收音机前最普通的听众，我预感自己有一天会和他们认识。

后来就真的认识了。我给书社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取名“给刘先生的情书”，开玩笑的。因为在一次节目里，刘老师读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他普通话不标准，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发音，前两天微博上还有人调侃，说正在看他推荐过的《爱，死于冬季》，其实根本是“始于冬季”。所以他很少朗诵。但那一次，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饱含激情，念了一长段书。我确实被打动了。不是被他这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热爱读书的中年人。而是被某种现实生活里难以寻觅的光芒。我戏仿以前看过的，萨冈写给萨特的情书，其实是一位年轻作家对前辈作家的尊重和敬仰，也给刘老师写了一封，发到他们的公共邮箱，署名“一位听众”。在年末节目总结的时候，主持人把这件事拿出来取笑他，说刘先生今年收到一封情书哟。其实我写过就算，在和刘老师认识以后的几年里，从没有想过要告诉他，那封信是我写的。

还有一封是工作邮件。那年开春，我忽然醒过来，觉得一个人面壁太久了，我需要透透气，重新接触活生生的人。于是去了一家小杂志社，做的是那种不需要花钱买，直接给你寄到家里的DM杂志。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失败感还是很严重。每次跟人约采访，都说没听说过我们杂志，在电话里问好几遍。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有没有人读，做完一期就像石沉大海。我对自己说，别管那么多，认真把内容做好，总会有价值。不去想如果整个方向是错的，越努力是不是越可笑。

我请刘老师帮我写阅读专栏。其他版面，没有采访资源，就到处参加活动，结束后冲到台上，请那些导演，作家，艺术家接受我的访问。每一次文章写完，把杂志装进袋子寄给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愧疚。如果我们的杂志更牛逼就好了，我想，不要随手翻几页就有错别字浮上来，内容和排版再专业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对他们托付给我的信任有所辜负，哪怕只是瞬间。

夏天，刘老师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诗集发布会。是的，他是一个诗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颗诗人的心。二十几岁的时候，刘老师也写小说，直到有一天读到孙甘露，发现自己绞尽脑汁表达不清楚的，早就被另一个同龄人用最优美的语言说尽了。因此他一生推崇孙甘露，也放弃小说，改写评论。而诗是灵魂里的东西。也许他觉得自己写不出好句子，有时贴在博客上，会在留言里自嘲。但这不妨碍他有诗人的眼光和心灵。那天发布的诗集里，没有刘老师自己写的，全是他欣赏的其他诗人，他给他们做编辑。我到得很早，坐在会场外的露天平台上，后来又进房间听他们读诗。刘老师跑过来和我说话，高高瘦瘦，到肩膀的长头发，额头光光戴个眼镜。你好啊，他说，我今天是主人，要招呼大家，所以如果冷落了你，别介意。

那天我觉得很快乐，是那种深刻的快乐，好像终于触碰到某种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种感觉很奇怪，快乐怎么能又感性又深刻。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傍晚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几点钟在哪个站台等车。仔细想想，几乎每次和刘老师见面，我都记得自己穿了什么，因为心情是愉快的，记忆的每一个细节就变得清晰。而这种愉快又那么短暂，不会有日复一日的生活把它冲淡。

我和刘老师见面从不频繁，几个月一次，约着吃饭，饭后去喝咖啡。都是他先到，给我短信，叫我别着急，慢慢来。等我满头大汗赶过去，远远就看见他鹤立鸡群站在人堆里，穿一件西装，手里拿一本书或者别的什么，微微笑。吃饭都是他请我，趁我不注意把账结了，我和他抢，他就说，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有一次同桌的人里有法语翻译家马老师，还有其他我不熟悉的朋友，刘老师就指指身边的座位，说，你坐这里。怕我认生。吃到一半，他又悄悄跑去结账。马老师说，让他去，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傻瓜，喜欢买单，那还不开心吗。

他请我吃饭，我就请他喝咖啡，他出大钱，我出小钱。喝咖啡的时候，刘老师坐定了，觉得心里安静，就从斜背的包里掏出烟斗。他博客的头像也是烟斗，马格利特画的，下面写着几个字：这不是一支烟斗。有一次刘老师给我寄书，拿在手上，有一股很香的香。也不是饭菜，也不是香水，想来想去都不能在嗅觉的坐标里定位，难受死了。跑去问刘老师，他终于想起来，书在装烟丝的包里放过。我想他会变成那种典型的上海老克勒，住洋房，坐汽车，戴礼帽，拄拐杖，叼烟斗，听音乐，讲究吃食，也爱喝咖啡。如果时间容许他变老。

绝无仅有的一次，我跟刘老师到南京去，同行的还有马老师和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为某本书做宣传。几个人说好，在火车站入口那三个大字下面等。上了火车，发现前一天买的票座位不在一块儿，刘老师让我跟人换。我不好意思，开不了口，那个时候，凡是无端端要求人的事情，我都做不来。刘老师让我坐好，自己走过去，笑嘻嘻和人说几句，很快就换到了座位。我也知道自己纠结。你的状态太紧张了，刘老师说，放轻松。

在南京先锋书店做讲座。桌子上铺开了一整个系列的书，几十本。讲座结束让读者过来挑喜欢的，免费带走。所有人蜂拥而上。我站在边上看着。刘老师抢了几本塞给我，里面有孙甘露的《今日无事》。我说没关系，这次带的书不多，先给他们吧，那个编辑说回去给我寄。刘老师说，哎，她一忙一转身就忘了说过什么了。后来确实是没收到。

第二天在湖边逛，聊着聊着，说到人的成长。刘老师说，有几次和以前的同学聚会，看有些人，几十年来就好像没长过。而他自己，早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每过几年就更新一次。那时我不是完全理解这些话，后来经过了更多事情，有了更多的“每过几年”，我也终于体会到，自己和从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我忘了那次有没有去鸡鸣寺，应该去了，因为走到半途刘老师忽然不见了，过一会儿又钻出来，说是去烧了个香，求菩萨保佑马老师身体健康。

那几年的谈话里，我们很少说到生活。有三年多，我都不知道刘老师家住哪里，有没有结婚，生过几个孩子。后来才了解到一点点他生活的切片，但仍然不是重心。有时候他也会关心我的工作和感情，但都用那种豁达的语气，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多事的时候，等过了三十多岁，一切会安定下来。他多次说到不要忤逆命运，要顺流而行，凡事就会很顺利了。我那时很犟，问顺利有什么用，难道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追求和抵抗，仅仅是为了顺应生活吗？刘老师说，别那么累。让我想起有一次书社讲埃梅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最后一名》，写一个傻愣愣的人参加自行车比赛，每年都去，每年都是最后一名。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的眼睛也快瞎了，还是没有丧失信心，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会赶上去的。有人赞赏他的精神，轮到刘老师，他说，放弃吧，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天赋。

又一年后，我决定换工作。刘老师告诉我，有一个杂志社在招聘，让我去试试。他大概觉得我很厉害，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应聘编辑哦，过去跟他们说，直接做主编。我大笑。后来我离开上海，搬去北京，工作的楼层里有一家文学杂志。刘老师又说，你去敲主编的门，就说以后要在他们那里发表文章。我又笑。其实凭我的性格，根本做不出这样的事，在工作上更无野心。好在我志不在此，我这样安慰自己，听上去也像没有竞争力的托辞。

听说我也写小说，刘老师让我寄给他看。我发了一篇几年前的，他回信说非常好。我想他大概是客气。又拿给另一个朋友看，朋友说非常不好，语速太快，密度太大，看得他像被子弹砰砰砰射。气得我把稿子撕了扔进垃圾桶。刘老师说帮我问问有什么杂志可以发表，我说算了，以前写的都不好，以后重写。过大半年又写两篇，这一次刘老师不客气了。他说，你太清楚自己要写什么了，像站在终点往回写，故事在没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这样的小说是一潭死水。我不服气，把小说寄到台湾参加文学奖，得奖了。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很高兴，除了家里人，第一个就告诉他。不是要气气他，而是在这件我唯一看重又没什么信心的事情上第一次得到肯定，我想和他分享。他也高兴，问我有没有成就感。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是说那种膨胀的感觉吗，好像没有太多。还是会有一点点，他说，微微的新异感。你现在状态不错，跟以前不一样了。

去年十一，我最后一次见他，约在复兴中路的露天咖啡馆。我不记路，如果你第二天问我前一天在哪里喝的咖啡，也许我已经忘了。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从朋友家回来，坐一辆陌生的车，经过复兴中路时忽然一个大转，把一排阳光里的咖啡馆洒到我面前，我才想起来，这不是我和刘老师见面的地方吗？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我穿了一件布满星云的衣服，胸怀宇宙地坐在那里。他像往常一样，瘦瘦的，和周围空气有点格格不入地来了，手上提了两瓶果酱。他说附近正在办法国食品节。那可能是他最向往的国家，有他热爱的法国电影。我们说起即将到来的台湾之行。他也要去台湾，比我早一星期，只因为有一天读书时忽然发现，书里印着的那些中国古画都收藏在台北故宫，不甘心，要去看一看。我问他，觉得自己这两年有什么变化。他移开目光，想了想，像开玩笑那样轻轻地又有点疲惫地说，老了。

刘老师出书不多。他自己写的，只有两本，都是评论，书评，影评，诗评。不知道是不是他发自内心最渴望写出的文本。其中一本叫《四月的奥德赛》，国营书店的营业员不知道奥德赛是何许人物，不知道他曾经失去身份，寒风赤日地在孤岛与孤岛之间漂游了多久，只看看名字，就随便归类到外国文学的书架上，让刘老师很生气。他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洞悉一切，有的时候又好像与生活隔着什么，对这种最寻常的庸俗感到陌生。和书名一样，他患病离开也是在四月，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天。

我的朋友说，你看，刘老师是多好的一个人，就连生病也不告诉别人，所以他留给你的永远是最好的印象。我去翻子夜书社的微博，发现他在病重不能做节目的时候对听众说，他正四处云游，要在深山住一段时间，去除尘闹，还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我的朋友又说，他这辈子想做一个好作家，这个念头因为孙甘露打消了，你以为他就不想了？艺术家都想获得神助，他还会回来的，下辈子再写。

那天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接近一个不可能的词语：平静。我觉得平静，虽然在哭，但不痛苦。我只是接受了，说，哦，是这样，然后流下眼泪。也觉得感激，在有限的生命里，在这一辈子，让我认识刘老师，虽然只有那么十几次的见面，但是已经很满足了。就像他以前说，他有很多朋友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人笑他是花花公子。但他看她们，就像天边的云，或者天上的星星，只要远远地遥望就觉得很美好了。

是啊。我曾经梦见刘老师来北京看我，拖着一个小旅行箱。进了房间，屋顶好像特别高，白白的，他在下面站着。看到我一切都好，就说要走了，又拖着箱子出去。我在那条狭长深灰的小路上送他。读黑塞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这样一条小路，黑塞给我的感觉和刘老师有点相像。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他在我生命里的角色，我会说有一天我从梦里醒来，突然浮现的那个词：保护者，或者，引路人。

生命太庞大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能够说清楚呢。我只是知道，我们不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我希望自己不要有来世，觉得做人太苦，做一阵风一棵树一朵花也比做人好。但是如果一定要做人的话，我愿意再与刘老师相遇，再和他聊天说话做朋友。不过，如果时间是平行的，一切随时都在发生，说不定在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相逢。

《此生是我吗》读后感(四)：给刘先生的情书

刘老师，又到你的生日。

我在书店闲逛，遇见你的书，又一次，真巧。

这篇文章是去年此时写的，送给你。

我只是你众多朋友中的一个，也许像序言里说的，自以为对你而言也是重要而可贵的。

没办法，喜欢写作的人总是有一些隐蔽的多情。

谢谢你，给过我们的温暖，理解和善意。

我始终记得，那年我准备来北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待着我。在淮海中路，过马路，回头，与你告别，你在对面向我挥手。

*

昨天是刘老师的生日。我问，死去的人也能用生日吗？朋友说，用诞辰吧。不过只有伟人才能用诞辰。不对，我说，普通人也可以用诞辰。

以前每一年，我都会给刘老师发短信，祝他生日快乐。去年用的是微博私信。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发过去，说还好没有把你的生日忘了。他回，谢谢啦，我自己却忘了。怎么可能，我说，难道今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祝你生日快乐吗？没有啊，他回，失败吧。

他应该是在开玩笑。因为刘老师身上没有这种失败感。刚刚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倒是被失败感浸透了。大概是四五年前吧，我大学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工作了一年，受不了了，辞职回家。哪儿都不去什么都不干，每天就在家看书写字又过一年。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和家里人说，家里人烦，其实也是无奈，他们只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哪天才能从这种莫名其妙的停滞里恢复过来，继续工作。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不是那种虚假的，出于惯性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而是触到核心。但是除了吃饭，穿衣，干活，睡觉，生活着的人不关心什么是核心。

那个时期可能是我长大以后，度过的最孤独最偏执的日子。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段充分的时间用来看书，把最初学习写作时那种不自觉的，喷涌而出的杂质倾吐干净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真的太孤独了。每天爸妈上班去了，我就坐在客厅里，搬一把椅子，搁在书桌前。翻开前一天没读完的书，非常认真地，一边读一边做笔记。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正在各大公司上班，为自己积累前程。那一年还发生了汶川地震。几天以后，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公司正在默哀。我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人，望着灰蒙蒙的窗外。

觉得自己是一只彻底失去集体的怪兽。后来在聊天里，刘老师很多次跟我说，人的一生，要尽力摆脱集体大生产对自己的消磨。我深有体会。但这种体会是复杂的，它不是光有好的一面，让人从那种无意识的劳动和损耗中解脱出来，也会在漫长的生活里，像一根针那样扎着你，带给你尖锐和危险的刺痛。你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被孤立了，不是被哪个具体的人或者群体，而是那种安全的，舒适的，被大多数人认同和接纳的境况离你而去，不再像一层薄膜那样裹覆着你，给你保护。

现在，我更清楚那样的感觉是什么，也知道人要从常规的生活里挣扎出来，差不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但是当时，因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指引，我只会非常固执地和一些东西对立，听到周围的声音，甚至自己的声音一点点消失。在那一长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和人交流，只求助于书本和自己的内心。但是这两样东西太脆弱，有的时候又太虚无。还能像一根绳索那样给我一点点外力的，是一个叫做“子夜书社”的电台节目，每个星期天凌晨开始，播三个钟头，主持人和嘉宾一起聊书聊电影。刘老师就是那三个嘉宾里的一个。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们聚坐聊天的氛围。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离开上海以后，不听那个节目也已经两三年。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它一直像一块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小石头，有磁力的，密度很大，把一些相似的人吸引到一起。从本质上说，这些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不满足于用这个时代糟糕的价值标准填满生活。他们相信，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以外，还会有一个真正的世界，那里或许不存在时间，过去与未来平行，一切都是永恒。那里的人也不重视房子车子，这些微小到无足轻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看重灵魂和精神的高度。

直到今天，我身上都留着节目投下的影子。看到《黑塞画传》，我会说，啊，刘老师的节目里介绍过的，我记得是有一年的春节。说到托马斯•曼，我又说，书社花好长时间读过《魔山》。再有谁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一点被行刑前的场面，我会想到第一次听到，是做无业游民的那一年在马路上走，耳朵里塞着MP3，风大扬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收音机前最普通的听众，我预感自己有一天会和他们认识。

后来就真的认识了。我给书社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取名“给刘先生的情书”，开玩笑的。因为在一次节目里，刘老师读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他普通话不标准，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发音，前两天微博上还有人调侃，说正在看他推荐过的《爱，死于冬季》，其实根本是“始于冬季”。所以他很少朗诵。但那一次，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饱含激情，念了一长段书。我确实被打动了。不是被他这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热爱读书的中年人。而是被某种现实生活里难以寻觅的光芒。我戏仿以前看过的，萨冈写给萨特的情书，其实是一位年轻作家对前辈作家的尊重和敬仰，也给刘老师写了一封，发到他们的公共邮箱，署名“一位听众”。在年末节目总结的时候，主持人把这件事拿出来取笑他，说刘先生今年收到一封情书哟。其实我写过就算，在和刘老师认识以后的几年里，从没有想过要告诉他，那封信是我写的。

还有一封是工作邮件。那年开春，我忽然醒过来，觉得一个人面壁太久了，我需要透透气，重新接触活生生的人。于是去了一家小杂志社，做的是那种不需要花钱买，直接给你寄到家里的DM杂志。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失败感还是很严重。每次跟人约采访，都说没听说过我们杂志，在电话里问好几遍。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有没有人读，做完一期就像石沉大海。我对自己说，别管那么多，认真把内容做好，总会有价值。不去想如果整个方向是错的，越努力是不是越可笑。

我请刘老师帮我写阅读专栏。其他版面，没有采访资源，就到处参加活动，结束后冲到台上，请那些导演，作家，艺术家接受我的访问。每一次文章写完，把杂志装进袋子寄给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愧疚。如果我们的杂志更牛逼就好了，我想，不要随手翻几页就有错别字浮上来，内容和排版再专业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对他们托付给我的信任有所辜负，哪怕只是瞬间。

夏天，刘老师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诗集发布会。是的，他是一个诗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颗诗人的心。二十几岁的时候，刘老师也写小说，直到有一天读到孙甘露，发现自己绞尽脑汁表达不清楚的，早就被另一个同龄人用最优美的语言说尽了。因此他一生推崇孙甘露，也放弃小说，改写评论。而诗是灵魂里的东西。也许他觉得自己写不出好句子，有时贴在博客上，会在留言里自嘲。但这不妨碍他有诗人的眼光和心灵。那天发布的诗集里，没有刘老师自己写的，全是他欣赏的其他诗人，他给他们做编辑。我到得很早，坐在会场外的露天平台上，后来又进房间听他们读诗。刘老师跑过来和我说话，高高瘦瘦，到肩膀的长头发，额头光光戴个眼镜。你好啊，他说，我今天是主人，要招呼大家，所以如果冷落了你，别介意。

那天我觉得很快乐，是那种深刻的快乐，好像终于触碰到某种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种感觉很奇怪，快乐怎么能又感性又深刻。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傍晚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几点钟在哪个站台等车。仔细想想，几乎每次和刘老师见面，我都记得自己穿了什么，因为心情是愉快的，记忆的每一个细节就变得清晰。而这种愉快又那么短暂，不会有日复一日的生活把它冲淡。

我和刘老师见面从不频繁，几个月一次，约着吃饭，饭后去喝咖啡。都是他先到，给我短信，叫我别着急，慢慢来。等我满头大汗赶过去，远远就看见他鹤立鸡群站在人堆里，穿一件西装，手里拿一本书或者别的什么，微微笑。吃饭都是他请我，趁我不注意把账结了，我和他抢，他就说，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有一次同桌的人里有法语翻译家马老师，还有其他我不熟悉的朋友，刘老师就指指身边的座位，说，你坐这里。怕我认生。吃到一半，他又悄悄跑去结账。马老师说，让他去，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傻瓜，喜欢买单，那还不开心吗。

他请我吃饭，我就请他喝咖啡，他出大钱，我出小钱。喝咖啡的时候，刘老师坐定了，觉得心里安静，就从斜背的包里掏出烟斗。他博客的头像也是烟斗，马格利特画的，下面写着几个字：这不是一支烟斗。有一次刘老师给我寄书，拿在手上，有一股很香的香。也不是饭菜，也不是香水，想来想去都不能在嗅觉的坐标里定位，难受死了。跑去问刘老师，他终于想起来，书在装烟丝的包里放过。我想他会变成那种典型的上海老克勒，住洋房，坐汽车，戴礼帽，拄拐杖，叼烟斗，听音乐，讲究吃食，也爱喝咖啡。如果时间容许他变老。

绝无仅有的一次，我跟刘老师到南京去，同行的还有马老师和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为某本书做宣传。几个人说好，在火车站入口那三个大字下面等。上了火车，发现前一天买的票座位不在一块儿，刘老师让我跟人换。我不好意思，开不了口，那个时候，凡是无端端要求人的事情，我都做不来。刘老师让我坐好，自己走过去，笑嘻嘻和人说几句，很快就换到了座位。我也知道自己纠结。你的状态太紧张了，刘老师说，放轻松。

在南京先锋书店做讲座。桌子上铺开了一整个系列的书，几十本。讲座结束让读者过来挑喜欢的，免费带走。所有人蜂拥而上。我站在边上看着。刘老师抢了几本塞给我，里面有孙甘露的《今日无事》。我说没关系，这次带的书不多，先给他们吧，那个编辑说回去给我寄。刘老师说，哎，她一忙一转身就忘了说过什么了。后来确实是没收到。

第二天在湖边逛，聊着聊着，说到人的成长。刘老师说，有几次和以前的同学聚会，看有些人，几十年来就好像没长过。而他自己，早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每过几年就更新一次。那时我不是完全理解这些话，后来经过了更多事情，有了更多的“每过几年”，我也终于体会到，自己和从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我忘了那次有没有去鸡鸣寺，应该去了，因为走到半途刘老师忽然不见了，过一会儿又钻出来，说是去烧了个香，求菩萨保佑马老师身体健康。

那几年的谈话里，我们很少说到生活。有三年多，我都不知道刘老师家住哪里，有没有结婚，生过几个孩子。后来才了解到一点点他生活的切片，但仍然不是重心。有时候他也会关心我的工作和感情，但都用那种豁达的语气，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多事的时候，等过了三十多岁，一切会安定下来。他多次说到不要忤逆命运，要顺流而行，凡事就会很顺利了。我那时很犟，问顺利有什么用，难道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追求和抵抗，仅仅是为了顺应生活吗？刘老师说，别那么累。让我想起有一次书社讲埃梅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最后一名》，写一个傻愣愣的人参加自行车比赛，每年都去，每年都是最后一名。直到孩子长大成人，自己的眼睛也快瞎了，还是没有丧失信心，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会赶上去的。有人赞赏他的精神，轮到刘老师，他说，放弃吧，既然知道自己没有天赋。

又一年后，我决定换工作。刘老师告诉我，有一个杂志社在招聘，让我去试试。他大概觉得我很厉害，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应聘编辑哦，过去跟他们说，直接做主编。我大笑。后来我离开上海，搬去北京，工作的楼层里有一家文学杂志。刘老师又说，你去敲主编的门，就说以后要在他们那里发表文章。我又笑。其实凭我的性格，根本做不出这样的事，在工作上更无野心。好在我志不在此，我这样安慰自己，听上去也像没有竞争力的托辞。

听说我也写小说，刘老师让我寄给他看。我发了一篇几年前的，他回信说非常好。我想他大概是客气。又拿给另一个朋友看，朋友说非常不好，语速太快，密度太大，看得他像被子弹砰砰砰射。气得我把稿子撕了扔进垃圾桶。刘老师说帮我问问有什么杂志可以发表，我说算了，以前写的都不好，以后重写。过大半年又写两篇，这一次刘老师不客气了。他说，你太清楚自己要写什么了，像站在终点往回写，故事在没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这样的小说是一潭死水。我不服气，把小说寄到台湾参加文学奖，得奖了。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很高兴，除了家里人，第一个就告诉他。不是要气气他，而是在这件我唯一看重又没什么信心的事情上第一次得到肯定，我想和他分享。他也高兴，问我有没有成就感。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是说那种膨胀的感觉吗，好像没有太多。还是会有一点点，他说，微微的新异感。你现在状态不错，跟以前不一样了。

去年十一，我最后一次见他，约在复兴中路的露天咖啡馆。我不记路，如果你第二天问我前一天在哪里喝的咖啡，也许我已经忘了。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从朋友家回来，坐一辆陌生的车，经过复兴中路时忽然一个大转，把一排阳光里的咖啡馆洒到我面前，我才想起来，这不是我和刘老师见面的地方吗？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我穿了一件布满星云的衣服，胸怀宇宙地坐在那里。他像往常一样，瘦瘦的，和周围空气有点格格不入地来了，手上提了两瓶果酱。他说附近正在办法国食品节。那可能是他最向往的国家，有他热爱的法国电影。我们说起即将到来的台湾之行。他也要去台湾，比我早一星期，只因为有一天读书时忽然发现，书里印着的那些中国古画都收藏在台北故宫，不甘心，要去看一看。我问他，觉得自己这两年有什么变化。他移开目光，想了想，像开玩笑那样轻轻地又有点疲惫地说，老了。

刘老师出书不多。他自己写的，只有两本，都是评论，书评，影评，诗评。不知道是不是他发自内心最渴望写出的文本。其中一本叫《四月的奥德赛》，国营书店的营业员不知道奥德赛是何许人物，不知道他曾经失去身份，寒风赤日地在孤岛与孤岛之间漂游了多久，只看看名字，就随便归类到外国文学的书架上，让刘老师很生气。他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洞悉一切，有的时候又好像与生活隔着什么，对这种最寻常的庸俗感到陌生。和书名一样，他患病离开也是在四月，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天。

我的朋友说，你看，刘老师是多好的一个人，就连生病也不告诉别人，所以他留给你的永远是最好的印象。我去翻子夜书社的微博，发现他在病重不能做节目的时候对听众说，他正四处云游，要在深山住一段时间，去除尘闹，还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我的朋友又说，他这辈子想做一个好作家，这个念头因为孙甘露打消了，你以为他就不想了？艺术家都想获得神助，他还会回来的，下辈子再写。

那天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接近一个不可能的词语：平静。我觉得平静，虽然在哭，但不痛苦。我只是接受了，说，哦，是这样，然后流下眼泪。也觉得感激，在有限的生命里，在这一辈子，让我认识刘老师，虽然只有那么十几次的见面，但是已经很满足了。就像他以前说，他有很多朋友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人笑他是花花公子。但他看她们，就像天边的云，或者天上的星星，只要远远地遥望就觉得很美好了。

是啊。我曾经梦见刘老师来北京看我，拖着一个小旅行箱。进了房间，屋顶好像特别高，白白的，他在下面站着。看到我一切都好，就说要走了，又拖着箱子出去。我在那条狭长深灰的小路上送他。读黑塞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这样一条小路，黑塞给我的感觉和刘老师有点相像。如果要找一个词形容他在我生命里的角色，我会说有一天我从梦里醒来，突然浮现的那个词：保护者，或者，引路人。

生命太庞大了，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能够说清楚呢。我只是知道，我们不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我希望自己不要有来世，觉得做人太苦，做一阵风一棵树一朵花也比做人好。但是如果一定要做人的话，我愿意再与刘老师相遇，再和他聊天说话做朋友。不过，如果时间是平行的，一切随时都在发生，说不定在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相逢。